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之乱，江北豪姓大族纷纷南迁，“五马渡江，一马化龙”。在士族的扶持下，几乎没有什么实力的琅邪王司马睿竟然在江南立足，延续晋朝国祚。

只不过，命运所有的馈赠，早已在背后标好了价格。这句话在东晋建立的第五年，便得到了应验。

永昌元年（322年），王敦率军顺流而下，直逼石头城。已经是晋元帝的司马睿组织的“扬州奴”毫无战斗力，在叛军的攻击下一溃而散。名为石头城的建康，如同纸一般脆弱，轻松就让叛军杀了进来。

王敦进城之后的场景，是诡异的。

身为胜利者的王敦，拥兵自重，也不去面见皇帝，放任士兵在城中劫掠。而身为朝廷支柱的各个士族，似有默契般的不作声，如同看不见眼前的祸乱。皇宫之中，晋元帝身边只有两个侍从，沦为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时人语，王与马，共天下。元帝何尝又不知道呢？所以他才要集权，才要任用以刁协、刘隗这样的申韩术士，去打压士族。什么是申韩法术？那可是帝王之术，从秦始皇到汉武帝，那都是无往而不利的治国之策。

可是，司马睿不是秦皇汉武，东晋也远非从前。当他想当一个真正的皇帝的时候，其实造反的人是他自己。

山穷水尽之时，晋元帝脱去没什么用的战衣，换上了朝服，对王敦发话道：“想要我的位置，大可以早点说，我可以退位回琅邪，何必让百姓遭此劫难。”

这是他最后的嘲讽。他明白王敦敢造皇帝的反，却不敢造天下的反。士族是东晋政治的核心，可是他们也不能不要皇帝这面旗帜。事实也正是如此，王敦不敢废黜皇帝，只能讨要些封赏，再杀些人以作警示，最后还是率军回到武昌。

王与马，从合作走向对抗，却都无力改变“共天下”的格局。司马睿在不久之后忧愤而死，而王敦迷失在权欲之中，在方镇截留四方的贡献，任用亲信，排斥异己，威胁到了各大世族的利益。

当“王”达到势力的巅峰，而“马”跌入低谷之时，东晋的政局中出现了一个另类的人物——庾亮。

他作为琅邪王氏的挑战者出现，却十分厌弃王氏放任士族的政治，对于整个“王与马”的政治格局嗤之以鼻。作为人们眼中的权臣，他一直致力于推行皇帝式的政治，这使得他既有别于王导、又和之后的桓温、谢安之辈明显不同，这在整个东晋的历史中，也算独特的。

随着庾亮的出世，皇权与门阀之间的共生与抗衡即将进入下一个时期。

作为士族来说，庾亮的出身并不优渥。

颍川庾氏发契于东汉末年，崛起于西晋，然后侨迁至江南，成为高门大族，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庾亮。

当时，贵族之间崇尚“老庄”，讲究名士风度，仪容、清谈、玄学就是门阀游戏的三张入场券。如果没有这三样东西，则很难融入士族集团。庾亮便是靠着这三样东西，攀上了权力的高枝。

史籍载：“（庾）亮美姿容，善谈论，性好《庄》《老》”，年少就声名远扬。晋元帝在接见庾亮时，觉得他“风情都雅，过于所望，甚器重之”。那是一个看脸的时代，庾亮相貌非凡，超凡脱俗，给他的从政之路开了绿灯。

魏晋时期，但凡在仕途上有所成就的人，总要有那么一两个为人所知的小故事，或清谈，或风度，以显示他的名士气质。像是王导新亭聚会时的豪迈风度，或是谢安面对百万秦军时的镇定姿势，都为时人所崇尚。因此，我们在魏晋的史书中常常见到很多名人的故事会，其实是当时士人为了攫取社会声望所做的“形象管理”。作为名士的庾亮，自然不会落后于人。

当初，庾亮所乘的马匹是的颅马，殷浩认为的颅马不利于主人，劝庾亮把马卖了。庾亮回答说：“怎么能将自己的祸事转嫁给别人呢？”殷浩惭愧地退下。

孙潜、孙放兄弟二人，小时候去拜见庾亮。庾亮问孙放的字是什么。孙放回答：“字齐庄。”庾亮问他：“你准备向谁看齐啊？”孙放说：“向庄周看齐。”庾亮问：“为什么不仰慕孔子而仰慕庄周？”孙放回答：“圣人生下来就知道一切，所以难以企及。”庾亮非常喜欢这个小孩子的应对，认为其将来可以媲美魏晋玄学的开山祖王弼。

只不过，庾亮并不只是空谈。庾氏本来是经学世家，因此庾亮“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与那些放浪形骸的玄谈名士有着本质的不同，是个实打实的务实派。晋元帝似乎也看重这一点，于是将庾亮的妹妹选为太子妃，庾亮之妹后来成为晋明帝的皇后。

就这样，庾亮的社会声望，转化为权力资本，他也拥有了新的身份——“外戚”。

但这个身份既是助力，也是枷锁。外戚这两个字，风评一直不太好，尤其是在汉魏时期，庾亮的前辈霍光、梁冀、窦宪等人的所作所为，让人们不得不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只要外戚干政，国家就会面临衰败的危险。有一年江南发大水，民间都认为，是因为当时皇帝年幼，母后称制，庾亮以舅舅的身份决策中央，阴盛阳衰，才导致了这种劫难。

实际上，在古代，外戚、母后乃至于太监，都算是皇帝的影子。皇帝的权力无上，但是皇帝本人因为年幼或者其他原因无法胜任时，才会被影子僭取了权力。如果皇权不振，那么外戚的权力又能高到哪里去？

当初，王敦蠢蠢欲动，想要直取建康的时候，晋元帝曾派庾亮前去协商。王敦与庾亮交谈之时，听得聚精会神，不自觉地将座位移向了庾亮，事后不得不感叹：“庾元规之贤能，远远超过了裴𬱟呀。”

裴𬱟是西晋的外戚，却不愿意卷入权力之争。王敦的言下之意就是警告庾亮不要参与他和司马氏的争斗。如果庾亮参与到这场争斗中，必将受到诸如“外戚干政”的批评，那他就很难在士林立足。

最后，王敦还想来一个捧杀，满怀恶意地推荐庾亮担任中领军。

庾亮确实没有加入晋元帝的阵营，但不是因为王敦的威胁。

在取得最高权力之前，庾亮始终都和士族站在一起。

当初元帝“任刑法”，还把《韩非子》赐给了太子。身为太子舅舅的庾亮便站出来反对，说申韩之术刻薄，会丧失人心。所谓人心，便是世族之心。

明帝即位之后，庾亮任中书监，站到了王敦的对立面。王敦心中忌恨庾亮，却在表面上装作很尊敬的样子。庾亮则一度称病，辞去官职。

隔空交了几番手，双方互有忌惮，谁也没能奈何谁。

太宁二年（324），也就是攻入建康两年之后，王敦又一次起兵。但，胜利的天平早已经颠倒过来了。上一次，是元帝站在了世家大族的对立面，这一次则变成贪婪的王敦。

王敦第一次叛乱胜利有多么轻松，第二次叛乱的失败就有多么迅速。他的兄弟王导在《遗王含书》里说道：“大将军来屯于湖，渐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劳弊。”又是“渐失人心”，和庾亮的话多么相似，可见“人心”之重要。

审时度势的庾亮自然选择和大多数人站在一起。乱起之时，他率兵拒钱凤，追沈充，奋力讨伐，反抗态度最为坚决。经此一役，以外戚进身的庾氏总算有了功绩，得以进入东晋政府的核心权力圈。

第二次王敦之乱，琅邪王氏栽了跟头，一时难以恢复，朝中的王导也已经成了一尊偶像，没有实际的权力。皇权似乎迎来了转机。

晋明帝颇具政治才能，在王敦之乱中，引入江北的流民帅苏峻、祖约参与政局，使他们南下进攻王敦，又将宗室引入了中枢，比如西阳王司马羕。朝廷之上，已经没有任何一家势力能与司马氏单独对抗，这是强化皇权的最佳时机。

可惜天不假年，明帝很快病重。

这时，异变突生。首先是庾亮和掌管宫禁的宗室司马宗发生了冲突。因为明帝病重，入宫门需要钥匙，而钥匙掌握在司马宗手里。一日夜间，庾亮有事想要上奏，问司马宗拿钥匙，司马宗不给，还直接斥责庾亮：“这是你家的门吗！”庾亮气极。

接下来的故事，便充满了阴谋的味道。

史载，宗室司马羕和司马宗等人将有异谋。庾亮直接进了明帝的卧室，先痛哭流涕感伤皇帝的病情，然后郑重其事地说：“司马羕和司马宗密谋废除大臣，攫取大权，社稷安危，就在今日！”明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与司徒王导受遗诏辅幼主”，随后升庾亮为给事中，转中书令。太后临朝摄政，一切政事由庾亮决策定夺。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将有异谋”其实就是莫须有。明帝是不可能因为庾亮的数语就放弃之前的部署的。之所以“深感悟”，恐怕是他已经意识到，在门阀政治的框框里，或许只有依靠士人，才能将孱弱的皇权维持下去。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也不得不认命。

不久之后，司马宗就被杀了，司马羕也被废。关于皇权，元帝无能为力，明帝也力不从心。

我们可以看到，庾亮先是反对皇权的膨胀，又阻止王敦势力的坐大，之后消灭皇家宗室的力量，似乎他完完全全站在了世家大族的一边。王导因此曾说：“吾与元规（庾亮）休戚是同。”然而，真是这样吗？

明帝死后，庾亮迎来了事业的巅峰期，也显示出他不同于王导的一面。

《晋书》载：“先是，王导辅政，以宽和得众，亮任法裁物，颇以此失人心。”

王导说过：“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他的执政风格就像是一张破漏的网，能漏多少漏多少，以此来换取政权的安宁。豪强侵占人口，隐瞒土地，放任之；流民帅拥兵自重，散乱无序，包容之；武将私养无赖，横行霸道，安抚之。总之就是把“无为而治”发挥到极致。

庾亮则不同，一上台便显示出极强的集权倾向。所谓“任法裁物”，不就是元帝的申韩法术吗？世家出身的贵族，寒人出身的武将，北边的流民，南边的豪强，全在他的打击范围内。

其中，庾亮打击流民最为激进。

流民是东晋政局比较重要的一个势力。他们从北方而来，基本上呆在长江之北，处于独立的一个状态，军事上自给自足，经济上自生自灭。像是闻鸡起舞的祖逖，便是著名的流民帅。东晋王朝需要流民来抵抗北方的蛮族，但又对流民势力的不可控心惊胆战，始终将流民当作王朝政治的一个威胁。

在平定王敦之乱时，流民帅苏峻的功劳颇大，威望也越来越高。因此，庾亮刚刚执政的时候，便征召苏峻入朝。这是请君入瓮、釜底抽薪之计。

苏峻立马遣使回答：“在外讨贼，左右听命。到了朝廷，难堪大任。”不从。

庾亮又加大砝码，把苏峻升为大司农。整个朝廷都认为不可，庾亮的好友温峤也多次写信给他，劝他不要一意孤行。庾亮直接把话挑明了：“苏峻狼子野心，一定会作乱。现在反了，为祸尚小，如果放任的话，以后无人可制约。”对于这种不听话的势力，一定要铲除。

最后，王导出面了，他对庾亮说：“苏峻性格猜忌，一定不会奉诏。山湖广泽，难免会有些有害之物，应该包容之。”庾亮还是不听。

庾亮是一逼再逼，苏峻是一拒再拒。拒无可拒的时候，苏峻愤怒地说；“狡兔死，走狗烹，如今我只能以死来报答谋划之人。”便起兵反了。

苏峻横江而来，击溃了东晋王师，建康又一次陷入了敌寇手中。陷城之后，苏峻报复性地掘开庾亮父母的墓穴，剖棺焚尸。作为对比，他对王导却敬重有加。

庾亮逃出了建康，连皇帝和庾太后都忘了接出来。如丧家之犬的庾亮唯一可以仰仗的人，就是身在荆州的陶侃。巧合的是，陶侃正是他所打击的寒人武将。

当时人们都以为陶侃会杀掉庾亮以谢天下。因此庾亮非常害怕，在温峤的斡旋下，才鼓足勇气去见陶侃。傲慢的庾亮彻底放下了尊严，一见到陶侃便拜，交谈时还甘愿坐在下位，一幅引咎自责的样子。陶侃自然知晓大义，于是顺着台阶就下了，只是不无嘲讽对庾亮问道：“你修石头城来防备老夫，怎么今天反过来求我呀！”

最后，庾亮推陶侃为盟主，平定了苏峻之乱。而庾亮本人几乎失去了所有的政治资本，庾太后在战乱中病逝，他的威望也跌倒了谷底。看着依旧屹立在朝堂上的王导，庾亮终于明白了彼此的差距，严苛之政未必比愦愦之政差，但他终究还是缺少了一点统治的艺术。

作为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他向小皇帝请求外出方镇。他要去的地方，正是原来苏峻的地盘——芜湖。

当初，庾亮以外戚进位，升迁速度为人瞩目。为堵悠悠之口，他的为政措施不得不急峻。但如今，他不得不慢慢来了。

历史上激进的人物，对于心里的执念总是有着洁癖般的追求。

坏处是庾亮无法做到像王导一样包容；好处是庾亮并不会放弃心里坚持的东西。为了对抗中枢的王导和荆州的陶侃，他开始好好经营脚下这片土地。从短时间看，庾亮似乎失去的更多，但从长远来看，唯有这样才能真正动摇王导的愦愦之政。

当时，江州的流民帅郭默杀了刺史，王导依然主张和稀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陶侃直接写信质问王导：“郭默杀了刺史，就可以当刺史；那么他杀了宰相，他可以当宰相吗？”

显然，陶侃也不满王导的放任政策。

庾亮趁机与陶侃搞好关系，一起出兵，平了江州。庾亮的幼弟庾翼也得到了陶侃的信任。陶侃死后，庾亮便接管了荆州，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镇武昌。

在荆州，庾亮终于可以施展自己的治国理想——平流民、抑豪强、兴教化。他甚至还推行了“土断”，也就是重新统计户籍，这几乎是从世家大族嘴里抠东西，很难想象这是一个门阀做的事情。他与王导之间的矛盾愈加激烈了。

当时庾亮虽镇守于外，却依然可以遥控朝政，又手握强兵，随时能向王敦一样顺流直下。一些见风使舵的人开始投奔他。王导心内不平，常常在刮起西风的时候，用扇子挡起风尘，慢吞吞地说：“庾元规吹起的灰尘把人弄脏了。”

最后，庾亮亲自给太尉郗鉴寄信，商议废除王导。郗鉴不同意，只好作罢。

庾、王之争是复杂的。一方面是权力之争，庾氏家族是新兴门户，自然会与掌握中枢权力的王氏产生矛盾。另一方面也是路线之争，庾亮是外戚，他是皇帝的影子，因此也会想着去伸张皇权，这是他不同于其他门阀的一点。

在庾氏取得对王氏的压倒性优势之时，想要更进一步，摆在庾亮面前的就只有一条路——北伐。

东晋时期有一个传统，每个有为的权臣都喜欢借北伐以强大实力。对庾亮来说，想要匡扶中原和重振皇权，必然要集权，想要集权，北伐便是一个好的借口。

咸康五年（339年），北方与西南局势动荡，庾亮认为这是恢复中原的时机，遂有“开复中原之谋”。

对此，朝中赞同者寥寥无几，多数都持反对意见。太尉郗鉴认为准备不足，不可大举出兵。大部分人则认为长江是天然的屏障，胡人如果来进攻，对付他们绰绰有余；如果抛弃长江天险冒进，以我所短，击彼所长，并无多少胜算。这当然是一种不思进取、划江而守的主张，但毫无疑问，这是大部分世族的意见。

随后，后赵皇帝石虎遣将攻邾城，邾城陷落，晋将毛宝、樊峻战死，北伐未及发动便流产夭折。

终东晋一世，北伐的命运似乎就是这样。权臣想要凭借着数州之力，对抗北方强胡，却往往遭到内部反对派的掣肘，不可避免地陷入门阀之争的漩涡之中。

北伐的失败，对于庾亮来说是双重打击。收复中原的理想夭折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他离集权的理想又远了一步，即便他前面已经没有王导了——就在这一年，咸康五年（339年），王导去世。

王导死后仅数月，咸康六年（340年），庾亮也因北伐夭折忧闷成疾而死。但庾亮死后，庾王之争并没有结束，抑或说，庾氏家族重振皇权的努力，并没有结束。

《世说新语》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某一年夏天，王导曾到石头城探望庾亮的弟弟庾冰。庾冰正在处理公事，王导说：“天气热，可以稍为简略一些。”庾冰说：“如果您留下些公事不办，天下人也未必认为妥当！”

庾氏家族似乎与“宽容”二字就不沾边，从上到下都贯彻严苛的政治。

庾亮的弟弟庾冰，“颇任威刑”，严厉打击世家大族隐瞒户口一事。有人看不下去，劝道：“贤如前相王导，都不敢这样做，更何况我等啊。”还有人搬出天象，力劝庾冰消停，庾冰则淡淡地回答：“天象不是我们考虑的事情，只要尽人事即可。”还下令将查出的人口，全都拿去充军。

庾亮的另一个弟弟庾翼为了北伐，征发江、荆、司、雍、梁、益六州“奴”，结果搞得民怨沸腾。这里的“奴”指的是世家大族手下的依附之民，不用交税，不用服兵役，只对豪强负责。而庾翼做的是把这些人从豪强的手里抢过来，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或者军人。因此，这里的民怨实际上是世族之怨。

可以看出，庾氏一族对于集权的执着。

庾冰甚至还发动过一次佛门辩论，中心论点是“佛门应敬王者”。这是从士人的信仰入手来强化皇权。

但庾氏家族三兄弟的所作所为，结果都是“失人心”。

后来，晋康帝重用何充都督徐州、扬州之晋陵诸军事、领徐州刺史，镇京口，“以避诸庾”，而何充则利用诸桓牵制庾氏，使得东晋政权又陷入桓氏的掌握之中。再往后，就是一个名叫桓温的枭雄横空出世，庾氏家族的大部分人都死在他的手上。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主弱臣强的时代，也是一个地方分权的时代。在此背景下看颍川庾氏，便不难发现这个家族是一个另类。他们为了伸张皇权付出了种种努力，却都倒在了现实和人心面前。

在那个时代，宽容和气似乎更为吃香。在史书里，王导、桓温、谢安分别被评为“宽恕”“宽和”“和靖”。他们都体现了对治下宽容放任的一面，也都表现出了对豪强世族的尊重。巩固皇权并不是主流，努力维护门阀贵族与皇帝权力之间的平衡，才是东晋政治的标准答案。

个人的努力是无法背离时代的，即便你有的时候代表了未来。

司马氏、王氏、庾氏、桓氏、谢氏，他们都是被一张名为门阀政治的蛛网困住的人。他们在这张网中崛起，便也注定了不可能再逃离此地。皇权政治的复兴，只能靠局外人了——比如寒门出身的刘裕。

参考文献：

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刘义庆：《世说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李济沧：《论庾亮》，《中国文史论丛》，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