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俄乌两国对二战后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在国民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等领域取得的成就均予以肯定，但在苏联政府对乌克兰的民族政策，以及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等乌克兰历史热点问题的评价上仍存有分歧。相对于帝俄时期的乌克兰历史研究而言，俄罗斯和乌克兰，尤其是俄罗斯关于二战后乌克兰历史的研究略显薄弱，关于二战后乌克兰一些重大历史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囿于档案文献等资料限制，笔者谨将俄乌史学界关于二战后乌克兰历史争议问题的观点介绍给读者。相信随着文献资料的挖掘和公布，有关二战后乌克兰历史发展的脉络会更加清晰，学术界对俄乌双方争议的历史问题的评价会更为客观、公正。

一、二战后苏联政府对乌克兰的民族政策问题

俄罗斯学者认为，二战后苏联政府对乌克兰的民族政策虽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是在教育、宗教文化等领域还是采取了不少尊重乌克兰民族利益的政策措施。如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政府在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开始推行新“乌克兰化”政策。大批乌克兰人加入党组织，在党和国家机构中担任重要职位；乌克兰语使用范围逐渐扩大，在国家机关、中学和大学人们开始使用乌克兰语，乌克兰语报刊杂志的数量有所增加。1953年6月，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以“在乌克兰高校实行俄罗斯化政策，在西部各州歧视当地干部”为由解除了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梅利尼科夫的职务，由选举产生的乌克兰人基里切科取而代之。此后，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由乌克兰人担任已经成为不成文的、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定。 

乌克兰学者关于苏联政府对乌克兰民族政策的评价却大相径庭。按照乌克兰历史教科书观点，西乌克兰从纳粹德国占领下获得解放后，苏维埃政权在西乌克兰推行“苏维埃化”政策。大批忠实于苏维埃政权的专家学者、工程技术人员、教师和大学生从乌克兰东部和中部各州被派往西乌克兰，以充实西乌克兰的专家和干部队伍。据统计，1946年在西乌克兰大学生中当地人只占37％。西乌克兰高校主要采用俄语教学，利沃夫大学只有1／6的教师使用乌克兰语授课。20世纪60—80年代苏联政府在教育领域继续强制实行“苏维埃化”政策。从1979年开始所有民族学龄前儿童从5岁起须学习俄语。这一政策的直接后果是1960—1980年在普通教育学校中乌克兰语学校减少了8700所。乌克兰历史教科书还强调指出，由于苏联政府在乌克兰实行移民和强制“苏维埃化”政策，乌克兰居民的民族成分发生了改变。根据1989年的人口调查，与1959年相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口增加了960万。乌克兰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从76.8％降至72.7％，俄罗斯人所占比重从16.7％升至22.1％。1989年在乌克兰南部地区俄罗斯人占当地居民总数的1／3。 

关于苏联政府对乌克兰的宗教政策，俄乌双方也各执一词。2015年，由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达尼列夫斯基、米罗年科等人撰写的《乌克兰史》问世。这部历史著作关于苏联政府对乌克兰的宗教政策着墨不多。在谈到西乌克兰的希腊天主教会时米罗年科写道：“在西乌克兰大多数居民信奉希腊天主教。这自然使人们对向教会施压，继而禁止希腊天主教会非常敏感。……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反对禁止乌克兰希腊天主教的人均被逮捕。……1946年3月8—10日在利沃夫举行了宗教会议。会议作出关于终止1596年的布列斯特合并，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并入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决定。……希腊天主教会转入非法状态，一直持续到1989年。” 

乌克兰历史教科书则用详尽笔墨描述了战后苏联政府采取各种措施限制和排挤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的活动：“从1944年秋苏维埃政权开始对乌克兰的希腊天主教会采取全面进攻政策：没收希腊天主教会的大部分印刷厂，剩下的印刷厂处于国家书刊检查的控制之下；呼吁宗教学校的学生去参军，指控神父从事危害国家的犯罪活动。”1946年3月8—10日，在利沃夫召开了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会议。会议宣布取消1596年的布列斯特合并（正是由于合并在乌克兰才建立了希腊天主教会———笔者注），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合并。苏联政府发布命令，将更好的教会建筑转交给东正教会以便其进行宗教活动。 

在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政府对宗教活动继续实行限制和打压政策。1954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开展科学的无神论宣传》的决议。决议要求党的各级机关在“不干涉信徒和神职人员的情感和对教会活动不进行行政干预”的前提下开始无神论工作。“但是在50年代末这些规定完全是一纸空文。当时的行政命令远远超出无神论宣传的范畴，并且常常取而代之。在乌克兰数量最多的教会是俄罗斯东正教会，其他基督教宗教派别被政权机关取缔或者转入地下，而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活动完全受政府控制。”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苏联的杂志社、广播电台成立了无神论处，很多州和区中心成立了无神论博物馆和天文馆。高等院校还开设了“科学无神论基础”课程，成立了科学无神论教研室，高校教师必须在集体农庄和企业中讲授无神论方面的课程。1962年初，苏联对法律作出根本性修改，开始限制开设教堂和祈祷所。1961—1966年，乌克兰教堂和祈祷所的数量从6400座减少至4500座。与此同时，神职人员没有权利组织宗教活动，无法支配宗教团体的资金收入。 

二、1954年克里米亚从俄联邦划归乌克兰问题 

乌克兰历史学家多倾向认为，战后苏共中央出于加快克里米亚经济开发等因素考虑，在纪念俄乌合并300周年之际，将克里米亚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划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尽管苏联政府极力宣扬这是俄罗斯人民对乌克兰人民的友好情谊，是将克里米亚赠予乌克兰，但事实并非如此，此举实际上给乌克兰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在Е.И.波梅通、Н.Н.古潘编写的《乌克兰史》教科书中写道：“20年代初成立的克里米亚自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战争结束后成为俄联邦的一个州。从克里米亚迁出鞑靼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使半岛的社会经济、政治形势更加严峻。鉴于战争带来的损失，政府计划首先依靠俄联邦的移民来此定居和从事经济开发，但是资金短缺和物质资源匮乏使苏联政府有计划的开发进程受阻。政府没有为移民提供必要的帮助，移民在特殊的自然条件下也没有为有效的经营活动做好准备。” 

为了证明这一观点，教科书提到1953年秋赫鲁晓夫前往克里米亚草原地带视察，沿途看到的一切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些来自俄罗斯遭受战争破坏的地区的移民围住了赫鲁晓夫，“要求给他们提供食物、饮用水和物质援助”。移民们嚷嚷：“‘把我们请来了……，土豆在这里不生长，白菜长不好。’赫鲁晓夫问道：‘那你们为什么还要来这里？’人群中有人叹气道：‘被骗了。’在这种情况下，1954年2月19日，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克里米亚半岛划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版图。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时正值隆重纪念佩列亚斯拉夫拉达300周年之际。显然，将克里米亚并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版图是党的宣传机构的意图。在新闻媒体中这一举动被解释为‘显示了俄罗斯人民对乌克兰人民的友谊和信任’。” 

对于克里米亚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划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所产生的影响，乌克兰学者的评价大多是负面的。历史学家Ю.沙波瓦尔指出：“首先，事实是克里米亚未必称得上是‘俄罗斯的礼物’，因为克里米亚历史上是克里米亚鞑靼人的祖国。其次，养活克里米亚对于乌克兰来说会带来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很多问题，因为那里多数是俄罗斯人。” 

关于把克里米亚从俄罗斯划归乌克兰的原因，俄罗斯学者也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因素是主要考量。如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伊在回忆录中指出，作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将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完全出于经济上的考虑。阿朱别伊的证据是1953年秋他与赫鲁晓夫一起前往克里米亚考察时的印象：克里米亚农业形势十分严峻，这里土地荒芜、劳动力短缺，来自俄联邦中央各州的移民向赫鲁晓夫抱怨，在克里米亚无法生存下去。第二种观点认为，赫鲁晓夫把克里米亚转给乌克兰，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当年参与镇压行动在“乌克兰人民面前赎罪”。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赫鲁晓夫希望以此获得乌克兰共产党的支持。如舍比洛夫指出，斯大林去世后，在苏联党内争夺权力的政治斗争中赫鲁晓夫需要乌克兰共产党的支持，乌克兰共产党是各加盟共和国中影响力比较大的政党，赫鲁晓夫以经济因素为由掩盖了作出这一决定的真实动机。

俄罗斯学者尽管将克里米亚视为送给乌克兰的“礼物”，但承认这份礼物是有瑕疵的。如米罗年科在《乌克兰史》中写道：在俄乌合并30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送给乌克兰一份‘礼物’。1954年2月1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关于将克里米亚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划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法令。确实，正如后来所表明的那样，这份礼物并不完美，甚至是有预谋的。克里米亚无论从历史、种族还是文化上都不是乌克兰的克里米亚。1944年从克里米亚迁出了19.1万鞑靼人、1.5万希腊人、1.25万保加利亚人、1万亚美尼亚人，以及1100名日耳曼人，这些民族都被认定在被占领期间与纳粹分子合作。显然，自从作为种族和文化共同体存在时起，克里米亚鞑靼人从未认同失去自己的历史祖国。在这一问题上，领土接近、经济和文化联系，还有单纯的管理方便（当时需要修建运河向克里米亚调拨淡水）是考虑的因素”。 

笔者也认同大多数俄罗斯和乌克兰史学家的观点：首先，经济因素是苏共中央决定将克里米亚从俄联邦划归乌克兰的最主要考量。1954年2月1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的《关于将克里米亚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划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命令中明确指出：“鉴于克里米亚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经济上的共性，领土接近和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作出决议：批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合提交的‘关于将克里米亚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划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呈请。”

其次，二战后克里米亚面临的严峻经济形势表明，划归乌克兰是促进当地经济恢复发展的现实选择。1944年克里米亚从纳粹德国占领下获得解放，遭受战火洗劫的克里米亚满目疮痍：一半的城市房屋被损毁，塞瓦斯托波尔甚至变成一片废墟。大批居民被强制迁移使克里米亚经济雪上加霜。战争结束后克里米亚人口锐减，由战前的119.9万降至35.1万。塞瓦斯托波尔和刻赤的情况更为糟糕。战争结束时塞瓦斯托波尔只剩下1010人；刻赤只剩下11人。农业是克里米亚的主要经济部门，战后很多土地荒芜，农业生产大幅下滑。1946—1947年克里米亚又遭遇干旱和饥荒，几乎所有社会基础设施均遭到破坏。为了恢复半岛的经济，苏共中央自1944—1945年开始从邻近地区向这里移民。移民有的来自乌克兰，有的来自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和沃罗涅日州。从北方迁移来的农业移民明显不适应这里的自然气候条件。克里米亚适宜种植葡萄，而从沃罗涅日州来的移民习惯种植土豆、白菜，因此庄稼总是长不好。 

从地理位置来看，乌克兰介于俄罗斯的陆地部分和克里米亚之间，与克里米亚存在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克里米亚所需的建筑材料、电力都来自乌克兰，交通线路与乌克兰相连接，物产基本上销往乌克兰。当时，克里米亚缺少饮用水是一大难题。一半居民点的水不适宜饮用，尤其是克里米亚草原地带饮用水匮乏现象严重。因此，40年代末50年代初苏联政府作出决定，建设全长402千米的北克里米亚运河，将第聂伯河的水引入克里米亚。这是一个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为了兴修水利工程，把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从经济和行政管理角度来说更为方便。作为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从国家经济建设全局考虑这一问题是完全合理的。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也证实了这一点。2014年3月19日谢尔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引用父亲赫鲁晓夫当年说过的话，指出其完全是从经济角度考虑作出将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的决定。 

尽管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在客观上给乌克兰带来一定的麻烦，但赫鲁晓夫主观上是想恢复和发展克里米亚经济，并非想利用鞑靼人给乌克兰制造麻烦。在乌克兰工作的日子是赫鲁晓夫政治生涯中的重要时期，也是他一生引以为荣的难忘时光。赫鲁晓夫深情地回忆道：“1949年是我在乌克兰的最后一年。回首过去，乌克兰人民对我非常友好。想起在那里度过的岁月我倍感温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令人愉快的时期，它给我带来一种满足感：共和国发展很快，工业、生产都有所增长。斯大林不止一次委托我作关于乌克兰问题，特别是畜牧业取得显著成绩的报告。这些报告随后被转发在《真理报》上，以便其他共和国效仿我在乌克兰的做法。”很难想象，在乌克兰主政多年，对乌克兰人民怀有感情的赫鲁晓夫把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是为了给乌克兰制造麻烦。

三、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问题

1986年4月26日凌晨，距离乌克兰首都基辅140千米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发生爆炸，爆炸引发大火并向大气层散发出大量高能辐射物质。关于事故造成的严重后果，乌克兰历史教科书中这样写道：“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对乌克兰经济影响巨大，对全民族而言是一场灾难。无论死亡人数、造成的后果还是经济损失，这场灾难在核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事故发生时约有190吨核燃料发生爆炸，核废料导致大面积污染。核爆炸形成的蘑菇云比广岛核爆炸的规模大得多。” 

关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苏联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目前乌克兰方面认为：首先，苏联政府没有及时向公众披露事实真相，隐瞒了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规模和后果。乌克兰历史教科书指出：“苏联政府竭力隐瞒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规模。直到4月28日，迫于形势和国际社会压力苏联官方才首次在电视上报道此事，但是只报道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反应堆遭到破坏，鲜有关于核事故是怎样发生的消息。给人的印象是，事故的危险已经得到控制。”为了证明苏联政府隐瞒事实真相，教科书还引证了当时苏联政府关于事故情况的公开报道和秘密汇报。1986年5月，苏联部长会议就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通报称：“消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果的工作仍在进行。由于采取了措施，在过去几天内核物质的泄露有所减少，清理周边被污染地段的工作正在进行中，负责完成这些工作的是配备了必要的现代技术和采取有效手段的专家团队。西方一些通讯社散布谣言，似乎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中有数千人死亡。正如已经通报的那样，实际上只有2人死亡，送往医院的共有197人，其中49人经过检查入院治疗。企业、集体农庄和机关保持正常工作。”但是，1986年5月31日国家水文气象和环境监控委员会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递交的有关核辐射情况和核污染评估的秘密材料中却写道：“由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反应堆运转3年积累下的核物质的5％扩散到核电站的作业区之外。空中侦察和地面监测表明，核物质在事故发生后的最初4～5天里向各个方向大面积扩散。污染物质在苏联欧洲部分西南方所有地方都可以观察到。少量核物质随风飘散到罗马尼亚、波兰、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 

关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目前俄罗斯很多人认为政府企图隐瞒事故消息，但也有人认为公布事实真相比较复杂，不能简单地认为是苏联领导人故意隐瞒消息。关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苏联政府的应急处置问题，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作出如下解释：

“听取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有关消息的第一天，政治局遭遇了那些负责人轻描淡写的态度。苏联科学院院长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和中型机械制造部部长艾菲姆·斯拉夫斯基在政治局会议上这样说道：‘没什么大不了的。之前也有工业反应堆发生过同样的情况，他们都解决了。为避免核辐射就需要多喝水、吃东西和睡好觉。’这种十分不靠谱的‘个人经历’与他们杰出科学家和管理者的身份极不相符。

当时，我们仍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发生爆炸、核物质被抛向天空，还是发生了事故或火灾？总之，情况是如此不清楚，以至于我们在最初两天无法对公众披露任何事实。但我们采取了行动，知道切尔诺贝利工厂发生了特别危险的事情。……国外还有不少人利用切尔诺贝利悲剧污蔑我们的政策，尤其是信息披露方面的政策。政治局内部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主张有关信息应当逐步公布出去，以免引起恐慌和造成更大的损失。另一种意见则主张收到的信息应当立即、全部公布于众，不加任何限制，唯一要做的就是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后一种意见最终占了上风。”在7月3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我说：‘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隐瞒实情，无论是关于正在处理的实际问题，还是我们对工作所做的解释都是如此。我们要对情况的评估和得出的结论负责任。要在人民和世界的注视下做我们的工作。我们决不能只是采取折中的做法或是隐瞒真相。对于事故全面信息的披露是十分必要的，而懦夫的政策是可耻的。’” 

事实是否如戈尔巴乔夫所说，苏联政府没有隐瞒核事故消息？我们暂且只能根据现有的档案材料和当事人的回忆来分析这一问题。从苏联公开通报事故的时间和细节上看，显然苏联政府是令人怀疑的。苏联新闻媒体第一次通报有关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消息是在4月27日，即事故发生后的36小时。当时普里皮亚季无线电转播网的播音员播放了有关集合和临时疏散城市居民的消息，但是中央的电视、报纸直到西方媒体披露苏联境内发生严重核事故之前始终保持沉默。4月27日晚10时，瑞典方面监测到核辐射数值迅速增加，4月28日瑞典动力部举行紧急记者招待会，确认核辐射异常国家位于瑞典以东方向。紧急记者招待会于当地时间晚6点30分结束。莫斯科时间4月28日晚9时，“时间”栏目播音员宣读了塔斯社的消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一个反应堆被损坏。正在采取措施以消除事故造成的后果，向受害者提供必要的帮助，并成立一个政府委员会以调查事故起因。”但是塔斯社的这则新闻并没有通报反应堆受损的细节以及人们应当如何做好自身的防护工作。这是苏共中央首次通报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消息。此时距事故发生时间已经过去79小时。“时间”栏目和中央报纸的记者及工作人员直到5月1日晚才被派往乌克兰进行采访，但是来自事故发生地的报道并没有立即出现在各大媒体上。一段时间内从普里皮亚季杂志和报纸上传来的都是些简短的新闻。如5月4日报道雷日科夫和利加乔夫视察事故发生地；5月5日通报事故造成2人死亡。 

乌克兰的新闻媒体最初也没有报道此事。据1986年5月在乌克兰国家电视台工作的摄像记者科利亚达回忆，乌克兰电视台首次向切尔诺贝利派出摄制组是在5月2日，但是却不允许摄像记者进行拍摄。5月6日，乌克兰卫生部长罗马年科在电视上发表讲话，承认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的事实，警告人们基辅的核辐射水平升高，建议基辅市民尽量不要待在大街上，减少房间通风。直到5月10日，有关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报道才开始见诸报纸和电视。但是这些报道着力宣传苏联专家和志愿者在参与救援工作中表现英勇顽强、广大人民群众为受害者提供援助，以及苏联政府如何快速消除事故造成的后果。5月14日，戈尔巴乔夫才在中央电视台就核事故公开发表讲话。

从以上苏联各大媒体报道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时间和细节来看，苏联政府显然没有及时向国内外媒体通报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消息，并隐瞒了发生核事故的具体细节。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称，直到雷日科夫、利加乔夫和谢尔比茨基在事故发生后的几日内到事故发生地视察，关于这次事故的更多细节才开始披露出来。但是档案文献显示，1986年4月27日，即核事故发生的第二天，乌克兰内务部长格拉杜什已向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秘密报告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4月26日1点25分位于基辅州普里皮亚季市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在按计划进行维修时发生爆炸，爆炸导致反应堆的顶盖和外层墙体崩塌，设备大厅的部分屋顶被破坏，爆炸区域燃起了大火，直到8点大火被消防队扑灭。爆炸发生时核电站约有200名工作人员，其中9人受到程度不同的辐射，1人在医院死亡，3人病情危急。共有108人送往医院留观，其中包括20名消防人员；有26人于4月27日夜用专机送往莫斯科。鉴于事故情况，核电站于4月27日停止运行。……当地集结了来自基辅和基辅州的1390辆公共汽车以疏散5.1万普里皮亚季市民。此外，还有195辆公共汽车、3列火车和2艘轮船备用。” 

档案文献还显示，1986年4月29日，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科学教育处副处长谢尔久克在有关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果的报告中首次通报了核辐射情况：“1.根据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卫生部提供的数据，从普里皮亚季市向伊万科夫斯克区和波列斯克区疏散了2.75万人，其余居民（约2万人）自主撤离。截至1986年4月29日，在疏散地还剩1.65万人，普里皮亚季市附近地区（包括切尔诺贝利市等）居民开始自主撤离。2.核辐射情况。目前日托米尔市的辐射值升高10～20倍，罗夫诺辐射值升高近10倍，利沃夫辐射值升高2～3倍，基辅辐射值升高2～3倍。辐射值低于安全标准的临界值（文件原文如此———笔者注）。基辅与伊万科夫斯克区、波列斯克区之间的道路被污染。从这一地区向基辅转运过程中基辅市一些街道被污染。到过这一地区的汽车受到了污染。……在疏散过程中没有采取消除核辐射污染的技术，没有穿着核污染防护服，没有对受到核污染的人员的服装进行清洗。3.农业。根据放射性和放射性剂量测定研究数据，核辐射污染发生在基辅州的切尔诺贝利区、伊万科夫斯克区、维什哥罗德区，部分庄稼和牧场受到污染。不排除放射性同位素进入动物体内继而进入牛奶中的可能性。4.医疗服务。截至4月29日9时，共有144名核辐射患者前往莫斯科入院治疗。基辅市和切尔尼戈夫市，以及市级村伊万科夫和波列斯克有270名核辐射患者入院治疗，这些人出现了不同的病症。” 

1986年5月4日，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科学与教育处在一份绝密报告中通报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造成的严重污染，并提出了为保护基辅居民健康必须采取的预防性措施：“必须引起重视的是，根据专家评估，基辅市的每个居民在最近几天平均受到的辐射值，大致相当于受限部分居民（受限部分居民是指没有参与核电站工作的核电站居民区的居民）接受的年辐射值。如果情况不加以改变，近3个月内基辅居民受到的辐射值将相当于在核反应堆工作的人员一年接受的辐射值。这本身要求我们采取比平常条件下更有效的其他卫生保健措施来应对辐射，保护居民健康。爆炸发生时一些在正常条件下无法见到的放射性同位素飘散到大气层中，放射性碘131是其中最危险的放射性同位素之一，其特征是积聚在人体的甲状腺当中。乌克兰科学院核研究所的专家确认，5月3日下午2点在第聂伯河汲水设施附近的水中放射性碘含量超出正常值1000多倍。在运到基辅奶厂的牛奶和城市生长的杂草中发现了这种放射性同位素。现在草丛中这种放射性同位素的含量几乎超出平常条件下草丛中所有放射性同位素含量的1000倍。鉴于此，我们认为必须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来保护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1.加强对居民健康状况的全面监控。为防止人们受到碘辐射，应当向居民，首先是妇女和儿童提供碘制剂。2.加强食品（奶、肉制品和新鲜蔬菜）放射性剂量的测定检验。测定检验不仅涉及国家贸易，还涉及到市场。应解决奶制品的质量保障问题，首先是儿童厨房、医院和学龄前机构的奶制品质量保障。3.保证建立饮用水的应急储备，不排除在一段时间内天然水库中的水将不宜饮用。4.应将复杂条件下劳动、休息和饮食制度以及辐射卫生学方面的建议向城市居民进行通报（正研究由乌克兰卫生部制订此类建议草案。）5.应对儿童予以特别关注。核辐射污染对儿童健康十分危险。我们认为将学期持续时间缩减2～3周，将学生送往劳动和休息夏令营，以及与乌克兰发生事故各州相距遥远的其他共和国少先队员夏令营具有可行性。” 

结合这份绝密文件以及5月6日乌克兰卫生部长罗马年科在电视上发表的讲话，可以推断苏联政府最迟在5月4日至5月6日已经完全清楚了核辐射造成的严重后果，以及必须采取的应急措施。但是这些事实真相为什么没有及时公布于众，特别是提醒居民采取更严格的防护措施呢？至少有几点可能性：

其一，如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所说，最开始向他汇报情况的苏联科学院院长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和中型机械制造部部长艾菲姆·斯拉夫斯基在政治局会议上不负责任的言论使戈尔巴乔夫等国家领导人对事故造成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作出错误判断。

其二，受当时核辐射监测技术的限制，苏联政府在事故发生后无法立即对事故的规模和后果作出准确判断。俄罗斯科学院核能安全发展问题研究所第一副所长阿鲁秋尼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苏联政府隐瞒消息提出自己的看法：“事情要远比某些专家想象的更复杂。无疑，政府部门隐瞒了全部信息。但是我想强调的是，首先，系统本身没有可能很快对情况作出相应评估。当时苏联还未建立可靠、独立的核辐射监控系统，不论距离核电站远近，第一时间收到辐射强度数据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现在辐射自动监控系统对辐射强度进行评估是很平常的事，这一监控系统使地方政府和任何感兴趣的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的专门网站弄清楚实际辐射情况。但是，当时根本没有这样的监控系统，作出决定就需要对情况进行分析，这需要花费宝贵的时间。如果当时有此类系统，就可以避免人们在灾难发生的最初日子里食用来自辐射区域的食品。”

其三，苏联政府担心在民众中造成恐慌。2006年戈尔巴乔夫在接受《乐观主义者》杂志采访时解释说：“游行没有取消。因为五一节之前还没有完全了解发生了什么。的确，我们害怕恐慌，您可以想象在一个数百万人口的城市大规模恐慌可能产生的后果。现在明白了，这是一个错误。”无论苏联政府对此问题作出何种解释，在戈尔巴乔夫提出民主化、公开性的背景下，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无疑使苏联政府在广大民众中的声望严重受损。 

此外，笔者赞同乌克兰历史教科书的观点，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核电站的厂长和工程师是错误的。核事故充分暴露了苏联政府在核电站监督管理上存在严重漏洞。目前，乌克兰安全局解密了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事故的文件，其中229份文件（190份文件属于首次公布）涉及核电站从建设到发生事故的相关信息，时间从1970年初至1986年11月。这些档案文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厘清这场灾难性事故的根源。 

档案文献表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在建设施工、设备安装过程中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早在1975—1976年，国家安全委员会莫斯科局就向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专门通报了核电站建设中存在的质量问题：1975年夏，在核废料存储库安装地段发现安全隐患，威胁到周边环境；不按设计方案在反应堆的坑道安装压力平衡补偿器。1976年2月，有关工作人员还获悉，顿巴斯库拉霍夫锅炉机械厂供应给核电站的循环水管不合格。尽管如此，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不合格产品仍定期运送到核电站施工现场。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有关核电站的报告中详细指出了核电站使用的建筑材料和零部件存在的质量问题，以及工人缺少必要技术等问题。国家安全委员会给上级机关的汇报中还多次谈到核电站建设过程中存在违规操作行为，而且违规操作行为始终没有停止。1981年3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向上级部门反映，核电站领导竟然在被核辐射污染的池塘养鱼，然后通过当地的渔业企业向居民出售。 

据统计，1971—1981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共发生29起事故，其中8起是由于技术人员的过错造成的。其中包括在核电站第二座反应堆建设过程中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发现工程师计算错误以及建筑师麻痹大意等问题。档案材料还证明：“一部分领导故意粗暴违反核电站建设的技术标准，他们只想工程尽快交工，而不关心工程的未来和可能产生的灾难性后果。”国家安全委员会切尔诺贝利区负责人维克多·克洛奇科在1978—1979年多次向基辅方面反映这些问题。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收到安全部门的情况汇报后，虽然成立了一个整改委员会，但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政府应采取切实措施的呼吁却始终没有得到重视。1979年，国家安全委员会获悉，因车间防水工作不符合要求，核电站净化水车间出现事故。政府部门负责人明知道净水车间存在潜在危险，却未采取相应措施。此类事件还有很多，但是都没有引起核电站主管部门的应有重视。 

俄罗斯高级核能工程师、1970年曾担任切尔诺贝利1号反应堆首席工程师的格里戈里·梅德韦杰夫在《亲历切尔诺贝利》一书中也指出，苏联核电站主管部门应对核事故承担责任：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前，苏联核电站发生多起事故，但均未公开报道。

“奈波罗茨尼担任能源与电气化部部长时期，对公众隐瞒核电站事故已经成了标准的行为模式。但是这种秘而不宣的对象不仅包括公众、政府，还包括在苏联核电站工作的人。工作人员的不知情会造成一种特殊的危害，对事故不知情会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它会让人们变得粗心和自满。

奈波罗茨尼的继任者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马约列茨总体来说不能胜任能源工作，而针对核能问题，也保持了一贯的沉默。1985年5月19日，在上任近6个月后，他签署了如下命令：‘禁止公开出版、广播和电视报道与能源设施（包括电磁场，辐射，空气、水和土壤的污染）对操作人员、公众和环境造成的不利生态影响相关的信息。’……核能产业是非常复杂和危险的，对这个领域完全不熟悉的人怎么能够管理好呢？……马约列茨上任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废除能源与电气化部负责设计与研究的中央理事会，从而扼杀了这个重要的工程与科学部门。然后，通过缩减国内已有发电站的保有发电量和备用发电量，提高了现有装机容量的利用率。这些政策的结果是，苏联的发电站开始更好地满足电网的需求，但重大事故的风险也增加了。…… 

那些负责核电站建设和运行的人，必须掌握关于这个领域的全面的知识。这一点对于核电站的运行人员来说显然是正确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就是由于太多违规操作引起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前，能源与电气化部中央机构的人员都不具备管理核事务的能力，无论是部长还是副部长。与核电站建设相关的事务由60岁的副部长谢苗诺夫管理，他担任这一职务才3年。在此之前，他接受过的训练和丰富的经验一直都只是水电站建设方面的。 

……现有核电站的操作管理也没有好到哪儿去，就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前，核电站的管理权还掌握在核能工业联合会（简称为原子能联盟）手中。原子能联盟主席韦列坚尼科夫从未在核电站工作过。他对核技术一无所知。”

由此可见，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不是偶然的。它是负责核电站施工建设与维护管理的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严重不负责任、违规操作、玩忽职守，以及从地方到苏共中央各级主管部门官僚主义作风严重、监管职责不到位、监管制度不完善等多种因素导致的必然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