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独立的宪政学者，都认为一九四六年《中华民国宪法》是中国百年来，最好的一部宪法。而这部宪法的起草人正是张君劢。

张君劢（1887～1969）已经被这个世界遗忘半个世纪，当我们今天还在梦想宪政、梦想民主的时候，不应该忘记他。他是完全可以和胡适等一流的现代中国的杰出知识份子。他从清末的秀才进士到留学日本，两次留学德国，精通三国外语，在北京、德国、印度任大学教授，著书立说，是哲学家、思想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国学修养深厚，晚年成为新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他绝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书生，而是学者从政的典范。从辛亥革命时期跟随梁启超的政治活动起，一直活跃在组党的第一线，三、四十年代的国社党、民主同盟而民主社会党，直到六十年代。是国共大陆争霸年代，著名的“第三势力”的领军人物之一。从政治权力和影响力而言，他承认是“失败者”，但我们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评价。

学者从政典范 第三势力领军者

这评价，就是我们今天视为无价的，在中国宪政民主方面的贡献。我在本刊五月号的文章中，无限疼惜地回顾抗战胜利之后那段为时不到三年的政治黄金时期，着重分析国共两党的角力与美苏两大国的介入，而未及第三势力即中国知识界的角色。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个“和平民主新时期”，是二十世纪给中国读书人难得的一次报国机会，这机会可以说，聚焦在张君劢身上。

今日独立的宪政学者，包括中国大陆的在内，都认为一九四六年《中华民国宪法》是中国百年来，最好的一部宪法。而这部宪法的起草人正是张君劢。他有“中华民国宪法之父”的美誉。他无愧于中国民主宪政的先知、先贤、先行者。

时维中国何去何从之秋。国民党经过十年1927～1937一统天下的发展后，取得国家社会的显著进步。按照孙中山循序渐进的治国纲领，国家应该结束由国民党“一党训政”阶段，而进入宪政时期。当局乃提出“五五宪草”（1936），但遇抗战爆发而搁置。国共合作，八年抗日，二战胜利，各方民主呼声高涨，便有了重庆会谈、政协会议的召开。

此时中共经过八年养精蓄锐，不仅兵力超过百万，而且，在国统区的地下党与亲共势力得到长足的扩大，尤其在民盟等反蒋的民主党派中渗透甚为成功，因此在政协中争执激烈，作为主题的制宪没有达成共识，于是推举二十人的修宪小组，以便按期完成预定的行宪程序。其中有中共三人：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其他党派有张君劢（民社党）、邵力子、傅斯年、章伯钧等。

起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经过

修宪小组中，张君劢是知名的宪法人才。他早在清末就和梁启超热衷于宪政研究与鼓吹，先后主办过多种政论杂志，一九二二年就起草过《国是会议宪草》。为统一各方意见与纷争，他主动提出一个草稿，经周恩来、王世杰推荐，主持起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期间，他每天晚上，不辞辛劳游走于各代表住所，汇集意见，终于成就一份各方接受的“政协宪草”。这是一九四六年五月。

为慎重起见，张君劢将宪草译成英文，呈交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阅，得到马将军的认可，蒋介石审阅后也照单全收。接下来，十月，特地为制宪召开国民大会，圣诞节那天终于国大三读通过，决定四七年元旦公布《中华民国宪法》，该年圣诞节施行。

这就是张君劢参与制定这部中国最好的宪法的经过。何谓最好？从实践来看，四六宪法的主旨被台湾中华民国遵循至今，它奠定中华民国的法统，成为台湾民主转型的不可动摇的法源。台湾历次修宪都不涉及宪法的民主本质和基本国策。从理论上说，四六宪法出色地融合了孙中山的五权分立学说与欧美民主政治原则。这正是张君劢数十年择善固执、梦寐以求的宪政理想。

具体说，这部宪法突出主权在民、人权保障、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均富思想，尤其在“军队国家化”上着墨甚力，规定“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以武装力量为政争之工具”。宪法符合西方立宪主义精义，没有任何政党的影子于字里行间。

总之，这些都是中共建国后多次“宪法”所不可比拟的。出奇的是，这部宪法的制定，即张君劢所拟定的宪草，也是当年中共的权威代表周恩来等所支持和赞同的。他们后来的背信弃义，固然和共产党专制的国家教条有关，专政理论和宪政民主水火不容。政治上观察，则是中共完全以统战和欺骗手法来看待国民党和人民对宪政的规划和期待。

国民党在政治上、风格上难免不乏可指责之处，但是，在三民主义理念和长期战乱的形格势禁，亦是和共产党有显然的不同。以前，老毛损蒋的一句话“民主无量，独裁无胆”，后来不说了。何解？因为这句话正应了储安平的判断：国共的自由是多少与有无之别。小巫见大巫。

周恩来和他的统战对象

张君劢和共产党的关系，也完全是被统战的关系。尽管在重庆时期，周恩来表现对张君劢有几分学生般的敬重，有一次他发现张起草的宪法将三民主义放在第一条，那共产党不是无法生存了？便急（哭了）跑去问张，张说，你没有看到，三民主义后面说明了“是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是林肯的三民啊，你还要反对什么？周应声而去：我懂了。

后来张君劢六十岁，周还送了一个寿匾《民主之寿》。传为佳话。

可是，几个月之后，国民大会召开，要制宪，中共和张君劢翻脸了。本来开国大正式通过宪法，是顺理成章的事，国大二千席位，给中共留了二百席，国民党二百二十席，民盟八十席。结果中共变卦要求废除“伪宪法”，指宪法是“独裁宪法、法西斯宪法”，拒绝出席。但国大代表达到合法数，如期举行，宪法三读通过。大会宣布中国进入宪政时期。

中共为什么这样出尔反尔呢？还是让周恩来解释吧。他文革中批判刘少奇时透露，毛向他指示过，和谈签字是为了拖延时间、积蓄力量，训练军队，准备战争，准备战场。（1967-11）现在史料显示，那时正是苏军将大量武器军备交给四野共军之时。使用那些装备需要时间训练。

一九四六年中国实现和平民主的宪政之机，确实来到。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日，按照行宪程序举行的全国第一次立法委员普选，除了中共统治区的抵制和边远藏疆地区，有至少一亿五千万选民投票，以总人口四亿五千万计，达三成投票率，加上内战已经开始，这次选举已让美国观察人士，惊叹中国“正式步入民主大道”。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唯一的一次全国直接民选。——何以佳局瞬息间变成一场大规模内战，亿万人的善良愿望化为乌有？史家现已洞悉：不能不与毛泽东主导的武力夺取政权的长期蓄谋直接相关。

公开要求毛泽东放弃武力割据

在为时不到三年的国共和谈协商期间，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就是中共的武力割据。张君劢对此是第三势力中少有的洞若观火者。我想，这是他决然带领民社党不惜和民盟分裂、和老友张东荪分道扬镳参与制宪国大的原因。他和中共的合作，由周恩来自诩的“起草宪法由君劢先生执笔，我们双方每晚在民盟总部商妥，次日提交宪草审议会”，变成攻击对象，直到列入“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的第一批战犯名单，蒋居位首，张陪末席。

张君劢所为毛之忌恨者，乃是十年前（1938）那篇名作《致毛泽东一封公开信》。从团结抗日出发，驳毛的两个观点（国共两党有军队，是中国的优点；不忠实于三民主义就是不忠实于马克思主义），信中指出近代国家绝无一国两军者，而自设特区，无异于封建割据，必生内耗而不利于抗日。劝毛放弃党军、特区。此函理直情切，切中要害，不容置疑。无异于要中共接受蒋领导。当然为毛所拒（此涉一公案：共产国际亦有类似要求于中共）。

君劢毕生为中国民主奔波，一贯反对用武力解决国内问题。和中共亦曾友好共谋，出席制宪国大，何来“罪大恶极”之有？可见毛在图霸神州之余，不忘睚眦必报的私欲。近有中共资料则称张君劢此信“影响极为恶劣”。无他，和一个崇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整个世界只有枪杆子才能改造”的山大王，何来共同语言？但以此定人为战犯，极为离谱！

遥怜昔日老友张东荪之灾

随着国府在大陆的崩溃，张君劢一九四九年避入香港，再赴印度讲学。周恩来闻讯派张经武去印度面邀张回大陆。这位被储安平称赞“学问、操守、私德一流”的人物，当然不会对毛政权有任何幻想。一九五二年终于落脚美国，在清寒的生活中，流亡二十年，一九六九年病逝旧金山。享年八十二岁。

可以窥见张君劢最后心迹的是一九六六年的文章《东荪先生八十寿序》。当时，正是大陆文革初起，红卫兵肆虐之际，他追述和张东荪四十年交谊“携手一堂，上下议论之乐”，遥寄思念之情。文写道：

⋯⋯又其后，大陆沦陷，极权虐政，毒流人神。而余颠沛海外，皤然已老；既伤祖国，复念故人，缅怀昔游，都如隔世。

尝闻东荪？？今则软禁寓中，并行动自由而亦丧失。酷矣！《易》曰：“履虎尾，咬人凶”；东荪固视自由民主过生命者，而乃独欲周旋极权淫威之下，冀或遂愿人生，何殊与虎谋皮？几何不与格罗采受制于墨索里尼，爱因斯坦见逐于希特勒同其命运耶！

张东荪（1886～1973）立宪派、哲学家、政论家，政治活动家。在国府时期，是和张君劢齐名的第三势力民主派闻人，也是周恩来极力统战的对象。因反对制宪国大与张君劢绝交后，留守燕京大学，代表傅作义和共军谈判使北京免战而降。成为中共政协委员。在选举主席时，独他一票未投毛。未几，被控出卖国家机密。文革瘐死狱中。——亦应张君劢之语，在极权下遂愿人生，何殊与虎谋皮。

这如兄弟般的“二张”，为中国宪政民主在民国舞台上数十年的驰骋，都因一九四九河山变色而嘎然中止，度过凄凉的晚年。在晚祷的钟声里，我们祝福彼岸的后来人。

（二O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