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刘彻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原因是，他在缔造一系列“丰功伟绩”的同时却把国家带向崩溃的边缘，并使其治下的各阶层民众都生活在恐惧与灾难之中。

汉武帝的“丰功伟绩”确实值得大书特书。在位54年间（前141-前87年），汉武帝大展宏图：对外，北击匈奴，南灭百越，东并朝鲜，西通西域、西南夷，使汉朝的版图得到极大地扩充；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侯势力，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又实行盐铁官营、币制改革，都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由于“成就斐然”，汉武帝获得巨大声望，经常被后世吹捧为“千古一帝”。

不过，在汉武帝一系列“丰功伟绩”的背后，则是累累白骨、赤地千里的惨重代价。按照正史的记载，历次对外战争、频繁的天灾人祸、十次大规模东巡、六次泰山封禅以及汉武帝为了个人享受而对民间敲骨吸髓式的压榨，等到他统治的晚年，帝国人口数已经减半，许多地方更是十室九空，甚至出现“天下虚耗，人复相食”的惨象（《汉书•食货志•第四上》）。

跟人口锐减相伴随的，是极其糟糕的财政状况，直白一点讲，就是极度缺钱。

其实，汉武帝即位之初，从父祖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超级“好摊子”。在汉文帝、汉景帝父子两代人的辛苦经营下，汉朝出现难得一见的“治世”，不仅政局稳定、生产繁荣，而且国库中出现庞大的盈余。按照《史记》的记载，当时的情况是“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然而，“败家子”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不到二十年时间便把这庞大的财政盈余，象流水般消耗殆尽，以至于出现财政枯竭、国库空虚的局面。为筹集战争经费，维持帝国正常运作，外加满足享受，汉武帝需要做的，必须是增加收入。不过，在以农业立国的古代中国，社会财富的总数往往恒定，不在民间就在公家。因此，汉武帝要想增加国库收入，就只能加强对民间的搜刮。

事实证明，汉武帝搜刮政策的对象不分贫富，连钟鸣鼎食的王侯公卿、只求温饱的农民也不能幸免，而最受伤害最深者，无疑是中产阶层。

除元朝的情况略有不同外，历代王朝大体上都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限制、盘剥以商人为首的中产阶层，无疑是帝王们稳定社会秩序、增加财源的“捷径”，汉武帝自然深谙此道。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大举出兵讨伐匈奴，加之山东各郡县水旱灾害严重、贫民流徙者甚多，朝廷由于国用严重不足，遂颁布“算缗令”，向商人和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

“算缗令”规定，凡属中产阶层，无论是否经商，都要如实向官府申报家产并交税。其中，商人每二缗征税一算，手工业者每四缗抽税一算（注：“缗”指穿钱的绳子，以1000钱为一“缗”，20钱为一“算”）；不是三老（掌管教化的乡官）和北边骑士而有轺车（即跑运输用的双轮木车）者，每辆车抽税一算，商人而又有车的则征收二算；拥有的船只超过五丈以上者，每条船抽税一算。

无疑，“算缗”令对中产阶层，尤其是那些拥有巨资的大工商业主是不利的，因此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以至于各地都出现“富豪皆争匿财”（ 《史记•平准书》）的情况。与此同时，由于汉帝国疆域广大，官府缺乏足够的人手来完成庞杂而繁重的征税工作。有鉴于此，汉武帝随即又颁布“告缗令”，鼓励民间揭发、检举富人们的偷税漏税情况，并由杨可主管此事。

“告缗令”是在御史大夫张汤的建议下颁布的，此君以用法严峻苛刻、治狱以人主意旨为准绳而著称，是个不折不扣的酷吏，而这条法令的内容有多严酷便可想而知。按照“告缗令”的规定，一旦官府发现中产阶层有偷税漏税的现象，将没收嫌犯的全部家产，并将他们充军边塞一年。与此同时，检举、告发中产阶层不法行为的百姓，将会得到违法者一半的家产。

人性中的贪婪、阴暗无处不在，在“告缗令”的刺激下，告发甚至是诬告在各地蔚然成风，其结果可想而知。官吏和衙役在接到举报后，便如狼似虎地冲进富人们的家中翻箱倒柜，巴掌大的地方也要掘地三尺、搜刮干净，就连饲养的家畜都要登记注册，这可真叫鸡犬不宁。总之，经过“算缗令”和“告缗令”这两记重拳，汉武帝从富人手中抢劫到惊人的财富，而中产阶层因此破产者比比皆是。

对于汉武帝推行的强盗式政策，天下深恶痛绝，而正史更是以沉痛的笔调写到：“杨可告缗，遍天下。中产以上大抵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此后，帝国的百姓只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劳动积极性一落千丈（“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业。”两处引文均见 《汉书·食货志》）。

总之，经过“算缗告缗”这番浩劫，以商人为首的中产阶层被集体“收割”，汉朝的经济由此陷入凋敝破败之中，而唯一的获利者只有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