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一场风暴中的点滴记忆

作者：范庚侨

范庚侨  1945年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1963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68年毕业后，先后在陕西省乾县羊毛湾水库和华阴21军农场劳动锻炼，1970年分配到宝鸡市工作，任中学教师，退休前为宝鸡教育学院副教授。

1966年6月13日，我们从参加社教的农村，返回久违的人民大学校园。

一进校门，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马路边上搭起许多大字报棚，上边的大字报五颜六色，十分耀眼。在红楼附近，看见正在“游街”的队伍，场景就好似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描述的情景。有几个人头上被戴上纸糊的高帽子，帽子上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或是“黑帮分子”等各种名目的“头衔”，他们手里拿着锣，自己敲着锣，随着队伍里慢慢走动着。领队和游行的人们手里挥动着小旗，不断呼喊着口号：“打倒XXX！”“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声震遐迩。

我们哪里见过这个阵势，只能用三个字来形容：很懵圈。接下来发生的事更反映出我们的“不理解”。我们刚刚回校，被安排住在校园西部的一排平房里。大家半夜里正在睡觉，忽然被一阵杂乱的声音吵醒，仔细一听，是外边有人在敲着什么东西，发出“哐哐哐”的的声音，同时听到有人在喊着：“造反了！造反了！”“文化大革命万岁！”等口号。我们班有几个同学起床出去干涉，发现是人大附中的一伙中学生，手里拿着铁簸箕或是脸盆，在那里边敲边喊。我的同学劝说他们，现在是半夜，大家在睡觉，不要喊了。费了半天劲，总算把他们劝走，去别的地方呼喊去了。

有一天，听几个进城回来的同学说道，北京城里正在抄家。一些中学生模样的人，正在把人家家里的东西搬出来，放在大街的人行道上。还听说中学生在殴打那些据说是有问题的人。那些被“抄家”的人，都是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人，比如家庭出身不好，是地主、富农或是资本家，或者本人是旧军官、旧政府官员，或者是给有钱人当过姨太太，或者是旧社会做过妓女等等。当时不知道中学生们怎么知道这些人情况的，几十年后我才知道，是派出所把这些人的信息提供给那些中学生的。

当时，听了同学讲述的这种情景，我心想，这里是首都北京啊，就在中央眼皮底下，怎么会允许中学生们这么乱来呢，为什么不出面阻止这样的违法行为呢？“文化大革命”怎么变得跟文化不沾边了呢？

不理解的事情接连发生。上级派来的工作组声称要“抓鱿鱼”,当时耳熟能详的一个“词儿”是“一个鱿鱼三个浪”，意思是那些与工作组对抗的“右派”们，是掀起浊浪的小小的“鱿鱼”。后来工作组受到冲击，我亲眼看到工作组成员被一群人围堵。对于刚刚返校的我们来说，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不久，工作组撤走了，学校的运动由文化革命筹委会领导。随着时间的推移，见得多了，也就见怪不怪，慢慢也能理解了。

1966年至1967年中，有几件记忆很深的事，在当时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分述如下。

第一件事，关于郭影秋的一场辩论会。

校园里有人贴出大标语，要打倒郭影秋。郭影秋是人民大学的党委书记、主持工作的副校长，也是我们参加社教时的工作团团长。在1966年打倒彭真以后重组的北京市委里，他任主管文教的市委书记。

他在到人民大学任职以前，曾担任南京大学校长，1963年调到人民大学工作。在人民大学工作的几年中，学校的工作很有起色，给人们留下很好的印象。特别是我们在他的领导下参加社教，对他更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按照当时的认识水平，我认为，应该依据中央提倡的“四大”开展运动，“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对你认为存在问题的人和事，遵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可以写大字报揭露、批判。所以，我认为，那些要打倒郭影秋的人，他们应该用大字报把所谓的郭影秋的问题揭发出来进行批判，而不是刷大标语直接要把他打倒。他们这种做法是无法让人接受的。

逐渐的，学校里要打倒郭影秋的和拥护郭影秋的人，还有抱有像我这样观点的人，观点分歧越来越大，后来基本形成两种对立意见，即“倒郭”和“保郭”。在1966年的8月初，那时人们的情绪还是平和的，只是意见不同，也没有分成对立的两派，不同意见可以交锋，用大辩论的方式解决分歧。于是，文化革命筹委会组织了一场辩论会。

辩论会是在8月2日晚上举行的，地点在学校大操场，参加的人，除了人民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员工以外，还有其他院校听到消息后涌来的人，总人数估计在一万人以上。这个辩论会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在这个辩论会上，我们班的白黎明同学是“保郭”这种意见的一个发言者。

辩论会开始时，有会议主持者介绍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参会的有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陶铸等人。有文章说，这次辩论会是作为中央全会的一场现场观摩会，参加中央全会的许多中央委员都参加了，不过他们坐在台下。当主持人介绍完参会领导后，下边有人递纸条问他：“你是谁？”他回答：“我姓吴，我是吴德。”下边送给他一片掌声。大家都知道，吴德是新任北京市委书记。会议上“反郭”和“保郭”两种意见争论的内容已经记不清了，现在重述这些也已经没有意义。在会议结束前，邓小平的讲话给我留下难忘的记忆。

当时的背景情况是这样的。毛泽东7月18日回到北京，否定了刘少奇派工作组的做法，仓促决定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原定5天，8月5日结束。可是在8月4日这天，毛泽东发表了措辞十分激烈的讲话，宣布原定当日举行的大会取消。第二天即8月5日，他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会议的目标立即转向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中只有林彪是副主席，排名第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不再是副主席。会议于8月12日结束。

由此情况可以看出，邓小平参加人民大学辩论会时已经处境不妙。辩论会在群众发言结束后，吴德宣布请邓小平讲话。邓小平用浓重的四川口音，主要讲了以下内容：一、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他也不知道，“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二、对郭影秋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表现是清楚的，到人民大学以后怎么样，你们可以辩论。三、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内容是一斗，二批，三改。我认真听着邓小平的讲话，心里对他佩服极了。他不拿讲话稿的即席讲话，如果能印出来就是一篇文章呀。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高水平的讲话。这场辩论会一直进行到3号凌晨3 点才结束。

中央发布了《十六条》，进一步掀起了文化革命的高潮。各个学校、单位的群众把矛头对准本单位和本地区的各级领导中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展“大批判”，搞得轰轰烈烈。到了8月中旬，天津的大学生们步行走到北京，这应该是“革命大串联”的肇始。中央决定，8月18日在天安门举行大会。我们早早地就来到天安门广场东侧等候开会，这是历次在天安门活动的惯例，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了。

在等候开会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围坐在地上打扑克消磨时间。这次大会的名字叫做“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林彪代表中央讲话。这次大会又被称作毛主席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在这次大会上，北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等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毛泽东给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宋要武从此名扬天下。

等到游行开始，大家发现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情况。我们过去在游行队伍里朝着天安门方向看，一般都能找到毛主席的位置，因为他总是站在最中间，身穿浅灰色中山装。这次却怎么也找不到，因为天安门上站着的人们穿的全部是绿军装，从远处无法识别哪个是毛主席。后来看报纸上发表的照片，才弄明白是这么回事。

这次大会，在文革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毛泽东明确表示了对红卫兵的支持，于是全国各地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立起来。毛泽东为宋彬彬改名为“要武”，客观上促进了红卫兵在文革中使用武力对待批判对象。

人民大学在这次会后立即成立了“818红卫兵”，这是由保郭的一派建立的组织。反郭的一派的组织是“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是由刘志坚的女儿（刘志坚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最早的红卫兵组织都是由高干子女带头成立的）带头成立的组织，成立的时间在8月初。“818红卫兵”的寿命很短，8月18日大会之后，打倒领导干部已经成为主流，保护领导干部的组织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可能。保郭一派很快树倒猢狲散，他们在学校里呆不住，就纷纷出外去搞革命大串联了。

第三件事，革命大串联。

从1966年8月下旬起，全国开始了革命大串联。毛泽东号召大串联的意图是让学生们把造反的火种传遍全国，更广泛地把群众动员起来。

我和王伟等大约五六位同学一起，出发去西安。选择去西安估计当时是出于以下考虑：一是西安大学多，去学校串联可以多交流、学习；二是在此之前在北京和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有接触，我毕竟是从陕西出来的，对陕西的情况比较感兴趣。大约在7月下旬，由人民大学的陕西籍同学召集，去某个招待所见过霍士廉，针对陕西的文化革命形势对他提出过一些问题。

到了西安之后，我们去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外语学院等大学看大字报和串联，去建国路陕西省委门前为在此静坐绝食的大学生们助威（无意中遇到在此静坐的高中同学程丙乾），印发传单，在公共汽车车身上张贴标语，在公共汽车上给乘客们宣读毛主席语录等等。

后来又和王伟等人去了延安，拜谒革命圣地。从延安回到西安后，又一起去了成都。到了成都，去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串联，才发现学校已经是空的，人都已经去了北京，所以我们也就直接从成都回了北京。这是第一次外出串联。

从成都回到学校，看到学校里基本没有人了，待着也没有什么事，就又准备出去。我和曾繁荣商量一块走，路线还是西安、成都。在北京去西安的火车上，遇到北京一个技校的五个男孩子和北京市护士学校的五个女孩子，他们都愿意和我们一起走，接下来的路上，就是我们12个人一块走的。先到西安，后到成都，在成都住在成都大学，在那里，印了一些传单出去散发，其他好像没做什么事。

在成都游览了杜甫草堂，去大邑县参观了刘文彩家的收租院，接受阶级斗争教育。从成都坐火车去重庆，车走得很不正常，走走停停，记得在资中车站停了很久。火车停下时，车站广场上开始放电影，等电影放映结束了，车还没有开。在重庆时，去参观了渣滓洞、白公馆，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从重庆再出发时，坐火车已经不容易了，串联的学生多，火车少。记得我们是从火车站的墙上翻进去，从火车车窗翻进车厢的。

在贵阳下车，待了两天，在市区里边转转。然后从贵阳到达长沙。曾繁荣在火车路过他的家乡时，下车回家了。（他的家乡在湖南省祁东县）到长沙后，我和那几个男女学生也分开行动了。在长沙，我去了岳麓山，湖南大学，去了毛泽东的故乡韶山。然后去武汉，在汉口转了转，去了珞珈山和武汉大学，从武汉直接回到北京。第二次串联结束。

到1966年底，中央通知，革命大串联结束，让学生们回到学校闹革命。

第四件事，揪陶铸。

那是1967年1月3日下午，听从“新人大”组织的安排，这个组织的上百人乘坐汽车来到中南海西门。只见中南海西门外府右街路边已经扎满了帐篷，都是来这里揪陶铸的群众组织，红旗飘扬，歌声嘹亮，高音喇叭声震云天，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

我们的汽车正对着中南海西门，大喇叭对着大门呼喊揪陶铸的口号、播放革命歌曲。夜色降临，人们的情绪越加高昂，在安静的夜间，大喇叭声音更加响亮。到了午夜，有一部分人故意往中南海的西门里边拥，试图冲击大门。

看到这种情况，立刻有许多解放军战士从大门里出来，他们手挽手组成了四排人墙，有效地阻止了冲击。看那些人的样子也不是真的要挤进去，只是试探着闹一闹。这样一直闹到天亮，马路上骑自行车上班的人已经陆陆续续出现了，这边还是不罢休。

终于，周恩来总理出来了。他站在战士队列外边，面对群众讲话，大意是，陶铸的问题要等中央研究做决定，大家可以揭发批判，但是现在不能把他交给群众组织。大家见到周总理了，也算满足了一个心愿，至于陶铸是否揪出来，似乎已经无所谓，于是，大家心满意足地返回学校。

多少年后，从各种揭发材料里才知道，揪陶铸是江青为首的文革小组的一个阴谋，那些揪陶铸的群众组织都是他们安排的，意图打乱中央部署，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第五件事，去工厂。

按照中央的部署，在革命大串联结束以后，提倡学生们去工厂、农村，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北京市大学很多，而工厂相对较少，天津市工厂多而学校较少，所以有群众组织联系我们去天津下工厂。1967年初，我和计划统计系的两位同学一起去天津，当时坐的是天津一个工厂的汽车到天津的。

到天津后有人安排，我们去天津第二毛纺厂，地点在天津河东区郭庄子，在海河东侧，离海河很近。天津的工厂的确很多，沿着海河边一字排开，家家工厂在海河边都有码头，海河上的货船可以直接从这些工厂装卸货物，再从海河入海口到达海上，进行海路运输。

天津第二毛纺厂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工厂。我们和一个群众组织联系，他们安排我们住进工厂的单身宿舍。我们积极地参加了厂里的辩论会，参加群众组织的各种会议，和外调人员一起参加外调。当时快要过春节了，工厂里到处张贴的标语是“过革命化春节”，其实春节和平日没有两样，照样上班和闹革命。这个工厂里职工食堂的伙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们在学校里吃饭，是“份饭”，也就是饭和菜是固定的，自己不可以挑选（当时把这种叫“半食堂制”），而工厂食堂里饭和菜都可以自己挑选（当时把这种叫“全食堂制”）。我记忆最深的是这个食堂的烩饼很好吃，有饼、有汤、有菜，价钱还不贵，很实惠的。

在这个工厂待了一段时间，河东医院的一个组织邀请我们去他们单位支持他们的组织，我一个人去了河东医院。河东医院在天津第二文化宫（天津人把它叫“二宫”）附近，在这家医院里基本没有参加什么群众组织的活动，和他们一起写过一些大字报，其他时间打打乒乓球，在天津市里转转。

这是我第一次到天津。天津在旧社会有许多外国租界，和上海、汉口类似，因此有许多洋楼，有人说天津的租界规模和洋楼数量仅次于上海。我作为一个西北人，第一次见识了租界和洋楼是什么模样。在天津见识了著名的海河，看到了海河上行驶的轮船，看到了海河上很多桥梁，解放桥、金钢桥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天津一共待了大概一个多月时间，就返回学校了。

第六件事，火烧英国代办处。

1967年夏天，有一件事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那就是香港群众抗议港英当局镇压而掀起的反英抗暴运动。1967年香港发生“五·六”“五·一二”“五·二二”血案，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其中有一句话令港英当局胆颤心惊：“香港的爱国者要组织起来，准备伟大祖国一旦发出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统治。”8月21日，首都北京举行声援香港同胞的群众大会，会上有人喊出“收回香港”的口号。

这里要讲述的，是我参加的8月22日晚上在英国驻中国代办处门前的活动。

8月22日傍晚，我所在的“新人大”组织，通知我们集合乘车去英国代办处。当我们到达英国代办处所在的大使馆区域时，看到有解放军部队在值守，部队领导对群众组织头头交代，根据周总理指示，群众组织可以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开会抗议，但是不能冲击代办处。群众组织头头满口答应表示接受，解放军放行，让队伍通过。

到了代办处门前，看到各个群众组织来的人很多很多，据说有一万多人。按照当时北京群众组织的派别划分，这些组织无疑属于“地派”。

我们站在代办处对面的人行道上。在代办处铁栅栏门前，摆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有麦克风。大会主持人宣布开会，接着有人发言，他们都有事先准备好的稿子，照着稿子念。内容自然是声讨英国政府，支持香港群众的斗争之类。

发言结束了，我以为会议也就结束了，没料到的是，这时，有人大喊一声：“冲啊！”只见那些人转身就去爬铁栅栏门，眼看着许多人接连从大门上翻了进去，先进去的人在里边把大门打开了，更多人一拥而入。我们在大门对面看得目瞪口呆，不知怎么回事。过了一会儿，代办处院子里发出火光和爆炸声，声音比较沉闷。

后来知道，是那些人把院子里的汽车翻过来，汽油流了出来，他们用火点着后，汽车轮胎受热爆炸。那些英国人都躲在楼里，可以看见他们在窗户里边观望着。又过了一会，楼房的窗子里冒出熊熊大火，火舌高过楼顶（二层楼），场面实在恐怖。看了一会儿，我们就离开去街头坐车回校了。

当时我们的感觉，这是不是中央准备收回香港的信号呢？群众组织的这些行为是不是有人授意的呢？作为一个普通群众对这些问题一无所知。多年后，才知道这些都是江青一伙操纵的行动，打乱了中央部署，在外交上给中国带来极大的被动。事件发生后，周总理立即向在上海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明确表示：“这次纵火事件是反革命行为，必须严惩。”

第七件事，参加外调。

1967年夏天，文革运动深入发展，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学校里有许多当权派或者历史不清的人，需要组织外调，搞清楚他们的家庭和本人的历史状况。根据组织安排，我参加了好几次外调，记忆中大概至少有六、七次之多。外调中去了下边这些地方：上海，南京，南昌，长沙，武汉，济宁，徐州，天津，易县，河南省的郑州、洛阳、焦作、新乡、开封、许昌等地。这些地方都给我留下许多记忆，不过最清晰的要数和肖恒贵一块在河南外调的经历。

我和老肖去河南外调的时间是1967年的秋季。我们从北京到达郑州，从郑州火车站出来时，看到的是火车站候车室和站前广场上，地上坐着或蹲着的一大片黑压压的人群，这些都是准备出外逃荒的难民。我们住进省委招待所，省委招待所的条件应该算是比较好的了，可是饭厅里的馒头不是用白面做的，都是一层黑一层白的“花卷”（黑的是杂粮，白的是白面）。

在郑州办完事，我们去洛阳，洛阳的涧西区是国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点建设的工业区，有许多大型工厂，其中最著名的是第一拖拉机厂。我们住在洛阳轴承厂招待所，这个厂是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建设的156个项目之一。这个招待所的食堂，开饭的办法是客人们自己凑成一桌，按桌上菜上饭，坐在一桌的人互相并不认识。晚上厂里的灯光球场有篮球比赛，我们也坐在那里观看。

我们从洛阳出发，准备去焦作地区的孟县，那里是我们系的主任张腾霄的老家。从洛阳坐汽车，先要到黄河边上的渡口白鹤。洛阳去白鹤的汽车是大卡车，上边没有座位，人都是站着的。老肖站着，用双手拉着车上横着的一条铁链子，屁股就坐在铁链子上，结果到了目的地后，他回头看看自己的裤子，才发现裤子屁股那里已经被铁链子绞出来许多小洞，这条裤子算是报废了。

白鹤是黄河边上的一个渡口，从这里登上渡河的木船。木船挺大，能坐二十多人，有几个船工划船。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坐着木船过黄河。黄河水流很急，水势也很大，把木船直往下游冲。木船在出发时确定的目标是河对岸上游的某个地方，可是因为水流湍急，最后到达的是下游的某个地方。只见那几个船工，齐心协力，丝毫不敢懈怠，奋力划船，最终安全靠岸。我在船上看得是惊心动魄，心中不由得想起《黄河大合唱 · 黄河船夫曲》里边描述的情景，真是太震撼了。

我们在孟县和新乡东边的延津县都有调查任务，等把黄河北边的事办完，我们准备再次过黄河，不过这次是从开封北边渡河。开封附近的黄河和洛阳那里大不一样，河面很开阔，水流很平缓。我们乘坐的是汽艇，人坐在上边很舒服。河面大约有二华里宽，汽艇也走了好一段时间才到对岸。

开封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古称汴梁，是宋代都城。在1953年以前开封是河南省的省会城市。开封的鼓楼街是很有名的街道，两边的房屋保持着传统的模样，有许多两层楼房，就像《水浒》里边描写的武松斗杀西门庆的狮子楼，古色古香。我们去吃饭的饭店是一个四合院，这种饭店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我在这个饭店吃的是羊肉烩饼，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桌子上摆放的香菜可以随便放，不限量。不过当时著名的鼓楼已经没有了，据说是被军管的部队首长下令拆掉了，只留下一个土台子。（2015年我再去开封时，新的鼓楼又建起来了）开封的龙庭当时可以进去参观，而大相国寺据说是为了保护文物，大门上锁，不能参观。开封东郊有一个公园，似乎叫禹王台公园，里边拴着两只猴。

我们从开封一路南下，到达扶沟，然后转向西直奔许昌。从扶沟去许昌的路上经过几个小镇，路过时正逢赶集，街道上人很多。我看到很多卖农副产品的农民，吃饭时都是端着一个黑色的罐子，口小肚子大、外边上釉子的那种，里边装的是黑乎乎的疙瘩汤，估计那些疙瘩是红薯，搅了些面糊糊。1967年河南人民的生活水平我是亲眼见到了，群众的生活的确很苦。我们到达许昌后又去了禹州，那里是我系副书记余进的老家。从禹州再到郑州，从郑州返回北京。

1966年至1967年，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社会上发生了许许多多惊心动魄的事件，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个普通群众来说，能接触到的实在有限，本文仅能就自己亲身经历的事进行回忆记录。每个人的经历不同，写出来的文革感受自然也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