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的庞然大物

渤海国的崛起直接起源于高句丽被灭后的东北亚巨大权力真空。公元七世纪中期，曾经占据今天朝鲜北部、辽宁东部、吉林大部的高句丽王国被唐王朝彻底征服，然而面临突厥、吐蕃等众多强大敌手的唐王朝并未及时消化高句丽旧土，从而导致新罗借机将朝鲜北部大量领地收为己有，唐朝管辖辽东的安东都护府无法有效控制辽西走廊以东广大东北地区，只能将降服于唐朝的大量少数民族集中于辽西的营州（辽宁朝阳），其中就有渤海建国者大祚荣的父亲乞乞仲象等人。《新唐书》记载：

“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

大祚荣所代表的粟末靺鞨（mò hé）一部早期曾经依附于高句丽政权，原本只是大唐营州境内被羁縻统治的众多部落之一，然而契丹人的叛乱却给他们带来了历史的机遇。公元696年，早期的契丹首领李尽忠叛武周，杀营州都督赵文翙，是为“营州之乱”。武则天联合后突厥汗国的默啜可汗，南北夹攻营州叛军，李尽忠战死。次年，周军又联合奚人剿灭李尽忠残余势力孙万荣部，营州之乱平定。在这短暂的两年间，大祚荣的父辈与契丹人站在了一起，为了防止被武周军队报复，他们向东逃归高句丽故地，并在天门岭之战击败了武周的追军，赢得喘息之机。

公元698年，突厥默啜可汗与武周反目，突厥与唐朝的反目让唐朝无奈只得暂时放弃东北战事，广大的高句丽旧土就成了大祚荣左右逢源的舞台。其自立为震国王，收纳白山黑水间的靺鞨部落，巧妙地在强权林立的四邻之间斡旋。数年之间，其势力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继高句丽之后东北亚地方的崭新国度。史载：

“（渤海）地方五千里，户十余万，胜兵数万。颇知书契，尽得扶馀、沃沮、弁韩、朝鲜海北诸国。”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于公元713年拜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并且以其所统之地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此后“渤海”遂成为其新国号。在其后的二百年间，渤海国全面吸收唐朝的政治与文化，不仅效仿唐朝建立三省六部制与官阶勋爵制度，甚至在军事上，也仿效唐朝设立类似十六卫府兵制与神策军名号，并在文化上大规模输入中原儒学经典，甚至派遣留学生至唐朝学习，从而让儒家文化与汉语文字成为渤海国上层及普通百姓的通用文化范式。安史之乱前后，辽河以东逐渐为渤海国所占据，渤海与唐朝之间的往来愈加密切。

除了与唐王朝的密切联系外，渤海国还与新罗和日本等域外国家有着频繁的沟通，在中国对外交往历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契丹的奴仆：渤海灭国后的抗争

在公元8-10世纪的漫长岁月中，渤海国所处的东北地区都是各大农耕与游牧政权无法征服却又必须拉拢的战略地带，唐王朝与漠北王朝（后突厥、回鹘）为从侧翼牵制彼此，往往将渤海国作为必须争取的对象。然而随着唐朝藩镇割据的加剧与回鹘汗国的灭亡，草原与汉地都开始进入纷争时代，偏安一隅的东北渤海国的身侧，一个崇尚青牛白马的游牧民族正在酝酿一个新的政权。

同样活跃在东北地区的契丹人，作为宇文鲜卑的后裔，带有浓厚的东胡游牧文化特色，对以渔猎为生的渤海人拥有军事上的天然优势。在双方均为唐朝的属部时期，由于地域相邻，他们之间频繁发生争端。公元907年，契丹族领袖耶律阿保机登上可汗宝座，成为契丹八部联盟的首领，正式对渤海国这个“世仇”发起了征服战争。

契丹首先攻占了渤海国控制下的辽东地区，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完成了对整个辽东的征服，“修辽阳故城，以汉民、渤海户实之”，将辽河平原地区的渤海人与汉人纳入管辖。公元926年正月，耶律阿保机在四天内攻破渤海西境要塞扶余城（今吉林农安），又在十日之内兵围龙泉府，迫使渤海国最后一位国王俯首请降。《辽史》用寥寥数语记载了这个曾经“海东盛国”的惨淡结局：

辛未，（大）諲歙素服，稿索牵羊，率僚属三百馀人出降……驾幸城中，諲歙请罪马前，诏以兵卫諲歙及族属以出。二月庚寅，安边、鄚颉、南海、定理等府及诸道节度、刺史来朝，慰劳遣之，以所获器币诸物赐将士。……大赦，改元天显。以平渤海遣使报唐。

最终，渤海国以国王被俘，全境皆降收场。但是国家的覆灭并不代表渤海人的湮灭，曾经人口百万的渤海族人除少部分贵族南投新罗外，绝大部分成为大辽广大东部疆域的臣民。

辽太祖率军灭渤海国后，在其故地建立东丹国，以渤海上京忽汗城为东丹国首府天福城（今黑龙江宁安），并“册皇太子倍为人皇王以主之，以皇弟迭剌为左大相， 渤海老相为右大相，渤海司徒大素贤为左次相，耶律羽之为右次相”，这实际上是企图通过笼络部分渤海老臣来为未来的皇帝耶律倍打造一片治理渤海故民的试验田。

然而辽军西归不久，耶律阿保机病亡，耶律德光在皇位继承的战斗中获胜，占据东丹国的大哥——耶律倍就成了耶律德光的眼中钉。面对这一状况，契丹大臣上书耶律德光，认为渤海故都忽汗城距离上京辽远，渤海人口众多，“今居远境，恐为后患”，建议把渤海人迁移到辽东，这里本来是渤海人的旧地，“彼得故乡， 又获木铁盐鱼之饶，必安居乐业”，实则就是惧怕耶律倍与渤海当地势力相结合，威胁耶律德光的统治。天显三年（928），耶律德光正式下令将东丹国的渤海遗民整体迁往辽东。

敕令一下，便在嫩江、松花江一带渤海遗民中引起轩然大波。部分与契丹国关系密切的贵族选择跟随耶律倍南迁东平郡（今辽宁沈阳，后为辽国东京），原渤海国六府及其属州、县的遗民，也在契丹的胁迫之下溯牡丹江而上，沿辽水而下，进入辽河平原。而具有反抗意识的渤海王族与臣民也同样不在少数，他们趁契丹力量削弱之际，掀起了反辽复国的斗争，原渤海王之弟乘机占领渤海故都忽汗城（龙泉府），世子大光显也在西京鸭绿府即位，又收复了南京南海府（今朝鲜咸镜道），一度建立了所谓的后渤海王国，随后又与兀惹等部落联合，割据一方，对契丹时叛时服，在渤海故地与辽国形成拉锯格局，成为悬浮于辽统治边缘的渤海遗民集团。

在辽朝的统治下，耶律阿保机将渤海国的王族和部分显贵迁移到契丹的内地，特别是辽上京地区，并纳入北面官的管理体系。在辽国北面的官职中，特别设立了渤海帐司，其中的官职包括渤海宰相、渤海太保、渤海挞马等，这些职位名义上尊贵，但实际上并无太多实权。继任的辽太宗耶律德光则将渤海遗民大规模迁移到辽东地区，并将东京（今辽宁辽阳）设为东丹国的首都。这些迁移的渤海移民被纳入南面官的管理体系，并按照汉法治理。

在辽统治下的东北诸民族中，渤海人的汉化水平最高，其族群文化中融入了大量的唐文化，崇尚儒学，信仰佛教，社会文化呈现出“知义之道，与华夏同风”的特征。这种文化氛围与具有浓重游牧民族气息的契丹人显得格格不入，契丹人也因为渤海这种先进的社会组织文化而对其产生巨大的怀疑与忌惮，从而在社会统治层面，对渤海移民施以沉重的赋税与严密的监控，而向来濡慕唐朝文化的渤海人则视契丹人为蛮夷，无法在辽的统治体系内找到真正的身份认同。

正因为此，在辽统治下的渤海人曾经连续发动三次大规模起义，以反抗辽国对渤海人的压迫。不过，终辽国一世，渤海人都是辽东的主要民族，且在辽治下始终保持着民族的相对独立性，并有相当一部分渤海贵族“虽勉强从事，俱怀杀主破国之怨”。

靺鞨一家亲：女真与渤海的甜蜜岁月

与契丹人不同的是，女真人与渤海人的先祖都出于肃慎族系的靺鞨人，女真人的祖先黑水靺鞨与渤海人的前身粟末靺鞨同属于隋唐时期的靺鞨七部。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为争取渤海人的支持，曾经在对辽国作战过程中派遣渤海人前往渤海故地招谕同族人，向他们明言：

“女直、渤海本同一家，我兴师伐罪，不滥及无辜也。”

女真的这一政治口号在部分渤海旧地得到了响应，“咸、宾、祥三州及铁骊、兀惹皆叛入女直”。不过，辽末金初的大部分渤海人显然更想建立自己的国家。比如高永昌建立大渤海国，实际上既反辽，也拒金，欲趁辽金混战之机，恢复独立的渤海故国。然而，战斗力更胜辽军数倍的金人显然不可能允许独立渤海国家的存在，金军精锐在辽阳外围沃里活水与首山大破渤海军，随后攻克辽阳，复兴才数年的大渤海国又一次灰飞烟灭。金人灭高永昌渤海国后，还迅速占领了辽东州县，“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制”，对渤海人进行了完全的女真化统治。

在女真人强力征服下，渤海人不得不接受金人的管辖。金人对于渤海的统治模式与辽国以“汉制”管理渤海完全不同，主要是基于武力威压与同族政治宣传为主的强力同化模式，其目标并非与契丹人一般将渤海人变成附属于己的另类国民，而是要将其完全纳入女真族群的社会组织体系之中。

对渤海人的吸纳兼容，在金早期统治集团的人员构建中表现明显。在女真人建国之初，创建建构国家制度迫切需要熟悉汉制又值得足够信任的人才，曾经作为敌人的契丹人显然不可信赖，而女真本族之人则多长于武力而非文采礼乐，如此一来，女真人名义上的同族——渤海人便成为首选。

在金时期，渤海族的杰出人物如尚书左丞高庆裔，在归降前就曾在辽国的“东京户部司”任职，其精通汉文和女真语，积累了丰富的为官经验。太师、尚书令张浩，作为渤海的博学之士，也曾为阿骨打献计献策。尚书令李石则利用其家族在辽阳的影响力，支持完颜雍登基，从而跻身金朝政治核心。在金世宗时期，四位尚书令中有两位是渤海人。

宋代曾有记载：“渤海先降，故女真多用渤海人为要职。”由于渤海的武力不足以独立，其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女真人的拉拢，开始在金国担任重要职务，金国也对这些渤海名臣给予了充分的信任。

与高官厚禄相伴的必然是政治联姻。金国渤海高官的家族成员大多与女真皇室联姻。渤海“其王旧以大为姓，右姓曰高、张、杨、窦、乌、李，不过数种，部曲、奴婢无姓者，皆从其主。”渤海辽阳大氏、李氏、张氏三支渤海王姓与右姓家族，都曾与女真宗室累世通婚。

据《金史》记载，渤海王族大氏至少有四女分别嫁给金国皇帝及其他皇室成员：

一女嫁给金德宗完颜宗干为侧室，一女嫁给海陵王为元妃，一女嫁给金世宗为柔妃，还有一女嫁给宗室完颜阿虎里为妻，世宗纳李石之女、张玄征之女为元妃。

甚至金国十位皇帝之中，海陵王完颜亮、金世宗完颜雍、卫绍王完颜永济三位皇帝都为渤海妃嫔所生（金宣宗之母刘氏为辽阳人氏，疑为渤海人），可见金国皇族与渤海世家政治联姻之密切以及两族关系之近。

而当时女真境内的普通渤海人则被统一分为兵民一体的“渤海八猛安”，根据一猛安统领三千户来算，当时在籍金国的渤海人应约为两万四千户，人口应为十万左右。即使加上未被金人纳入管制的山村野户，渤海人口较当年渤海全盛时期的百万人口相比，应当也有了显著下滑。这一数据表明，战争带来的人口损失与辽金时期的民族融合，让具有明确渤海民族身份认知的人口数量逐渐减少。

渤海人不仅在辽东故土数量锐减，还因为战争原因不断向南迁徙。在宋金战争中，渤海人作为金人的重要战斗力量参与了南下伐宋的战争。投降金军并为金人开路的渤海统帅郭药师即为渤海人，其与部下随金军一道南下攻破开封，俘虏徽钦二帝，为金人立下汗马功劳。渤海王族大㚖（gǎo）也曾追随完颜宗弼南下追击南宋，立下赫赫战功，甚至在渡过长江的战斗中“麾兵舍舟趋岸疾击之”，成为第一支登陆长江南岸的金军部队。上述渤海将领与军队在战后，多被留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卫戍部队，与女真、汉族一起落户杂居，逐渐隐没于金国历史之中。

被拆散后的渤海人很难再保留原有的生活状态和传统习俗，唯一能保留国族记忆的，是那些世代居住在辽阳的大族，如大、高、张、杨、窦、乌、李等家族。他们在相互的姻亲联谊中仍然保持着相对统一的文化与血缘圈层，且仍然被金人称为渤海人。然而，即便是这些显赫家族对渤海身份的认同，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减弱。

从金熙宗时期开始，金国对渤海人的政策与对汉人的政策基本相同。例如，在天眷元年（1138）的诏书中，规定女真、契丹、汉人各使用自己的文字，而渤海人则与汉人相同。大定九年（1169）正月，金国进一步规定：“制汉人渤海兄弟之妻，服阕归宗，以礼续婚者，听之。”在金的推动下，渤海人与汉人的一体化政策使得渤海族群迅速汉化，而那些曾经显赫一时的渤海大族，也最终在金末元初的历史中逐步瓦解，消散于“其先世居辽阳”的地名认同之中。

有趣的是，渤海之名最后出现是在元朝末年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的“氏族·汉人八种”条中：

契丹、高丽、女真、竹因歹（汉人）、朮里阔歹、竹温、竹赤歹、渤海（女直同）

无论是曾经雄踞古代中国北方地区的契丹和女真，还是偏居一方的渤海，终究都在民族融合中被铸造为一个古老而久远的名号——中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