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忠臣”周恩来

文革开始以后，周恩来眼看着身边一个个老战友、老同事和老部下被毛泽东或者打入冷宫，或者打倒，甚至迫害至死，不禁有唇亡齿寒之感。他不想步刘少奇、林彪等人的后尘被毛泽东打倒，因此费了极大的心思保住自己的“晚节”，乃至在身患绝症、弥留人世之际还念念不忘。

至死拥护毛的权威

1975年6月16日，已经动了三次大手术的周恩来在病榻上给毛泽东写了最后一封信。他写道：“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周恩来从来没有写出这样一份总结。这对他来说也许是有利的。否则，即使以当今中共党内政治价值观念来判断，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持晚节”的所作所为也很难和他“人民好总理”的形象相一致。

文革前期干将

周恩来同文革派关系十分密切。1966年，毛泽东要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指导文革。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陈伯达担任组长，提议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担任第一副组长。江青在文革中发迹，后来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周恩来从文革66年开始，一直到林彪事件之前，他一直是文革派的一员。只不过他不是文革中间的新贵。他也不是文革派中间的嫡系。中央文革碰头会谁主持呀？周恩来主持。所有这些决议都是他批准出来的。周恩来当然是文革派。”

无耻吹捧江青

在整个文革过程中，尤其是在文革初期，周恩来曾经大力推崇江青。例如在1968年3月27日北京的一次十万人大会上，周恩来就主动介绍了“江青同志的战斗生平”。他说江青当年写过“战斗的文章”，“红文章”，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奋的学生”，对同志“能热情认真地帮助”，对敌人“敢于把他们端出来”。他还在大会上两次带头高呼“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1969年中共九大时，周恩来亲自提名江青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而在此之前，江青连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到了1973年的中共十大，周恩来甚至提名江青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只是这一次毛泽东给挡了下来。

变态推崇林彪

周恩来对文革中的另一个风头人物林彪也不遗余力地推崇。1966年8月，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周恩来对毛泽东提携林彪的想法心领神会，积极推荐林彪成为党内排名第二的领导人。为了突出林彪的副统帅和接班人地位，周恩来主动提出不再提及自己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头衔，从而也避免提及其他几位副主席的头衔，使林彪成为唯一的副主席。

为此，周恩来曾经在文革初期多次公开自豪地提及这件事，说林彪“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

在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毛泽东有意让周恩来也担任副主席，周恩来一口谢绝，为的是突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这时，周恩来对林彪的吹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69年4月14日，周恩来在全体大会上说：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他还公开篡改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岗山会合的历史，把中共南昌暴动中只是一个基层军官的林彪说成是率领部队和毛泽东会师的领导人。他说：“林彪同志南昌起义失败后，带领部队上井冈山，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战斗。所以我说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应该是林彪同志。”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好过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汪东兴在林彪家里面抄出很多周恩来送给林彪的，包括他们一起拍的好多照片、送给林彪的东西。陈光，就是邱会作的儿子，写的那个庐山会议讲到，说林彪一再关照他下面的五大金刚，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中间和周恩来合作。这是特地关照多次的，说周恩来就代表我。即便是庐山会议以后，周恩来还一直想要保住林彪。他好几次让林彪做一个检查什么的。

恶毛之所恶 打毛之欲打

在吹捧文革派的同时，周恩来对毛泽东要打倒的人则是毫不留情。1965年底到1966年5月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成为文革第一批被打倒的高级官员。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决定坚决支持，而且亲自组建了文革文件起草小组，起草开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

周恩来还在国务院系统的国家对外文委、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亲自抓了文革试点，把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张彦、韩光和张劲夫统统打入“反党集团”。在其它一些机构，包括在一些省级领导机构，周恩来则是有选择性地打“走资派”，把自己的亲信保下来。

1966年5月21日，就在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五天以后，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近万字的发言，第一次提出了“晚节不忠，一笔勾销”的说法，证明毛泽东打倒老官员的行动有理。

周恩来不惜以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为反面教材，说“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原因是“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意思是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

结果，周的讲话传出去之后，瞿秋白的坟墓立刻被砸毁，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破坏坟墓的高潮。

积极批判朱德

朱德曾经是和毛泽东一起被中国人喊过“万岁”的中国领导人。1966年5月18日，中共政治局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开会批评朱德，原因是他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

周恩来在发言时指责朱德多次犯过路线错误，“反对毛主席”。还教训朱德说：“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保毛之欲保

周恩来唯毛泽东的马首是瞻。毛泽东要打倒的，他不会保护，而且还会落井下石，助纣为虐；毛泽东要保的，或者要手下留情的，周恩来便会积极保护。

紧跟毛之反复

周恩来是元帅贺龙的入党介绍人，两个人关系密切。中共南昌暴动中，周恩来是最高领导人，贺龙则是暴动的总指挥。他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就是暴动部队的主力。文革之初，贺龙落难，周恩来有心要保，而且在家中收留了贺龙夫妇。

但是在毛泽东决定打倒贺龙以后，周恩来则是坚决执行。叶群在文革碰头会上提出专案审查贺龙。周恩来表示附议。周恩来后来还亲自代表中共中央向贺龙宣布对他进行审查。他还在逮捕贺龙的逮捕令上写下数百字的批语，大骂了贺龙一通。

在毛泽东转变态度之后，周恩来会及时转向。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表示：“看来贺龙的案子假了。”周恩来马上派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接回北京。1975年6月9日，周恩来抱病出席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亲自致悼词，先后向贺龙遗像鞠躬7次，并且哭着向薛明道歉说“没有保护好”贺龙。

文革初期，中国军队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被打倒。周恩来明知这是一场冤案，但当年不仅没有替杨成武讲话，反而落井下石。

林彪倒台之后，毛泽东表示杨成武的案子可能错了。周恩来便开始保护杨成武夫妇的安全。杨成武后来回忆说，周恩来在1974年7月31日曾经向他道歉说：“成武啊，在林彪诬陷你的会上，为了尊重主席的决定，我也说过违心的话，说了错误的话，我向你道歉。”

周恩来对“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两位首要人物的态度也能说明这一点。

疯狂迫害刘少奇

对于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毛泽东意欲置于死地而后快。《观察》杂志主编陈奎德说：“周恩来当然在路线上是比较同情刘少奇的。但是到了文革发动的时候，他选边站。他比刘更早地知道毛的意图。周在政治上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人。他后来选择站在毛这一边。”

周恩来作为“刘少奇专案审查小组”组长，不惜和江青一道陷害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工贼、大汉奸……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而且在关于刘少奇被捕叛变的罪证材料传阅件上提到要“保持晚节”，吹捧江青。

他写道：“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你（指江青）学习！我更要向你学习！”

江青随后在上边批示道：“向恩来同志学习！共勉励，保晚节！”

1969年10月，周恩来亲自负责将中共高级官员送往外地“战备疏散”。周恩来把刘少奇交给汪东兴手下的人去处理。尽管周恩来时时刻刻都了解刘少奇悲惨的境遇，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曾经对刘少奇施以援手。结果刘少奇没过一个月就在河南省开封市被迫害至死。周恩来也从来没有对刘少奇之死表示过任何歉意。

已故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也承认周恩来“讲过一些违心的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甚至说过错话，办过错事。”

据说，邓小平在1980年3月20日也表示：“在刘少奇问题上，在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的问题，周恩来也是有过失的。”

细心照顾邓小平

但是被送往江西的邓小平却有着不同的命运。记者问文革专家宋永毅：

记者：周恩来对邓小平有没有不满？

宋：周恩来对邓小平的不满，文革初期是显而易见的了。周恩来发表了大量骂刘少奇的言论，大量骂邓小平的言论。

但是由于毛泽东明确指示要与刘少奇区别对待，周恩来便亲自打电话给江西党政领导人，亲自过问对邓小平一家的生活安排，还对江西省领导人说，邓小平下去“是到农村锻练”。

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考虑让邓小平复出，周恩来马上宣布解除对邓小平的“监督劳动”。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又藉着毛泽东肯定邓小平功绩的机会，要毛泽东的亲信纪登奎和汪东兴写信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再拿着这封信去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欣然应允，邓小平因此复出。

奉毛的命令解放官员

实际上，文革后期大批老官员被“解放”，最早也是因为毛泽东提议的。毛有一次问道：“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我也无意把他们都打倒嘛！”周恩来顺势“落实干部政策”，“解放”了数以百计的高级官员。

正如周恩来自己在文革初期所说：“主席领导我们，要我们做的，没有别的话好讲。我保了多少人，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但我还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

牺牲干女儿、弟弟、卫士长

为了显示自己对文革的绝对支持，周恩来甚至不惜牺牲自己身边关系最密切的人。

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的阮铭1994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查证‘四人帮’的罪行中，发现那些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1968年，在江青的逼迫下，周恩来签字批准逮捕孙维世。几个月后，孙维世惨死在监狱里。

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跟随周恩来几十年，忠心耿耿。1968年3月无意之中得罪了江青。江青要逮捕成元功。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告诉汪东兴说：“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于是成元功被送进江西的“五七干校”，一去就是将近八年。

周恩来还在1968年亲自批准逮捕了自己的弟弟周同宇（原名：周恩寿）。尽管文革后透露的情况显示周恩来当时也是担心弟弟被红卫兵迫害，因此让北京卫戍区逮捕了周同宇，“保护”起来。但是周同宇毕竟被关进监狱7年，“不能看报纸，不能听广播”，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释放。

鼓励红卫兵行凶

周恩来在文革初期还曾经鼓励红卫兵的“打、砸、抢”。1966年8月，北京市红卫兵到一个小业主李文波家里抄家，并且殴打他和他的妻子刘文秀，不准刘文秀上厕所。李文波拿起菜刀反抗，结果当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警察逮捕了刘文秀。红卫兵准备召开十万人大会声讨李文波，并且在大会上当场打死刘文秀。

周恩来得知消息以后没有同意，而是下令法院在李文波死后还判处他死刑，而且判处根本没有动手的刘文秀死刑，把她枪毙了。周恩来说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红卫兵，实际上是利用司法机构为红卫兵凶手脱罪，“合法地”滥杀无辜，后果是，北京市被红卫兵打死的人随即急剧增加。

曾为毛上级捧出毛泽东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共第一次内战期间，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曾经远远高于毛泽东。即使是中共所说的确立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也只是在周恩来的全力推荐下当选为中共政治局常委，而会议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讬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后来又成立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是组长，毛泽东和王稼祥是组员，周仍然是毛的上司。但是周恩来此后逐渐将毛泽东推到前边，自己则甘当副手。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周恩来主动包委主席一职让给毛泽东，毛泽东才开始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共军队的最高领导人。

如果说“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命运的转折点，那么周恩来就是推动毛泽东命运转折的主要推手。毛泽东自己也曾经说过：“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据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斯大林曾经有意让周恩来担任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却认为自己不适合做一把手。杨尚昆曾经回忆说：“记得‘解放’战争后期，恩来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说道：‘我不能做一把手，只能作为正确路线领导下的好助手。’”

而周恩来眼中的“正确路线”就是毛泽东的路线。他辅佐毛泽东几十年，没有说过毛泽东一个“不”字，也没有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说过一个“不”字。

拒抓四人帮

在周恩来最后的日子里，每天都到医院看望周恩来的叶剑英曾经和他进行过最后一次谈话。周恩来的警卫人员回忆说，当时叶剑英让警卫和护理人员全部退出。叶剑英事后还让工作人员随时记录周恩来可能讲出来的想法和对中央某些人的看法。结果周恩来一个字也没有讲。

叶剑英和周恩来究竟说了些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不过叶剑英后来曾经说，当时党内有很多人来找他，提出要采取行动抓四人帮。叶剑英试探过周恩来的口气，周恩来说还是要相信毛主席，要听主席的话。叶剑英说，周恩来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

愚忠还是演戏？

据《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一书记述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直到距离离开人世只有几天的1976年1月2日，弥留之际的周恩来还让工作人员给他读毛泽东新发表的两首诗，而且脸上露出了最后一次微笑，轻轻地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这到底是周恩来的内心感触，还是为了“保持晚节”而做的表演，我们无从得知。不过，以周恩来对毛泽东斗争哲学和斗争手段的深刻了解，如果上述表现是发自内心的，说明他对毛的愚忠到了何种程度；而如果是表演，这种到临终还不得不做的表演更显示了中共政治的险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