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18日，秋意盎然，远处的玄武湖面微波粼粼。

南京鸡鸣寺楼上，作家陈梦家兴致大发，扭头问一旁的大诗人：

“志摩先生，最近可作什么诗吗？”

没想到得到意外的回答，“梦家，你知道，这样活不下去了。”

金风玉露，徐志摩却心不在焉，像是自顾自地继续说：

“这样的生活........这回一定要下决心，彻底改变一下。”

当时21岁的陈家梦不甚明白，是要怎样改？

他不知道，这位34岁才华横溢的诗人，此时心中满是愁绪。

一天前，徐志摩刚拖着疲惫的身体从北京回到上海的家，就看到了令他生厌的一幕。

陆小曼和翁瑞午相向侧躺，吞云吐雾、醉生梦死。满屋子烟雾缭绕，烟味呛人。

徐志摩眉头紧锁，他强压怒火，待客人走后，放低声音小心翼翼地说：“小曼，把烟戒了吧，你瞧你都瘦成了什么样......”

陆小曼却听不进，不耐烦地回怼，争吵一触即发。急眼了的陆小曼拿起烟枪就向徐志摩扔去。

徐志摩闪躲及时，眼镜却“哐当”一声，碎了一地。他愣了几秒后，怒气冲冲摔门而去。

这一夜，他彻夜未归，留宿朋友陈定山家。第二天回到家中，当看到书桌上陆小曼写的纸条后，瞬间气炸了。

气昏了头的陆小曼，在徐志摩走后，写下狠话，等着他回来后看。

他一把拿起行李箱，头也不回地向火车站走去。

到了南京后，他与陈梦家见面。尽管秋色迷人却激不起诗人心中半点诗意。

他不明白，与小曼经历这么多磨砺才在一起，为什么如今的生活只剩下一地鸡毛？

这一年徐母离世，陆小曼前来奔丧，却被徐父拒之门外。

父子为此大吵一架，徐父一怒之下断了对儿子的经济支持。

而陆小曼生活奢侈，开销巨大，徐志摩渐感力不从心，只好身兼数职，最多的时候同时做7份工作，甚至干起了房产中介。

在胡适的建议下，徐志摩来北大和北京女子大学任教。

可陆小曼却不愿离开上海，徐志摩只好来回两地奔波。长此以往，心生倦怠。

这或许就是他口中的“要彻底改变一下”，改变这种生活方式。

与陈家梦分别后，徐志摩去见另一位朋友杨杏佛。但不赶巧，寻杨杏佛不遇，徐志摩留下一张纸条，转身去了韩湘眉家，她的丈夫张歆海和徐志摩是好哥们。

没想到又扑了个空，夫妻俩也不在家，徐志摩便去了何竟武家。

晚上，几个朋友又相约去张歆海家喝茶。期间，徐志摩还为大家看手相，韩湘眉却盯着他的衣服瞧。

后来，她在纪念文章中写道：

“这半截的西装，在你身上却是绝无仅有的。裤子又短又小，腰间破了个窟窿......你说是仓促中不管好歹抓来就穿上了。”

由此可窥见当时徐志摩经济之窘迫。

好友欢聚，相谈甚欢，不知不觉聊到深夜，韩湘眉劝徐志摩留宿家中，徐却坚持去何竟武家，因为“他家离机场近。”

韩湘眉似有所感，担心道：“坐飞机安全吗？明天不会有什么事吧？”

徐志摩却嬉皮笑脸，“你怕我死么？”

韩湘眉认真地说：“说正经的，你这次坐飞机，小曼说什么没有？”

徐志摩贫嘴道：“小曼说，我若坐飞机死了，她做Merry w i d o w”

“All w i n d o w s are merry！”杨杏佛冷不丁接上一句，大家都逗笑了。

在欢笑中告别的友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是徐志摩与他们最后一次相聚。

第二天上午8点，飞机从南京起飞。徐志摩要去参加当晚林徽因举办的一场演讲。

他乘坐的是“济南号”邮政飞机，保君健送的免费机票，飞行员是机龄11年的王贯一，副驾驶员叫梁璧堂。

起飞前，徐志摩给林徽因夫妇发了电报，请他们下午三点接机。

10点钟飞机到达徐州，停留了20分钟。期间，徐志摩给陆小曼写了一封信，称头痛不欲再行。

但飞机临飞前，他又改变了主意，想着再坚持一下，便转身钻进了机舱。

几个小时后飞机行至济南开山附近，突遇大雾迷漫，不辨方向，飞机撞山粉碎。

空难原因，一说是天气原因，一说是飞机漏油导致机械故障。

两年后，朱自清无意间从保君建那里听到一个小秘密，记录在日记里。

大意就是当时驾驶飞机的并不是王贯一，而是副驾驶员梁璧堂。

“惟好文学”的王贯一，当时坐在第二排，侧首向后与坐在后排的文学偶像徐志摩交谈。

没想到突遇浓雾，梁璧堂来不及反应，飞机瞬间撞山爆炸。

不管最终是什么原因，徐志摩的生命永远地定格在了34岁。

回顾他最后的日子，仿佛冥冥中注定一般，他的一举一动似在告别。

在最后一次从北京回上海时，徐志摩鬼使神差般几乎见了所有北京的好友。到南京时，他又见了许多好友。

那张寻杨杏佛不遇写下的纸条，被杨一直珍藏，并在旁边写上“志摩绝笔”。

没能挽留住徐志摩不上飞机的韩湘眉，懊恼地写道：

“早知如此，我们一定用新麻绳将你捆起来，不许你动，锁在屋里，不让你出去。”

朋友似有所感，却又无力改变什么。

徐志摩之坟陵，现已不存，墓碑曾经历3次变迁。

最先由胡适提写的“诗人徐志摩之墓”的碑文，在动乱中荡然无存；

接着才女凌叔华提写了“冷月照诗魂”的碑文，也未能幸免于难；

后来，乡亲们在西山北麓白水泉边，以白石铺地，青石为阶，建一个似弯月的半圆墓台，寓意“新月派”，墓碑旁雕刻诗人那首家喻户晓的《再别康桥》。

“轻轻地我走了，正中我轻轻的来。我轻轻地走，不带走一片云彩......”

这似乎就是他一生的写照，轻轻地走，不带走一片云彩。

徐志摩是诗意与浪漫的，蔡元培曾这样评价：“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

他一生饱受争议，人们津津乐道他的风流韵事。

然而，在诗情画意以外，他也有家国情怀。

曾经，他“野心做中国的汉密尔顿”，试图从经济入手，发展国家。为此，他在克拉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苦读政治、经济学；

“二十一条”签订后，他加入爱国组织“中国国防会”，团结民众；

五四运动后，他常阅读《新青年》《新潮》等进步杂志，提倡国货抵制敌货；

回国后，他与胡适、梁启超等人创立了新月社。其后在副刊《诗镌》上发表大量时政评，意欲论唤醒国人。

“三一八”惨案后，他发文谴责暴行；“九一八”后，他计划与北大爱国师生同去 请 愿。

胡适曾说，“徐志摩的人生观只有三个大字：爱、自由、美，这是一种单纯信仰。”

诚然，无论在救国、文学或爱情上，这个理想主义者在短暂的一生里，都在执着地追求心中的“单纯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