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吊诡在于，正因为政府和精英阶层的宏伟抱负大多落空了，芸芸众生才有机会各显所长，施展自己的抱负，为自己所想要的东西而奋斗。

自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大一统皇权专制国家，中国历史似乎就一头钻入了一个周而复始的“陷阱”，直至辛亥革命彻底推翻帝制。

应该说，这2000余年间并不乏波澜壮阔的场景与跌宕起伏的故事，然而无论历史的剧情多么悲喜交加、惊心动魄，甚至血流成河，结构却是高度同构的，并且都遵循我们后人已经十分熟悉了的那一套叙事节奏，不过是换一些角色和台词而已。

01

现代人将中国历史上的这一陷阱恰如其分地概括为“治乱循环”，而对于它的成因，则有两种主流诠释话语。

第一种是传统儒家式的，我称之为道德主义话语。

它认为，每一个相对比较正常和长寿的王朝，其创建者及前期君主们往往贤明而睿智。他们仁政爱民、任人唯贤、励精图治，所以会开启一段本朝的鼎盛期。它们中最拔尖的，即几个所谓“盛世”。

之后，随着财富逐渐积累、社会日益富足，统治精英也不再兢兢业业、如履薄冰，而越来越骄奢淫逸，于是社会就陷入了漫长的衰败。在有些朝代，由于冒出个别能干的强人，或其他一些因素，会出现一度重新振兴的气象，即所谓“中兴”，但往往并不能持续太久。

最终，王朝无望地坠入注定的混乱尾声，等待着下一个新朝代从自己的废墟上诞生……

第二种是现代西方式的，我称之为制度主义话语。

在它看来，由于始终没有建立起一整套能够对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展开有效约束的法治化框架，权力的胡作非为无法避免。于是中国历史就像掷骰子，遇到统治者——尤其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比较明智、克制和贤能时，辅之以一定的天时地利人和，王朝就繁荣兴旺。

但因为这种“天选”并非必然，相反，“坏皇帝”的出现则是概率论上必然和迟早的，故而仁政善政总是随人亡而息，恶政弊政则是必然的出现，衰败也不可避免。

在当代知识分子中，上述这第二种现代西方式的制度主义话语无疑是占压倒地位的，原因自不用说。

然而我却觉得，相比之下，第一种传统儒家式的道德主义话语更有说服力，因为它合乎常识。平均来看，那些“打江山”的“创业之主”比他们的继承人更有能力，是毫无疑问的。

在他们的时代，同时存在着无数个像他们一样野心勃勃的天下觊觎者。要想在一片乱世中脱颖而出、笑到最后，就算未必是其中最出色的那个，也一定是排在前几位的——他们是“历史的选择”。而他们的孙儿辈们则是“某个子宫的选择”，坐享一个不存在竞争者的大一统天下，“统治基因”的退化是大概率事件。

我其实还认为，这就是历代儒家深信不疑的“衰退史观”或者汉儒发明的那套天命转易“五行循环”神话的简单而真实的理由。

至于现代西方式的制度主义话语，它说得没错，但并不具有解释力。因为“治乱循环”的概念表述本身即包含没有任何新突破，一直在旧有格局中打转的意思。而“没有制度突破”一类说法，只是对“千载犹效秦法政”这一客观历史现实的同义反复式描述，并非一种诠释，没有带来什么新的启发性的见解。制度论者并没能回答的真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社会在漫长的两千年里无法取得制度突破？

我在最近出版的《逝去的盛景：宋朝商业文明的兴盛与落幕》(简称《逝去的盛景》)一书中想要实现的雄心，就是为这种“历史治乱循环”寻找到另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新的诠释方向，我这里暂且称之为“生产力密码”。

02

如果仔细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我们会发现一条若隐若现的“规律”：宋代以前的汉、唐两代和以后的明代，都经历过一段一百三四十年的农业生产持续扩张期，随后就都陷入停滞、乃至衰退。

很大程度上看，这就是决定古代王朝治乱兴替“历史周期律”的经济根源。

农业几乎就是古代经济的同义词，农业的停滞和衰退就是经济的停滞和衰退。它的出现，必然意味着人民普遍收入以及生活水平的下降，社会的各种不稳定自然随之显著增长。积累到一定程度。便孕育着大规模冲突爆发、社会步入乱世乃至改朝换代的动力。

有趣的是，这样一段农业生产扩张期的历时，差不多恰好都是汉、唐、明、清等几个国祚相对稳定历久的大一统王朝寿命的一半，这其中又暗藏了怎样的密码呢?

在解开这个奥秘之前，我们先要对经济增长的不同路径以及由此造成的“古今异同”有一些基础知识方面的了解。

在人类经济实践中，单位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升是工业革命以后才出现的。这是“科学革命”所点燃的技术进步的结果，事实上工业革命本身正是科学革命在实践领域的延伸。

在之前漫长的几千年农业文明时代，不能说经济没有增长、经济规模没有扩大，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极为缓慢的，往往一个世纪、乃至几个世纪里仅有个位数百分点的增长。

这就意味着，那个时候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用经济学术语来说，是一种“外延扩张式”的经济增长。

打个比方，以前一个人种20亩地，一年产出1万斤粮食;现在两个人种40亩地，一年产出2万斤粮食。“蛋糕”是做大了，但投入做蛋糕的资源以及参与分蛋糕的人也同比例增加了，人均产出并没有增长。在这样的模式下，无论生产扩大了多少，社会财富总量增加了多少，人均不会更富有。

这还是这种“外延扩张式”经济增长中的理想模型，真正的现实会比这一简化模型更差：在给定疆域内，土地总是有穷尽的，和平年代人口增长又总是快于新开垦耕地的增长。这意味着这种“外延扩张式”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能无限延伸，它的天花板常常是很低的。

更重要的，随着易于开垦的肥沃土地——用今天的时髦话来说也就是“低垂的果实”——日益稀缺，这种简单的生产要素扩张还必然呈现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新开垦出来的20亩将会是薄田，同样一个人去耕种，一年也许只能产出8000斤或6000斤粮食，人均粮食产量逐年下降……

这就是为什么两千年里中国人民勤劳而不富裕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人口的翻倍增长，清朝中期中国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有可能反而比一千年前唐宋时期更低，而不是更高！

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对中国历代粮食单产做过长期研究，王家范教授在他的成果基础上稍做一些修正和补充后得到的一个概要性的结论是：在漫长的两千年里，也就是从战国到明清，中国平均粮食单产增长了4.5倍。折算成年平均增长率，仅有0.1%。

两宋时期是王朝史上粮食单产增长最快的时期，但也仅比一千年前的汉代增长1.7倍，比前朝唐代增长1倍多一点，年均增长也只有0.2%。

晚近国内外一些更为精细的计量研究得出，中国粮食亩产在汉代时约为110市斤，隋唐时增至125市斤左右，到宋代迅速上升到140—185市斤，比蒙文通先生的结论更消极一些。但这已是相当了不起的进步了，这就是前现代经济模式受技术进步硬约束的无奈现实。

“人均GDP增长率”，是如今每一个现代国家和现代人都极为关注并视作理所当然的概念。但在工业革命以前，它只有放到数百年、上千年的长程时间跨度内审察才有意义，在一个人的个体生命周期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使工业革命以后，人均GDP的持续增长也只出现在英国等少数几个西欧国家里，全球范围的普遍高增长是二战以后才冒出来的“新生事物”。

03

了解了前现代经济模式受技术进步硬约束的无奈现实后，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每一个王朝前半程的垦田增长与人口扩张之间的无望赛跑。这里以《逝去的盛景》一书聚焦的宋代为例。

传统农业经济时代，土地和劳动力是最重要的两种生产要素。而在前现代的自然与技术条件下，二者本身又存在着互为因果的紧密关联：更多数量的劳动力，才能开垦更大面积的农田;更大面积的耕地，才能养活更多数量的人口……

政治稳定是人口繁衍的基本前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口高峰期出现在两汉时期，最高达到过5000多万。历汉亡后数百年乱世，隋唐重新统一，人口也从谷底反弹。到唐朝开元、天宝间，中国人口恢复并超越汉代，出现了史上第二个峰值，至近6000万。这样的人口基数就是缔造“汉唐盛世”的基石。

北宋再度统一，终结了四分五裂、战乱不绝的五代，人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恢复。当时的户口统计显示，到仁宗朝，全国总户数已从国初的300多万户猛增至1200万户以上，超越汉代，恢复到唐代全盛时的水平。

又过了半个世纪，到徽宗朝，总户数已超过了2000万，几乎再翻一番，达到汉唐时代的两倍。中国人口总数也攀上了历史上的第三个峰值，并且首次超过1亿。这个纪录随后一直保持了400多年，要到17世纪中叶的清朝初年，中国人口总量才重新恢复到北宋末。

北宋160多年中，年均户口增长率达到惊人的1%以上!宋代官员和士大夫一再提到，本朝“生齿之繁”乃之前历代所未见，对此他们自己也常常觉得不可思议。

北宋前期耕地面积的扩张勉强能够匹配人口增长。

与历史上每一个新朝代接手“大乱”之世以后的最初情形差不多，因五代连年战乱，土地荒芜严重。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太常博士、直史馆陈靖在上言中说道：“今京畿周环二十三州，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才二三，税之入者又十无五、六”。此时距宋朝立国已30余年，况且还是环京畿周边郡州。

缘于此，宋初，政府大力鼓励民间拓荒垦田。有史可查，朝廷每隔几年、十几年就会专门发布诏令，或直接号召百姓，或命令地方官府招诱人民，在各地开荒垦辟，恢复和扩大土地耕种。采用的鼓励手段包括减免租税、徭役，出借或赠与耕牛、农具、种子，乃至无偿授予产权等。

宋太祖开宝(968—976)末到真宗天禧(1017—1021)末，不过50年间，全国户数即从300多万户增至近870万户;与此同时，垦田从295万顷增至524多万顷。大数差不多都翻了一番，但垦田增长还是跟不上人口扩张。对比唐代前期，实现相同的人口和垦田翻倍，用了大约110年的时间。

各地农民“凿山而田”、“与水争田”，到北宋中后期，不但全国所有平原沃野“旷土尽辟”，南方很多地方的高原山区和低洼沼泽也纷纷被开发利用。梯田、圩垸等都是在这段时期涌现出来的。

王安石变法期间，朝廷颁布“农田水利法”，奖掖垦荒之外还大力鼓励兴修水利设施。熙宁三年至九年(1070—1076)间，各地疏浚主要河道，兴建近1.1万个水利工程，改善了近40万顷农田的灌溉。

据漆侠先生推算，到神宗至徽宗间，全国垦田总面积在700万—750万顷之间，达到有宋一代最高值。这一规模几乎比唐朝时翻了整整1倍！之前历代从未有过，此后的元明两代也没能再达到过。

在《逝去的盛景》的写作接近完成时，我看到自然资源部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2022年度全国耕地面积为19.14亿亩，也就是1914万顷。

前面已大略讲到，像这样“外延扩张式”的传统增长模式是迟早会触达极限的。

宋代的农业经济比上述四个朝代都要成功。300多年间，包括领土丢失了一半的南宋，农业生产虽有起伏，但一直在增长，直到南宋灭亡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停滞迹象，不过边际效益递减的情况依然是一目了然的。

前述数据已很清晰，即使在垦田面积增长最快的北宋前100年，它也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其结果自然是户均耕地逐年下降。据史料推算，北宋户均拥有耕地面积，太祖时为90亩出头，太宗时下降到76亩，真宗时进一步降到60亩多一点，到神宗时仅有28亩。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仁宗以后土地兼并和隐田漏赋的问题愈演愈烈，大量农田并未登录于籍，因此神宗时的数据是很不可靠的。

然而，即使将官方名义数据上调50%—60%，神宗时户均土地保有量也不超过45亩。也就是说，从国初到神宗的两个甲子，户均拥有田地面积下降了一半还要多!而在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两浙、福建等路，户均有地仅20亩左右，到南宋时就更少，人多地少的矛盾一天比一天突出。

有充分的理由假设，随着人口的继续增长，再用不了几十年，就一定会出现清朝乾隆帝以后的那种社会经济全面停滞。实际上，满清从入主中原到18世纪末乾隆时代落下帷幕，差不多也是一个半世纪，与宋代立国到徽宗时人口达到峰值时的长度相等。因此，如果经济上没有其他出路，北宋就算侥幸躲过了“靖康之变”，故事的结局恐怕也好不到哪里。

这其实就是一个“马尔萨斯陷阱”的修正版。

04

但事实上宋代几乎已经跳出了那个“历史循环”的魔咒，这是因为它不但在经济总量上成倍于“汉唐盛世”，人均收入也取得了王朝时代绝无仅有的重大跨越。按现代西方学者的估算，至少增长了30%以上。

也就是说，宋代不但有所有朝代都有过的“外延扩张式”经济增长，还实现了真实的“内涵深化式”的经济增长，这是它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更为富庶、也更富持久活力的真正原因。

而这也正是我在《逝去的盛景》书中想要揭示的主题。

那么，在没有飞跃式的“技术革命”的硬约束之下，宋代的这种“内涵深化式”经济增长模式又是怎样取得的呢?这就涉及到了人类经济增长的另一条路径，即市场广度和深度的持续拓展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其理论基础是经济学中经常提到的另一个术语：“比较优势”，或“相对优势”。

现代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都曾花很多笔墨讨论过所谓“比较优势”的问题。这里再举一个最简化的例子来说明——

假设有两个工人，因为先天禀赋和后天训练等各方面的不同，一个善于制钉而逊于制针，另一个长于造针而短于造钉。

制造钉子和制造针，就分别是前者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后者则恰好相反。在给定工具及其他技术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第一个工人用一天时间能制造100个钉子或50根针，第二个工人一天里能制造100根针或50 个钉子。原先，他俩各自分头花相同时间制造钉子和针，前一个工人能一天生产50个钉子加25根针，后一个工人一天能生产50根针加个25钉子，二人合计一天能生产75个钉子加75根针。

现在，如果让前一个工人专门制造钉子，让后一个工人只制造针，那么一天合计就能得到100个钉子加100根针。在技术条件并没有任何改变的前提下，这两个工人的平均单位生产效率提高了1/3……原因在于他们各自的“比较优势”都得到了充分发挥，而“比较劣势”都被明智地回避了。

这就是我在《逝去的盛景》中不止一次说到的自给自足的传统小农经济模式与商业化、市场化的现代工商经济模式之间的根本分野。即使不存在技术上的突飞猛进，一个社会仍可以通过组织方式、管理模式等各方面的改变和创新，取得单位生产效率的显著进步。它的秘密就蕴藏在市场不断拓展所推动的产业分工合作的持续细分和深化中。

这类“分工—合作”式扩展秩序的前提，是要有一个足够大的市场半径和容量，以达到经济学家所说的“规模效应”，宋代人口的迅猛增长，商品交易的区域乃至全国一体化，恰好满足了这一要求。

在一个拥有上亿人口的大国里，即便一千年前完全不存在一个外向型的全球大市场，仅内部的市场拓展、产业细分与合作深化也几乎可以是无穷尽的：

钉与针的制造实现了专业分离后，它们的打磨、抛光、包装、销售、运输……还会进一步细分出来，衍生出数不尽的新生意。而这些从原先的制钉与制针业中独立出来的新产业还会与社会上的其他产业交叉整合，催生出之前无法想象的各种新市场和新机会……

在《逝去的盛景》的最初几章里，我们就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许多隋唐五代以前闻所未闻或仅仅露出一点端倪的崭新产业，在宋代的纷繁市井中被创造出来、发育成熟。

如果说科学进步与技术创新给劳动生产率带来了“绝对的”提升的话，上面这种通过市场扩展、产业细分与合作深化而获得的生产效率提升就是“相对的”。

在漫长的人类经济史中，前者通常是间歇性的、浪潮式的，其空间和时间分布都极不均匀，会存在明显的高峰和低谷，而且很大程度上也不是人类自己能够掌控的，因为科学技术的突破说到底取决于天才人物和天才灵感的涌现，是有很大偶然性的。

科技创新往往先在较短时间和较小的区域内涌现，形成明显的技术高地，然后慢慢向其他地区传播，一浪接一浪地推动技术的同化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而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和大部分区域，都没有什么重大创新或技术革命，日复一日才是生活的常态。

后者才是不间断、绵延持续的，一旦掌握正确知识，采取正确政策，就是可以有意识主动推进的。它反过来还会促进实用技术本身的持续改进。

而商贸流通行业，则是这种模式下生产力提升的催化剂。没有一个广度不断拓展、深度持续挖掘的繁荣有效的流通市场，不同产业门类之间的分工与合作便不可能展开，经济产业的专业化细分也就失去了依托。

“宋之富盛”的奥秘正蕴于此。

05

撇开经济规模的总量增长(这其中大部分是前面已经详尽讨论过的“外延扩张式”模式所造就的)，可以说，宋代经济的实质性进步主要是在城市工商贸易服务业领域取得的，相当一部分劳动力和生产要素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到了单位经济产出更高的城市工商业部门。

这是之前所有朝代所无，亦是之后大多数时期所缺。就连宋代农业本身，也不再孤独割裂地存在于农村，而是深深地卷入了当时蔚为壮观的城市化和商品化大潮，繁荣的新兴工商业市场反哺了传统农业，大大延缓了它因边际效益递减而终将撞上的停滞和衰退。

像这样依靠分工合作的扩展取得的“内涵深化式”经济增长需要经历一个缓慢而持续的展开过程，不像技术革命那样能够在短期内带来突飞猛进。

更重要的是，它极其有赖于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社会土壤：制钉人和造针人能够放心地抛下千百年来从来都自给自足的男耕女织、盖房打井……，心无旁骛地专著于制钉和造针一件事，是因为他只需要赚更多钱，就算一粒粮食、一尺布也不自产，一家老小的衣食也一定会比以前更丰盛锦绣，还因为他制造钉子和针的钢铁原材料有保障，制成品销售也有渠道……

在经济越发达的社会，所有人的生存就越紧密地依赖于其他人。看起来这么简单的 “制钉”这件事，背后需要一个瞬息万变、复杂无比的市场体系来支撑。

遗憾的是，在人类历史上，这样一个市场体系从萌芽、发育到成长、扩展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很容易为政治力量所扼杀。因为这种合作扩展的经济秩序并不是哪个聪明人或明智的政府机构有意识“规划”、“设计”出来的，而是无数投身经济实践的人们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时无意识地“演化”出来的。

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与动机，最典型的如“安全”的本能、“独立自主”的考量以及“赶超先进”的渴望等等，政府的有意识政策总是很难不经常对它造成扰动和损害。

在更宽的时间视野里，我们能够看到，宋代处于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个非常特殊的转折期。容我这里再作一下简要总结，这是一个由原始自然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或者说由传统小农经济向新兴工商经济转型的时期。这个特殊的转折期呈现出以下几个鲜明特征：

第一，城市与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并连接成网络;

第二，工商业从粗放的农村家庭副业中分离独立出来，不断细分裂变出新的产业，并且在经济结构中占有越来越高的比例;

第三，商品交易从基本局限于本地和短途、小规模转向长距离、大规模，市场从原来本地的和割裂的状态转向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网络状的形态，市场吸纳与辐射“半径”大幅度扩张;

第四，人们之间的交易由实物(劳务)为主转向以货币中介为主，直至“以物易物”的数千年传统被彻底淘汰。

……

进一步，这种经济特点又造成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的社会趋势乃至文化面貌，例如城市人口激增，社会流动(不仅地域，还有身份)大大加强，消费性、商品化的大众文化娱乐生活的兴起等等。

所幸的是，有宋一代，历朝政府的政策指导思想和实际作为总体上大多顺应了这一转折期的变化和趋势，而不是像其他许多朝代那样近乎本能地试图阻挡和扼杀它。

我还相信，如果这样的经济结构升级累积到一定的广度和深度，现代的那些启蒙知识分子心心念念的“制度突破”也就有了发生可能性及成功基础。纵观古今中外，促发制度突破的或许有诸多动因，经济因素即使不是第一位的，也一定是极端靠前的。

很遗憾，无论是宋以前还是以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朝代都没有这样的运气。至于为什么，我希望我的这本《逝去的盛景》能够对读者有所启发。

06

那宋代究竟做对了什么呢?

答案是：在市场的自发力量面前，宋朝政府什么也没有做，这就是它做得最对的地方！它也曾经很想主动做一些什么，但由于陷于已有的路径依赖、既得利益和各种观念的撕扯博弈，最终几乎一事无成。

这令宋代每一朝的士大夫精英阶层都无比失落，历史的吊诡在于，正因为政府和精英阶层的宏伟抱负大多落空了，芸芸众生才有机会各显所长，施展自己的抱负，为自己所想要的东西而奋斗。这才是宋代经济文化超越以前任何一个朝代，并居于当时世界最前列的真正奥秘。

当然，说宋朝什么都没做毕竟有些极端了。总体上看，政府为市场交易和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本适应当时形势的政策框架，它也十分乐意为人们做生意赚钱排除困苦、疏通梗阻、提供帮助、调停冲突……

主要不是因为它为了为善，而是因为所有这一切最终都能让它自己分享到经济繁荣的丰硕果实。

至于“投机取巧”的工商经济中何以能轻易地产出比“坚实可靠”的农业经济中更多的收入?宋人自己多半并不明白，当时绝大多数有识之士显然会认为，这坐实了工商业的“豪夺”与“巧取”本性。

因此我们看到了三百年间充斥着对“兼并”、“坐息”之类的道德大批判。这种思维模式同今天许多人坚定地认为，金融、互联网和科技业者赚钱更多，是因为他们压制盘剥了“实体经济”如出一辙。

但让这些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沮丧的是，在宋代的特殊路径依赖之下，不论执掌政策方向的统治者主观价值立场如何，他们客观上几乎没有任何空间采纳这些正统教义，动用国家力量强行把市井中熙熙攘攘的人群和道路上川流不息的财货驱回到阡陌井然、各安其分的田园乡村中去。

翻阅两宋史籍，我们随处可以看到，从天子到宰臣，从官员到学者，无时无刻不充满了失落与忧患，无可奈何之情跃然纸上。对于恪守正统理想的他们来说，依靠这些“末业”来“敛财”不啻是饮鸩止渴，每每令他们痛心疾首。

他们中亦不乏像范仲淹和王安石这样的雄才大略者，想要对行进在错误方向上的国家加以纠正，把它重新拨回到古代圣贤一劳永逸地指明了的正确道路上，但他们的努力都没有取得什么真实成效。三百年宋朝政治深陷于这种特定的路径依赖中难以自拔。

然而今天已有的知识告诉我们，之所以能够从新兴的工商业中获取更多税收，原因在于工商业的劳动生产率更高。也就是说，投入相同单位的资源和劳动力，工商业比农业的经济产出更大，创造的社会财富更多。

这种生产力的提升正是现代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国民经济增长与物质财富丰裕的必由之路。

假设历史沿着宋代的轨迹继续演进下去，那么这样一个与当时士大夫精英阶层的道德理想截然不同背道而驰的经济政治架构显然是有希望推动国家和社会继续现代化的。可惜的是，宋代的财政创新和工商业发展最终未能帮助国家抵御住严峻的军事压力，这条演进之路也就倏然而止了。

如果说宋代曾经做对了什么的话，后代又做错了什么呢？

宋亡以后，经历了一段外来游牧民族不算很长的统治，中国的经济结构重又回归到旧时轨道上。现代的曙光一闪而过，消退在了历史的暮色中。

明清两季，统治者重拾“重本抑末”、“抑制兼并”、“扶持小农”的经典药方，甚而进一步“禁海封山”、“官商召买”……而且一代比一代更加执行得着力和有效，终于建成了堪称理想的小农社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宋代曾经有过的繁荣的商业与城市生活以及财富积累，逐渐变成了历史上一段应当时刻引以为戒的反面教材。统治者们满意地看到，当所有人不再追逐财利、不再贪图享受，世上不再有家财万贯的大户巨贾，水陆要道上不再充斥着繁忙嘈杂的人流与财货……天下也随之太平了。

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来剖析，通过行政力量将所有人重新驱回到过去那种“男耕女织”、“勤耕苦读”的理想生活中去，表面上看社会因流动性的减少而变得更加稳定，深层而言，其实也就是将一个原本有机会突破“历史循环”的冉冉生长的新趋势扼杀，使社会重新回归过去边际效益递减、并注定要撞上停滞与衰退的旧的生产力模式中。最终结局一定是更大的不稳定。

具体来看，每个朝代开始走下坡路的原因各不相同，当时统治者的愚贤不肖可能也大不一样，都值得后人实事求是地仔细分析研究。但有一个因素是强有力：当一个社会陷入长期的经济停滞和衰退，那么即便统治精英十分贤明能干，前途恐怕也注定是暗淡的。

历史上，很少有统治者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天下人男耕女织、各安其所的田园美景是一个社会经济成功的结果，而非原因。

……

所有的盛景最终都将逝去，对于我们后人来说，重要的是，我们要搞清楚它们逝去的真实原因。尤其重要的是，它们中的有一些，本不该那么快就逝去。人们越是努力，它们就逝去得越快。

在经济即许多社会问题上，真理总是与大多数人的质朴直觉相反。

而我自己的努力，希望能够为更好地解释中国历史“治乱循环”开拓一个新的理论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