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至1933年，苏联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饥荒，席卷了乌克兰、北高加索、哈萨克斯坦以及俄罗斯其他地区，其中尤以乌克兰受灾严重。据统计，乌克兰有300万-600万人在大饥荒中丧生。这场大饥荒深远地影响了乌克兰与苏联之间的关系，甚至成为今天影响俄乌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大饥荒的爆发

实际上，乌克兰土壤并不贫瘠。相反，那里土地肥沃，自然资源丰富。自古以来，乌克兰一直有着“欧洲粮仓”的美誉。一战前夕，乌克兰平均每年出口的谷物，占全世界谷物出口总额的26.1%。在苏联建立初期，乌克兰在农业方面的生产率最高。但到了上世纪20年代末，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时候苏联为极力发展工业建设，进行了农业集体化运动。1929年11月3日，斯大林发表了一篇名为《大转变的一年》的文章，斯大林表示要在农村中强制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彻底变革——农业集体化。

农民们对这件事很不理解，尤其是乌克兰人。结果，在未做好物质准备和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农业集体化开始大范围推行。然而，苏联强行下令乌克兰、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北高加索、西伯利亚等地区的集体化要在1-3年完成。

很快，苏联境内一座座集体农庄被建立起来。人们被禁锢在土地上，没有迁徙的自由，地里出产的粮食无论是商品粮还是口粮，以及家中的牲畜，都被大量收购。其目的是出口以换得大量外汇来购买设备、技术，实现苏联的快速工业化。

1930年8月，斯大林在写给莫洛托夫的一封信中说得很清楚，大意是：必须要增加粮食出口，否则我们就没有工厂和制造业。

可是苏联没有注意到，乌克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

根据苏方的统计资料，1929-1931这三年中，每年收购的粮食数量和出口数量都在增加。可是就在1931年，粮食却突然出现了明显的减产，农村的劳动生产率也出现很大的下降，而出口数额却达到了历年来的最高峰。

粮食减产的原因很多，自然灾害是一个重要的诱因。1931年，苏联包括乌克兰遇到了旱灾。6月，乌克兰大部分地区遭受到相当严重的干旱，且一直持续到1932年。

1931年春季的异常寒冷也是粮食减产的一个因素。倒春寒让乌克兰农民不得不推迟春播，后来又遇到干热气候，最终使得作物的生长受到很大影响。

除了自然灾害，还有城市人口急剧增加的原因。1931至1932年，苏联城市人口增加了400万。大量增加的城市人口也需要更多的粮食供应。苏联更看重城市，为了养活日益增加的城市人口，苏联政府势必增加对农村的粮食收购。

斯大林认为，要搞好集体农庄，实现农业集体化，就必须清除富农阶级。于是，在1929年，他正式提出“消灭富农”的口号，却又没有划分富农的标准，结果导致很多中农被错划为富农。

更为严重的是，消灭富农后，农村中那些最有经验、最有文化、最勤奋的人不见了，剩下的人粮食生产能力明显不如那些富农。

遇事，在上述几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饥荒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二、大饥荒的惨状

1932年初，西伯利亚和乌拉尔首先出现饥荒现象。不久，灾难即蔓延至乌克兰的大多数地区。大饥荒一直持续至1933年底，几乎覆盖了苏联的所有重要产粮区，其中乌克兰受灾情况十分严重。

1932年的2月是灾难的开始。就在2月份，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写给斯大林的报告中，首次提到乌克兰一些地区出现了粮荒。

一位妇女向村委主席要吃的，她绝望地喊道：“给我们一些吃的！给我们面包！我很饿，孩子们都浮肿了，我们不能忍受了，你会遭天谴的!”可是村委主席本人那里也没有食物。还有一些地方的村民试图武力抢劫粮库。

自1932年4月，农村地区的死亡率开始超过正常水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8月。而在城市里，被父母遗弃的小孩越来越多。

在饥荒严重的地区，到处都有挨饿的人。妇女哭，男人也哭。由于粮食的缺乏，黑市的面包价格飙升到1927年的6倍之多！

这年7月，饥荒继续蔓延。国外旅行家卡维思·韦尔斯在书中描述当时的见闻：“孩子们正在吃草。肚子严重肿胀的小孩子在非洲和其它热带国家很常见，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白人小孩这个样子。”

为了活下去，农民们想尽办法去弄吃的。一些妇女实在没办法，偷偷剪了一些麦穗回来，却要面临十分严厉的刑法。一位妇女剪了100个麦穗，被判了10年，而她的丈夫在两周前已经活活饿死了。

饥民们吃猫，吃狗，吃马，很快连动物也吃光了，然后是皮制品和动物骨骼，也煮了吃掉。还有人注意到，小孩们玩的羊拐玩具不见了。原来，它们被偷去作为别人的果腹食物。那时人们常常将骨头收集起来放到锅里煮烂，碾碎了吃。

人们因饥荒而出现大规模死亡，饿红了眼的人们开始吃人，这可怕的现象很严重。在一份报告中，有一位年经的农民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并将其尸体吃了。

乌克兰政府部门经过调查发现，仅在1932年3月，就有72起吃人事件，65起吃尸体事件。发生吃人事件的地区，往往是受灾异常严重的地区。

1933年1月，斯大林下令封锁乌克兰边界，不允许农民随便离开。正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民们本想去其他情况稍好的地方讨生活，但是大多数都会被拦截，遣返回来，继续在饥饿和死亡中忍受煎熬。

饥民们已没有任何生路，一些人铤而走险，去抢劫粮食，甚至发动暴动，目标仅仅是仓库里的粮食。然而，这些骚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

1933年3月至7月是饥荒的死亡高峰。死亡人数之多，许多村子已经不再登记死者了。农村里的尸体已经来不及掩埋，只能放在屋子里或者堆放在房子周围。许多人已经麻木，就在等待死亡，对于死人的事一点反应也没有。

由于长期缺乏营养，人们身体萎缩，皮肤起皱，即便是小孩看上去也像老人一般。人们四肢瘦得皮包骨，身体却出现浮肿。身体变得极度虚弱，所以只好躺着不动。很多人就是在这种半清醒的状态下，最后心力衰竭而亡。

大饥荒时期的乌克兰农村，简直是一幕幕末日情景。

三、苏联的反应

大饥荒爆发后，苏联政府高层的态度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早在大饥荒还未爆发前的1931年1月，乌共中央就已经收到271个区发来的有关粮食征集制负面影响的报告。第二年，乌克兰农民甚至联名上书斯大林，报告农村粮食短缺的问题。

但苏联政府对这些声音充耳不闻。

乌共第一书记曾向斯大林通告过乌克兰粮食生产的严峻形势。但是，这些都没引起斯大林及苏联政府的重视。斯大林认为乌克兰饥荒就是编造的谣言而已。  

不少领导因为向斯大林直言相告乌克兰的灾难而被罢免。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请求斯大林救助正在挨饿的儿童，结果遭到拒绝。乌克兰军区负责人也曾请求斯大林救济难民，也被谴责。这些领导人最后都被解除了职务。

然而，苏联政府的粮食征集令却并未减少。斯大林对粮食征购的情况十分不满意，甚至认为乌克兰党组织在粮食征购中工作不力。

他甚至制定出更加严厉的法令，如规定农民不得离开农村；盗窃集体农庄财产的人将会面临更重的刑罚且不得赦免。即使法律如此严苛，也无法约束饿得发昏的农民。

自1932年下半年至1933年1月，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共有5万余人被上述法令判刑，其中2100余人被判了死刑。

为了完成征粮工作，苏联政府组织人员去农村征粮，他们被称为征粮队。这些人冷酷无情，说他们是暴徒倒更贴切。征粮队到村中时，往往佩带钢棍，村民稍有反抗就会遭到毒打。

不过，大饥荒还是逐渐引起了苏联的重视，并开始采取缓解饥荒的措施。首先，大大减少粮食出口，加强国内粮食储备。苏联在1932年的粮食出口已经由1931年的518万吨锐减至181万吨。

另外，从1933年2月开始，苏联开始调拨粮食援助乌克兰。不过，这些援助大部分给了城市，使得乌克兰城市居民避免了大规模死亡。

对于农村地区，苏联在1933年春调来大量拖拉机进行春耕，播种面积也扩大了210万顷。同时，号召村民寻找粮食替代品，组织生产，进行自救。

苏联政府也开始对官员的救助工作进行监督，以遏制饥荒的蔓延。若是哪位官员没有将病倒的灾民送入医院，他将受到追究。

苏联当时对儿童的救助非常重视。不仅要求当地官员扩大儿童福利院和托儿所，还被要求提供膳食，保证每个小孩每天半瓶牛奶。

由于苏联政府的正视面对，并采取合理的对策，自1934年起，乌克兰大饥荒逐渐缓解，并最终走向终结。

乌克兰大饥荒，不仅是一次粮食短缺的危机，更是一次深刻的社会与人性的考验。这场灾难的惨烈程度空前，对于乌克兰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一直存在争议，至少在300万以上应当是没有异议的。无疑，斯大林与苏联高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