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灭亡前，整整三年，无事可记。

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魏世家》中，用了短短三句话，就完成了战国时期魏国最后三年的故事：

“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之。三年，秦灌大梁，虏王假，遂灭魏以为郡县。”

然而，这三句话却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魏国灭亡前三年，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既没有出彩的事件，也没有出色的人才。

为什么会这样呢？要知道，在战国早期，魏国可是最有机会统一天下的诸侯大国啊。

魏国源自春秋时期的霸主晋国。

公元前453年，晋国当政大夫智瑶向其余三家卿大夫魏、赵、韩氏索要封地，引起魏、赵、韩三家不满。但韩、魏两家因惧怕智氏强大的势力，先后将自己的土地、人丁献出。唯独赵氏誓死不从。

智瑶大怒，联合魏、韩两家共同发兵攻打赵氏，并承诺事成后，三家平分赵氏土地。

赵氏退守晋阳（今山西太原），智瑶引水灌晋阳城。形势危急之时，赵氏派出谋士联络韩、魏两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承诺韩、魏若反水成功，三家平分智氏土地。

魏、韩两家一看原先的利益并未受损，且智氏本身实力就强盛过三家，三家平分智氏土地，可以说稳赚不赔。于是，两家阵前倒戈，将矛头对准智氏，引水灌入智氏营寨，斩杀智氏族人。

赵、魏、韩三家从此称为晋国最有实力的三家卿大夫。不久，赵、魏、韩三家联合起来，对已经衰败的晋国进行进一步的瓜分，史称“三家分晋”。

三家分晋后，魏国虽然得了“老领导”家的大片土地，但总体而言，既没有齐国近海，得鱼盐之利，也比不过楚国这种土地“巨无霸”。所幸，此时的魏国占据着天时与地缘两大优势。

当时，位于魏国西侧的是“商鞅变法”前的秦国，正值国内最黑暗的“四世乱政”时期，秦躁公、秦怀公、秦简公、秦灵公相继上台，秦国公族为了君位，大打出手，国力内耗严重。而与魏国东部接壤的齐国，也正面临着先前晋国遇到的君权旁落问题。至于楚国，此时亦是内乱频发，国内形势动荡不安。

时势造英雄。魏国可谓四周无强敌，周边他国的内部乱政给了它一个相对安稳的政治环境。

而从地理区位来看，魏国所占据的区域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以及山西南部。有意思的是，这块区域正是在历史上被称作“中州”的中原地区。

身处中原地区的魏国，自然不需要像赵国一样，时时设法提防来自北边匈奴、林胡、楼烦的侵扰，也不需要像自己南面的韩国那样整天担心土地不足，国力发展不起来。

魏国在建国初期设置的国都安邑（今属山西运城），地处中条山西麓，南临黄河，正好处于黄河“几”字形拐角位。《左传》对这一地理位置的记录是：“表里山河，必无害也。”可见，在地理战略上，魏国的安邑城可谓是“进可攻，退可守”。

当然，魏国也有隐忧。

从整个战国诸侯国的分布格局上看，建国初期的魏国，周遭环伺秦、楚、齐、赵等国。虽说赵人与己皆起于三家分晋，但在利益面前，没有绝对的朋友。而秦、楚、齐三国以前就曾出过春秋霸主，底子厚，如今各国不过是暂时性困于内政，谁也没法预计未来数十年间，它们会不会重新崛起。一旦邻国强势崛起，魏国将处于“四战之地”，断无翻身可能。

因此，魏国必须抓住当下这一波历史机遇，发奋图强，早日成就霸业。而成就霸业，人才是终极保障。魏国第一代君主魏文侯十分清楚眼前的困境，作为一个有着忧患意识的君主，他在即位之初，就订立了“人才强国”战略。

公元前403年，在魏、赵、韩三家的共同胁迫下，齐康公出面为他们谋得了周天子的认可，进爵诸侯，跻身日后威震天下的“战国七雄”之列。称雄后的三家也意味着将以对方为竞争对手，各谋各的福利。

面对魏国的困境，魏文侯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魏国，魏文侯首先主张“亲士变法”。士，属于周王朝分封等级制度下最低的一级，有参政之权，却无专属领地。孔子曰：“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士两边都不沾，处于一个极其尴尬的位置。特别是春秋以来，“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士这个阶层连打仗建功立业的机会都没有，生活更是窘迫。这促使士开始思考世道变迁的法则，从而兴起了为后世所称道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

而魏文侯的改革，需要的正是这群有才学、没地位的士人。

刚当上晋国执政大夫，魏文侯便摆出一副“礼贤下士”的姿态，向诸国招纳贤才，共襄盛举。据《资治通鉴》记载，虚怀纳谷的魏文侯首先拜在魏国境内讲学的子夏、田子方以及名士段干木为师，向天下诸士子昭示自己求贤若渴的心情。此三人皆为当世大材，子夏是孔子晚年的得意弟子，孔门“十哲”之一。而田子方则是孔子的弟子子贡的徒弟，段干木为子夏得意弟子，“有文有行，怀君子之道”。

当时，为了延请段干木为师，魏文侯可算费了一番周折。段干木一生奉守“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的原则，说白了，就是不管谁来，老子就是不做官。段干木对功名与生俱来的厌恶，成了魏文侯拜师的最大障碍。可魏文侯并未因此而放弃，仍以客礼相待之。每次出宫办事时，必然屈驾前往段干木住处求见。或许是不胜其烦，又或者是受魏文侯“礼贤下士”所感动，段干木最终决定遵魏文侯所请，出山担任他的师傅。

尽管魏文侯此举多少有点为自己打广告做宣传的嫌疑，但通过奉子夏、段干木、田子方等人为师，又从侧面告诉天下士子，魏国国君求贤若渴。

在魏文侯的运作下，天下自认为有才学的贤人雅士纷纷聚于魏国门下。

为了进一步打造魏国“人才强国”战略，在魏文侯的资助下，子夏以魏国西河地区为魏国人才库，广收门徒，兴学讲学，开创儒家学说中著名的“西河学派”。李悝、吴起、公羊高、谷梁赤等一批能人志士闻讯，纷纷拜投子夏门下。西河学派的兴盛，一下弥补了魏国的人才缺口。

自此，一位君主、一个学派共同撑起的魏国，终于开启“战国第一霸”的百年事业。

在子夏门下的西河学子中，最亮眼的两颗明星，无疑当属李悝和吴起。他们一文一武，在魏国内修外攘，佐魏文侯成就了一番霸业。

不过，作为西河学派出身的学子，李悝在变法之前，却未曾闻名于西河学派。甚至，在启动变革之前，他的一段治理地方的经验，还曾被当成笑话。

据说，当时，出任魏国上地郡守的李悝，在境内颁布了一条看似“相当可笑”的法令：民事诉讼案的双方，以射箭的形式决断诉讼案的是非曲直，“中之者胜，不中者负”。命令下达之日起，人们为了增加诉讼的胜率，纷纷在家修炼箭术，增加射击精度，努力将自己变成一个“神射手”。

魏国上地郡大概位于今天陕西北部、黄河以西的地区，与函谷关内的秦国接壤，属于魏国的边防重地。人人皆兵，个个神射手，从某种角度而言，增强了魏军的战斗实力。在与秦军交战中，他们凭借箭术的优势，将进犯的秦军射得人仰马翻。

或许正是因为李悝的“奇思妙想”，才最终引得魏文侯的青睐。眼见时机成熟，魏文侯开始任用出身西河学派的士人李悝为相，拉开魏国变法大幕。

作为战国时期第一家启动变法大业的诸侯国，李悝变法是后来楚国吴起变法、秦国商鞅变法的蓝本。但身为一个士人，在变法之前，他在子夏众多的徒子、徒孙中名不见经传。世人更不会想到，这个默默无闻的人，将扰乱自春秋以来即形成的诸侯国间某种默契与平衡的秩序。

在魏文侯的支持下，李悝提出废除“井田制”，行“尽地力之教”。所谓“尽地力之教”，即要求魏国农民尽一切可能提高魏国境内农业用地单位面积亩产产量，调动大家伙种田的积极性。

据李悝估计，魏国当时除去三分之一的山泽、邑居外，可有田地六百万亩。如果农民“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地方每年就可增产一百八十万石。

他建议魏文侯下发荒地，让一些手上没有土地的农民参与开荒，增加粮食产量。另外，国家对于农民的收税制度也改为根据农作物的实际收成，收取其中十分之一。

对于这一精耕细作的主张，《史记》记载，李悝曾明确指出，所有土地“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力耕数耘，收获如寇之至”。也就是说，“尽地力之教”要求全体农民必须采取多种耕作方式，将天灾人祸引起的粮食恐慌问题降到最低风险。另外，在种地时，除草要勤，收获要及时，避免粮食遭受损失。

正是这种“准军事化”的农业生产模式，极大地调动了魏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魏国农业生产基础越来越夯实。

为保障“尽地力之教”的实施，李悝又提出了“平籴法”。在魏国境内设置常平仓，稳定粮价。将每个收成的年份划分为饥年和丰年，饥、丰之中，又分三等。根据每年粮食的产量，在收成好的年份内，由政府以平价收购余粮的方式，征收粮食，为饥年做准备。

这种方法最大的好处便是保障魏国上下无论饥、荒，都有饭吃。除此之外，以平价的方式收购粮食，也可以间接打击部分奸商的投机倒把行为，保障农民的利益。

不过，当时的魏国与其他诸侯国一样，掌握大量土地的是贵族阶层。如果仅靠国家分封地和农民尽全力发挥自家土地的耕作能力，想要魏国农业强大起来，那仍旧是天方夜谭。

因此，在“尽地力之教”之策和“平籴法”初见成效后，李悝将变法的“触手”伸向了魏国的贵族、宗室所占的土地。他主张整顿吏治，向魏文侯提出建议，要求废除“世卿世禄制”，将国家的爵位和奖励赏给那些对魏国发展有功之人。这样，一来可以激发魏国国民的建功立业之心，二来也可吸引更多的士人投奔魏国，强魏盛魏。

但在利益面前，不管是哪个国家的贵族阶层，似乎都不会有超前的“牺牲”意识。对于李悝提出的废除“世卿世禄制”，他们自然奋起反抗。

考虑到魏国尚属独立创业的阶段，在魏文侯的强力压制下，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之声，很快就消失了。

废除“世卿世禄制”，直接打通了阶层上升的通道，让那些一辈子只能给贵族死心塌地干活的贫下阶级，第一次看到人生希望的曙光。不过，这项措施的实施，最大的获益者是李悝等为魏国效力的士人阶层，他们有才识，有本事，上升的空间和速度自然非他人所能及。

为使这些政策得以永续，李悝决定在魏国实行法治，建立和完善魏国的行政制度。他编写《法经》，对国家法令、政府职能、官员升迁奖惩等方面都做了明确规定。

魏文侯喜见李悝变法有成后，决定开始实施他人生中的第二套建设方略：为魏国打造一支战无不胜的部队，凭借武力开疆拓土，称霸天下，傲视群雄。

对此，李悝与魏文侯的意见，几乎一致。他建议魏文侯最好以西进秦国为魏国对外扩张的第一步，只有据“崤函之固”，才能使魏国彻底摆脱“四战之地”的格局，稳步发展，称雄天下。

公元前419年，魏国西渡黄河，在少梁（今陕西韩城）筑城，作为西进伐秦的据点。

在此期间，李悝向魏文侯引荐了自己的师弟、同为士人的吴起。彼时，吴起刚刚遭遇鲁国国君怀疑，免去全部官职，正处于走投无路之际。在李悝等人的帮助下，吴起来到了魏国。

吴起这个人算是典型的“有才无德”。在鲁国期间，为了博得国君的信任，不惜杀妻。因此，对于吴起的为人，当时，多数人均持否定态度。然而，魏文侯看重的只是他超群的军事才能，对于他那些“卑劣”行为，魏文侯可以权当没发生过。

在吴起的领导下，魏军很快在西进伐秦的战争中取胜，冲破秦军西河防线，直扑渭河平原，随后陆续占领王城（今陕西大荔）、合阳等地。

在指挥魏军征战过程中，吴起发现魏军尚属以“战车为王”的步车结合大规模作战形式。缺乏军队灵活调度，如果遇到一个无能将领，搞不好会累死三军。

吴起认为，兵不在多而在“治”，所谓“治”，就是足够精炼。他建议魏文侯用他的新标准考选士兵，组建一支精锐部队，这便是日后称雄七国的魏武卒。吴起选拔魏武卒的标准用现在的目光来看，等同于招收特种兵。

首先，吴起为魏武卒设定的选拔标准是：“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趋百里。”

用大白话翻译过来就是，穿上厚重的铠甲，士兵仍需以正常姿态拉开12石（秦汉时期一石约等于今天的27斤）重量的弓弩。在实战中，合格的魏武卒应该携带50支弩箭来配合强弩使用。

同时，作为主战武器，戈不能丢。根据《吴起兵法》记载的“戈”，长度约为二丈四尺。按周尺≈今天23厘米计算，一柄步战长戈超过5米。

除了长戈以外，魏武卒按照要求还需要配备短剑，以及随身背负三日干粮。

而最苛刻的条件当属最后一条“日中趋百里”，就是背负这么多的装备后，半天之内还得完成100里的行军才算合格。虽然当年的100里与今天的数值稍有出入，但其机动能力以及单兵作战能力已属整个战国时期最高水平。要知道，在当时，一支标准化的战车部队，一天行军不过60里。而魏武卒的机动性是战车的三倍，可以说在战国时代，这已经算是人类作战的体力极限。

魏武卒与其他步、车结合的部队不同，是最纯粹的步兵，在作战上具有步、车结合所达不到的优点。那便是指挥系统的灵活性，因为都是人，即使部队被打散了，只要各级指挥官还在，士兵就可以各自归建，继续投入战斗，而不至于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

为了招募这些合格士兵，魏国开出了前所未有的优厚条件：只要竞选合格，立即剥除奴隶身份，免除全家一应的徭役、赋税，同时奖赏房屋、田地百亩。一旦在战场上立了功，国家不仅奖赏个人，还会封妻荫子。

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魏武卒行列很快便招揽了一批身体素质、战斗力双强的职业军人。

为了扩大魏武卒的人数规模，吴起还在军中实行类似于今天军队标兵的模式，立典范，树榜样，让能力强的士兵带动能力稍弱的士兵，加强训练，提升作战能力。

凭借着这支战国最强部队，吴起在阴晋之战中创下了5万魏武卒击败秦国50万大军的经典战争奇迹。此战，使魏国尽占秦国河西之地，而秦国被迫龟缩函谷关内长达80余载。

然而，不管是使魏国富裕的李悝变法，还是令魏国凭借魏武卒称霸诸国的吴起军改，自魏文侯之后，都光彩不再。

这主要源于魏文侯本人的传统观念以及魏国历代君主“放飞自我”的各种骚操作。

凭借李悝、吴起二人的功劳，魏文侯晚年，魏国已经称霸群雄。但在未来国政施行的方向上，魏文侯却给后世子孙埋下了衰亡的种子。

对有功于国的李悝、吴起，魏文侯的做法多少有些“飞鸟尽，良弓藏”的意味。或许在他心目中，士人阶层从来只是为贵族服务的“工具人”，若“工具人”掌管了魏国大权，难免乱套。因此，变法之后，魏文侯选了自己的弟弟魏成作为下一代国君的相邦，摒弃了之前曾为魏国效力巨大的士人阶层。

而魏文侯的继任者，魏武侯、魏惠王等人又缺乏父祖一辈的战略眼光，躺在老一辈打下的功劳簿上沾沾自喜。

相比于魏文侯，魏武侯虽然年幼时曾受名儒田子方的教导，在治国才能上不输其父。但在用人上，逊色其父许多。

魏武侯时期，公叔痤曾为相国。公叔痤有知人之明，但在国家利益面前，他更多的是只考虑自身的利益。凭借强魏之功，吴起在魏国的声望水涨船高。若论治国才干，大概公叔痤自己都很清楚比不过对方。因此，为保自己地位稳固，公叔痤不断在魏武侯面前诋毁吴起，最终导致吴起出逃到楚国，从而开启其任楚国相国的“第二春”。在楚悼文王的赏识下，吴起成功地完成了“吴起变法”。强盛起来的楚国，接连击败了韩、魏、秦诸国部队。

吴起的出走，无疑是魏国军事上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然而，魏国人才流失的节奏才刚刚开始。

魏武侯去世后，其子魏惠王即位。秉承父、祖遗志，这位君王对治国一丝不苟，但在人才任用上却接连犯错。公叔痤病危之时，曾向魏惠王进言，自己有一门客公孙鞅，有治国大材，大王用不上的话，就趁早杀掉。然而，面对老臣的劝言，魏惠王却一笑置之，认为公叔痤病得不轻，说的胡话不能信。最终，公孙鞅出走秦国，在秦国兴起了一次轰轰烈烈的变法，间接改变了战国时代的格局。这个公孙鞅，就是鼎鼎大名的商鞅。

在商鞅出走之后，魏惠王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

就在商鞅走后不久，上天又给“可怜”的魏国送上了一名不逊于吴起的军事人才——孙膑。当时，魏惠王极度宠信上将军庞涓。相传庞涓和孙膑都是鬼谷子的学生。庞涓出仕魏国后，认为自己的才能比不上孙膑，遂诱使孙膑踏上了投奔魏国的道路，实际上是为了方便其对孙膑进行监视。

历史发生过的一切，再次重演。只不过孙膑没有吴起的大功，自然也没有吴起的好运气。在嫉妒心的驱使下，庞涓设计陷害孙膑，导致孙膑被处膑刑和黥刑，几经波折才逃到齐国。在齐国，孙膑的才能终究得到重用，经过一系列改革，齐国开始称霸战国中期。

孙膑的复仇之日到了。

公元前354年，赵国进攻魏国的盟国卫国，夺取了漆及富丘两地（均在今河南长垣）。此举招致了魏国的干涉，魏国派兵包围赵国首都邯郸。赵国派出使者向齐、楚两国求援，齐威王于是下令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率军迎击魏国。在孙膑的建议下，田忌以围魏救赵的谋略，一举击溃了庞涓率领的回援部队。

大约10年后，在马陵之战中，孙膑再次采用“围魏救赵”的计策，以减灶做饭的方式骗过魏军，并在两军交战中，斩杀庞涓。齐军乘胜追击，歼灭魏军数十万人，俘虏魏国主将太子申。

经此一战，魏武卒损失殆尽，魏国彻底走向衰亡之路。对此，魏惠王曾感叹自己在位期间“东败于齐，西丧秦地七百余里，南辱于楚”。

但连续吃了几次“苦头”的魏惠王，最终还是放走了张仪、范雎等优秀人才，让他们在秦国发光发热。

虽然一个国家的兴衰，原因是多个方面的，但魏武侯、魏惠王等君主在用人方面的过失，无疑加快了魏国国力的损耗。而用来宣扬魏国强势的魏武卒，又是需要巨大的国力来支撑的“战争机器”。因此，魏国要么一直出名君，保持着魏文侯时期的强大输出。否则，等待魏国的，必然是被蚕食灭亡的命运。

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水淹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曾经最有希望统一天下的魏国，在人才凋敝的萧瑟中，最终还是没能逃过亡国的命运。

从此，魏国尽数归秦。

参考文献：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6年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09年

王新利：《战国时期魏国的人才流失与国家衰亡》，《领导科学》，2017年第12期

廉震：《“魏武卒”：中国最早的重装步兵》，《文史天地》，2020年第7期

蓝景生、杨正武、石新鹏：《法家鼻祖李悝为变法探路》，《文史月刊》，2015年第10期

张艺耀：《魏国士人研究》，山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