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7月23日，时任中共公安部长谢富治对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公安部政治部主任施义之讲：“毛主席说，‘听到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我就高兴’。你们要把这句话捅出去。我当面听主席讲砸烂公、检、法，没有十次也有七八次。”李震、施义之当晚通过公安部造反派报纸《红旗》将这一消息刊登，并迅速传遍全国，从此，全国掀起砸烂公、检、法，主要是公安机关的高潮。

全国公安系统被砸烂

1966年、1967年，在毛泽东的批准下，从军队选调兵团级军官1人，军级军官3人，师级军官10人，团级军官20人，以后还调进大批军官，进驻公安部，接管公安部的权力。原公安部的绝大多数官员，被遣送到黑龙江农场审查、改造。1967年12月9日，毛泽东亲自批发中共中央(67)379号文件，要求“凡全国公安机关未军管的，一律实行军事管制”。文件下发后，大批军人开进公安机关，原公安机关95%以上的干警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在砸烂公安机关两年多里，中国共有3.4万公安干警受打压，1200多人被打死，3600多人被打伤打残，1300多人被捕判刑。公安部5位副部长徐子荣、杨奇清、汪金祥、凌云、严佑民被逮捕，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尹肇之被隔离审查，后调任青海省长的公安部副部长王昭，也被逮捕；徐子荣、王昭被整死；未被逮捕的副部长刘复之、于桑，在公安部长李震1973年10月20日“自杀”后，涉嫌被监禁。公安部正副司、局长49人中，43人被打成“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北京市警局1693名干警受打压，225人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包括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47人被捕入狱。上海市警局被砸烂后，2980名干警受到残酷斗争，78人被整死，96人被打残。浙江省公安厅666名干警，298人被审查、批斗，88人被隔离审查，74受处分。前公安厅厅长王芳、时任公安厅厅长吕剑光等6人，被押解到北京，关押、审查。全国203位公安厅、局长，全都被审查过、打倒过，其中，45人坐过牢，17人自杀，或死在监狱里。

刘传新到北京市警局夺权

文革爆发后，北京市警局经历了造反派的多次冲击，包括中央派的工作组搞的夺权运动。因形势变化太快，局势一直比较混乱，1967年2月11日，北京市警局由军队接管，实行军事管制。由于军管会主任、政委没有到任，排名第一的副主任刘传新，便成了北京市警局的“老大”。

1967年3月24日，刘传新进驻北京市警局一个多月，就对北京市警局作了彻底否定的结论：“市警局文化大革命前是个地地道道的黑窝子。一批黑帮长期为非作歹，作恶多端，在政治上与毛主席相对抗，千方百计反对毛泽东思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几个月后，在刘传新主持下，军管会先后编造了两个材料，诬陷北京市警局“是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彭真被打倒前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刘仁任第二书记），“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是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1000多名坏人”。

刘传新揪出成千上万“坏人”

刘传新指使专案人员从北京市警局的侦察案卷中，搜集各级领导的批示，编写了题为《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的情况报告》，称原公安部长罗瑞卿，原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原北京市警局长冯基平，继任北京市警局长邢相生等31名官员“里通外国”，是“供给敌人情报的批准人”。

之后，又组织起一个人数最多时达2000多人的班子，用一年多的时间，清查全局各类主要档案77万多卷，零散材料105万件，编造了《关于冯基平、邢相生、闵步瀛、张烈、焦昆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内幕》，将冯基平定为“特务分子”，邢相生定为“特务嫌疑”，北京市警局副局长闵步瀛定为“京津铁路局督察室特务”，北京市警局副局长焦昆定为“国民党CC特务”。

刘传新等人还捏造了北京市警局“与帝、修、反特务勾结进行间谍特务活动的大量罪证”：“包庇、放走叛徒、特务、反革命1227人”，“放走帝、蒋重大特务间谍109名”，“送给美蒋特务机关和英、日、缅、印等国家各种核心机密情报1349项”。通过这一番“折腾”，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此前的北京市警局“早已成了敌人的特务机关”。

1968年8月17日，刘传新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8000人“控诉批判大会”上，宣布对冯基平、邢相生等24名原北京市警局官员“逮捕法办”。8月23日，刘传新将原北京市警局的814名干警定性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集中到良乡关押、审查。经过一阵“大拆大卸”之后，刘传新得意洋洋的发表讲话说：“军管会把成千上万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卖国贼、各种牛鬼蛇神揪了出来。”

刘传新镇压“四五”运动

1976年清明节前后，北京因悼念周恩来引发一场“四五”群众运动。4月4日晚，中共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运动，将它定性为“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毛泽东侄子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说，会议决定从4日晚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标语、抓“反革命”，得到毛泽东的批准。作为北京市警局长，刘传新这一次又冲到最前线，不仅组织全部警力，镇压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众，而且动用技侦手段，“追后台、追线索”。

清明节期间，北京市警局干警在天安门广场偷记的115辆小轿车的号码，涉及中央、国家机关、部队等80多个单位。全北京市在“双追”活动中，涉及的群众数以万计，副部长和军级以上官员被触及者近30名，包括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等。刘传新因“双追”有功，受到毛泽东妻子江青的夸奖，说他“干得好”。

刘传新自杀身亡

1976年10月6日，文革中害人无数的毛泽东妻子江青等“四人帮”被抓捕，刘传新顿觉大祸临头。不久，北京街头出现《向刽子手刘传新讨还血债》的大字报。1977年1月27日，经北京市委批准，刘传新被免去北京市警局长职务，接受审查。

1977年5月18日，刘传新接到北京市警局第二天要召开“批判刘传新大会”的通知。据现场目击者称，当时，他脸色苍白，一言不发。第二天上午，北京市警局全体干警聚集在北京体育馆内。1小时过去了，大会仍然没有开始的迹象。人们坐不住了，互相询问。突然，不知从何处传来一个令人惊愕的消息：刘传新自杀了。

刘传新自知在文革中充当毛泽东的“政治打手”，害人太多，罪孽深重，不自我了断，也可能被判死刑，为了少受点罪，干脆一死了之。文革结束、那些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后，刘传新的一些亲信中，有17个整人特别凶狠的，没经任何法律程序，被秘密枪毙。另外，军管干部撤出后，军队对其中一些整人特别凶狠的，将他们押解到云南后，秘密枪毙。

刘传新等都是“替罪羊”

文革爆发后，毛泽东要打倒的最高目标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刘少奇是分管政法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毛泽东首先打倒的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彭真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罗瑞卿当过10年公安部长。刘、彭、罗都在政法系统有很大影响力。因担心政法系统的人搞政变，毛泽东提出了“砸烂公检法”的口号。

毛泽东对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很反感，曾经讲，北京市委是彭真搞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打倒彭真后，对北京市委“一锅端”，“旧市委”领导统统打倒。“旧北京市警局”过去都是听“旧市委”的，这些人都有枪，留着太危险，自然也要“一锅端”。刘传新不过是毛泽东政治意图的具体执行者。

刘传新因善于揣摩、迎合毛泽东的意图，大受毛泽东手下的人包括江青、周恩来、谢富治等的赏识。刘传新主掌北京市警局近十年，后来官至北京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市政法委书记、市警局长等，成为京城权贵之一。

文革结束后，文革中被打倒的一派上台，文革中整人的一派下台，刘传新在劫难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