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森安孝夫在《丝绸之路与唐帝国》一书中指出，“唐朝不是狭义上的汉族国家，而是北魏鲜卑势力的延续”。

坦诚说，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割裂中国历史血脉关联之嫌。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他会认为“唐朝不是汉族国家”？今天简单和大家聊聊这件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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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民族”？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最早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学者“再造”的词语之一，一般认为对应的是英语单词nation（国民），有时也会对应people（人民）或者ethnic group（族群）甚至是race（种族）。

《牛津英语词典》认为：

被诸如共同的血脉传承、语言、文化、历史，或者据有同一片地域等因素联合在一起，因而构成一个独特的人们群体（a distinct people）的那种［包含］诸多个人和诸多地方社会的大型总的集合体。现在也指：组织为政治国家的上述人们群体；一个政治国家。

一言概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存在着两个基本涵义，一个是与“国民”含义一致的政治共同体，泛指一国之内的全体公民，另一个泛指以文化或族裔来界定的人类共同体。

那么问题来了，“民族”的历史究竟有多久？实际上，迄今为止依然没有完全一致的答案。

西方主流学术界普遍认为，“民族的概念出现在人类进入近代社会之后，是近代才有的民族主义思潮的产物”。

一般认为，最早的“民族国家”是17世纪的英国。这时的“民族”，泛指英格兰疆域内共同享有国家主权的全体国民。有西方学者认为，“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等民族体（nationalities）尽管一直共同拥有同一个国家，但从未融合为一个民族（a single nation）。”

不过话说回来，截至20世纪初，即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受到广泛支持前，当时的英格兰人似乎普遍认为，“英伦三岛的全体居民仍然是如法兰西人那样属于同一人群（a single people）。”

“民族主义”思潮的爆发，始于法国大革命。所谓“法兰西民族主义”，“是在卢梭著作以及民众自我治理的新信条影响下产生的，反映了皇室臣民应当变成为法兰西国民的观念”，有着一定的革命与民主特质。

于是，君主的绝对主权被“人民”的绝对主权取而代之，君主专制为“自由的专制”所取代，“个人尽管被“溶解”在集体性之中，但满足了对平等的追求，进而实现了对外国支配的摆脱”。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主义演化为了一种集体主义的国民民族主义”。

西方学界认为，由法国式集体主义的国民民族主义向集体主义的族裔民族主义（collectivistic & ethnic nationalism）的转向，典型地表现在19世纪德国和沙俄的民族主义运动中。

在德国，它“通过一个军国主义的国王和贵族政治家”来实现；日本主要借用德国的经验，“联合日本的民族宗教，以此取代了政治民主，成为日本民族主义的促进力量”；在沙俄，“也出现了民族主义，俄罗斯东正教会被证明是一个特别有效的工具”。

有学者认为，“英、美、法、德、俄五国的民族主义，塑造了现代世界民族主义的基本模式，其中，德、俄模式的集体主义的族裔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在向中东欧、亚洲和世界大部分地区扩散时的主要模式，并进一步浸染到原先按国民民族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大多数社会之中”。

其结果就是，在19世纪中叶之后的民族运动中，原本占据着支配地位的民族主义转变为了集体主义的族裔民族主义模式，进而催生出了形形色色的族裔民族。

于是，在清末民初的中国，出现了三个与“族裔民族主义”（拓展阅读：一文综述：“中华民族”内涵的沧桑演变）相关的问题：、

满族是否应该被纳入“中华民族”？

藏族、维吾尔族和蒙古族是否属于中华民族？

新生的中华民国，是否应当把西藏、新疆与内外蒙古纳入其中？

现如今，民族和民族主义在今后极长的历史时段里都不会凭空消失；作为对比，一个民族分为复数的国家或者一个国家里边有复数的民族，都将是历史的现实与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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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并非一成不变

前面提到，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是日本学者“创制”出来的。因此，“汉族”一词出现的时间其实是很晚的。

光绪二十一年（1895），陆皓东在《就义供词》中称，“盖务求惊醒黄魂，光复汉族”。学界认为，这应该是最早的“汉族”。

光绪二十五年（1899），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中介绍日本著作时，不仅大量使用了“民族”一词，里面还出现了“蒙古族”等称谓。一般认为，他是中国最早系统地阐述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并准确理解“汉族”的族称含义，自觉地、经常地加以应用的人。

至于“汉族”一词正式被各界广泛使用和接受，是20世纪初的事情：

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疾呼：“中国华夏，蛮夷戎狄，是非我皇汉民族嫡亲同胞区分人种之大经乎？”

章太炎在《驳康有为书》当中极力号召，“汉族之仇满洲，则当仇其全部”。

蔡元培在《释仇满》一文中强调，“吾国人一皆汉族而已，乌有所谓‘满洲人’者哉！”

孙中山在《敬告同乡书》中主张，“四万万汉族之可兴，则宜大倡革命，毋惑保皇”。

民国建立后，新生的资产阶级政府按照“五族共和”理论，将全国人民为了“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新中国成立后，经过1951—1979年的民族识别，认定全国合计有56个民族。可以说，现在我们所理解的汉族，这个时候才被最终确定。

当然，“汉族”这个名字出现得晚，本质上是因为“民族（nation）”这一概念出现得比较晚，传入中国比较晚，并不意味着汉族的“历史短”。

一般认为，古代中国能够对应的说法叫“汉人”，最早出现在东汉时期，泛指接受东汉王朝统治的人民。坦诚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国民”的内涵，但通常运用于外交场合。

带有民族内涵的“汉人”，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时期，泛指北方少数民族统治阶层对原魏晋人士的他称。历经数百年的流变，出身“关陇集团”的杨坚建立隋朝并完成了中原的大一统；取而代之的唐朝，更是将中原王朝的地位推上了新高峰。

但不可避免的是，唐文化之中存在着以五胡十六国时代民族大迁徙为首的北方少数民族乃至异国人的成分。如此来看，“唐文化”当中必然会夹杂着一定程度的“非汉因子”。

到了辽金与两宋时代，汉族与汉文化又发生了变化；等进入蒙古与色目人：理智讨论：为什么回回人在元朝变得越来越吃香？）主导的元朝以后再度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汉人”被视为北方各族人众汉、契丹、女真等）的总称，“南人”被视为南方各族人众的总称。

到了清朝，官员通常会按照满汉分类，其中满、蒙、藏为一方，汉人与其他民族为一方，汉人中又分隶属八旗的“汉军”、“绿营”、“包衣”和普通汉人。

在现代中国，除了作为人口主体的汉族之外，正式得到承认的还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然而，这里面并不包含历史上的匈奴、鲜卑、氐、羌、羯、柔然、高车、突厥、铁勒、吐谷浑、葛逻禄、奚、契丹等民族。

原因很简单，经过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代，上述诸族中的大部分已经融合进了自秦汉时代为止就形成的“狭义上的汉民族”，进而成为了新的“汉民族”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历史上汉族本身也是经过与其他各民族的抗争与融合，才一步一步形成了当下的格局和状态。

现如今，中国境内居住的人口中汉族占十分之九以上，这种真实地反映了汉族自身经历了过去与上述各个民族之间的融合，才形成如今的状态。

比如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北方和南方的汉族之间存在着肉眼可见的区别——比方北方人的平均身高比南方人高，除此之外还有北京官话、粤语等多种多样的汉语方言，并且存在川菜、粤菜等多样性的饮食文化。

同时我们也应该明确一点，汉族历史当然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历史决不等同于“汉族历史”。

3

大唐帝国的多元属性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唐朝不是“狭义上的汉民族国家”？对此，森安孝夫基于所谓“中央欧亚史”的角度，给出了以下两点理由。

首先，唐朝的统治核心具有“非汉”的鲜卑背景；其次，由多民族形成的唐朝对于汉民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采取着“兼容并蓄的世界主义、国际性、开放性的文化汇通”，这是区别于宋明等中原王朝的“本质特征”。

众所周知，北魏是由原来居住在大兴安岭一带的游牧民族鲜卑在入主中原以后建立的王朝，基于防御柔然等游牧部落的需要，北魏在北部边境地带设置了六个军镇。“六镇”之一的武川镇，位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以北。

在北魏的首都还设在平城（山西大同）的时代，六镇的武将们作为肩负着国防重任的精英集团，享受着极为优厚的待遇。然而，到了孝文帝迁都洛阳，国家中心南移之后，六镇将士的待遇发生了急剧恶化，其直接结果就是正光四年（523）“六镇之乱”的爆发。

由于这场混乱，北魏逐渐分类为东魏和西魏。一开始时东魏强盛，南下的六镇将士大多数抵至东魏境内与山东贵族联手；作为对比，武川镇的少部分将领进入西魏，在关中盆地与当地豪族联手。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魏内部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宇文泰为领袖的胡汉融合集团，这便是著名的关陇集团。

实际上，无论是掌握西魏实权并开创了北周的宇文家族，还是创建了隋朝的杨氏家族以及建立了唐朝的李氏，都出自这一集团。其中，北周与唐朝的始祖都是八柱国之一，隋朝的始祖曾是十二大将军之一。与此同时，建立唐朝的不少功臣也出自关陇集团。

鉴于此，森安孝夫认为，“基于北亚史、中亚史甚至是中央欧亚史的角度来把握这段历史看。我们可以断言说，唐朝绝非是狭义的汉民族国家”。

当然，他同时指出，儒家思想与汉文化在唐朝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因如此，不宜将唐朝视为与辽、金、元、清等一致的“征服王朝”。

可即便如此，他依然不断强调着唐朝“汉文化”蕴含的多元特质：

唐朝的汉民族、汉文化与秦汉时代的汉民族、汉文化是不同的东西。可以说，将前者称之为唐民族、唐文化或许更为恰当。然而，谁都不将其称为唐民族而是叫作汉民族，这种用语的保守性往往会掩盖历史的真实。

把唐代本来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一事，视为唐代是汉民族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并由此得出这一民族非但不歧视反而优待各少数民族的结论，本身就是典型的以上所言主义的想法。

其结果就是，“唐朝的统治者对汉民族以外的少数民族毫无抵触心理，只要有能力，不分出身地域等一律平等地加以重用”，比如在唐朝境内：

既生活着从东魏和西魏分立时代开始就给中国带来巨大经济负担的突厥人，也有作为商人而活跃的粟特人和波斯人，还有像高仙芝、慧超那样的朝鲜人，阿倍仲麻吕、藤原清河、井真成那样的日本人。

这些人无一不是熟练地操着自身固有的语言和汉语两种语言，视情况不同还可能使用第三种语言。

最终，森安孝夫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纵观有唐一代，世界主义、国际性与开放性，既来自唐朝国家的本质，即唐朝本来就是由汉民族与异民族混血、文化融汇所产生的能量而创建的国家。

另外，也是因为唐朝是多民族国家，其世界主义、国际性以及开放性才会不断地受到促进与推动。在这一方面，唐朝与后来的蒙古帝国、现代的美国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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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敏锐地意识到，民族主义尤其是族裔民族主义就是一头“怪兽”。

比如有学者认为，“民族主义是一阵激情的呐喊、一场与理智的拔河比赛，一个足以淹没系统思考的情感簇结”。

还有学者认为，“民族主义总是诉诸我们的部族本能，诉诸激情和偏见，诉诸通过以集体或群体责任性来取代个体责任性的约束而被释放出来的怀旧欲望。”

最后想说的是，无论是“民族”还是“民族主义”思想，无一例外都是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西方学术产物。用这种带有一定革命色彩的理论去论述千年前的古代中国史，本质上就是不负责任和刻舟求剑的行为。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过分沉迷于这种单一族裔民族之叙事当中无法自拔，更没必要就唐朝是否具有“非汉属性”感到困扰。须知，无论是汉文化还是其他的“非汉文化”，无一例外都是唐代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留给当代中国的不可分割的历史遗产，我们只需照单全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