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宋庆龄曾在1927年、1953年、1957年三次到访苏联。

除1927年第一次到访苏联，受到不平等对待外，余下两次的宋庆龄皆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到访，先后与朱可夫、斯大林会面。

1953年1月，宋庆龄与郭沫若等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代表在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见面。

几人相互寒暄后，斯大林突然说了这么一句：“宋女士，我们要25年才能见一面。”

斯大林的这番话，令陪同的郭沫若大吃一惊。

因为按照斯大林所说，宋庆龄于1927年第一次到访苏联时，他们两人肯定见过一面。

那既然二人曾经见过一面，为何没有留下正式访问记录？

以及宋庆龄第一次出访苏联时为何受到不平等对待？

她与斯大林之间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纠葛恩怨吗？

毫无疑问，根据如今诸多史料来看，宋庆龄女士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实拥趸，更与共产国际，或者说斯大林、加里宁等苏共领导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两党出现分裂。

宋庆龄与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包括民主革命家谭平山等人开始酝酿组建“第三党”。

什么是“第三党”？就是介于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政党。

始终保持中立，双方谁都不依靠。

“第三党”所贯彻的道路主要是“工农政策”，特别是“土地革命政策”，即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谭平山是最早提出组建“第三党”的同志，他是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的中共代表。

在他的提议下，张国焘、邓演达、宋庆龄、彭泽明、章伯钧等人都支持组建“第三党”。

为何谭平山提出组建“第三党”，会有这么多人选择支持呢？

其实与孙中山先生也有一定关联。

1925年，孙中山去世前为了顺延革命，他立下三份遗嘱，其中有一份是《致苏联遗书》。

这份遗嘱的大致内容是：孙中山希望苏联政府能在自己去世后主动提携国民党，或其他中国党派，拯救受苦受难的全中国人民，携手取得胜利。

谭平山、宋庆龄等人就拿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嘱作为“第三党”的鲜明旗帜。

加上当时青年毛泽东所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生动全面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让不少国民党左派人士觉得毛泽东提出的工作方针值得效仿。

何况蒋介石于1927年发动“反革命政变”，血洗国民党左派和大批共产党员，联合国民党右派、地主等资产阶级，投入西方国家怀抱。

因此，有相当一部分人决心改革国民党原有的“土地革命路线”方向，他们才会纷纷支持组建“第三党”。

最终目的是等到“第三党”真正强大起来后，就可以与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分庭抗礼，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鹿死谁手还真不好说。

宋庆龄女士非常痛恨蒋介石背叛孙中山“联俄”的政策，对“分共”“反共”同样不满。

在他的号召下，谭平山、邓演达等人加快了组建“第三党”的步伐，继续领导国民革命。

既然要干件大事，“第三党”的组织者必须要到莫斯科寻求斯大林与共产国际的帮助。

1927年6月底，邓演达先离开武汉，经香港前往苏联。

1927年7月初，谭平山分别与施复亮、陈公博等人讨论组党。

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也于7月17日离开武汉回苏联。

1927年9月，宋庆龄与陈友人及其女儿到达莫斯科，受到苏联方面热烈欢迎。

相关文献对其记载的是：宋庆龄女士之所以离开中国前往苏联，完全是因为受到国民党，尤其是蒋介石反动集团的迫害，不得已才开始了逃亡生活。

因本篇文章只着重介绍宋庆龄与斯大林的恩怨，故不着重讨论其他方面的事情。

宋庆龄抵达苏联初期，斯大林亲自批示：给她（宋庆龄）和同行者提供相关费用。

命令苏共中央的叶努基泽：为宋庆龄一行人安排活动。

因为当时的斯大林还不清楚宋庆龄、邓演达等人突然到访莫斯科有何真实目的。

这时，共产国际的基本路线还是尽最大可能让中国国民党实行革命化和民主化，与中国共产党共同组建政府。

在这两个党派中间，斯大林迫切希望引进一些“新生力量”。

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似乎就是一股极其强力的“新生力量”，用来对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平衡。

斯大林没有想到的是，宋庆龄、陈友仁、邓演达在莫斯科共同商讨的是：成立一个区别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临时组织革命领导机关。

这是独立的继承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团体，可以与共产国际合作，也可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但绝对不能投靠哪一方，始终保持自我工作路线。

1927年11月，《莫斯科宣言》发表，受到世人关注。

宣言向全世界人公开了南京武汉的伪党部中央罪过，不承认其作用。

高举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旗帜，要临时行使革命领导职能。

此时的斯大林才预感到：宋庆龄到访莫斯科，或许不是寻求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帮助，应当另有所图。

当时的共产国际弥漫着“左”倾盲动路线错误。对待任何问题总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敢积极去面对。

甚至对提出解决办法的人进行打压。

而且当时的共产国际已经策划在中国组建立苏维埃政权。

斯大林于1927年10月，就派人在广东组织苏维埃，口号就是“一切政权归农会和农村”。

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提出了与俄国十月革命一样的口号。

可惜的是，广州起义结束后，广州苏维埃政权仅存在两天就消失，许多参加起义者，如张国焘、叶挺、陈独秀逃亡至香港。

其中大部分人也在寻求不同于中国共产党之外的另一条道路。

斯大林把自己盲目组建苏维埃政权的错误，一股脑地推到了陈独秀，和当时中国共产党“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上。

一连串的突发情况，使得斯大林觉得自己有必要好好审视一下混乱的中国形势。

恰在此时，向忠发于1928年2月，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交报告说：中国共产党正在分裂，被开除出党的谭平山聚集了一批人在身边，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

向忠发这份报告虽没有明确提及“第三党”，但斯大林脑子一转就想明白了：宋庆龄等人慌慌张张跑到莫斯科，肯定为此事而来，这些人恐怕要组建新的政党。

新的政党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甚至反对共产国际，犯了极其严重的“右”倾取消主义错误。

斯大林与共产国际肯定会支持他的无产阶级战友，即中国共产党。

他不仅亲自过问此事，立马主持召开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除中国共产党之外，在中国土地上组建的“第三党”“工农党”，都是用来削弱工农力量，属于反抗革命的斗争；甚至是统治阶级的奸细。

鉴于这种情况，宋庆龄女士在莫斯科的地位急转直下。

1928年3月22日，斯大林再次主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就宋庆龄提到的组建“第三党”的相关提案作出具体指示。

斯大林甚至用到了“改造”“右”倾主义错误等极为严厉的措辞。

另一位共产国际领导米夫，则主张利用宋庆龄向南京、武汉和冯玉祥分别施加压力，让他们恢复与苏联的关系。

还让宋庆龄大义灭亲，揭露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包括胡汉民等人所有“反苏言论”。

让母子或父兄以革命的名义彻底断绝关系，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效应。

结果很明显，宋庆龄、邓演达等人组建“第三党”的想法，首先在斯大林和苏联和共产国际那里就行不通。

他们之前的努力已经被釜底抽薪，甚至共产国际早就为宋庆龄布下监视密网。

1928年4月25日，布哈林、斯大林、伏罗希洛夫收到邓演达提交的一份重要文件。

他们几乎没怎么细看，就表达了明确的反对态度，力劝这几位中国人回国参加革命运动。

这个时候，尚未完全建立的“第三党”与共产国际合作已化为泡影。

宋庆龄也意识到斯大林根本不想帮助自己，她不想在莫斯科多待下去，请自己的母亲寄点钱来，去找已经抵达德国的邓演达。二、斯大林与宋庆龄的第一次见面，为何没有见诸正式记录？

1928年5月初，宋庆龄从莫斯科移居德国柏林前夕，斯大林曾会见过她。

相关史料对于二人此次会见的情形是这样描述的：陈友仁陪同宋庆龄到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会见。

宋庆龄还是想做最后努力，希望斯大林与共产国际帮助自己组建“第三党”。

斯大林则明确希望宋庆龄等人早日回到中国，继续领导中国革命。

至于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如何支援中国革命的问题，尚有待研究。他今后会派信使和代表去中国联系指导相关工作。

二人谈了一个半小时，斯大林反复说着“车轱辘话”，没有任何营养。

宋庆龄认识到斯大林这是在搪塞敷衍自己，决心离开苏联。

我们且不讨论斯大林对待宋庆龄的态度。

有一点很奇怪，按说斯大林是在克里姆林宫接见宋庆龄，属于正式的外交访谈，肯定会记录在资料上。

但是，查阅档案等相关资料却发现，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末，斯大林没有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宋庆龄的相关记录。

登记簿上也没有宋庆龄和陈友仁的名字。

事实上，关于此次二人会见的地点，斯大林在1953年1月，他与宋庆龄第二次见面时明确说过：“我们当时是在加里宁同志的家里见面。”

斯大林记忆力一向出众，他本人说的话是相当具有可信度的。

所以就很好理解了，斯大林没有通过正式外交的途径，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宋庆龄，而是安排在了一位同志的家里，进行一场私下见面的会谈。

毕竟，共产国际包括斯大林本人早就明确表态过不会支持宋庆龄组建“第三党”。

这种话题不适合在克里姆林宫讨论，万一传出去对中国革命乃至共产国际有负面影响。

倒不如选择一个“秘密空间”，斯大林把这件事情搪塞过去就算了结，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不管是在克里姆林宫，还是别的同志家里，此次会见的结果肯定是不好的。

结束了与斯大林的谈话后，宋庆龄很快就离开了苏联移居柏林。

1929年夏，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

期间，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向法国巡捕房控告她家中装有秘密电台。

1931年夏，因母亲病逝，宋庆龄回国途经莫斯科时，有资料记载，她曾独自一人与苏联领导人举行过秘密会谈，其内容和相关细节一直未曾公布。

宋庆龄回国后与苏联红军总参谋佐尔格配合营救被捕入狱的共产国际远东局领导人牛兰和其夫人。

1936年，共产国际中国组的电台就设在宋庆龄的朋友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的家里。

由此可见，即使斯大林与宋庆龄有过一些恩怨纠葛，但宋庆龄与共产国际一直保持亲密联系。

不然的话，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代表谈判时，就不会自称是“代表共产国际”。

这就说明她与共产国际有某种特殊的关系；或者说宋女士肩负某种重要使命。

1936年6月，宋庆龄帮助美国医生马海德，记者埃德加·斯诺冲破种种阻碍，秘密到达陕北苏区。

斯诺通过亲身经历以及询问毛泽东，写出了风传世界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

马海德医生留在陕北，为红军服务。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

宋庆龄是在12月13日清晨听说了相关情况，她担心张学良、杨虎城杀害蒋介石，引起国共内战，在心里产生了去西安劝诫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想法。

随后，斯大林出于某种考虑，让宋庆龄把严厉斥责中共中央支持“西安事变”的电报转交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人。

预感事关重大，从1936年12月13日晚上开始，宋庆龄女士谨言慎行，不轻易公开表态，转而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主张。

我们不清楚这一时期的宋庆龄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根据现有公开资料和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录，不难发现，宋庆龄肯定与共产国际包括斯大林有联络方式。

在互相联络的时候，宋庆龄态度发生急转，必定与来自苏联的回应有密切关系。

说白了，宋庆龄认为共产国际包括斯大林等人都靠不住的。

既然看清了事情的本质，宋庆龄女士本着国家民族大义，全身心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主张与革命行动。

斯大林与宋庆龄再次会面，二人似乎已经释然。

1949年12月，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乘坐飞机败退台湾。

宋庆龄胞妹宋美龄从美国飞往台湾，继续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养尊处优。

稍早前，中央委托邓颖超赴上海，邀请宋庆龄到北京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

1949年9月，宋庆龄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孙中山留下的“正统国民党”政权，改组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为新中国8个参政的民主党派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积极投入到妇女、儿童的相关工作中。

1951年，她获得“斯大林国际和平奖”，后来担任中苏友协总会会长。

1952年12月，宋庆龄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宋庆龄担任团长，郭沫若先生为副团长。

代表团先到莫斯科，再从莫斯科转机维也纳，共分两批出发。

宋庆龄与郭沫若先乘苏联军用专机出发，大部分人乘坐火车紧随其后。

1952年12月12日，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开幕，宋庆龄被推选为会议执行主席。

为期一周的会议结束后，应苏联对外友好协会邀请，宋庆龄与中国代表团返回莫斯科，正式访问苏联。

此时的宋庆龄身份已经不再是某个党派的领袖，而是正式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与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

时隔20多年到访莫斯科，再一次受到高规格的接待。

为了热烈欢迎宋庆龄、郭沫若一行，苏联方面特意举行了数场欢迎活动。

宋庆龄与郭沫若不顾舟车劳顿，参加了数场欢迎晚会。

期间，他们还抽出时间拜谒列宁陵墓。

此次行程时间充裕，宋庆龄向苏联人员提出要见见老朋友。

苏联工作人员听到宋庆龄的请求后不敢怠慢，立马报告给上级领导。

宋庆龄当时向苏方提出希望拜访加里宁的夫人和鲍罗廷夫人。

此时的宋庆龄还不清楚，因斯大林与加里宁意见不合，她要见的加里宁夫人正在被流放，根本不可能会出现在莫斯科。

既然无法拜访老友，那么宋庆龄就故地重游，她游览了加里宁同志曾经住过的别墅。

快要回国之前，宋庆龄为斯大林准备一件礼物——一套蓝色丝绸的衣裤，她向警卫人员询问斯大林穿衣尺寸。

出于安全考虑，工作人员没有告诉宋庆龄斯大林的身高、体重。

宋庆龄的一番好意被拒绝了，只得作罢。

不过，斯大林还是在1953年1月13日晚间会见了宋庆龄和郭沫若。

当时的斯大林身体状况不太好，这是他逝世之前最后一次会见中国客人。

这一次斯大林与宋庆龄的会面气氛，与25年前大不相同。

二人相互寒暄之后分别落座，斯大林向宋庆龄详细询问了中国当时的农民、妇女、知识分子情况，宋庆龄和郭沫若一一进行回答。

在谈话的最后，二人回忆起了1928年的首次对话。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谈及往事，这两位饱经沧桑的老者相视一笑，一切尽在无言中。

结束谈话前，斯大林体贴地让工作人员给宋庆龄回国的专列上挂载一节专用车厢。

1月14日，宋庆龄乘坐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国，不到两个月后，斯大林因病去世。

1957年11月初，毛主席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

宋庆龄为副团长，团员包括彭德怀、李先念、邓小平、郭沫若等人。

这是宋庆龄第三次访苏。除了与代表团共同参加欢迎大会和相关庆祝活动外，宋庆龄还是希望能见一见加里宁夫人和鲍罗廷夫人。

这次苏联方面圆了宋庆龄的请求。

在1957年11月16日，苏中友好协会宴会开始前，宋庆龄在接待室里终于见到了阔别30年的两位好友。

三位女士久别重逢，彼此都有说不完的话。

因时间有限，几人互相留下联系方式，一直保持着通信，时常互致问候。

对于此次访苏，宋庆龄最大的收获就是与好友再次重逢，并取得联系。

1957年之后，中苏关系渐渐恶化。

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与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与苏联几乎成为了老死不相往来的仇敌。

宋庆龄一直坚持自己支持共产党的主张，她再也没有访问苏联。

不可否认，斯大林与共产国际出于自身的目的，对待宋庆龄提出的组建“第三党”的想法表示了明确的拒绝。 但这不影响宋庆龄在20世纪30~40年代与共产国际的合作。 毛就曾说过：“宋先生（毛一直称呼宋庆龄为宋先生）完全听从共产党的安排，在人民中享有巨大威望。”为了支持中国革命，宋庆龄一介女流奔走于世界各国，彰显她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奔走，呼号探索改革的足迹。 宋庆龄不仅守护了丈夫孙中山的政治路线，还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 正因为宋庆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提供巨大帮助，她才能得到毛、周、邓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致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