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年代，延安被中共宣传为革命根据地。一些知识青年千里迢迢的前往那里，试图寻找救国和人生理想。由于延安人太多，住房比较紧张，没有条件为夫妇提供住房，夫妻团聚要写申请，再交五毛钱费用才能同房。

　　史料记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受中共宣传的诱惑欺骗，无数年轻知识分子千里迢迢跑到中共的老巢延安，寻找所谓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天堂。四十年代初，延安的学生、官员人数，已经达到30000人左右。

　　而大批知识青年聚集在延安，婚恋很快成为“问题”。中共推行恋爱可以自由，结婚要由组织批准，打胎则需要组织部介绍信的管控政策，当时的延安还大搞所谓的思想解放，摒弃传统的道德体系，开放程度你怎么想都不为过。

　　最平常的事情就是“打游击”，也就是一个男的碰见一个女的，问一声：“打个游击吧？”女的说：“好吧”。两人就钻枣林了。

　　当年的延安由于住房比较紧张，结婚后的夫妇没有条件单独居住，平时男女双方在各自单位或学校的宿舍，每到星期六团圆一次，先申请后交费，住在专门临时腾出来的十几孔窑洞，“屋里只有一张床，被褥得自己带，也不开饭，住一次五毛钱”。

　　即便如此，也是供不应求。每逢星期六小客栈总是客满，大家都心知肚明，“礼拜六了！”

　　据悉，当时的延安，一般教师是一人一孔窑洞，学生则是挤在一起睡火炕通铺，伸直了腿挺着睡，翻身都很困难。女子大学学生的卧位宽度只有一尺半，起夜回来常常发现没了位置，要拱进去，就得慢慢挤几下才能占领自己的空间。

　　即使有地方睡，但并不是就可“高枕无忧”了。由于陕北地区降水少，洗浴几成奢侈，虱子、跳蚤之类的寄生虫比较多。《延安一月》一文中写道，“扪虱开会的参议员，这是绝妙的新闻，但这新闻并不足为延安人之耻。”

　　陶铸是十年文革前的中共中南局书记，文革开始时一度奉召入京，后被打成“刘、邓、陶反党集团”的第三号人物而被整死。

　　陶铸的夫人曾志熬过中共十年文革浩动，出版了回忆录，揭露，当时毛泽东把延安形容成是一处“革命圣地”，诱惑了无数纯洁的青年男女上当受骗，但被称之为“革命圣地”的延安却如同地狱，中共在此杀人放火，以及集体嫖娼的龌龊往事。

　　曾志在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中披露，当时和她一起参加革命的青年男女，“白天走上街头巷尾或深入农村，晚上回来却是又唱又闹，疯疯癫癫的。夜间男女也不分，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

　　延安时期的窑洞夜夜舞会 领导身边是“要求进步”的女青年

　　此外，人们看到中共自窃国以来，中共官员个个男盗女娼，个个是贪污腐化。

　　据记载，延安时期的中共官员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延安的窑洞，当年天天晚上开舞会，领导身边都是“要求进步”的女青年。

　　中共也从来没有把它的官员搞女人看得有多么严重，这一传统早在延安时期就已形成，今天社会上的二奶、小三，都可以在当年的延安找到渊源。

　　毛泽东等人到了延安不久，就开始了第一轮的换妻潮，毛泽东首先停妻再娶，抛弃贺子珍而和江青搞在了一起；黄克功求婚不成、竟连开两枪杀害陕北公学只有16岁的女学生刘茜，而且事后还大言不惭地反诬“刘氏狼心恶毒，玩弄革命军人!”

　　邓力群趁着李锐在延安整风时挨整之际，趁虚而入，占有了后者年轻的妻子范元甄。这些都是当时延安流行的一种风气。

　　中共窃国后的历次运动中，其官员更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占尽“资本家太太和小姐”的便宜，当年下乡的女知青为了能够返城，更被基层政权的领导逞尽了兽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