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1961年11月7日《人民日报》

正文：

美国《生活》杂志去年春天用了一些画页，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巴西人民的贫困景况。这个杂志发表了它的摄影记者哥登·柏克所拍的多幅关于“离开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漂亮海滨只有十分钟汽车行程”的一个贫民窟的照片，表明居住在那里的贫民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

《生活》杂志所揭露的事实，是可以相信的。因为在巴西的都市中存在着肮脏的贫民窟，是早为人们所知的事情。巴西去年出版的一本最畅销的书《垃圾房》，就是写的关于圣保罗一个贫民窟中的实际情况。生活在贫民窟中的作者卡罗琳娜，根据自己和她的同命者的经历，在她那本日记体裁的著作中，如实地记述了贫苦居民的凄惨境况。她写道：“我们贫民窟的人都是饿猫，我们都在饿着肚子。”

但是，作为美国垄断资本喉舌的《生活》杂志，出来揭露巴西社会的黑暗，就未免有点太无自知之明了。因为如果这家杂志对贫民窟发生兴趣的话，它本来是完全可以就地找到许多生动的材料的。据美国官方报告承认，在美国，贫民窟要占城市居住面积的20％，有一千七百万人在其中生活，就在纽约，就有一百多万人生活在肮脏和穷苦的贫民窟中。美国《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时报》的记者克莱因就曾经写道：纽约贫民窟的一百多万居民“不是在生活，只是在存在”。他并且指出，“人口过多、房屋破旧，令人沮［jǔ］丧的街区是越来越延长和扩大了……”。难道住在纽约的《生活》杂志的编辑老爷就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吗？

《生活》杂志这种正如《圣经》所说的，“只看别人眼里的刺，看不到自己目中的樑”的做法，不能不引起巴西的一些人士的愤懑［mèn］。巴西的《奥克鲁赛罗》杂志最近用了十四页的篇幅，仿照《生活》杂志的式样，在《纽约的贫民窟的惨状》的标题下，发表了它的摄影记者巴鲁特所拍的一套照片，叙述了居住在“离开华尔街只有五分钟汽车行程”的贫民窟中一个名叫贡查尔的工人家庭的生活情况。照片显示出，这一家八口挤在一间破房子里，生活困苦不堪。贡查尔的衰弱的九岁大的孩子睡在一张肮脏的垫褥上，蟑螂在他的身上爬行。《奥克鲁赛罗》杂志的编者特别加了这样的按语：“哥登·柏克在《生活》杂志上的文章，选择了我们最穷困的贫民窟中一个……就好像穷困只是我们才有的，事实并非如此。”

美国《时代》周刊颇为恼火地报道了这场笔战。它把《奥克鲁赛罗》杂志的报道称为“报复”，并且断定贡查尔拿了《奥克鲁赛罗》的钱，还说他的小孩身上的蟑螂是故意放在上面的。但是《时代》周刊却不得不承认，“尽管这样，照片并没有歪曲事实：在贡查尔的小房间里可以找到大量这种爬行的东西”。

贫民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产物。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曾经指出，资产阶级国家各大城市不可避免的标志就是贫民窟，即城郊的所谓工人住宅区，那里拥挤着黑暗、潮湿、破落不堪的住所，其中大部分是地窖，栖身在这些住所里的照例是一些穷人，他们生活在污垢之中，诅咒自己的命运。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和纽约的贫民窟，究竟是哪儿的情况更恶劣些，是没有什么值得争论的。五十步笑百步，是可笑的；百步笑五十步，那就更是令人恶心了。

问题更不仅是这样。纽约贫民窟的居民的悲惨境况，要由离他们“只有五分钟汽车行程”的华尔街的垄断资本家负责，是他们贪得无厌地吮［shǔn］吸着美国劳动人民的血汗。而里约热内卢郊区的贫民窟的居民的不幸，要对之负责的，却不仅是在离他们“只有十分钟汽车行程”的海滨养尊处优的巴西大资产阶级，而且还有那些对巴西进行肆意掠夺的美国垄断资本家。只要举出这样一个数字便足以说明了：从1947到1957年十一年间美国从巴西汇回国去的利润就超过三十七亿美元，大大超过了它对巴西的投资和贷款。因此，巴西的公众对于《生活》杂志的假仁假义特别感到不满，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