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的翻身，往往只在刹那间。

杨喜，本是汉王刘邦麾下籍籍无名的郎中骑将，在楚汉争霸的大背景下，虽然随韩信、灌婴等名将一路征战，但始终未能扬名立万。直至公元前 202 年垓下之战烽烟骤起，项羽兵败乌江亭，杨喜的命运轮盘才悄然转动。

彼时，尽管身处险境，但项羽仍勇悍无比，孤身刺倒了数百人。只是大势已去，追随其侧的，仅有一路突围的二十八骑。相比之下，汉军则拥兵六十万，其中还有不少人是项羽的故人，只是早已转投到汉军阵营，比如汉军骑司马吕马童。为了鼓舞汉军士气，汉王刘邦在开战前还许诺：“谁杀了项羽，即赏千金、封万户侯！”

此刻，项羽苦笑着与吕马童对视，万念俱灰，拔剑自刎。

项羽一倒下，汉军将士瞬间疯狂。杨喜作为其中一员，为了建功立业，也化身成无耻的掠夺者。经过一番你死我活的争抢，他最终于万军之中抢得项羽的一条大腿。

刘邦亦恪守承诺，封杨喜为赤泉侯，与吕马童、吕胜、杨武、王翳等四位同样获得项羽遗体的有功将士一起，载入汉初功臣名录。

由此开始，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因为紧抱项王英雄般的“大腿”，而缔造出一个显赫千年的传奇世家。这就是历史的神奇戏法。

作为小的不能再小的时代微尘，在垓下之战前，关于杨喜的历史记录几乎为零。

《史记》中关于杨喜的记载，也仅有“以郎中骑汉王二年从起杜。属淮阴，后从灌婴，共斩项羽，侯，千九百户”等寥寥数语。

“杜”，就是秦汉时代的杜县，其位置大约在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附近。秦汉之际，这里地处咸阳，可谓是京畿之地。杨喜在此以“郎中骑”的身份追随汉王刘邦，说明在那之前，他就已经从军，进入骑兵部队，拥有一定的实战经验。

“郎中骑”实为“郎中骑将”的简称，最早始于秦。根据《史记》记载，郎中骑“职主皇帝外出时骑从禁卫”。汉初名将樊哙最初追随刘邦时，身份就是汉军中的郎中骑将。而《汉书》中关于百官公卿职分的章节也提到：“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门户,有丞。（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勋。属官有大夫、郎、谒者，皆秦官。又期门、羽林皆属焉……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郎中有车、户、骑三将，秩皆比千石。”也就是说，杨喜在秦朝灭亡前，其身份应该是秦王的“御前侍卫”。

《史记》中，还有如下记载：“夏，四月，诸侯罢戏下兵，各就国。项王使卒三万人从汉王之国。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张良送至褒中，汉王遣良归韩。（张）良因说汉王烧绝所过栈道，以备诸侯盗兵，且示项羽无东意。”

比照刘邦建汉的时间线来看，此处的“四月”，应为汉元年（前206）的夏天。这一年，在项羽的督促下，此前被分封的十八路诸侯王按要求返回封地，各自为政。作为汉王，刘邦也在那次封赏中得到了巴、蜀、汉中等地共四十一县，设国都于南郑（今陕西汉中）。可是，由项羽分封天下，刘邦属实不甘心。

起兵反秦之前，受项羽推戴及控制的“楚怀王”熊心曾与各路将领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言下之意，谁夺下关中，谁就是各路诸侯应该臣服的未来天子。刘邦是反秦联盟中第一个攻入咸阳、灭亡秦朝的诸侯。按照约定，此时的天下共主，理应由他来担任。为此，刘邦在初入咸阳时，就采纳了萧何、张良等人的建议，封锁秦朝宫室、颁布“约法三章”，并对关中的老秦人以礼相待。

然而，等项羽大军到来，楚怀王当初的誓约却如同一阵风。项羽以“怀王者，吾家所立耳”为由，向诸将表示楚怀王没有战功，没有资格主持分封天下的大事。所以，项羽遥尊熊心为“义帝”，自立“西楚霸王”，分封天下。项羽这一举动，无疑是对各路诸侯的背信弃义。

进入咸阳后，项羽还纵火焚烧了秦宫，并让秦朝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人拉着他们的部队到新安（今河南义马市二十里铺），集体坑杀。

在分配封地时，项羽刻意将刘邦安置在尚未开发的巴蜀地区，同时将关中之地封给章邯、司马欣、董翳看管，以此遏制刘邦势力向东发展。对此，刘邦怒不可遏，然项羽势大，与之硬碰硬，无疑要吃大亏。在萧何、张良等人的劝说下，刘邦暂时忍气吞声。

这其中，被项羽册封为“塞王”的司马欣，其封地就在咸阳以东，涵盖秦汉时代的杜县。结合前面提到杨喜“以郎中骑从起于杜”的记载，根据李开元先生的研究，楚汉争霸时代，户籍制度及征兵制度仍沿用秦制，楚、汉两军成员大多由出身地或邻近县直接加入军队。这个时候的杨喜，很可能就在此前的咸阳保卫战中侥幸存活，回到出生地杜县务农。其后又因秦汉时代全民皆兵之故，被项羽重新编入驻扎在杜地的部队，成为司马欣军中的骑将。

为防止刘邦公然抗命，项羽特地指派三万楚兵“护送”刘邦到封地去。刘邦去巴蜀的路线是“从杜南入蚀中”。“蚀”，在《史记集解》中被解释为“入汉中谷道名”。至于“杜南”，就是秦之杜县以南。

刘邦从这里进入汉中，最快的方式就是走连接长安至巴蜀、汉中的交通要道——子午道。因此，刘邦初次移师，很可能经过了塞王司马欣的驻地，与当时奉命驻守在那里的杨喜有过一面之缘。

不过，刘邦并不敢停留。为了打消项羽对他的怀疑，他得依张良计，边走边焚烧栈道，以此来暗示项羽，自己及麾下的十万汉军，此生将不复入关中。

项羽似乎暂时放松了对刘邦的警惕。

刘邦刚离开关中，第一批不满项羽分封的诸侯就揭竿而起。其中，闹得最凶的，当数齐国贵族田荣。

田荣是秦末义士田横的哥哥。早年，他与田横、堂兄田儋等都是齐国根正苗红的宗室，直到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后来，陈胜、吴广于大泽乡振臂反秦，田氏三兄弟紧随其后，在山东复辟齐国，以田儋为齐王，率先拉开六国遗族反秦的序幕。

但，在此后争夺天下的过程中，田儋遭遇秦将章邯的重点打击。双方交战之际，田儋不幸被秦军趁夜偷袭而丧生。田儋死后，那些不愿臣服于秦国统治的齐国旧臣，共同拥立战国时期末代齐王田建的弟弟田假为新任齐王。

对此，田荣十分愤怒。在他看来，齐国的“复兴”是他们田氏三兄弟夙兴夜寐、砥砺死战换来的，如今却让田假摘了果实，属实不公道。他多次要求楚国发挥反秦联盟盟长的作用，对以伪齐王田假为首的齐国贵族予以惩处。但彼时刚刚完成复辟楚国大业的项梁、项羽认为，齐王乃是齐地最强有力的号召旗帜，诛杀田假，容易打击各方诸侯的信心。

项氏的反对，彻底惹怒了田荣。他集结田儋旧部，迅速回师齐地，推翻田假，立田儋之子田市为齐王，自任丞相。

随着反秦斗争的范围逐渐扩大，秦朝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由章邯所率领的“骊山军团”立即转向东方，在黄河下游地区迎战陈胜、吴广以及齐魏联军。

得知消息的项梁带领楚军前来支援，却遭章邯算计，只得转战定陶（今山东菏泽），夺取雍丘（今河南杞县）。项梁意图扩大战果，便派人求助于齐国。而田荣耿耿于怀，要求楚国必须先除掉田假，才可出兵。结果，楚军错失了宝贵的机会，秦朝则调动全国兵力支援章邯，项梁因傲慢自大等因素败于章邯之手，战死沙场。田荣因此与项羽结下了不解之仇。

待项羽霸业初成，田荣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在分封诸侯时，项羽大手一挥，把齐国一分为三，让原齐王田市到即墨就国，为胶东王；拥戴田假登基的田氏宗室田都、田安，则分别以齐郡、济北郡为根据地，号齐王、济北王。这一分封政策，明显是针对田荣。项羽让诸侯王们各自就国，心有不甘的田荣便派兵攻杀齐王田都和济北王田安，试图再度搅乱三齐之地。

此时，被改封为胶东王的田市心里却害怕极了。项羽为人“强暴”，田市担心自己若不赴胶东上任，一旦项羽发兵，到时恐怕连胶东王都做不成了。

这种想法，在田荣看来，就是怕死。想当年，堂兄田儋面对数十万秦军围攻，面无惧色，力战到死，怎么如今传到其儿子田市这里却只想着贪图眼前的荣华富贵？

愤怒的田荣于是追击到即墨，直接杀了田市，自立为齐王。随后，田荣举起反楚大旗，联合赵国将领陈余，并赐给在魏地已经发展出万余人马的彭越将军印信，让其在济阴起兵，企图以此打乱项羽的部署。

然而，田荣未曾料到，他的反抗最终只是给刘邦做了“嫁衣”。

刘邦入蜀以后，军心始终不稳。他带出来的汉军，多以沛县人为主；另外，还有项羽配给他的三万楚兵，这些人的祖籍也大多在黄、淮一带——无论是生活习惯还是语言习俗，都与当地百姓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许多汉军将士在刘邦起兵西征时，就偷偷脱离部队，回乡谋生。

这其中，就有当时负责汉军后勤补给的治粟都尉韩信。

这已经不是韩信第一次想当“逃兵”了。早在去往汉中的路上，不想一辈子只负责看管粮草的韩信就萌生了退意。他趁夜色逃离汉营，却不慎遇上汉军抓逃兵的小分队。所幸，在监斩的最后时刻，凭借三寸不烂之舌，他成功说服了监斩官夏侯婴，从而逃过死劫，并由此获得汉相萧何的赏识。

这回，韩信去意已决。奈何，萧何留韩信之心更绝。

当他听闻韩信脱离部队后，竟不顾一切跨马追赶，导致刘邦及其手下的将士还以为相国也要离汉王而去，士气一度十分低落。直到次日，劝服韩信归营的萧何，才向刘邦解释一切，并再度举荐韩信为大将。

刘邦拗不过众人的面子，只好答应让韩信走马上任。而韩信也没让刘邦失望。

针对当时的天下形势，韩信认为，刘邦与项羽比较，无论是双方的兵力还是一对一的“匹夫之勇”，均不在一个量级上。但，项羽的缺点也很致命，即“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於威彊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

韩信的话，让刘邦在实力与民心之间权衡许久，最终毅然踏上了楚汉争霸的征途。

汉元年（前206）八月，刘邦出汉中，还定三秦。

按照韩信的谋略，汉王刘邦谋夺天下，首先要逃离如铁桶般的汉中、巴蜀等地，回到民心拥护的关中，再借助八百里秦川的优势，以战养战，向东与项羽的西楚势力决一死战。

这套战略实乃萧何首倡。早在刘邦入蜀时，萧何就曾建议道：“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可是，到底应该怎么做？没真正上过战场的萧何，答不上来。于是，还得靠韩信。

当时，子午道被烧，汉军要越过秦岭，从西往东可分别自陈仓道、祁山道、褒斜道入关中。在这三条古蜀道中，褒斜道是秦汉时期汉中、巴蜀连接关中平原最重要的经济通道。而祁山道与陈仓道起点均在陈仓（今陕西宝鸡），唯一的不同是走祁山道需经徽（今甘肃徽县）成（今甘肃成县）盆地，沿嘉陵江西源入甘肃礼县的祁山一带，路程较远。

所以，汉军走陈仓道，突袭关中，是韩信谋定的首要通途。

为了迷惑关中的对手，韩信做了两手准备：一边让人修复被烧的子午道，一边又让人拓宽褒斜道的路面，唯独把他想走的陈仓道留出来，不作任何安排。

韩信的举动，一度让驻守雍丘的章邯以为，刘邦即将自褒斜道东出，侵蚀其地盘。谁知，韩信在两条栈道修缮期间，即自陈仓道进兵关中，对章邯、司马欣、董翳等秦降三将发起偷袭。三将措手不及，司马欣、董翳当场就投降了刘邦。

经此一役，刘邦在关中重新确立了声望，那些或是被项羽逼迫、或是自立为王的诸侯们纷纷转向支持刘邦。

继司马欣和董翳之后，河南王申阳、西魏王魏豹、韩王信等多路势力也相继归顺刘邦，与东线抵抗项羽的齐王田荣、代王陈余、赵王赵歇等联合起来，天下大势似乎正朝着对刘邦有利的方向发展。

而项羽此时正困于齐楚争斗中，无暇西顾，刘邦遂于汉二年（前205）四月，发“五诸侯之兵”东征，直指项羽的老巢——彭城（今江苏徐州）。刘邦坚信，只要打下彭城，天下终归是要姓刘的。

事实证明，刘邦过于自大了。

项羽用兵，虽不及韩信、张良等人运筹帷幄、神机妙算，但能在天下群雄并起之时，以西楚霸王号令天下，绝非只是依靠过人的神勇以及不顾一切向前冲的莽劲。按照韩信的说法，项羽在“勇悍仁强”等各方面均要强于刘邦。项羽手下的兵，除了江东子弟外，大多数都是原来的大秦锐士。譬如，章邯投降项羽时，其麾下统领的秦帝国骑兵就通通划归项羽统一领导。反观刘邦，他麾下的汉军，无论是早期的沛县子弟兵，还是后来收编的各路起义军，其基本组成部分都是“卒”，也就是步兵。

以步对骑，岂有不败之理？

故而，当刘邦踌躇满志，亲率着他辛辛苦苦组建出来的“五诸侯”近六十万大军杀向彭城时，项羽仅凭三万精骑，便如虎入羊群般，将刘邦麾下的精锐吃干抹净，逼得萧何只能紧急传令 “发关中老弱未傅悉诣荥阳”，意图凭借关中之地的人力物力支持，于中原大地再度竖起反楚的战旗。

然而，还未等刘邦顺利筹集到人马，那些曾经主动归降刘邦并一路追随其至前线摇旗呐喊、虚张声势的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赵王赵歇、代王陈余之流，就如惊弓之鸟般纷纷倒戈项羽，转瞬成为刘邦的新劲敌，使其处境愈发艰难困窘。

不过，遭逢此役，对刘邦而言，结局亦并非糟糕透顶。

根据现存的史料推断，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投降项羽时，其手下并无一兵一卒。也就是说，司马欣、董翳转投项羽，应该只是个人行为，并未涉及大规模军队倒戈。刘邦在进占关中之初，就解除了司马欣和董翳的军权，但依旧保留着项王赐予他们的王号。正因如此，史书中才会一直以“塞王”“翟王”称呼司马欣和董翳。但实际上，就实力而言，他们仅仅只有匹夫之勇。

塞王、翟王转投项羽对刘邦构不成威胁，恰恰相反，他们留下的旧秦军部队给刘邦帮了大忙。

鉴于汉军屡屡遭到楚国骑兵的困扰与羞辱，刘邦在发关中老弱支援前线的同时，也向军中下达了一项命令：“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组建第一支汉军骑兵部队。

命令下达后，汉军中就掀起了一股推举骑兵将领的风潮。军中众人皆推举旧秦军骑士李必、骆甲为骑兵教头，训练组建骑兵。李必、骆甲是重泉（今陕西蒲城）人士。重泉在司马欣主政的三秦时代隶属塞国，是塞国都城栎阳（今西安阎良区）的邻县。有理由相信，李必、骆甲从前的“主子”大概率就是司马欣。

李必、骆甲作为前秦骑兵将领在汉军中呼声渐高，杨喜与此二人经历如此相似，想必也是汉军当时甚为推崇的骑兵将领之一。因此，杨喜“以郎中骑汉王二年从起杜”，大概说的就是这么回事。

可李必、骆甲二人却不敢轻易接受这一重担。这无关能力问题，只关乎出身问题。李必、骆甲认为自己是“故秦民，恐军不信臣”，难以获得信任。刘邦遂让亲信灌婴成为这支骑兵部队的总指挥，由李必、骆甲二人从旁协助，并负责招兵买马及军队骑术训练课程等。由此，一支被后世称作“灌婴骑军”的汉军快速反应部队正式诞生。

自组建之日起，“灌婴骑军”的战斗力就不容小觑。先是千里向东奔袭，解荥阳之围。后又对阵楚将项冠、桓婴，随韩信征伐齐国，皆得全胜战绩，震慑四方。直至垓下之战，两度大败项羽，把一代霸王逼到乌江畔，“灌婴骑军”才短暂退出战场。

沉寂多年，成为汉军骑兵一员的杨喜，终于迎来了改变命运的时刻。

据《史记》记载，汉五年（前202）十二月，项羽趁夜色率仅剩的八百骑士自垓下突围，途中遭遇灌婴所率的五千骑兵全力堵截。项羽边战边撤，渡淮河、过阴陵，战至长江北边的东城时，身边仅剩28人。

这时，灌婴的骑兵也追击而至。杨喜，第一回出现在史书中。《史记》记曰：“是时，赤泉侯（杨喜）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项羽凭神勇将杨喜连人带马吓退数里，气势颇有些类似后世《三国演义》里张飞在长坂桥上大吼，吓得夏侯杰跌落马而死。

然而，杨喜并非夏侯杰。他是一位身经百战，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成长起来的骑兵将领。更何况，当时的项羽已身陷绝境，故杨喜被吓退后不久，又携兵慢慢朝项羽聚拢上来。项羽被逼无奈，只得自刎以谢天下。

汉军“相蹂践争”项王尸，又付出了数十人无谓的死伤。直到最后，项王尸身被一分为五，归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郎中令王翳五人分别持有。杨喜因此功封赤泉侯，成为汉初军功集团里的勋贵。

事实上，从以上记载来看，杨喜很可能是第一位发现项羽踪迹的汉军骑兵将领。《史记》篇目有限，杨喜微不足道，从事件参与者的重要程度来讲，如果他不是必不可少的历史见证者、参与者，司马迁完全可以在此一笔带过，无需着墨点名追击项羽的骑兵将领乃日后的赤泉侯杨喜。

这一原则，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有提及：“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述”是讲述、还原，“作”是创作、创造，可见司马迁强调《史记》是“述”，是历史事实的记述。那么，杨喜在垓下之战中的“现身”，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曾在追击项羽时立下不世殊勋，足以改变历史的进程。如此，作为奖赏，他才可能超越他的上司王翳、吕马童等人，位赐彻侯，成为汉初功臣集团中的显赫人物。

只可惜，身为汉朝开国功臣的杨喜，还是无法摆脱“无名之辈”的魔咒。垓下之战后，又隐入历史的尘烟中，仅在某些特殊年份，偶见史册。

西汉王朝建立后，那些在楚汉战争中立下大功的宿将们，纷纷成了新朝的王侯。为了安定民心，汉王朝决意承袭秦之旧制，吸取秦亡教训，推行郡国并行制，赋予各大诸侯国充分的自主权，将原本趋于统一管制的经济体系，变成由诸侯国因地制宜、自主发展的多元体系。

一个以军功勋贵为主体的政治集团由此诞生。从汉高帝刘邦建立汉朝至汉武帝问鼎天下的数十年间，这个集团始终活跃于大汉政坛，成为左右政局的重要推力。

在此背景下，身处“汉初军功受益阶层”的赤泉侯家族，也是其中得益的一方。但是，与樊哙、灌婴等刘邦最忠实的追随者们相比，杨喜及其家族并不具备对领袖由始至终的绝对忠诚。因此，在历史上，赤泉侯自分封之日起，就屡受汉朝统治者的打压与排斥。

杨喜本人先于高后元年（前187）被夺爵，后又被复爵，在侯位凡三十二载。此后，杨喜之孙杨毋害“坐诈紿人赃六百”，犯诈骗罪，在汉景帝年间被夺爵，后改封为临汝侯，延至汉武帝年间，坐罪彻底被废。

汉初的军功集团势力很大，在汉初商品经济复苏的前提下，利用法规漏洞进行经济犯罪牟取暴利者，不在少数。譬如，《奏谳书》中记载的“醴阳令恢”就曾“盗醴阳已乡县官米二百六十三石八斗，令舍人士五(伍)兴、义与石卖，得金六斤三两、钱万五千五十”，事发后被判刑。而这位醴阳县令，其爵不过左庶长，位列汉朝二十等爵里的第十一级，比杨喜的赤泉侯要低不少，盗卖金额却要大得多。

杨毋害为了区区“六百钱”，犯下诈骗罪，简直就是勋贵集团里的笑话。但，这也从侧面反应出，赤泉侯杨喜自始至终都只有一个“虚名”。即便他因夺得项羽一条大腿而封侯，在汉初军功集团里也只是一个极不起眼的小角色，根本无法带领家族实现实质性的阶层跃升。

或许也正是因为赤泉侯家族足够“穷”，在被汉武帝彻底削爵后，这个带有开国光环的杨氏家族才得以触底反弹。

杨毋害被废后，其子杨敞开始活跃于西汉政坛。杨敞入仕之前，即居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故自其发迹后，这支始于杨喜的杨氏家族被世人称作“弘农杨氏”。

作为赤泉侯的后人，杨敞并没有享受到功臣后代的福利。他的成名，是因为有幸成为大将军霍光的“幕僚”，并在后者执政期间得到其赏识与重用，直至升任御史大夫，获封安平侯。

汉昭帝驾崩后，昌邑王刘贺即位。但，因刘贺本人的行事风格过于张扬，以及与霍光相处的矛盾日益激化，霍光欲废昌邑王改立汉武帝曾孙刘病已。霍光令大司农田延年去征求杨敞的意见，“（杨）敞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

杨敞的谨慎与胆小，让他的妻子十分瞧不起。杨敞的妻子就是太史公司马迁的女儿司马氏。

司马氏当场指出，霍光执政已久，地位稳固，派人来征询杨敞的意见，无非是想走个过场。倘若杨敞真提出反对意见，只怕日后不仅杨氏家族会有灭顶之灾，司马氏家族也可能身死族灭。于是，在司马氏的协助下，“（杨）敞、夫人与延年参语许诺，请奉大将军教令，遂共废昌邑王，立宣帝”。

正是这次政治投机，终于使这支始于杨喜的杨氏家族兴盛于汉宣帝时代。

杨敞病逝于汉宣帝即位后的一个月，其子杨忠继承爵位。汉宣帝认为杨敞夫妻有定国安邦之功，遂为杨忠增加食邑三千五百户。至此，一个新的世家诞生了。

随着朝廷以“察举制”的形式从地方选拔人才进入常态化，西汉社会开始重视宗族、乡里的文化建设及实力优化。如此，照顾宗亲，救护乡里，构建家族宗学文化体系，就成为两汉时代各大世家发展立足的关键。

汉武帝以来独尊儒术，各大世家为了保持其家族名位的传承，家学传统的“儒学化”也必然成为新的趋势。杨敞的另一个儿子杨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好交英俊诸儒，名显朝廷，擢为左曹”。可见，儒学修养是杨恽发家的制胜法门。而这一切的变化，都缘于汉朝对儒学文化的政治需求。

继杨敞之后，杨氏家族人才辈出，有被称为 “关西孔子” 的著名儒者杨震，还有太尉杨秉、太尉杨赐、太尉杨彪以及丞相主簿杨修等。他们长时间位居三公要职，故而后世将彼时兴盛起来的杨氏家族称作“四世三公”之家。

到了隋代，隋文帝杨坚亦宣称自己为弘农杨氏后人，称其五世祖杨元寿是赤泉侯杨喜的十五世孙。此说法虽有牵强附会之疑，但亦足以彰显弘农杨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的深远影响力。

身为一介小人物，杨喜竟能凭借项王的一条大腿铸就一段延续千年的传奇，其间确实充斥着时代的机缘巧合。历史的发展自有其逻辑链条，可是，改变历史走向的，却往往是某个不起眼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