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父51岁离世，嗣父48岁离世，堂叔51岁离世，如今我已经活了57岁，终究还是逃不过那个魔咒……”

1916年三月份，“洪宪皇帝”袁世凯收到了一封电报，内容让他几乎昏倒。

电报并不是发给他的，而是由直隶将军朱家宝派人送过来的，内容如下：

冯国璋联络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湖南将军汤芗铭、江西将军李纯，以五人名义秘密致电其他各省将军，就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停战议和等征求各省将军的同意。

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北洋大将们，此刻已经成了他称帝的敌人。

“完了，一切都完了”

旁人不知道如何安慰，袁皇帝复又自言自语，说出了上边那段话。

在称帝之初，老袁就已经病倒，经受这次五将军密电打击，病情终于恶化。

3月21日下午，老袁召开了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会上宣布取消帝制，复任大总统，任命段祺瑞为参谋总长，徐世昌为国务卿，黎元洪仍旧为副总统，命三人稳定局势。

次日，会议精神被通电全国。

老袁虽然取消了帝制，南方的护国军们却并不买账，提出的议和条件是，袁世凯已经背叛了民国，所以必须下台，否则护国战争将继续到底。

老袁想继续当总统的唯一办法，只有武力解决南方，遗憾的是，参谋总长段祺瑞也主张和谈，言外之意就是，不行您就下来吧。

5月9日，陕西督军陈树藩宣布陕西独立。

5月22日，老袁的亲密爱将，被他派往四川的四川总督陈宧，宣布四川独立。

5月29日，老袁的另一亲信湖南将军汤芗铭宣布湖南独立。

袁总统陷入众叛亲离中，双重打击下，他的身体也再无回天之力。

6月6日上午，袁世凯终于病逝。

而上述一系列事件，也隐藏着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信号：

北洋政府开始派系化、军阀化。

这些人曾经是袁世凯的亲信，最终能够站出来反对袁世凯，除了道义所在，很大一部分在于利益，他们既然连一路提携培养他们的主公都能反对，日后也就不会打心底里服从任何人。

唯有自身利益。

老袁去世的第二天，新的民国中枢成立，黎元洪出任总统，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

严格来说，北洋军阀的纷争混战，虽然主要集中在直系、皖系、奉系之间，黎元洪却在其中扮演了报幕员的角色。

就比如这次，在直系和皖系还没有正式分家之前，首先拉开序幕的，是府院之争。

府，即总统府，院，即国务院，按照民国初年通过的《临时约法》，总统处于虚位，总理拥有实权，但这个规矩始终没有得到尊重。

毕竟，前边当总统的是袁世凯，在北洋政府内，谁好意思去限制北洋军首领的权力。

双方的矛盾首先在人事任免上。

在最新的内阁名单中，段祺瑞提名了一个注定要臭名昭著的人为秘书长，此人就是徐树铮。

可以这么说，徐树铮几乎得罪了所有人，唯独受到段祺瑞的青睐，被引以为心腹智囊。

黎元洪可以接受别人做秘书长，唯独徐树铮除外。

无他，1913年，袁世凯当选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但迟迟不愿北上，正是徐树铮，用手枪抵着黎大总统的腰，把他押送到北京就任的。

这是黎元洪第二次被人拿枪指着。

面对段祺瑞派来的徐世昌的劝解，黎元洪表示：

“请你转告总理，一万件事我都可以同意，唯独这件事不行。”

徐世昌也不含糊：

“一万件事你都可以不同意，唯独这件事不行！”

事实也正是如此，徐世铮如愿成为民国国务院秘书长，而作为交换，黎元洪也在民国国务院中安排了一个自己的小弟，此人就是内务部长孙洪伊。

内务部虽然只是一个部级，但负责具体的警察、卫生、宗教、礼俗、户口、田土、水利等行政事务，权力很广泛，最主要的是，这个职位，控制着内政流程的最终用印环节。

徐、孙二人就在这个工作流程上较起了劲。

原本，作为秘书长，只是负责衔接内阁总理和各部的工作，甚至在内阁会议上都不能发言，但徐树铮将这份工作发挥到了极致，他不仅频繁发言，甚至某种程度上还成了实际上的“内阁总理”。

时人有“总理不管，小徐主政”的说法，指的就是段祺瑞和徐树铮的关系。

但孙部长不买他的账，双方在国务会议上屡次发生争吵，尤其是在吉林、福建两省的省长任命上，孙洪伊以违背约法流程，指责徐世铮擅权，拒不用印。

两者的冲突最终上升为府院之争。

最后由徐世昌出面调解，双方各打二十大板，徐树铮、孙洪伊二人一起免职。

段祺瑞犹嫌不够，指定再加一个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

以一换一，最后变成了以二换一，黎元洪致电南京的冯国璋，不曾想冯国璋表态支持段祺瑞，毕竟在北洋系统里边，人家才是一家子。

第一轮府院之争，黎元洪败北。

更大的风波紧随而来，这一次，导火索是上升到国际问题。

1917年2月3日，美国宣布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不久对德宣战），黎、段二人，一个亲美，一个亲日，按说在对德断交上是没问题的，然而美国人后来发现，如果中国对德宣战，在华利益上，自己显然竞争不过日本。

于是，在最终的对德绝交咨文上盖章环节时，黎元洪变卦了。

两人之间还为此发生过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黎元洪委婉的表示：

“我认为不能操之过急，毕竟绝交之后就是宣战，我们应该先征求一下军界的意见再做决定。”

不曾想这话直接怼到段祺瑞的业务范围内了，毕竟，名义上人家管着整个民国的军队，段祺瑞反唇相讥：

“军界意见用不着总统操心，我自然会处理好的，总统只需盖章便可！”

双方协商无果，最终段祺瑞以辞职相威胁，撂挑子跑天津去了。

黎元洪没辙，只好妥协。

3月14日，北京政府正式照会德国公使，宣布对德绝交。

断交，就意味着宣战，在是否参加一战的问题上，黎元洪和段祺瑞再次爆发冲突。

黎元洪以国会为外援，段祺瑞就把各省督军组织起来，成立“督军团”到北京请愿。

虽然最后黎元洪妥协，在“对德宣战书”上盖了章，但段祺瑞的上蹿下跳，也引起了众怒，

5月11日外交总长伍廷芳、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谷钟秀、海军总长程璧光四位阁员，抗议国会议员被辱，提出辞职。

5月19日众议院以多位内阁阁员总辞，而宣战书乃用国务院名义于法律不合，议决缓议对德宣战案，须先进行内阁改组。

内阁成员纷纷辞职，搞的一个内阁总理居然成了光杆司令。

就在这时候，《京报》披露了段祺瑞与日本签订一亿元军事借款的秘密，使段祺瑞在国会所做“中日之间绝无秘密外交”的证词被揭穿，段祺瑞陷入被动之中。

黎元洪瞬间上头，5月23日果断下令，免除了段祺瑞国务总理与陆军总长的职务。

距离他上次将段祺瑞从天津请回来，仅仅过去两个月十七天。

段祺瑞很快搞明白了黎元洪上头的原因。

他得到了一位实力派人物的支持，这位实力派人物便是大名鼎鼎的“辫子大帅”、驻扎徐州的长江巡阅使张勋。

黎元洪虽然赶走了段祺瑞，但手中无权，各省督军纷纷独立，甚至段祺瑞还在天津搞起了小内阁，骑虎难下之际，只好电请张勋北上调停。

6月7日，张勋亲率4000精锐辫子兵，以拱卫京师、武装调停为名，北上“勤王”。

1917年张勋复辟，兼任内阁政务总长、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

实际上跟课本中记载的不同，张勋并不是一路北上直接到了北京城，而是出人意料的拐了个弯，到了天津拜见段祺瑞。

目的也很直接，问段祺瑞对复辟的意见。

段祺瑞的个人觉悟再一次彰显出来：

“我反对袁项城搞复辟，自然也会反对你搞复辟。你敢让小皇帝复位，我就敢派兵打你。”

张勋并没有听进去。

其实张勋复辟这件事，段祺瑞在幕后也做了不少工作。

比如张勋的复辟，其实一开始并不轻松，北洋派系反对他，地方督军还没取消独立，外边的日本也不接受。

骑虎难下之际，张勋只好打算先立一个内阁政府作为过渡，段祺瑞反而开始着急了。

在跟徐树铮一番商议之后，段祺瑞决定给张勋复辟加一把火：

一边私下电令安徽督军倪嗣冲宣布取消独立，在倪嗣冲的带头下，其他各省督军纷纷宣布取消独立。

另一边，授意各省督军不承认新内阁。

这么一来，过渡内阁也就没必要了，咱直接搞复辟吧。

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十二日复辟闹剧”。

结果是段祺瑞组织的讨逆军攻入北京，7月12日，张勋仓皇逃入荷兰使馆，溥仪再次宣布退位。

1917年7月12日在北京东安门下驻扎的北洋政府“讨逆军”士兵

段祺瑞赢得了“三造共和”的美誉，于7月14日进京，重掌政府大权。

黎元洪也终于明白，胳膊是拗不过大腿的，尤其是这起祸事是自己引狼入室，差点中断民国法统，所以闹剧之后，尽管冯国璋一再邀请其出山，黎却再也不愿意上台。

事后，冯国璋北上，继任中华民国第四任总统，段祺瑞继续担任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

然而，新的府院之争也即将爆发，并且由于双方都拥有数省之地盘，以及数十万军队，这一波府院之争，对民国破坏的烈度也更加严重。

北洋军阀直系、皖系、奉系的斗争，也即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