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给林徽因做手术的老大夫手抖，梁思成心里一紧，“抖得这么厉害，能手术吗？”老大夫却笑而不语。

2年前抗战胜利后，梁思成喜悦之余，又满腹忧伤。

当时，重庆一位著名的美国胸外科医生给林徽因下了“大概还能活5年”的预判。

“两个肺一个肾全都被感染，太晚了！”他的话里尽是遗憾和爱莫能助。

梁思成向所有人隐瞒了这件事，独自承担内心的煎熬。

对于妻子的病，他一直深感愧疚，曾在写给费慰梅夫妇的信里说：

“我觉得是我的疏忽造成了徽因现在的状况，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林徽因的肺结核，在1937年就被诊断出来。

那一年，原本是她生命中最辉煌的一年。

她和梁思成乘火车、坐汽车、再换骡子，爬过绵延崎岖的山路，“照相时蝙蝠见光惊飞，爬入顶内与臭虫为伍”......

一路风餐露宿的辛苦，终于在这一年有了收获——他们发现了唐代木构建筑佛光寺。

然而惊喜没多久，刚走出佛山寺的他们，就被“七七事变山河破碎”的消息震惊。

从此他们和万千国人一样，将踏上流亡之路。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虚弱的她又被查出了肺结核。

噩耗接踵而至，她却随遇而安，“我的命只能由天了！”

拖着病体，一路颠沛流离，得不到好的医疗，病情越拖越严重。

梁思成心急如焚，学会了静脉注射，学会了做各种家务，替妻子治病和分担。

后来女儿梁再冰回忆，那时她最怕黑夜，漫长黑夜里回荡着母亲停不下来的咳嗽和大口喘气声。

第二天早晨，院子里晾满了手帕，那是母亲夜间擦汗用的，全都湿透了。

抗战胜利后，好友费慰梅安排了重庆一位赫赫有名的美国胸外科博士为林徽因治疗，却被遗憾告知：

太晚了，可能活不过5年。

但那时很多人并不知道她是如此病重之人。

工作时，她总是那样神采奕奕，眼里闪光；和人交谈时也总是热情洋溢，才思敏捷。

1947年，林徽因病重入院，需要切除一个坏掉的肾。

主刀的老大夫一直手抖，梁思成心都提到嗓子眼：“抖得这么厉害，能手术吗？”

老大夫笑而不语，眼神却很坚定。1个小时后，手术结束，非常成功！

不愧为专业的老大夫，别看他平时手抖得厉害，可一拿起手术刀，就稳如泰山了。

梁思成长舒了一口气，他久久地握着老大夫的手，感激得热泪盈眶。

老大夫指着切下来的坏肾说，病灶给切下来了，你看里面全是脓。

现场的亲友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为手术成功而高兴。

“不好！病人急需输血，但血库的血严重不足！”

突然传来一声焦急的声音，一位年轻大夫飞奔过来。

“大夫，抽我的，我们血型一样。”

“抽我的吧！”

“验下我的血！”

林徽因的女儿、学生、老友、老友的孩子们纷纷挽起袖子。

经过抢救，林徽因总算顺利度过危险期，但很快又遇到新的挑战——伤口两周了都无法愈合。

梁思成的一封紧急求援信寄到了林徽因美国闺蜜处。费慰梅费了老大劲为她送来了国内稀缺的链霉素。

有了它，林徽因的伤口渐渐愈合，她总算度过难关可以出院了。

这些日子住在病房，林徽因饱受伤口疼痛折磨，吃不好睡不好，就想回家好好睡上一觉，没想到同样累坏了的护工大姐倒头就睡，鼾声如雷。

林徽因无可奈何地笑了，静静地等着护工大姐睡醒后再眯一会。

她在写给费慰梅的信中风趣地说：“卧榻旁且容他人酣睡”。

经过这次手术，她的生命又挺过了8年。在此期间，她完成了许多重要的工作。

她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级教授、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人民英雄碑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等。

这是她真正以林徽因自己的身份，而不是“梁思成太太”来担任社会职务。

“士为知己者用”，她鞠躬尽瘁，抱病挽救景泰蓝工艺、参加国徽和人民英纪念碑的设计，为试图保留古城墙而奔走疾呼......

是工作，让这个曾被医生预言活不过1950年的她，重新焕发光辉。

在清华大华校庆时，建筑系在二楼办了展览。她坚持出席，却爬不上层高4、5米的二楼，学生们抬她上去，才发现她怎么这么轻？

当时她瘦得只有50斤。

1955年3月31日深夜，病入膏肓的林徽因突然用微弱的声音艰难地对护士说，想见一见住在隔壁的丈夫。

护士回答，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说。

51岁的林徽因已没有力气等了。

她的生命，止于自己最爱的人间四月天，那几句来不及说的话成为家人永远的遗憾。

“你是爱，是暖，

是希望，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