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五年（1727）正月，黄河水变清。雍正帝收到这起祥瑞之兆的奏报，龙颜大悦。

一个叫邹汝鲁的官员，逮着时机，作了一篇《河清颂》，进献皇帝。

没想到，还未出正月，雍正就传下谕旨，对邹汝鲁劈头大骂。没有其他原因，仅仅因为《河清颂》里边有一句话惹毛了皇帝。

这句话叫“旧染维新，风移俗易”。歌功颂德的词，往往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八个字，让雍正联想了很多，乃至上纲上线，开始揣测邹汝鲁的居心。

雍正说，朕登极以来，各项制度都效法皇考康熙帝的做法，未作更张，邹汝鲁用“旧染维新，风移俗易”，不知其出自何心，亦不知其何所指！

当雍正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他立马想起了《尚书》的原文“旧染污俗，咸与维新”。意思是，沾染恶习或犯过错误的人，准予他改过自新。又联想起自己登上帝位后的风言风语，他认定邹汝鲁是有意化用这个典故来“讥讪”自己。

雍正在谕旨里说，天下出现黄河水清的祥瑞，但朕并未让你们进献诗文呀，邹汝鲁这么积极主动，又在诗文内夹杂悖谬之语，“显系讥讪，甚属可恶”。

这可把邹汝鲁吓惨了，原本想着投皇帝所好，拍皇帝马屁，莫名其妙拍出一个大逆不道出来。

邹汝鲁赶紧上了供词，说自己读书少，从没读过《尚书》，不是有心引用。

皇权面前，解释就是掩饰。邹汝鲁最终被革职，发往荆州府沿江堤岸工程效力，还算是宽大处理吧。

在此一年前，另一个本意阿谀奉承的官员，下场可就没这么好咯。

钱名世阿谀奉承的对象虽然不是皇帝，但本质上还是在奉承皇帝，可惜皇帝不这么想。

雍正二年（1724），皇帝的大舅子、大将军年羹尧进京，雍正又是赐孔雀翎，又是嘘寒问暖。正如他曾肉麻地对年羹尧说过：“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朕此生若负了你，从（天地）开辟以来未有如朕之负心之人也。”

此时的年羹尧宠遇有加，扶摇而上。他刚刚平定了青海的叛乱，帮助新上位的皇帝稳住了西北局势，可谓战功赫赫。

为了彰显年羹尧的丰功伟绩，雍正还要求天下人和他一起“倾心感悦”年羹尧，否则便不是他的臣民。

在这种膜拜、塑造当朝英雄的氛围中，钱名世给年羹尧大将军献了一首诗。

江苏武进人钱名世和年羹尧颇有些渊源，二人的字都叫“亮工”。二人同年乡试中举，只是年参加的是北榜，钱参加的是南榜。

但除此之外，二人其实没有更多交集。钱名世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中了探花，是《明史》写作班子成员。他确实很有文才，据说当年跟万斯同编《明史》，万斯同口述，他记录，如瓶泻水，顺畅得不得了。

不过，他的人品有争议。万斯同病逝后，他主持完丧事，把老师的藏书也卷走了，还将部分手稿据为己有。

年羹尧炙手可热的时候，钱名世在翰林院侍讲的闲职上，响应雍正的号召，赠诗歌颂年羹尧。

诗中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句子，说的是年羹尧武功盖世，堪比卫青、霍去病，建议在康熙平藏碑之后，为年羹尧立一碑，永纪战功。

谁知道政治翻云覆雨，形势很快急转直下，这首诗就成了钱名世的罪证。

雍正三年（1725）二月，年羹尧上贺表，颂扬皇帝“朝乾夕惕，励精图治”，但把“朝乾夕惕”误写为“夕惕朝乾”。

雍正总算抓到了年羹尧的把柄，遂拿这件事开刀，说年羹尧“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归于朕耳”，又说年羹尧“谬误之处断非无心也”。

实际上，这个雍正“不知如何疼”的大舅子，这时功高震主，又有结党之嫌，雍正已经在找机会把他做掉，还要做得漂漂亮亮。

文字，于是又成了雍正的工具。

很快，年羹尧遭到连续削权降职，又被下狱。雍正发动众大臣，大家一共给年羹尧罗列了90多款罪名，其中应处极刑的就有30多条，简直天下奇观。

年羹尧最终被勒令自裁而死。

年羹尧死后三个月，大约雍正四年（1726）三月底，有人给皇帝打报告，说钱名世“作诗投赠年羹尧，称功颂德，备极诌媚……应革职，交刑部从重治罪”。

官吏之间相互告讦是清代文字狱密布的原因之一。统治者极力提倡和鼓励告密，使整个社会遍布渴望邀功进宠的眼睛。钱名世就是这样，作为别人的猎物，进献到皇帝面前。

雍正整人的天赋和想象力，在这一刻被激发了出来。他说，钱名世“颂扬奸恶，措词悖逆”，但罪不至死，怎么惩处呢？他创造性地想到了两条办法：

第一，雍正亲书“名教罪人”四字，让人制成匾额，令钱名世悬挂在自己家中，还让地方官不定时上门检查，以防钱名世偷偷把匾额摘下来。

名教，就是名声与教化，古代社会对知识分子规定的礼法规范和道德标准。崇奉儒家封建礼教的古代士人也称“名教中人”。所谓“名教罪人”，就是败坏儒林道德，玷污名教声誉，为“名教中人”所不齿的士人。

第二，雍正下令在京官员中凡举人、进士出身者，每人都要写诗，批判钱名世。相当于广泛发动群众，把钱名世批倒后，让每个人再踏上一脚。

这些诗汇总后须呈御览，由雍正看过后，没问题再交给钱名世，让他自己出钱刊印这本羞辱他的诗集。

钱名世案是雍正整人发明的一次操练，所以他本人跟得很紧。

按照他的要求，在京符合条件的近400名官员真的每人写了一首诗，对钱名世进行批判和谩骂。有人称，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场大批判运动；也有人说，这是一次士大夫阶层集体折腰的意识形态运动。

因为是开创性的工作，雍正很上心。他真的花了工夫，把上交的批判诗，一首一首看了。

他用他的评价标准，对这些诗进行了评判。

写得好的，表扬。一个叫陈万策的官员，写的诗里有两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获得雍正好评。

这两句诗巧妙地化用了钱名世的名和字，对仗工整，骂人骂出了新高度。其意思是说，钱名世是和戴名世（康熙朝《南山集》文字狱首犯）一样的大罪人，又是与年羹尧（和钱名世表字相同，都叫亮工）一样的大奸大恶。

对雍正来说，让官员集体写批判诗，除了公开羞辱钱名世，还有更重要的目的——每一个官员在写作过程中都应该反躬自问，我有没有钱名世一样的念头，然后果断掐灭。

那些写得不合皇帝心意的诗作，因此被认为是思想认识上出了问题。

有六人因为问题不大，雍正给予了重写的机会，重写后勉强过关。

有三人，都是钱名世的同事，因为认识不到位，批判隔靴搔痒，被雍正以“谬误舛错”“文理不通”等名义，革职回乡。

最惨的是钱名世的另一个同事，翰林院侍读吴孝登，作出来的批判诗被指“谬妄”，结果，流放宁古塔为披甲人奴，所受处分竟比钱名世还重。

不难看出，雍正把写批判诗当成了检验官僚队伍思想认识和忠诚度的一次契机。

雍正在上谕里，已经把他的意图阐释得明明白白：

其人（指钱名世）为玷辱名教之人，死不足蔽其辜，生更以益其辱。……朕君临天下，凡一颦一笑皆系天下之观瞻，故内外臣工有赐以匾额者，非仅勉一人，欲使大小臣工各思淬励，以尽臣职也。

钱名世谄媚奸逆，特书与匾额，令诸臣赋诗以昭惩创者，亦非仅为此宵小一人，盖欲使天下臣工知获罪名教虽腼颜而生，更甚于正法而死。

雍正的话里包含了两个意思：第一，不对钱名世搞肉体消灭，而搞精神羞辱，是要让他生不如死，让他覥颜活在世上，还不如去死；第二，如果只是为了整钱名世，不用如此大动干戈，钱名世的个案，是做给所有官员看的。

讽刺的是，385名写诗批判钱名世、涉险过关的官员中，至少有两人后来也成了“钱名世”，成了被整的人。其中一个，叫查嗣庭。

查嗣庭，浙江海宁人，进士出身，因隆科多推荐，任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在奉旨写诗批斗钱名世时，他那首诗是这样写的：

羞恶廉隅了不明，读书堪笑负平生。昧心语已颜忘赧，悖理辞尤恶贯盈。一网开恩宽斧锧，百年遗臭辱簪缨。从今负罪归乡里，掩口人惭道姓名。

但他没想到，仅仅几个月后，他的命运就跟他诗里写的一样，他也被批倒搞臭。他的名字，人们也羞于提起。

查嗣庭被批斗，是因为有人举报他主考江西期间，出的考试题目动机不纯，别有用心。

但因为从那些题目联想到颠覆雍正的合法性，必须要有雍正这么敏感而奇葩的脑回路才行，一般民众根本无法想象，所以民间以讹传讹，出了一个简洁版的版本，说查嗣庭出题“维民所止”，“维止”两字，正好是雍正去头，遂倒了血霉。

实际上，查嗣庭出事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是隆科多举荐的人。像年羹尧一样，隆科多被雍正用完就扔，拔出萝卜带出泥，是免不了的。文字上的犯禁，不过是罗织罪名的需要罢了。

雍正整人，惯常的操作手法正是这样：先定人有罪，然后从他的文字，包括日记中翻找罪证，各种附会解读，总可以找到你“大不敬”的蛛丝马迹。

举个更典型的例子。广西人陆生楠，本来要升官了，但面见雍正时，雍正对他印象不好，于是指示人去查他。查了半天，陆生楠只写历史，不写时政，对不起，写历史也有政治问题。

这还不够，雍正甚至赤裸裸地说，你们看看这个陆生楠，用的纸这么小，写的字这么细，“踪迹诡秘”，他当初的功名铁定是作弊得来的。

皇帝都定性了，陆生楠有没有作弊，还很重要吗？

说回查嗣庭。查嗣庭最终瘐死狱中。但这也不算完，雍正命人将他戮尸示众，继续做戏给活人看。

批斗者，转身就成了被批斗者。这是雍正整人术最可怕的地方，你身在其中，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是不是轮到自己。

总之，钱名世案之后，雍正整人的技术上了一个新台阶。对于灵魂羞辱的手法，越练越纯熟。

钱名世案的次年，邹汝鲁案的同一年，雍正指使人开始修理云贵总督杨名时。杨名时很注重个人声誉，一直以圣人君子自我要求。也许正是这一点，被雍正认为是沽名钓誉，遭到了雍正的忌恨。

雍正曾颇有深意地说，杨名时是“有名人物，汉人领袖”。他决心对这名士人领袖下手。

对杨名时的审讯，好不容易审出了他的一条罪证：他曾收受手下四匹缎子和一对金杯。

面对这十分难得的进展，雍正却不满意。他后来跟心腹大臣鄂尔泰交底时说：

若不先治其假誉，返成伊千百世之真名矣……此辈假道学，实系真光棍，诚为名教罪人，国家蛊毒，若不歼其渠魁，恶习万不能革。但此种类，若不治其名而治其身，反遂伊之愿也。

意思很明显，针对杨名时这样的人，不批倒搞臭他，只从肉体上消灭他，是意义不大的，反而会助长他的名气。

雍正始终认为，搞倒杨名时并不真的是要弄死他，而是要撕破这样一个士人领袖的“假道学”伪装，给全国科甲出身的士人一个深刻的打击和教训。

可见，这个案子的套路，跟他整钱名世如出一辙。

又过了两年，雍正七年（1729），曾静案爆发。

湖南落第书生曾静指派学生张熙投书策反封疆大吏岳钟琪，被告发。该案牵涉范围之广，实属空前。因查出曾静受反清志士吕留良思想影响，尽管后者已经死了半个世纪，还是遭到剖棺戮尸。吕氏后人或鞭尸，或斩首，或流放为奴，惨不忍睹。

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曾静案的两名主犯，关了一年大牢后，竟然没事。不是雍正宽容，而是他又发明了新的整人办法。

雍正将曾、张二人的口供和忏悔书，连同批判文章，编辑成书出版，命令各地学校都要收藏此书，好让读书士人、乡曲小民都读得到。

这还不过瘾。二人被命为义务宣讲员，到各地现身说法，当众作践自己，真诚忏悔，痛哭流涕地倾诉皇上的大恩大德，并逐条批判他们对雍正进行过的指责，消除社会不良影响。

整个清代，顺治、康熙时还有明遗民的两根硬骨头在撑着，经过雍正这么一操作，在心灵上或鞭打，或按摩，已经没有人知道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了：骨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