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死嫪毐和吕不韦后，嬴政终于执掌了秦国大权，开始准备秦国吞并天下的具体方案。

在灭六国的计划上，大臣们出现了分歧。

以韩国宗室韩非为首的一派大臣认为，韩国虽然弱小，但这些年在夹缝中求存，生命力顽强。秦国若动手消灭它，必然会耗损大量国力，相当不值得，还不如先对秦国东出路上的“绊脚石”赵、魏两国下手。

而另一派大臣则认为必须先灭韩，持这一观点的，以新任丞相李斯最为坚定。他认为，秦国长年使用“远交近攻”战略，韩国与秦国接壤，且国力为七国最弱。如果秦军先下赵、魏，那韩国必然转投他们共同抵抗秦国，即便不能势均力敌，也必然会是秦军东出的心腹大患。

秦王嬴政最终采纳了李斯的意见，并赐死韩非，东出攻灭传国200余年的战国七雄之一——韩国。

然而，韩国既然是七国中最弱的一国，打就是了，嬴政为何要考虑这么多呢？

“万年”倒数

存在即合理。韩国能在战国烽火中安然度过200年的时光，凭借的正是它独特的生存之道。

战国七雄中的韩国，与赵、魏两家同起于“三家分晋”。只不过，与其他两者不同的是，韩国从一开始便有些“先天不足”。

在晋国末期，当赵氏有胆不服执政大夫智伯的命令拒缴土地时，身为当时晋国“四大天王”之一韩氏，却只能乖乖听命于智伯。分晋后，魏国又占据了晋国当年所辖的中原地带，率先崛起。韩国无论何时，都无法与这两家相提并论。

更要命的是，独立之后，韩国虽名列七雄之一，却一直稳居第七名的宝座。

占领了中原地区的魏国，如同千斤顶一般，重重地压在韩国头上，雄踞韩国东方、北方。

而韩国与魏国的命运一般，均属四战之地。除了魏国，在韩国周边，西部是那个未来将吃掉自己的强秦，南部则与当时七国中国土面积最大的楚国接壤。

从地缘上看，韩国发展空间极小，想要崛起几乎不可能。如果中途哪一国有足够大的野心和实力，韩国估计都熬不到秦王嬴政统一六国。

但人家韩国自有办法。

当时，在七雄之外，尚有春秋时期仅存的郑、宋、鲁、越等国。其中，郑国恰巧就位于韩、魏两家相夹的中心地带。郑国，周朝姬姓诸侯国。国都位于郑（今河南新郑），以经济发达、法制健全、民主政治和诗乐文化闻名于世，是春秋时期第一个强势崛起的国家。春秋末期，郑国名相子产治国有方，使得郑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传为一时美谈。

这样的一块“肥肉”，韩国如何不嘴馋。打不过其他强国，拿郑国开刀，还是值得一试的。

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韩国伐郑之路，并不顺畅。从分晋时期的韩康子开始谋划，经韩景侯、烈侯、文侯一直到哀侯二年，公元前375年，韩国才得以兼并郑国境内所有土地，灭亡郑国。将国土范围延伸至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西北直达太行山以西的扁平地带。同时，韩国国都由阳翟（今河南禹州）迁往郑国首都新郑，完成韩国初期强国之梦。

强国梦断

吞郑后，韩国实力大增，韩哀侯终于开始解决韩国内政矛盾。

长久以来，为避免韩国步晋国后尘，韩国国君普遍“任人唯亲”，不接受大臣“离间”亲族的纳谏，导致公族实力过于强大。大臣间为了争权夺利，挟私报复，大搞暗杀之道，这些都为后来韩哀侯被杀埋下了祸根。

眼见自己实现了祖辈数代人吞郑强韩之梦，迁都新郑的韩哀侯或许认为凭借自己的威望，足以力压整日内斗的朝堂，加强中央集权。

在一个史书版本中，韩哀侯默许宠臣严遂批评当时的韩国丞相、宗室韩傀。严遂甚至拔出佩剑，当着国君的面，跟韩傀玩命。

大臣之间的猛烈争斗却没有引起韩哀侯足够的警醒，认为此场面自己还能控制得住。最终，严遂担心自己过分对待韩傀，对方杀人灭口，决定先下手为强，引刺客聂政暗杀韩傀。

史载，“严遂乃令人刺韩廆（傀）于朝，韩廆走君（指韩哀侯）而抱之，遂刺韩廆而兼哀侯”。也就是说，在这场混乱的刺杀中，还未来得及实现雄心壮志的韩哀侯也不幸躺枪，跟着韩傀一起被刺死。

不过，史书对此还有不同的版本，有的说聂政刺杀韩傀是韩哀侯的祖父韩烈侯时期的事情，跟韩哀侯没有关系。

公元前374年（韩哀侯三年），韩哀侯被弑杀后，公子若山在大臣们扶持下登基，史称韩懿侯。面对父君被刺杀，史书上居然没有他为此事善后的记载。如果不是史料缺乏或散佚，想来唯一解释得通的就是：他与韩哀侯之死有莫大的关系。

相较于韩哀侯，韩懿侯在位时间大抵相当于其父的4倍。但在这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时间里，韩懿侯对韩国而言，几无建树。本来依靠父亲打下的江山，韩懿侯再努把力，可以把韩国不利的地缘因素进一步降低。

然而，这位新国君却插手破坏了三晋联盟。

所谓“三晋联盟”，即魏国的主要外交方针，旨在与赵、韩两家联合对抗齐、楚、秦这些老牌大国，争取在七国称雄中维持相应地位。当时，恰逢魏文侯之子魏武侯新丧。而魏武侯生前并没有定立谁为太子，故两个儿子魏罃、魏缓为了君位大打出手，富强的魏国首次陷入混乱之中。

在这场混乱中，魏国自动分裂成东、西两部分。魏罃与魏缓各在国土东部和西部组织人马，分庭抗礼。

对此，韩懿侯觉得是一次不错的机会。于是联合赵国的赵成侯，两家带着部队上下夹击，发动浊泽大战，企图效仿先辈分晋那样分裂魏国。这时的魏国，真可谓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眼看着国土即将被两个曾经的“兄弟”趁机吃干抹净，可笑的一幕发生了。

联合赵成侯发动战争的韩懿侯，在关键时刻却“掉链子”了。

据《史记·魏世家》记载，赵谓韩曰：“除魏君，立公中缓，割地而退，我且利。”韩曰：“不可。杀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贪。不如两分之。”

公中缓即公子缓，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赵成侯想立公子缓为魏王，自己趁机割些土地回家，见好就收。对于这项提议，韩懿侯表示不妥，他十分爱惜自己的“羽毛”，只希望将魏国一分为二，这样一来，魏国的实力大减，压在自己头上的“千斤顶”瞬间瓦解，韩国也能由此获得一线发展空间。

由于两国立场、意见不统一。最终，韩懿侯下令撤军，返回韩国，浊泽之战，不了了之。

而缓过气来的魏国最后以魏罃的胜利，结束内乱。魏罃即位，史称魏惠王。对于赵、韩两个兄弟之国的阴谋，魏惠王可谓十分清楚，即位之初，就开始对两国发动战争，三晋之盟由此彻底消亡。

韩国，至此失去了对外扩张的机会。一下子要面对魏、楚、秦等大国，只剩瑟瑟发抖的份儿。

改变国运的小人物

公元前363年（韩懿侯十二年），韩懿侯去世，其子韩武即位，为韩昭侯。

韩昭侯即位前期，韩国政令不一，国力较韩哀侯时期，下降了许多。继秦军大败韩军之后，国力不如韩的宋国又趁机夺走了韩国一座城池。接连失败，让韩昭侯寝食难安。但面对韩国现在这样的局面，韩昭侯有心无力，束手无策。

紧接着，素与韩国有隙的魏国出兵伐韩。消息传来，韩昭侯与众大臣均毫无办法。危急关头，一个小人物开口了，打破这死一般的寂静。

此人就是申不害。

申不害原是郑国小吏。韩灭郑后，申不害也就到了韩国。此时正在韩昭侯手下担任一名下层官员。

看到有人主动答话，韩昭侯精神为之一振，忙问有何妙计。

只听申不害说，只需大王手持大玉圭（代表君主身份的玉器）面见魏惠王，魏国保准退兵。申不害这招示弱，在当时等同于让国君开门投降。但好在人处于最绝望时，对“救命稻草”的要求并不高。申不害教韩昭侯的认怂策略，直接让魏惠王下令撤兵，冰释前嫌，与韩国约为友邦。

由此，申不害进入了韩昭侯的视线，成为了其身边最受宠信的谋臣之一。

一年后，好战的魏惠王起兵伐赵，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曾经跟韩懿侯意见不合的赵成侯迫于无奈，只能派人向韩国求援。面对两国过往的嫌隙，韩昭侯一时拿不定主意，决意求教申不害。

面对国君的问策，刚获宠信的申不害相当小心，生怕自己的主意不合韩昭侯的心意，于是以需要深思熟虑为由，拖延时间。

申不害转头就动员其他大臣积极进言，自己再从旁揣测国君心思。在完全摸清国君的性格后，再按照国君的意思提出自己的想法，最终促成“围魏救赵”之举，一举解开了韩魏之间因上代国君的失策而落下的隔阂。

申不害的术

鉴于申不害颇合己意，且两度助韩国在外交领域上取得巨大成就，韩昭侯决定，任命申不害为韩国丞相。

申不害所处的时代，大抵与改革家商鞅同时，而晚于李悝、吴起。这个时候，中国的历史正处于一个大变革时代。为适应新的形势，各国纷纷变法图强。

在见识了李悝在魏国变法的强大功效后，韩昭侯也急需一个这样的人物在韩国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希望彻底将韩国由弱转强。而这个历史的重任，就交托在申不害的身上。

关于这名从小人物“一步登天”的战国改革家，为人称道的就是他那套“术”思维。凭借“术”，申不害一跃成为了和李悝、商鞅并列的大人物。

对于神秘的“术”，普遍认为是君王世代相传、秘不可宣的权术，且常常伴随着阴谋诡计而生。但已故的美国汉学元老顾立雅却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认为“术”更合理的解释其实是行政技术。顾立雅指出，行政技术在政治中非常重要，申不害的观念和实践无疑具有前瞻性。

不管是行政技术还是帝王权术，申不害在韩国执政的15年时光，无疑是韩国的高光时刻。

鉴于韩国势弱，申不害决定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这场变法与之前的李悝变法以及商鞅变法强调以“法治”为重不同，申不害认为“法治”应该为“术治”服务。在一个国家里，最大的威胁不是民乱，而是乱臣。乱臣会“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之政而专其令”。说白了，就是蒙蔽君主，作威作福。

因此，申不害主张的“术治”，首先要求加强君权，以君权为中心，着重使用君主的统治之术，即构建一整套通过任用、监督、考课等方式完成官员评价升迁的行政技术系统。在他的执政理念中，“术”其实只是以上驭下的一种策略和手段。

申不害所著的《申子》一书早已失传，但从传世的《韩非子》一书中仍可以窥见韩国变法的端倪。《韩非子》中有言，“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也就是说，“术”既包括根据臣子的能力授命官职，同时也包括君主对臣子的考核和监督。通过君主一人掌握国家生杀大权，震慑群臣，以保证官员队伍的高素质和高效率。

除此之外，申不害还强调“行术修道”，以“法治”作为“术治”施行的前提，加强君权集中，将政治、经济、军事等国家的方方面面管控纳入这个法治体系中，国君一人在国家诸多大事上都有一票决定权。

对于申不害的构思，韩昭侯给予了最大的支持。

当时，韩国有段氏、公厘氏、侠氏等三大世族宗卿，他们自恃有封地、军队，常年听调不听宣，就连国君也得给他们三分面子。申不害上台后，首先拿他们开刀，取消他们的特权，没收他们部分土地，消除了国家的隐患。

一流的军工技术

在术治手段确保了官员队伍的行政高效后，申不害向韩昭侯提出整顿军备、加强国防等国策。针对韩国的先天不足，申不害以为，需得打造一支善守之兵，方能在各国之间保证韩国立于不败之地。

但韩国本身人口、土地都不多，如何才能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呢？申不害看到了与段氏、侠氏相近的一类韩国宗亲贵族。当时，韩国的宗亲贵族们为了保障自身安全，都会豢养一支人数颇多的亲兵。这种私家保镖，虽比不得国家正规军队，但却有一定的战斗力，可以免去基础训练。将他们纳入国家常备军队序列，由国家出钱统一管理，统一操练，既可以振奋韩国军队的士气，又可以减少贵族群体的日常支出，可谓一举两得。

值得一提的是，经申不害之手打造出来的这支韩军，拥有当时七国之中最强的武器装备。当时就有“强弓劲弩皆自韩出”“天下宝剑韩为众”的说法。与其他诸国讲究单兵军事素质不同，韩国的制胜法宝来自自家生产的箭和剑。

《战国策》中记录了这一时期韩国军队所使用的弩炮（古代射箭用的重型武器），最大射程为600步，换算成现代长度不少于500米，这几乎与在其之后一千多年的北宋年间生产的神臂弩相近。韩国军队远距离杀伤的强大威力，可见一斑。诸国在与韩国作战中，常常出现“远者括蔽洞胸，近者镝弇心"的惨烈画面。

位于今天河南省西平县一带的棠溪，是韩国当年生产宝剑的基地，在那个以冷兵器为王的时代，韩国的剑可以做到“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实属无敌。即便穿越不同时代，后世名人品评古代名剑时，也以棠溪出产的宝剑为九大名剑之首，可见其威力。

凭借着精湛的军工技术，韩国终究在战争频发的战国中维持着一线生机。

有了军队作为屏障，申不害才得以在韩国进行相关的农业改革。与李悝提出“尽地利之教”不同，申不害更看重给土地施肥，改良土质，提高产量。

由于韩国地处今天河南郑州与洛阳之间的颖水之滨，气候条件允许粮食一年两熟，再搭配上先进的冶铁工艺，韩国粮食产量有了突破性的提高。

申不害的主张最终使韩国国力大幅增强，正如司马迁后来在《史记》中的评价：“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术的代价

然而，韩国的这段兴盛史，只有短短的15年。

公元前337年，改革家申不害和韩昭侯双双去世，韩国随即衰落。

究其衰落之速，战国晚期的韩非认为这都是申不害的错。因为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说白了就是韩国有法度在，但申不害却凡事更强调术。而这个术，最关键的一环来自于君主本身，君主不行则奸弊丛生。

不过，这些问题，申不害在变法前就曾作过权衡。

他认为，商鞅所主导变法的秦国，是“穷弱之邦”，所以触动贵族利益，富民强兵，才是秦国的生存之道。而韩国刚好相反，韩国的都城新郑，在郑国时期就是天下闻名的商业都市。韩国早已实现了经济增长，最主要的问题来自于官员管理系统上的混乱，最恰当的方法必然是术治，如果推行商鞅那套，韩国可能都活不过韩昭侯时代。

申不害的看法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夸大术治的作用，等同把韩国的命运绑在了国君身上，国君好则国强，国君差则国亡。

这种将“术”提升到治国方略层面上的变革，虽然短时间之内让韩国享受到了利好的一面，但国君一换，国策一变，术治的效果立即大打折扣。到头来，韩国的根本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而这个国家已经耗不起了。

自韩昭侯后，韩虽称王，却名不符实，代代衰弱。韩国国君甚至被迫附庸于诸国之间，时时提心吊胆，屡遭列强欺凌，苟延残喘。

公元前230年（韩王安九年），韩国终被秦所灭，成为六国中第一个被秦吞掉的国家。

在列国充分竞争的时代，仅凭过去的功业，根本无法翻盘。历史机遇之门或许曾向韩国打开，但视而不见就永远错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