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二十二年后（1842），一种前所未有的挫败感萦绕在道光皇帝旻宁的心头。

此前，在与“英夷”交战的两年多时间里，常年维持着近八十万常备军的清军，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天朝大兵在广东、福建、浙江与江苏等地几乎都是一触即溃，英国人则凭借武器的优势，以极小的伤亡代价夺取了东部多个港口重镇，并控制了京杭大运河与长江的十字路口——镇江。

富庶的江南被英国人闯入，帝国经济的大动脉又被人掐住，道光无计可施。

败者，向来是没有话语权的。道光只能放下天朝上邦的身段，派人与“蛮夷”议和。当年八月底，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等人作为清廷代表，登上停泊在南京江面的英舰“皋华丽号”，以割地、赔款等为让步条件缔结和约，结束了这场极不光彩的“边衅”。

《南京条约》签订后，道光直面清朝立国二百年以来从未有过的败局与耻辱。史载，他在太庙前长跪不起，并留下口谕：“朕去世之后，陵前不准立神功显德碑，之后子孙若有丢失领土的都不许立！”

但令道光感到十分费解的是，自己不过是在帝国疆域之内缉私禁毒，怎么就导致事态连续失控，甚至闹到了边衅四起、割地求和的境地？

道光大败局，与当时的一种走私货物——鸦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鸦片源自于罂粟。这是一种原产于南欧与土耳其一带的草本植物，其果实分泌的白色汁液经过干燥等简单加工，即可得到富含吗啡的初级产品：鸦片。

很多时候，事物本身并无好坏，区别在于使用者的想法与用法。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古希腊人很早就发现了它的药用价值，古希腊名医加仑就在他的诊疗记录中提及鸦片在镇痛方面具有奇效。后来，经由阿拉伯人之手，鸦片大约于唐朝时期传入中国。

在中国古代医学史上，不少奇奇怪怪的玩意儿都被认为具有某种特定的疗效，其中也包括远道而来的鸦片。明朝时期，鸦片被医学大佬李时珍以“阿芙蓉”为名写进了《本草纲目》。在传入中国的数百年时间里，鸦片几乎都是扮演着药材的角色，静静地躺在药铺的货架之上。如果不是因为具有医药价值，这种自带强烈刺鼻性氨味、闻起来令人作呕的东西或许早就被中国人拒之门外了。

鸦片在中国的角色定位，是如何从药品转向毒品的，至今仍没有明确的定论。

晚清举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录了一个故事。乾隆年间，广东有个小寡妇长年瘫痪家中，由于肢体上的不便，只能通过把玩手头上能接触到的各种物件聊以解闷。某日，闲来无聊的她用簪子挑了一小块鸦片置于灯火上烘烤。怎料，散发的阵阵异香让小寡妇沉醉其中。经此偶然发现，小寡妇日日重复起来，不能自拔。更离谱的是，她的瘫痪竟然也跟着好转了。此事传开，人们不仅知道了洋药的新疗效，还获悉了新的使用方法。

还有一种是南洋传入说。李圭在《鸦片事略》中认为，康熙年间“沿海居民得南洋吸食法而益精思之，煮土为膏，镶竹为管，就灯吸食其烟，不几年流行各省，其至开馆卖烟”。

无论真相如何，中国人学会吸食鸦片，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

在经济形势向好的年代，日子有盼头的人大多不会放纵与麻痹自己。但当历史滑入“嘉道中衰”的轨道后，民生问题愈发凸显，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人们需要一种东西麻醉自己，借以短暂逃避与忘却现实的痛苦。正如一个瘾君子在吸食鸦片后，洋洋自得地对人描述那种神奇的快感：

“短榻短檠，对卧递吹，始则精神焕发，头目清利，继之胸膈顿开，兴致倍佳，久之骨节欲酥，双眸倦豁，维时拂枕高卧，万念俱无，但觉梦境迷离，神魂骀宕，真极乐世界也。”

然而，鸦片烟所缔造的快乐终究是虚假而短暂的。美梦结束之后，强烈的戒断反应会让吸食者产生难以自制的依赖性。正是因为极易成瘾却又难以戒除，鸦片在中英贸易之间逐渐扮演了一种极不光彩的角色。

近代贸易史上，英国对华始终是一种“入超”的状态。自从鸦片被发现是一经接触就离不开的“刚需”产品，嗅到商机的英国人将其作为平衡甚至是扭转贸易逆差的利器，遂以印度殖民地为基地，扩大对华鸦片走私。

鸦片泛滥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白银外流，国民贫病，严重影响了帝国财税与底层社会的稳定，这对于以小农经济主导的清王朝而言，可谓是“国本动摇”。

鸦片的毒性与潜在危害，清朝历任皇帝并非全然不知。

早在雍正七年（1729），鸦片就被皇帝视为伤风败俗的淫邪之物。对此，雍正帝发布了清廷第一条禁烟令《兴贩鸦片及开设烟管之条例》，对“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开出了绞监候的顶格刑罚。乾嘉时期，禁烟仍在继续。嘉庆帝甚至宁愿舍弃关税小利，于嘉庆元年（1796）将鸦片从进口名单（药用名义）中剔除。

朝廷的禁令，反向赋予了走私货品更高的价值与利润。尽管清廷的禁令一道比一道严格，但在逐利的走私商人运作下，鸦片输入量却不降反增。道光元年（1821），鸦片每年输入约五千箱，到了道光十五年（1835），数量猛增到三万箱。

“伶仃走私”的现象愈演愈烈。由于陆上不安全，从英国东印度公司运来的鸦片大多存放于停泊于伶仃洋面上的趸船。这种船只通常拥有高大的船身，从航行的角度来说，它重心过高，不适宜远航，但宽大的容载空间却非常适合充当海上仓库。每当鸦片贩子在广州十三行达成交易，走私犯便持提货单，驾驶一种称为“快蟹”的武装快船前往趸船提货，转售内地。

这类走私通常难以察觉，即便被清廷水师抓住，往往又因贿赂而放行，缉私形同虚设。鸦片持续扩散，白银持续外流。

道光郁闷了，鸦片越禁越多，这可如何是好？

对此，太常寺少卿许乃济有自己的看法。道光十六年（1836），他先后向皇帝呈递《鸦片烟例愈禁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与《请驰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片》，建议皇帝重新解禁鸦片贸易与内地罂粟种植。

乍一看，许乃济莫不是昏了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替鸦片贩子张目？

长期以来，许乃济的建议一直被人们误解为主张鸦片合法化而大加挞伐，实则不然。他曾在烟患最为严重的广东出任过按察使，深知“一刀切”式的禁烟，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种种困难。与其如此，不如开放烟禁，通过“以货易货”的形式，再课以重税，从而缓解白银外流。而开放国内罂粟种植，目的则在于以“国烟”冲击“洋烟”，抢占市场份额，等拿回主动权后再进行控烟，逐渐平稳过渡，最终实现禁烟的目的。

许乃济的建议着眼于长远，但又缺少了些许温情。他片面地认为“食鸦片者，率皆游惰无志、不足重轻之辈”，让他们自生自灭好了。对于放任大批民间瘾君子不顾进而可能引发的人口问题，他又觉得“海内生齿日众，断无减耗户口之虞”。

对于许乃济的驰禁之说，许多大臣表达了反对意见。就在许乃济上书的同一年，江南道监察御史袁玉麟就以《鸦片弛禁将有防国本生计折》予以驳斥。而其中影响最大者，莫过于鸿胪寺卿黄爵滋的进言。

道光十八年（1838），黄爵滋向道光呈递《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指出想要彻底解决烟患，就必须从消费端入手，“先重治吸食”，没有人吸食，鸦片自然就失去了生产与销售的意义。对于瘾君子们，黄爵滋建议——给出一年的戒毒期限，事后仍复吸食者，一律处以死刑。简而言之，在黄爵滋的构想里，瘾君子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戒毒，要么去死。

用死刑对付瘾君子，道光拿不定主意，于是下诏给将军、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在地方呈报的29份奏折中，有19人明确反对动用死刑。有官员批评黄爵滋的建议过于理想化：“若吸食者尽诛，即闽广而论，吸烟者十居七八，十万人恐不能尽也。”大范围动用死刑，既不人道，也不存在实施的可行性。

历史学家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认为，清廷官员普遍反对在全国捕杀瘾君子，一方面是源自于清廷对死刑的复核流程较为繁琐，由此带动的增加的工作量异常巨大，纯粹是让官员们加班，给他们添堵；另一方面是各地瘾君子数量庞大，倘若以消灭吸食者作为政绩考核标准，难免弄得官场上人人自危。

不过，真正让道光帝下定决心进行禁烟的，是这一年发生的两件涉毒要案。

庄亲王是清代世袭的铁帽子王之一。当时的庄亲王是道光帝的侄子，这个纨绔子弟沾染上了鸦片，与辅国公溥喜等成为“烟友”。道光十八年（1838）九月，京城禁烟风头正盛，犯了烟瘾的两人便躲到灵官庙偷偷解决，不料被东城兵马司指挥王钰抓了个现形。

同年11月，直隶总督琦善在天津查出一桩前所未有的走私案，涉案鸦片高达13万两。琦善在奏报中还特别指出，这些鸦片源头仍是来自于广东。

宗室卷入烟毒，让道光脸上顿感无光。天津走私案则让他嗅到了危险——鸦片离天朝中央并不遥远。

在驰禁与严禁之间，道光最终选择了后者。但在亮明态度之前，他要杀鸡儆猴，以示决心。

撞了枪口的庄亲王和辅国公随即被削去爵位，并“各罚应得养瞻钱粮二年”。曾上奏弛禁论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也被撤了职，降为六品官，并以“休致”。

道光开始物色一位赴粤禁毒的钦差大臣，于是召“林则徐着来京陛见”。之所以看中林则徐，一方面是因为林则徐是黄爵滋仅有的8位支持者之一，属于铁杆的严禁派；另一方面，林则徐公正清廉、办事认真，在清廷素有美名。

在君臣会面中，林则徐指出“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道光听后深为赞同。

道光十九年（1839）初，林则徐辞别皇帝，带着“鸦片务须杜绝，边衅决不可开”的训令，向着广东出发了。

初到广州，林则徐对当地情况不甚了解，他急需掌握各种情报。

由于对广东官场不信任，林则徐改选另一群体作为信息渠道。他召集粤秀、越华与羊城等三大书院的数百名学子，以考试为名，罗列各种与鸦片相关问题，让学子们畅所欲言。不同于官场的老油条，这些青年学子尽管青涩，但是敢说话。这让林则徐在短短8天时间内，就将广东鸦片泛滥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

随后，林则徐正式通过广州公行行商传达了《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要求在华的鸦片商尽快交出手头上的鸦片存货。而鸦片商们错以为林则徐跟以往的广东官吏是一丘之貉，有人甚至还在讨论，究竟用多少价码才能买通这位钦差大人，以便高抬贵手。

鸦片商人都在观望，无人照令而行。

林则徐见先礼后兵毫无收效，便派兵将商馆区团团包围，将鼓动拒缴的大鸦片商颠地列为首犯，并将劝说不力的几个中国行商套上锁链，再次派往商馆区进行劝告。见到商业伙伴狼狈不堪的模样，鸦片商们这才意识到钦差大人动了真格，顿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不知所措。

林则徐大举封锁商馆区的消息，很快就被身在澳门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获悉，他急忙赶回广州安抚人心。

林则徐和义律，作为中英两个政府代表，就在这样紧急的状态下开始了交锋。

义律到达广州商馆区后，紧急升起一面英国国旗，试图以此向林则徐传递一个信息——在华英商受大英帝国的庇护。而这换来的是置之不理。封锁仍在继续，并且得到了强化。

义律是个识时务的人，他明白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对抗，吃亏的将是英国人自己。他便自作主张，以英国政府的名义进行“收购”，集中了商人们手头上的鸦片，由自己转交给清政府。本着“卖给谁都是卖”的心态，鸦片商们交货的动作出奇地快，两万多箱鸦片一下子就转到了义律的名下。

道光十九年四月初（1839年5月下旬），被义律集中起来的两万余箱走私鸦片陆续缴纳完毕。林则徐信守诺言，解除封锁，还去信夸赞义律：“诚实居心，深明大义，恪守天朝禁令，保全夷众身家，恭顺勤劳，洵堪嘉尚。”但他不知道的是，经过义律这么一出“左手倒右手”的折腾，自己收缴的，已经不是商人们手里的鸦片，而是英国政府的海外动产。性质彻底变了，一场商业缉私悄然升级为外交纠纷，林则徐对此却浑然不觉。

在取得阶段性的胜利后，林则徐投身“虎门销烟”之中，就连之前坚持让鸦片商出具“甘结”（承诺日后不再向中国走私鸦片的保证书）一事都暂时搁置了。

交出鸦片后，义律愤愤地离开广州，带着所有英商前往澳门。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伙英国水手在九龙尖沙咀寻找淡水时，与当地村民发生纠纷。英国水手酒后打伤了村民林维喜，致其于次日伤重身亡。突发的命案，让本就微妙的中英关系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案发之后，林则徐下令查办，向驻扎澳门的义律去信，要求引渡凶犯归案。

对于交出凶犯一事，义律坚持属人管辖。他告诉时任澳门同知的蒋立昂：“远职遵国主之明谕，不准交罪犯者，按照本国之律例，加意彻底细查情由，秉公审办。”表示涉案的英人自当受英国政府调查审理，定会给中方有所交代。事实上，义律仅仅是对涉案水手进行短期拘禁与罚款，后来不了了之，所谓的严惩压根不存在。

虎门销烟后，林则徐将禁烟的重点放回了“甘结”一事上。但在这件事上，义律态度坚决，拒不签字。当文书递来时，义律曾一怒之下将其撕毁。

“甘结”纠纷的背后，实际上是一场关于中英之间治外法权的博弈。按照林则徐的设想，只要作为英国官方代表的义律在保证书上签了字，往后再有英人因走私鸦片被捕，清廷到时候就可以援引甘结中“人即正法，货尽入官”的条款处决走私犯。但义律看出了对手的心思，坚持个人对个人负责，不替别人作保。由始至终，义律都没有签字。

无论是林维喜被害案，还是“甘结”一事，义律都没有给出一个满意的答复，这让钦差大人很是不满。

林则徐再度使用在广州商馆区的那一套对付义律，他下令禁止澳门地方向英人提供饮水与食物，断绝与其接触。

当时的澳门，名义上是葡萄牙殖民地，实际上是中葡共管。林则徐对义律的步步紧逼，让葡萄牙人也不得不靠边站队。在林维喜案爆发的50天后，葡萄牙总督只能以遗憾的口吻告诉义律：“我们已经无力保证诸位的安全。”

澳门是呆不下去了。道光十九年七月，所有在澳门的英籍男女老少人离开了澳门，退到了海上生活。林则徐继续施压，告知沿海居民禁止向英人提供物资补给。

对于义律等英国人来说，几乎失去了所有退路。

在林则徐与义律的一系列交锋中，双方大多数时候都是基于自己本国惯有的准则与行为方式来解决问题，两个齿轮不能互相啮合，一旦转动起来就是针锋相对，互相摩擦。为此，双方在珠江口爆发了数次小规模冲突，问题依旧未能得到解决。

更可怕的是，双方在向大后方传递消息时往往添油加醋，脱离事实，以至于远在北京和伦敦的最高决策者们都不约而同地“膨胀”了起来。

比如，在中英之间的一次武装冲突——官涌之战后，林则徐向北京报告称：“旬日之内，大小接仗六次，俱系全胜。”道光听到“捷报”，给林则徐回信道：“朕不虑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鼓励林则徐对待不听话的英夷，该出手时就出手。

同样的，曾到过中国的英国人，如在禁烟中利益受损的鸦片商渣甸、马地臣等人回国后，极力鼓动对华开战，为此不惜对两国军力进行无限地拔高与贬低。传教士郭士立甚至扬言：“一艘英国护卫舰就可以单挑并击溃一千艘清朝战船。”议员麦考莱听了这些言论后，在英国议会上激昂地鼓动开战：“他们（指义律与在华英商）虽然遭遇敌人的包围，又被大洋和陆地阻断了一切支援，但他们明白，加害自己的人，就算只是动一根毫毛，都必将遭到惩罚。”

当矛盾被人为放大到无法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之时，战争的火苗便开始舔舐着时代的边缘。一场东西方的武力碰撞，即将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