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曾说，无论江或是其他人都不是真正的改革者，乔石不敢担风险，什么事都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这样不行；不过乔石还是能看出问题，有见解的。李瑞环，则是小恩小惠，在搞小聪明，在天津他也只是在市政建设上搞了些东西，在企业、经济上没有什么表现。朱镕基，搞经济是可以的，开始是我推荐上上海的，看来朱镕基是强调控制这套办法的，还是计划经济思想体系。

　　中国的政治一直是不透明的，这在世界上都是有名的，也备受外国领导人的批评。现在记者写的文章，普遍都缺乏内幕性，最明显的莫过于“亚洲时报在线”的文章了。体制内的当局者是了解内幕的，但一般都不会写出来，他们只会相互地说一说，在饭局中、在闲谈中，内部的人、事是不能公开给大众说的。所以体制内的人出书、撰文的是少数，即使在大陆出书、撰文，都要经过当局的层层审查，一般内幕透露的很少，这是纪律，也是法律。这就是毛泽东的一些医生不敢给采访的记者谈毛泽东病情等信息的原因。

　　所以当局不会允许邓力群的《十二个春秋》出版，不会允许李鹏的关于六四的《关键时刻》，邓力群是一般高干，纪律性宽松点，书在海外出版，李鹏作为前二号人物，书是不合适在海外出版的。

　　所以当邓力群的《十二个春秋》、百次谈话录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杜导正的赵紫阳谈话录《赵紫阳还说过什么》在海外出版时，比别的人写的政治书籍热卖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是亲历者说的，是带有内幕性的。

　　以下是《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的一段节选，赵文中的“我”是已去世的在赵被软禁时常常以气功师的身份访问的忠实战友记述人宗凤鸣，赵紫阳说出的是作为好几年的国务院总理、总书记的视角了解的、观察的一些信息。

　　节录的这一段谈话的日期是1994年6月7日。

　　我说，安志文的看法，目前就是邓后时代，邓已把新领导班子安排好了。新领导班子也是举的邓的理论旗帜，没有路线之争。邓在“六四”前后有个转折，“六四”前，他接受毛的教训，不搞一长制，对胡耀邦、赵紫阳都没提过核心；“六四”后，他又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怕乱，对江泽民提出“核”心定位。安说这当然是他自己的体会。安志文又说，由于现在世界经济不景气，正处在结构大调整中，生产过剩；中国经济又发展这样快，国外都看准了中国这个大市场，经济界现在对中国说好话的不少。“六四”被淡化，许多人愿意到中国投资，逼得克林顿不得不把贸易同人权脱钩。在国内，只要经济不发生大的问题，上层领导也不会出现问题。而地方也没有敢向中国出头挑战的，也没有不服从的。老同志里边也没有敢站出来，杨家在军队中没有人支持，对万里老同志也不支持他，所以，新领导班子在邓走后，稳定一个时期没有问题。

　　我又说，但童大林的看法是，在新的班子中，看不出谁是改革派。

　　赵说，无论江或是其他人都不是真正的改革者，乔石不敢担风险，什么事都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这样不行；不过乔石还是能看出问题，有见解的。李瑞环，则是小恩小惠，在搞小聪明，在天津他也只是在市政建设上搞了些东西，在企业、经济上没有什么表现。朱镕基，搞经济是可以的，开始是我推荐上上海的，当时江泽民还不大同意，是我将了江泽民一军，我说听说朱镕基去你们那里工作，你们不大同意是不是这样，江泽民说，没有，没有。我说既然这样那就定了！是这样朱才去上海的。看来朱镕基是强调控制这套办法的，还是计划经济思想体系。

　　赵紫阳略加思考后又说，新领导班子这些人，都不是报什么理想抱负，不存在为贯彻什么样的原则而有不同路线之争，而只是在维护地位上曾有分歧，这样的领导状态容易发生权位之争，也很容易接受逆转形式的政策；由于他们是采取功利主义观点处理问题，只能是被潮流、被形势推动着走；如果对维护自己的权位有利，就怎么走；而且也不能彼此共患难，在大的危机到来时，既会结成联盟，也会发生分化；但在一般情况下，在利益一致的情况下，也会统一，采取对策共同应对局势。

　　赵最后说，同意安志文的看法，即便邓走后，大的变乱、左派大的反复也不至于有；会稳定一个时期的。说到万里，赵说，在邓走后，也不能起到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