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兰克福向北驱车半小时即是巴特洪堡小城（BAD HOMBURG）。穿城而过，到达城市的东北边缘，可以看到一所占地颇广、外表朴素低调的院落，这就是君特·匡特家族大宅。匡特这个德国显赫家族的两位重要后代即居住于此。

新近中译本《纳粹亿万富翁》描写了保时捷、大众、安联、慕尼黑再保险等大众熟知的德国企业的所有者与纳粹政权紧密合作的过程，其中着墨最多的是匡特家族。作者戴维·德龙认为，宝马-匡特家族是德国最富裕、最有影响力的家族财团，但他们在二战期间与纳粹合作的所作所为，直到今日仍没有被充分揭示出来，这些显赫家族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罪恶历史。

而且，这些依附于纳粹迅速积累财富的财团在战后多数没有得到清算，战后法庭审判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使绝大多数财团得以续命，并在随后的朝鲜战争中依靠美国继续获取财富。一个可能的假设是，匡特可能是不得不与纳粹进行合作，在时代潮流与政治势力裹挟下被迫屈从。但作者德龙认为，匡特是可以作出选择的，尽管可能会因为不合作而失去所有的资产，但他仍然是有选择权的，这是个重要的区别。

“第一夫人”

君特·匡特出生于1881年，不到40岁就继承了父亲的纺织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军方长期向他的纺织厂采购制服，使他的财富并没有因为战争而缩减，反而持续增长。1918年，欧洲流感大流行，他的第一任妻子因而丧生。但他的悲伤并没有延续多长时间，几个月后，他在一次夜班火车上认识了小他20岁的17岁姑娘玛格达。君特·匡特爱上了玛格达，两人闪电结婚，开始了一场将近10年的婚姻。

结婚不久，玛格达生下了两人唯的一孩子，哈拉尔德。这个长相英俊的男孩在此后岁月里成为夫妻两人坚实的纽带及诸多矛盾的引导线。值得一提的是，君特·匡特前妻生下的一个孩子，从小弱视的赫伯特，在1960年代成为宝马的救星，成功地重组了濒临破产的宝马，并让这家汽车企业跻身全球最成功的汽车公司。

在德国通货膨胀暴涨的1920年代，君特·匡特是个成功的投机家。通过银行贷款、外汇买卖和股市投机，他成功地让自己在纺织行业之外拓展出数个更具价值的产业。他成为了德国最大的钾肥公司温特沙尔的大股东，收购了当时全球最大的电池生产商之一AFA，并控制了德国武品弹药制造厂。

商场得意之时，君特·匡特的婚姻遭遇了危机，他和玛格达于1929年离婚，并慷慨约定了给予玛格达丰厚的生活补贴。玛格达很快成为纳粹思想狂热的倡导者，并与德国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结婚。由于希特勒宣誓终生不婚，玛格达成为事实上的第三帝国的第一夫人。

资助纳粹

魏玛共和国是德国历史上一段非常奇特的时期。尽管民主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但在没有皇帝的国家里，自由的空气带来的反而是更多混乱和政局动荡，恶性通货膨胀使整个国家的各种矛盾空前突出，法西斯政党得以抬头，并逐渐取得了广泛的支持。君特·匡特在这段时期获得了空前的利润，但他并不喜欢这个自由的新德国，政治和经济动荡得太频繁了，他怀念德意志帝国更加严苛的岁月。他开始对专制统治产生了兴趣。

1929年的大萧条将德国打入了谷底，股市缩水了2/3，工业产值减半，数百万德国人失业，法西斯成功地抓住机会成为国会第二大党。1931年2月4日，君特·匡特在柏林首次见到了希特勒，并答应为纳粹武装组织冲锋队提供1300万帝国马克的武装资金。这是在书中首次提到君特·匡特对纳粹的政治献金。但在战后的法庭上，君特·匡特声称他与希特勒的观点大相径庭，甚至无法理解对方。他有过两次面见希特勒的机会，但“他都不让我说话”。

与此同时，君特·匡特也对戈培尔，也就是他的情敌进行了捐献，部分可能是为了取悦这位纳粹新贵，也可能是因为前妻玛格达的游说。君特·匡特与戈培尔的关系曾一度变得非常紧张，两人之间因为儿子哈拉尔德的抚养权产生了冲突。

1933年2月20日，希特勒在柏林的国会议长宫殿般的宅邸里接见了20多位商界巨擘，其中就有君特·匡特。此时希特勒已经成为总理，拉拢商界领袖将使纳粹党可以打开财富的大门，获得充足的资金进行竞选活动。君特·匡特是那些人中捐款最少的，他通过自己的电池公司AFA向纳粹的行贿基金电汇了2.5万帝国马克。这是书中介绍的君特·匡特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面见希特勒。

1933年4月，君特·匡特声称在戈培尔的直接压力下加入纳粹党，但一个月后他被捕，住宅和公司遭到搜查，当局认定他把钱转移出国并想将工厂迁往国外。6个星期后，君特·匡特交纳了400万帝国马克的巨额保释金后获释，随后还向纳粹基金捐赠了约4.3万帝国马克，他的牢狱之灾才得以免除。

战争生意

1933年希特勒治下的德国，正迎来一场疾风暴雨式的变革，国家正从大萧条的泥淖中走出来，重整军备的步伐也即将迈出。第三帝国提供的各种商机，让君特·匡特再度兴奋起来，他的生意也再度蓬勃。

君特·匡特拥有德国潜力最大的武器生产商之一DWM，还控制着与国防和汽车工业有着历史渊源的电池巨头AFA。DWM的最大子公司毛瑟公司以生产步枪和手枪闻名，它从军队获得大量补贴，开始生产数以百万计的军队步枪卡宾98k，并重新投产一战期间德军使用最多的手枪鲁格P08。DWM的另一家子公司杜莱内以制造超硬铝闻名，成为纳粹德国空军的主要供应商。DWM公司股价飙升了300%，君特·匡特不停吸纳股票，最终成为DWM的大股东。AFA公司为纳粹的潜艇、鱼雷和火箭生产了成千上万的电池，纺织公司为国防军、纳粹党、党卫军和冲锋队生产了数百万件制服。

纳粹政权上台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将犹太人的私有财产转售或转变为德国人的财产，剔除公司所有者、董事会成员和管理层中的所有犹太人，这被称为“雅利安化”。君特·匡特收购了一家先前由犹太人所有的制药和化工公司60%的股权，并通过吸纳股票恶意收购了德国最大建筑公司，一举进入德国最大的两个行业。

虽然君特·匡特已经成为纳粹德国最大的武器生产商之一，但他似乎仍对战争感到忧心忡忡，可等德国入侵波兰后，他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现实。他预计，AFA的年销售额将增长到1.5亿帝国马克，是和平时期的3倍，而武器公司DWM则增长得更快。

1940年，君特·匡特开始将商业帝国拓展到法国，AFA公司在法国发起了7次“雅利安化”的尝试，但仅成功买下两家“雅利安化”的法国工厂。

战争使德国的人力资源变得极度匮乏，数以百万的外国劳工被从欧洲各地运送到德国，绝大多数来自波兰和苏联。战争期间，德国人强迫劳工数量至少达到1200万人，其中有250万人因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死在了德国。AFA在汉诺威新建厂房，为德国海军的U型潜艇和鱼雷生产电池。到1943年底，这家工厂使用强迫劳工的人数已超过总劳动力（3400人）的一半以上。而后，AFA与党卫军合作，在汉诺威工厂建立了一个附属集中营。大约1500名集中营囚犯被投入这个工厂，其中约403人在工厂中死亡。

君特·匡特还在波兰的波兹南建立了一个大型武器生产工厂，生产焰火喷射器、空中鱼雷、火炮、机枪，并为德国空军的容克-88轰炸机制造机载武器。工厂规模巨大，直到战争后期的1944年4月还生产了约4亿发步兵子弹。波兹南据估计使用了多达2.4万名强迫劳工，工作条件的严酷和看管人员的虐待成为这里的常态。

逃脱制裁

1944年底，君特·匡特与玛格达的儿子哈拉尔德·匡特在战争中被俘，关在北非的一所英军战俘营。1945年5月，他收到了玛格达和戈培尔给他寄来的绝笔信。这是本书中令人最为感触的部分。玛格达在信的末尾对自己的儿子说，“我亲爱的儿子，为德国活下去！”这两封信是一位德国女飞行员驾机从柏林带出的，这是苏联红军占领柏林前飞离的最后一架飞机。女飞行员在奥地利被美军俘虏，美国人把信的复印件寄给了哈拉尔德。

在收到信的前几天，哈拉尔德就已从新闻上知道，玛格达用毒药杀死了她和戈培尔的6个孩子，然后两人开枪自杀。戴维•德龙认为，哈拉尔德对玛格达有很复杂的情感。一方面他爱自己的母亲，但他又痛恨玛格达杀害了他的6个同母异父兄弟姐妹。

与此同时，君特·匡特正在逃亡。他躲在德国巴伐利亚的乡下，奇迹般地躲过了盟军的追捕。1946年1月，君特·匡特还是被关进了拘留营，美国反情报部队的调查人员开始对他进行审问。君特·匡特进行了积极准备，为自己辩护，并找到多位前同事为他作证，包括一些来自犹太背景或关系的人。

在被关押的莫斯堡拘留营中，这位年迈的大亨和大约100人同住在一间营房里，生活得非常艰难。在拘留营里度过一年之后，1947年9月中旬，君特·匡特接到通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不会对他提出诉讼，他的档案被移交给德国司法部门。又过了几个月，他获准无保释出狱，并最终被认定为没有“确凿的有罪证据”。1950年，柏林一个去纳粹化法庭判决恢复君特·匡特的名誉。

1954年12月，君特·匡特在埃及度假酒店中去世。他在出狱后比以往更加努力地工作，维系了一个虽然支离破碎但仍庞大的商业帝国，给两位主要继承人留下了可观的遗产。尽管苏联当局没收了君特·匡特在东德的公司、工厂、房屋和地产，但他在西德的许多资产得以保留：汉诺威的AFA电池厂、几家DWM武器工厂及其子公司毛瑟和杜莱内，以及大型化学及制药公司百克顿。

他还拥有石油和钾肥巨头温特沙尔近1/3股份及戴姆勒-奔驰4%的股份，价值5550万德国马克（约合今天的1.35亿美元）。他的两个儿子赫伯特与哈拉尔德几乎平分了这些财产。1960——1970年代，赫伯特成为宝马汽车公司的“拯救者”，对宝马进行了长达10年的重组，他拥有公司40%的股权。哈拉尔德则于1967年死于一次空难。

戴维·德龙认为，君特·匡特最终得以逃脱法律制裁，是因为当时西德普遍对此类审判明显倾向为资本家脱罪，“这样的审判是不公的”。“君特·匡特应该在战后将他在第三帝国期间偷盗的财产交还给受害者或受害家庭，仅仅保留下清白的那部分。匡特家族失去了他们在东德和东欧的财产，被苏联及东欧国家当局没收，这是恰如其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