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参知政事王旦家中不宁，起因是一桩门不当户不对的婚事。

原来，王旦的长女已经到了适婚的年龄，每天都有望族上门求婚，但王旦都看不上。当时，科举考试刚刚结束，一位名叫韩亿的新科进士按例拜谒宰相之门。王旦见此人才华横溢，心中大喜，想将长女许配给他。然而，这个决定招来了整个家族的反对之声——韩亿家境贫寒，与相府相差太远；况且，他结过一次婚，还育有一子，是个带着“拖油瓶”的鳏夫。这样的人怎么看都非良配，族人们还是希望王家明珠能够嫁入名门。

王旦却坚持己见。他的理由有二：其一，吾女温良贤淑，必能尽力扶持丈夫，不堕王家之名；其二，大家子弟骄纵轻浮，必然不喜吾女之作风。

最后，王旦一锤定音：“此非渠辈所晓知也！”跟你们这些没见识的人说什么都没用。于是，他力排众议，将长女嫁给了韩亿。

事实证明，王旦确实很有远见——他已经预见到了科举人才终将成为这个朝代的“潜力股”。如其所见，贫寒士子韩亿抓住科举跳板，一路青云直上，韩氏家族就此崛起，日后更是成为两宋一等一的大家族，史称其“宗族布列，侍从台阁，冠冕之盛，本朝第一”。

一起不被看好的婚姻，却让两个家族长久屹立于朝堂之上，足以证明那个朱门对朱门、竹门对竹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位高权重的岳父与前途无量的女婿，也成为科举时代广为流传的佳话。一旦金榜题名，谁都有希望成为“韩亿”，带着整个家族飞黄腾达。

然而，现实从来不会如此简单。

一个家族，从无名到显赫，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

对于王旦来说，答案是四代以上。

他的曾祖父王言在战火纷飞的唐末五代当上了滑州的黎阳令，王氏家族才有了当官的人。这样一个小官吏，如果不是后人得势，是无法在历史上留下印记的。王言和他的家人为了这一小小的官职，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我们也不得而知。王言生子王彻，在后唐中了状元，史书里依然没有他的名字。

只不过，王彻有一个好同年——桑维翰。桑维翰身为榜眼，混得比状元好多了，后晋时任宰相，是五代名臣之一。他任宰相时，王彻之子王祜登门拜访，桑维翰大加称赞，使得王祜名满洛阳。那时的王祜还不到二十，却因为贵人的提携进入政坛。

赵匡胤建立北宋之后，王祜受到重用。王枯平生事迹，以保符彦卿最为著名。当时，赵匡胤猜忌武人，想要整治镇守大名的符彦卿，便让王祜去搜寻证据。王祜以全家百口性命担保符彦卿无造反之意，劝诫赵匡胤不要滥杀无辜。赵匡胤嫌他说话太直，将其外贬。幸好符彦卿日后平安无事，不然王氏家族便要遭受灭顶之灾。

王祜曾在庭院中，亲手种植下三棵槐树，说：“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后来，人们称王祜这一支为三槐王氏。王祜为家族的兴盛扎下根基，当别人为他未能官至宰辅而叹息时，他却很自信地回答：“祜不做，儿子二郎必做。”他的次子便是王旦。

王旦于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及第，被分配到岳州府平江县。在那里，王旦遇到了他的好岳父——时任两湖转运使、后来官至宰辅的赵昌言。正如王旦一眼看中了韩亿，赵昌言也是一眼看中了王旦，“以女妻之”。很快，王旦攒够了资历，转做京官，一路升迁，最后成为宰相。

这就是三槐王氏的崛起之路：不断科举中第，不断开拓人际关系，加上一点运气，才能造就一个强大的家族。

宋代是一个竞争的社会，千万士子拼命从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无数家族也争着向上攀爬。对于已经登顶的家族来说，要怎样才能维持权势呢？

婚姻是一种古老而又实用的方式。两个功成名就、地位相当的家族世代联姻，可以形成一个牢固的联盟。王旦一共有四个女儿，长女嫁给了韩亿，另外三个女儿分别嫁给了苏易简之子苏耆、范质孙子范令孙、吕夷简之子吕公弼，全都是出过宰相的家族。别看王旦嘴上鄙薄名门子弟，实际还是得讲门当户对。

然而，这一策略是相当保守的，因为父辈的权力无法世袭。魏晋时代，出身门阀的年轻人，仕途走的是清流，天然就比其他人高一等。唐以后，年轻人虽然可以通过父辈的恩荫入官，不用参加科举，可是前途就是不如进士。一旦儿子混得不好，那么儿子的儿子便会丧失恩荫的特权。这样，家族很可能因为无法产出优秀的年轻人而就此衰落。

一个解决办法是，向潜在的成功人士敞开自家的大门。王旦应该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才将长女嫁给韩亿。一纸婚书对于韩亿来说只是锦上添花，但对三槐王氏来说，未来多了无限的可能性。越早投资，收获就越大，唯一的问题是这个年轻人是否能够出人头地。

当然，聪明人总是避免自己出现在赌桌上。宋人记载，一日，王曾、李维、薛映三人来见王旦，王旦托病不出。当时，韩亿随侍王旦左右，看见薛映被拒绝后在门外生闷气，便将此事告诉了岳父，询问其为何不见。王旦说道：“你应该思考一下。王曾和薛映都是李沆的女婿，李维是李沆的弟弟，他们一起来见我，必然有朝廷大事要商量。此事若不可行，拒绝他们也无妨。此事若可行，我要怎么答复呢？宰相私下相通，是政坛之大忌。”韩亿立马认错：“非亿所知。”有这样一个贴心的岳父，韩亿若非一个十足的书呆子，其官途必然平坦无比。

即便王旦思虑如此，他也无法阻止家族的沉浮。王旦的儿子们活跃在政坛，最多算是不堕家族之名，却无法超越父亲。小儿子王素多次在宋仁宗面前称赞富弼，希望富弼为相之后能够引荐自己担任宰辅，可惜未能如愿。此后，三槐王氏就慢慢衰落了。

这也并非王旦的后代不努力，一些子弟通过荫补进入仕途之后，依然参加科举取得了进士的身份，但官运远没有父辈好。

到了北宋末年，王氏后裔王伦已经沦为“街头无赖”。靖康二年（1127），汴京失守，宋钦宗逃到宣德门，现场一片混乱。王伦趁机上前，说：“臣能弹压之。”宋钦宗连忙赐他宝剑，可是王伦借机要挟：“臣未有官，岂能弹压？”宋钦宗匆忙找来纸笔，写下“王伦可除兵部侍郎”。

关于此事还有另外一个记载。当时，金兵杀至，宋钦宗叫来内臣商议，王伦趁机混入其中，宋钦宗看见这副陌生的面孔，惊问道：“尔为谁？”王伦回答：“臣咸平宰相王旦孙。”宋钦宗因王伦是宰相后裔，便不追究。后来，王伦作为南宋外交官多次赴金议和，第四次赴金时被软禁六年，最后因不肯为金官而被杀。这也是三槐王氏最后的荣光。

唐宋以后，不存在一个长盛不衰的世家大族，一般总是集中在某一朝代的某一时期，短则二三代，长则五六代。每个成功的家族都想要维持权势，他们精心挑选结婚的对象，他们设立教育基金，他们建立学校……他们深深懂得，只有累世的科举，才有累世的显达。

然而，这是一个险象环生的世界。家族大了就要分家，继承人富有了就会丧失进取心，最重要的是，科场上的成败太不确定了。

明英宗天顺年间，南直隶府当涂县的一位少女邹赛贞即将迎来人生最重要的仪式——婚礼。丈夫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她并不知晓。从家人的只言片语中，她依稀能勾勒出一个“良家之子”的模样，因此她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邹赛贞出身书香门第，世代从事举业。祖父无科名，父亲会试考得不好，只得到了一个训导的职位，常年在外教书，与子女分隔两地。邹赛贞自小就非常聪慧，博览群书，诗才极好，见者无不称奇，称她为“士斋”。要不是受困于女子之身，她说不定能在科场取得一番成绩。

她的弟弟、家中长子邹鲁是邹家的骄傲，考中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在史书里，邹鲁名声不佳，贪婪残暴，无所顾忌，后来因事被贬。在邹赛贞眼中，弟弟则是一个刚正不阿、被奸佞所害的人。毕竟，邹家尊荣系于邹鲁一身。

成婚之后，邹赛贞的生活只剩下相夫教子。然而，这是她快乐的源泉，生活的意义。她的丈夫濮琰也是当涂人，出身医生世家。两人常有品茗鼓琴、诗歌唱和的浪漫时刻，只是，这不是夫妇俩的终极幸福。邹赛贞这样形容她与丈夫的关系：“合志同心，期大门户。君志四方，我聊内助。”在她想象的美好未来里，恐怕只有丈夫、孩子科举高中的画面。

在科举世家中，女性往往是那个不被人看见的灵魂人物。这些富家千金不只是好看的花瓶、交易的砝码，她们要经营家庭事务，要教育子女，要传授女方家的家学，好让男士们专心从事举业。若没有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女性，科举世家很难成批量生产人才。如果不能一直产出人才，家族的衰落也就指日可待。

邹赛贞育有子女四人，长子濮韶、长女濮秀兰都是人中龙凤。父、母、子、女，常在一个案几上写字读书，母亲总能随口甩出一句诗，劝导全家向学。邹赛贞曾言：“轲母三迁足远谋，养儿惟望至公侯。”她立志要成为新时代的孟母，并告诫孩子什么是孝顺：赶紧中举、成为孟子一样的大人物。

对功名利禄的执念，出现在一个古代女性身上，并不奇怪。正如鱼玄机所言：“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她们看到一个无比精彩的世界，却无法真正走进去，其失落之情不比一个落榜的男子少。

度过了无数个枯燥的日夜，幸福终于到来。成化十九年（1483），丈夫濮琰考中乡试。成化二十年（1484），邹赛贞为濮秀兰找到了一户士族人家——江西铅山费氏。费氏经商起家，正处于上升期。家中青年才俊费宏年仅十六岁，就考中了乡试。濮秀兰与费宏于次年完婚，邹赛贞劝学的对象又多了一人。

成化二十三年（1487），费宏不负众望考中状元。后来，他官至内阁首辅，为一代名臣。邹赛贞曾为女儿写了一首诗，诗云：“于归喜见宜家室，琴瑟常闻在御清。”里面引用《诗经·桃夭》“之子于归，宜其家人”的典故，意为新娘出嫁，夫家平安康乐。濮秀兰辅佐丈夫举业有成，正是她的价值所在，这又何尝不是邹赛贞的人生意义。

弘治九年（1496），长子濮韶中了进士，入翰林院，要知道翰林院的庶吉士可是有着“储相”之称。丈夫濮琰也升官了，即将去中州赴任。那年中秋，濮家齐聚北京，一同赏月。邹赛贞已是一个年近半百的老人，芳华已逝，梦想却在眼前。她忽然看向天际，银河寂静无声，衬出人间的喧闹，一种莫名的情绪涌上心头。官途深似海，以后想和丈夫、儿子多聚聚，恐怕已成奢望。

她这一生，一直在目送男人远赴前程。年轻时与父亲、弟弟别离，老了与丈夫、儿子告别。这就是幸福的代价吧。人生啊人生，何时能怡然自得呢？

然而，这个世界远比她想象的更加凶险。也是这一年，弘治九年（1496），邹赛贞的外孙、濮秀兰之子病故，濮秀兰悲伤成疾。弘治十三年（1500），邹赛贞幼子在备考时病故，年仅二十三。弘治十五年（1502），丈夫濮琰病逝，濮韶回家奔丧，也突发恶疾。邹赛贞日夜照顾濮韶，都不见好转，临别之际，濮韶将儿子托付给母亲：“生儿不孝，致疾膏肓，父丧在殡，母老在堂。茕茕幼儿，微母谁将。愿母教儿，必继书香。”弘治十八年（1505），濮秀兰也去世了。

生命中最重要的亲人相继离世，邹赛贞发出悲鸣：“天胡不仁，而致我于此极哉！”她这一生追求的幸福，如同泡沫一般，转瞬即逝。但她没有倒下，为亡夫、亡子操持完丧事之后，转身投入对孙子的教育中。毕竟，科举的事业永远不能停下。

正德年间，她带着孙儿濮训奔赴京城，去见自己的女婿费宏。此时，费宏已是朝廷重臣，位高权重。费宏对濮训说，你祖母操持家业多么不容易，要勤勉向学求取功名，好好报答祖母。望着意气风发的女婿，邹赛贞心里五味杂陈。费宏娶了新妻，自己的女儿永远留在了过去，还有什么必要强装一家人呢？此后，二人关系渐淡。

邹赛贞的余生依然走在老路上：操持家务，监督孙子读书，四处走访关系。她的言行被乡里称道，官员为她刊印《士斋诗集》，孙子濮训抄录诗稿，女婿费宏为之作序。人们怜惜她，敬佩她，将她捧为女德的典范，将她写入《列女传》中。

费宏夸邹赛贞“有士行”，其实就是在说，她像男人。多么讽刺！这个社会不允许女人变成男人，将她们排斥在科举之外；同时，又不停鼓励她们做个男人，为了家族事业鞠躬尽瘁。

当然，我们不必把邹赛贞想象成一个没有意志的木偶，她真真切切感受过幸福。但悲哀的是，无论她再怎么努力，也只能等待幸福前来敲门。

明末清初，天翻地覆。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王象晋感到命运无常。

他是山东新城王氏的族长。新城王氏自明中叶开始发达，经由科举成为名门望族，出了不少公卿大臣，明末文坛领袖钱谦益称“嘉靖以来，其门第最盛”。然而，再强大的家族也无法抵抗时代的洪流。

崇祯四年（1631），清军肆虐辽东，明参将孔有德率兵赶赴前线支援。军队犹犹豫豫，龟速前进，路过吴桥，与王家发生摩擦。王氏本该深明大义，避免冲突，但放不下面子，激怒了士兵。孔有德趁机造反，史称“吴桥之变”。王氏一家遭到屠戮，部分族人逃到山中，幸免于难。崇祯十五年（1642），清军南下山东，破新城，王家剩下的年轻人多殉难。崇祯十七年（1644），皇帝在煤山自缢而死，王象晋的儿子王与胤携妻、子自杀殉国。

留给王象晋的，只有一个人才几乎死光了的家族，和一片被战火焚烧的土地。

他对新建立的清朝没有任何好感，因此隐居不出，在家种地写书。但是，他为了家族的延续不得不鼓励孙子辈读书。他亲自给孙子们上课，甚至还编写了一部《举业津梁》，里面是自己的考试经验。王家的子孙们每天五时就要起床，除了元旦，全年都在书屋。就连至亲，都很少见面。

对于学子的要求是题海战术，对于整个家族的要求则是人海战术。建祠堂、修家谱凝聚人心。设义田维持贫寒子弟的生计，以保证最大的读书人口。与科举世家或新贵联姻，编织关系网。很快，王氏家族重新振作起来。仅王象晋的孙子一辈，就产出了进士5人，举人1人，贡生、监生等5人。

科举时代，家族的延续传承和社会的流动性是并行不悖的。魏晋时期，权势总是在家族内流动，社会壁垒十分森严。科举制盛行以来，社会的流动性增强，并不意味着权势不可延续。大量平民新贵走上政治舞台的同时，也有相当多官宦世家的存在。这就是科举制的弹性。

维系家族是一个总体而持久的策略，很多时候意味着取舍。

明清时期，许多来到江南的外地人都会惊讶于一个事实：这里的人宗族意识怎会如此淡薄？江西人魏禧说，江南的世家大族修园林，却不建宗祠；勤写书，却不修家谱。四川人唐甄说，吴人一旦没钱，就挖祖坟，没有人觉得有不妥之处。甚至本地人也看不下去：“今九族昆弟互谋交争，鲜有亲睦者。”当然，这些只是表象。

常州庄氏是江南的传奇家族，堪称生产进士的工厂。庄錕是庄氏生产的第一个进士，他金榜题名之后就把家搬进了郡城。庄錕生有四子，后来迁回了乡村，再往后二子一支又搬到了城市，而庄家的进士基本都出自这一支。这并不是孤例。许多本地家族都遵循这一模式，显达之后搬进城里，然后更加显达。

社会学家潘光旦与费孝通曾发表了《科举与社会流动》一文，他们指出来自江苏的进士出身城市的占 75％。这也可以理解，乡下虽有祖产的支持，但城里致富机会多，教育资源多，信息传播快，对科举考试帮助极大。人们在城市生活，远离宗族，难免会有迷信金钱、忘了祖宗的情况。相比他们在科举上的成功，这种代价可忽略不计。

苏州潘氏也是江南大族，他们原是徽商，迁居苏州之后便一心从事举业。然而，潘氏用整整三代人的努力冲击科举，没换来一官半职，反倒是把家产败光了。当时，潘家的掌舵人——27世祖潘暄的妻子戴氏为了长远考虑，命令次子潘冕放弃举业，赚钱养家，支持兄弟赴考。潘冕的自我牺牲换来了成功，其子终于考中了进士，为潘家打开了功名之门。

可见，人海战术固然重要，但把财富和资源投入到有前途的子弟身上，同样关键。我们常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似乎一个人的成功，就能让整个家族享受荣耀。其实，很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两个分支享有幸福的同时，其它分支是痛苦的，整个家族的财富是降低的。但在他们看来，这种牺牲无疑是值得的。

最成功的家族也无法保证每一代成员都能在科场取得成功，因此才需要一个长远的计划。科举制度是一台巨大的机器，功成名就的官僚，忧愁的族长，劝学的主母，勤学的士子，自我牺牲的分支，都是其中的齿轮。

向前，向前，轰鸣声足以震破耳膜，是否有人能听见小齿轮咔嚓咔嚓的声响？

参考文献：

[明]邹赛贞：《士斋诗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

(美)柏文莉：《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

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东大图书公司，2006年

连文萍：《科举与人生幸福——明代女诗人邹赛贞的生平志行与家族仕宦》，《淡江中文学报》第37期，2017年

叶舟：《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宗族与城市：以清代常州为中心》，《史林》，2010年第3期

徐茂明：《士绅的坚守与权变：清代苏州潘氏家族的家风与心态研究》，《史学月刊》，2003年第10期

何成：《明清新城王氏家族兴盛原因述论》，《山东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