翻开中文翻译的西方史书，你会发现，“暴君”两个字可谓是史不绝书，相应的，“暴政”、“毒菜”等字眼也如影随形，所在多有。难道，西方历史上也充斥着像大锅夏桀商纣那样鱼肉百姓作威作福杀人活人的残暴君主吗？问题在于，西方的“暴君”，和东方的暴君，真的是一回事吗？

翻译的锅？

近代以来，为了把西方学术资料翻译成中文，可以说译者们花了很大的力气，为了翻译一个个原本在中文中压根找不到对应词甚至相应概念的全新词汇，中国的翻译家们不仅采取了拿来主义，直接使用日本翻译的汉字，也不得不找一些相近的字进行似是的“模仿”原意。

比如liberty一词，秦制时代从来没有任何一丁点个人自由、政治自由的概念，一开始也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翻译，严复也只能将其翻译为自繇（通“由”），取自明朝小说《东周列国志》中，周宣王斥责臣下曰: “怠弃朕命，行止自繇，如此不忠之臣，要他何用!”原文意为自作主张，目无尊长，和西方的“自由”没有一丁点关系。严复也知道这个翻译太过牵强附会，故而最初《论自由》的书名是《群己权界论》，算是有那么点意思了。

这样的翻译问题存在于很多地方。“暴君”似乎也是这个问题。

众所周知，“暴君”一词的古希腊文为tyrant，严格来说，这个词的意思是指那些没有正当王权（通过血缘或神系的传承），却实际上通过各种手段，拥有相当于国王权威的人物。因此，对这个词准确的翻译只能是“僭主”，指僭越的，“非法”取得王位的。还有一个原因在于，无论僭主是好是坏，是仁慈还是残暴，是能干还是懦弱，古希腊人一律称之为“tyrant”。

很有可能，一个“tyrant”很有可能富有才干，能力突出且为城邦做出巨大贡献，比如雅典的庇西特拉图，叙拉古的阿加托克利斯，狄奥尼修斯等才干卓著的一代枭雄。

但和非常善于感恩的秦制子民不同，在古希腊人眼中，一日僭主终身僭主，一人僭主全家僭主，雅典流传着一句著名的言论：

如果杀死僭主的人在全希腊都找不到庇护所，他至少可以在雅典避难。

雅典人对僭主的态度和他们对僭主采取的行动如出一辙，为城邦的辉煌奠定基础的庇西特拉图死后，雅典人就“白眼狼”一样忘记了“先王”的伟大功绩，不仅没有鞍前马后做牛做马的为“绍续大业”的“幼主”效劳，也没有争相为了规谏“幼主”的不当行为而“慷慨赴死”，反而在“先王”“驾崩”后没多少年，就刺杀了他的一个儿子，另一个儿子也在不久后被流放。

这样还不算完，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雅典人甚至对“弑君”的行为大吹大擂，称之为诛戮暴君，the Tyrannicides，雅典人还为“刺杀暴君者”塑像，这样的乱臣贼子在雅典享受着公民们所赐予的最高的敬意。

是不是很熟悉？

在亚得里亚海的另一边，罗马人也是如此歌颂驱逐暴君塔克文的布鲁图斯的，他们甚至将布鲁图斯称为“祖国之父”，因为他驱逐了国王，使罗马共和国的诞生成为了可能。可以看到，罗马人比希腊人更进一步，塔克文从血统和法律上来说，是合法的君主，但一样被罗马人深恶痛绝，于是索性彻底废除了君主制度。

以上西方暴君和东方暴君的第一个区别，对古希腊-罗马人来说，僭主通过不正当程序获取国王权威，是一种违反法律精神的行为，僭主是通过践踏法律而称为僭主的。因此是对法律和自由的巨大威胁，必欲除之而后快。

而在秦制时代，根本没有类似的概念，而是有着某种自我循环的封闭逻辑：一个人能通过暴力拿下整个天下，说明“道德”、天意和民望是站在此人这边的，于是这人就自然获取了称帝的合法性。

这样一个闭环逻辑在大锅语境中是无懈可击的，因此所谓的法律程序、正统宣称都是无关紧要的。这也导致了这样一个现象：西方中世纪的王室都很讲究血统，很少有农民起义称王称帝的事情发生，这也被不少锅人认定是秦制社会阶层流动更“自由”的铁证。

而这背后只有一个原因：秦制皇位始终是暴力抢夺的战利品，没有理性法律下的程序正义要求，也没有暴力以外的任何因素能对皇位的归属起到任何有效的作用。

东西方君主的直接对比

除了定义上的不同，东西方对暴君的概念，也可以很容易从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过程中看出。

传统的马其顿国王，其实延续了印欧人弱势王权的传统，即国王要大大受制于部落长老组成的贵族议事会。在马其顿，国王只不过是同僚中的第一人。国家军队的所有重大决定，都需要贵族们一起商议，一起决策。

当然，能力较强的国王自然会拥有更多的权威，但也无法和东方的“同僚”相提并论。比如，马其顿军队曾经要求，国王绝不能在军队缺席的情况下审判（军队）自己的长官。

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征过程中展现出了他无与伦比的能力，所向披靡的战绩令其在军队中有极高的权威，相应的，其自身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同时，他所征服的东方主要国家：埃及、波斯都是千年君主国，这些国家和地区有一整套完整的专制体系。对亚历山大这样的超级政军强人来说，自然无法忍受“受限制”的王权。

于是，他开始学起了波斯大王的派头，堂而皇之的接受东方人所施行的匍匐礼，即整个人趴在地上向大王表示至高的忠顺。但这样的礼节，在希腊人眼中却是不可容忍、令人厌恶的行为。卡利斯提尼直截了当的向亚历山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希腊人只向神下跪，但不向任何人下跪。

亚历山大越来越东方君主化的行为，也让克雷塔斯等马其顿老将看不入眼，也最终导致了亚历山大因为被激怒（克雷塔斯在公开场合辱骂亚历山大）而杀了后者的悲剧。

从这件悲剧，也可以看出东西方君主的区别，在东方，如果有某个廷臣或将领敢于当面如此羞辱帝王的话，那不仅是他，整个家族都有可能身首异处死于非命。而且帝王不会受到任何责难，更不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责备。

但克雷塔斯死后，亚历山大将自己关在大营里数天，饮食不进，深切自责。尽管亚历山大不可避免的东方专制化，但他还是不敢忤逆马其顿-希腊人的强大习惯，让他们像东方人那样充当自己的奴隶。

亚历山大驾崩，继业者战争之后，各个马其顿将领确实成了东方式的君主，但他们的国王权威只能向东方人施展。托勒密王朝始终奈何不了亚历山大里亚暴躁的公民；塞琉古王朝同样头疼安条克、塞琉西亚的暴民们。

也正是在希腊化君主国时期，出现了所谓希腊自由的概念，各个希腊化国王争相以希腊自由的许诺拉拢本土城邦。当然，城邦和城市再也回不到他们最初的自由状态了，他们往往需要向国王纳税，并在重大问题上请示国王，有时候甚至会被带走人质。

希腊自由也因此被认为只有有虚假和表面的自由。但对东方人来说，这样的自由和自治已然是不可想象的了(除了还处在部落自治阶段的民族）。

也正因为如此，后期的拉丁西方将东方化的拜占庭帝国视为软弱的和非西方的。

再来看近代，北美殖民地为什么要造大英的反？只是因为下议院没有代表，无代表不征税。在独立宣言中，他们将立宪内阁下的英国君主称为暴君。而在东方，无论有多么沉重的赋税和劳役，都从来不需要民众代表的同意，他们如何能理解西方人对暴君如此低的忍耐力？

小结

西方暴君和秦制暴君的区别，第一，是翻译造成的问题。望文生义的老毛病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第二点，西方人对君主的耐受力很低，不经过民众同意加税，拥有一支雇佣军，错误的审判了某个人，违反了某些程序，都有可能被视为暴君而遭到刁民的各种反抗，并不断在谈判中丧失原有的权力。

当然，以西方君主所拥有的权力来看，他们也压根没法像东方同僚那样为所欲为，三宫六院数千佳丽更是想都别想。而东方，特别是秦制的君主，只要施行一些向百姓让利一点点毫毛的“仁政”，就会被亿兆子民感恩戴德，山呼万岁。即便为所欲为，也最多被加个不那么好的恶谥而已。

不得不说，如果以西方的“暴君”为标准，那秦制就找不到任何非暴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