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一个由14人组成的强盗团伙，摸黑闯进了山东泰安首富徐文诰的家。

就在他们洗劫财物的过程中，徐家的人被惊醒了。

主人徐文诰拿出私藏的鸟枪，带领雇工霍大友、柏泳柱、徐士朋等多人与入室强盗对抗。

强盗团伙也有枪，王大壮、王三壮兄弟二人，手中便分别持有一杆鸟枪。

双方在暗夜中连开数枪。

一阵混战后，强盗们撤退逃遁。而徐文诰在收拾残局时猛然发现，雇工柏泳柱已中枪倒地身亡，徐士朋也受了枪伤昏厥，好在尚未致命。

天亮后，徐文诰赶紧到县衙报案。

这起由强盗入室抢劫引发的命案，发生于嘉庆二十年（1815）五月二十九日。

在社会问题多发、治安日趋恶化的清朝中期，类似的命案时有发生，并不算稀奇。

但是，当徐文诰报案后，他便无法自控而滑入了一段要命的魔幻旅程。

1

接到徐文诰报案后，泰安知县汪汝弼前往徐宅勘察。凭借职业经验，他很快发现了蹊跷。

汪汝弼当场指出，现场遗留的弹痕都是由内向外打的，而不是从外向里打的，这跟徐文诰报案所说的被围宅枪击出入甚大。

徐文诰被问得措手不及。因为当晚双方都开了枪，一片混乱，他也不知道柏泳柱到底中了谁的枪而死。但为了把锅全推给强盗，在报案之前，他特意砸坏窗柩，把盗贼的抢劫痕迹弄得更明显一些。

此时，面对汪汝弼关于弹痕的质疑，徐文诰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汪汝弼立即暗示说：“其实，如果是为了抓贼而误杀了家中雇工，一般是不会判处重罪的，可以从轻发落。况且你家财万贯，可以交钱赎罪。何必假装强盗入室打劫，自取重罪？”

徐文诰内心纠结，虽然他是受害者，但他确实在暗夜中开过枪，恐怕一时难以摆脱误杀柏泳柱的嫌疑。

思前想后，徐文诰决定找来雇工霍大友，跪求霍大友向汪知县承认盗案当晚是他开的枪：原本是为了击退贼人，但黑夜中不小心打中了前来抓贼的其他工人，导致一死一伤。

徐文诰还向霍大友承诺，若是替他顶认这事，将补偿他一大笔钱，并且会照顾好他的家人。

对霍大友而言，不答应，就是个一辈子的穷人；答应了，就能收到一笔巨款。况且，还说了可以从轻发落。

这听上去是一笔不错的买卖。

霍大友随即答应了徐文诰的请求。而徐文诰为了完全抽身，还特意让人给霍大友找了一杆三眼铁铳，说是用的这把枪。

徐文诰、霍大友等人如此作供后，汪汝弼心里也轻松了不少。

因为这样，案子办起来就简单多了：事主家的工人放枪抓贼，却不小心打死了自家另一名工人。而整起案件中，贼人入屋偷了东西，但是否持械伤人，情节是否恶劣，目前没抓到一个案犯，并不能确定呀。

所以，汪汝弼最终将这起劫案认定为窃案（入室偷窃），而不是盗案（入室抢劫）。

很快，经过一番象征性的审理流程，汪汝弼以误杀罪判处霍大友流放，案子告一段落。

2

清朝年间，各地盗匪之风盛行，对地方治安造成了严重影响。对此，朝廷的应对是出台规定，要求各州县官员严缉盗匪，一有盗案，务必在限期内“全获”，否则将遭到降级或革职的处罚。

“全获”的意思就是，要把作案的犯人全部抓捕归案。但这在当时，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本来，一伙强盗的组成就很随机，常常是临时合伙，分赃后又作鸟兽散，天大地大，该从哪里查起？即便查，中途也可能有盗贼病死或被杀死，死者不可复生，这又如何确定那些消失的盗贼是死了还是躲着呢？

于是，朝廷的高压政策，便催生了一项官场潜规则：各地州县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常常会把辖区内的盗案上报为窃案，这样，就从源头减少了自己的麻烦。

官员将盗案报为窃案的方法，一般是少报赃物损失，或是贿嘱事主一同隐瞒事实。这就是当时官场上流行的基本操作，有个专有名词叫做“讳盗为窃”。

汪汝弼接到徐文诰的报案后，首先想到的，便是如何讳盗为窃，以重作轻。整个案子在他的操控下，也按照他需要的方向发展。

但是，就在这起命案结案前，柏泳柱之妻和霍大友之妻分别控告汪汝弼糊涂断案。柏泳柱之妻要求判霍大友死刑，一命偿一命。霍大友之妻则声称自己的丈夫被无辜顶包，要求还他清白。

与此同时，徐文诰收到了来自济南府历城县旧交的书信。来信称，历城县抓到了盗贼杨进忠，他供认了抢劫徐文诰家一事，并提及同伙王大壮、王三壮曾点放鸟枪伤人。

得知这个消息，徐文诰马上有了新的想法。当初，对于汪汝弼讳盗为窃的做法，他心知肚明，只是畏惧自己牵扯其中，才让雇工霍大友出来顶罪。

现在落网的盗贼承认开枪伤人，徐文诰遂决定动身前往主管一省刑案的臬司衙门进行控告，指控汪汝弼“讳盗诬良”。

而汪汝弼作为官场老油条，怎么会坐以待毙？于是，转过头先将勘验时发现的弹痕可疑情形，以及徐文诰串嘱霍大友顶凶等事报告到臬司衙门去。

从这时候起，案件变得更加魔幻了。

3

时任山东臬司程国仁，是汪汝弼的同乡，他们曾一同在翰林院任职，两人交情甚好。接案后，一番委派，最后落到济南知府胡祖福、候补知府钱俊和历城县候补知县周承宽手中审办。

上级一介入，案子直接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反转。

在这次审理过程中，狡黠的杨进忠突然翻供，只认行窃一事，不认伤人了。离谱的是，审办官员似乎也没打算深究，而是决定“躺平”：虽然杨进忠曾经供出王大壮、王三壮放枪杀人，但他的口供前后说法不一，而且也没抓到王大壮等人，“不知实有其人”啊！

但对徐文诰、霍大友等人，态度就不一样了。由于两人已被汪汝弼呈报了串供顶罪一事，负责审理的官员便以此为突破口，抓着徐文诰不放：如果事主没有做亏心事，怎么会做出串供顶凶这种事？

在没日没夜的熬审中，霍大友将徐文诰贿嘱的事全盘托出。

徐文诰也不堪折磨，承认了自己当晚开枪击贼，误伤工人致死。同时，他把自己的鸟枪给呈上了。

如此，人证、物证俱在，妥了。

由于杨进忠等人还供称曾结伙偷窃章丘县某事主的骡子，真赃未获，所以，程国仁拟写给刑部的咨文里，打算将徐文诰按“家长殴杀雇工”判处徒刑；而杨进忠等人则与该命案无关，列入章丘窃骡案内另案调查，从轻发落。

时任山东巡抚陈预听臬司上报此案时，曾核问过该案究竟是盗案还是窃案，胡祖福回复称：“是窃非盗。”

可见，一条链上的官员是铁了心要将这案子办成窃案。

然而，接到咨文后的刑部并没有那么好糊弄。刑部复查办案文书后，指出了口供与尸检的出入：验尸结果中，柏泳柱正面、背面都有子弹伤痕，“胸膛火伤一片，砂眼三十七处；脊背火伤一片，砂眼四十三处”，如果是雇主徐文诰殴杀，怎么有枪伤，且同时伤及两面？

言外之意，这不是殴杀，也不是误杀，而是用火器“故杀”。

刑部驳令重审。

面对刑部的质疑，山东官场一片紧张。虽然刑部让重审，但是，他们怎么可能让前后审理结果不一致呢？不一致就是自己打脸呀！

此时，胡祖福已经升任登莱青道，此案便留给了新任济南知府钱俊去办。

不就是尸检结果与“犯案事实”不一致吗？好办。钱俊叫来仵作张浩然、刑书孙廷麟进行一番审问。仵作很识相地说，抱歉抱歉，之前填尸格写错了，原来勘验有伤的地方应该是“右胁、右腕”。

如此，刑部的质疑就解决了，“确保”死者只一面有伤。

关于定罪的问题，更好办。由于钱俊卸事，这案子接着交到候补知州李冈手上。李冈是个暴脾气，审讯时给了徐文诰五个大嘴巴子，吓得徐文诰话也不敢多说，与先前一样，承认自己点放鸟枪误杀工人。接着，按照律例，将徐文诰从“殴杀”雇工改为“故杀”雇工，从徒罪改拟斩罪。

至此，整个案子的魔幻性彻底彰显，作为受害者的徐文诰，在官官相护的司法体系下，竟然被推到了面临处死的境地！

4

徐家人完全炸开了。徐文诰的母亲徐张氏赶紧派人前往京城都察院，发起了京控。也就是，直接向皇帝告状伸冤。

此时，已经是嘉庆二十三年（1818）六月，距离案发整整三年。案件审理来回拖沓，盗犯没落网几个，事主倒坐了几年牢，饱受折磨，生死未卜。

收到徐文诰案的相关材料，嘉庆皇帝震怒：一是，这又跟“讳盗为窃”有关；二是，这又是一起拖沓多年的积案。这俩问题是困扰清朝多年的司法难题。

针对徐家对办案官员汪汝弼、胡祖福、周承宽和李冈等人的指控，虽然还不知道其真实性，但嘉庆的态度十分明确：“实属纵盗殃民，大干法纪。”他还大骂办案过程中对事主实施刑讯逼供的官员，称他们就像是唐朝的酷吏来俊臣。

随后，嘉庆下旨让当时的山东巡抚和舜武介入彻查，由新任山东臬司温承惠一同审理。同时，下旨革职汪汝弼，解除周承宽、李冈等人职务。如查明确有袒护盗贼、诬陷良民相关事实，还要加重处罚。

温承惠到济南后，首先让暂代历城知县的魏襄进行调查。

魏襄奉命查看徐文诰案案卷，仔细查找案件漏洞和突破口。他发现盗贼杨进忠的口供中，提到了同伙邢进潮这么一号人物。由于姓氏特别，魏襄猜测此人跟县里两名衙役是同宗，于是叫来二人，以重金激励，让他们五日之内将邢进潮抓捕归案。

果然，邢进潮很快被捕归案。魏襄马上对他进行了单独审讯。此时，邢进潮供出的劫案过程与杨进忠等人翻供前一致，并且还说出了逃到章丘后，因分赃不匀刺伤同伙邢太的事。

魏襄将邢进潮的口供密报给温承惠后，温承惠派人到章丘调查，确认了当天章丘有无名男子被扎死的呈报。而搜查无名男子的住所还发现，当中有女绣袄、金耳挖等物件，这些就是徐文诰家被盗赃物。这就证实了，邢进潮口供可信。

邢进潮同样供出同伙王大壮、王三壮当晚放枪伤人的事实。

此时，温承惠有意为徐文诰翻案，遂将徐文诰暂时释放。这却让之前审理该案的胡祖福和钱俊大感惊慌。两人开始派人到各地散布流言，说温承惠的口供是未经拷讯、贿买而来的；还说本案是徐文诰看上了柏泳柱之妻，借盗案将柏泳柱杀死以强占美人……

但当温承惠提讯柏泳柱之妻时，大家才发现原来是个“麻面龋齿无人形”的妇人，谣言不攻自破。

调查期间，又有王大丫头等数名盗犯落网，其口供均提及王大壮、王三壮放枪事宜。

按照清朝法律，在本次盗案调查中，已落网七人，死亡一人，属于获盗过半，且目前来看，口供证据确凿，虽然主犯王大壮、王三壮仍然在逃，但可以提前结案，先将从犯依照法律定罪。

基于社会上流言不断，温承惠怕事情有变，就想快点结案。

5

但是，山东巡抚和舜武却持有不同意见。他总是抓着几名盗犯口供中对不上的细节来说事，以此表明目前审理还不够严谨，需要将主犯缉拿归案，多面对质才行。于是，上奏申请各案犯收监不动，一切等王大壮、王三壮落网再说。

和舜武之所以这样做，多少是受到了官场恶劣风气的影响。

历史学者郑小悠指出，乾嘉名臣纪晓岚所著《阅微草堂笔记》里，曾借阴曹书吏之口，讲述了当时官场的“四救四不救”之说，即救生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旧不救新。其中，救官不救民，系出于官官相护。

我认为，其根源，与清代司法中的审转制度有着莫大的关系。

清朝法律规定，刑事命案经州县审理后，要经过府、道、臬、部等多级复核。审转中，各级官员需承担相应的司法责任，同时也要承担共同责任。即一案出错，没有察觉出错的上级要同下级一起受罚。在具体的案件中，若民胜官，牵连的常是上下一大批官员；而官胜民，受害的不过几个平民百姓罢了。因此，上下级官员之间互相回护是常有的事。

在这种风气下，和舜武想要维护省内官场融洽，保全此前审理徐文诰一案中各官的前程，所以才要求温承惠将所有案犯都抓捕到案再结案：“虑问官咎不可任，必欲监候待质。”

温承惠无可奈何，只能加快脚步去抓贼。

好消息是，不久后，王大壮、王三壮兄弟二人在吉林被捕，随后被押解回山东。

一切马上要结束了？

不。

嘉庆二十四年（1819）三月，和舜武忽然病逝，并没有赶上王大壮兄弟的归案。

就这样，这起案子，又重新回到了新任山东巡抚程国仁的手里。

6

程国仁是从浙江巡抚的位子上，回炉山东做巡抚的。作为曾主办审理徐文诰案的前任山东臬司，程国仁对现任山东臬司温承惠的调查进展，内心是害怕的。

此案一旦翻案，程国仁知道，自己可能前程不保。

于是，他打算力挽狂澜，阻挠翻案。

因为该案已经成为钦案，需由巡抚亲自坐堂审讯。过堂时，面对王大壮全盘托出的犯罪事实，程国仁当面诘问，事隔四年怎么还能将作案细节记得如此清晰？

王大壮说，自己做的事，怎么会不记得？

程国仁又威胁道，你可要仔细想想，一旦画供，就是要当众处死！

王大壮竟然大声反驳说，做强盗本就该杀，而这次枪杀了事主的雇工，连累事主蒙受多年的牢狱之灾，听说事主的百万家财，十之七八都落到你们这些官大爷的口袋里。“我早就该死了，还有什么冤屈需要我再想想？”

程国仁佯装镇定，退堂后悄悄命人更改王大壮兄弟二人的供词，称只有一人放枪，且放枪也是对着天上放，没有装砂子。

除了操纵翻供，程国仁也在着手将温承惠踢出局。

时值曹州、济宁两地水灾，程国仁命温承惠前往抚恤。温承惠知道这是调虎离山之计，便以勘察水患是布政司职责，而非自己职责的理由拒绝了。

嘉庆二十四年八月，程国仁赴山东乡试作监察临视，随后在奏报考试完竣的奏折里偷偷放置夹片，参了温承惠一本，说他做事不受节制，还假惺惺地说要将巡抚之位让给他。

与此同时，时任山东兖沂道、准备升任江西臬司的童槐，由于是程国仁儿子的同榜，素有交情，便在程国仁的授意下，趁着在热河觐见嘉庆的机会，历数温承惠不服从上司差遣等事。

在程国仁和童槐两相夹击下，温承惠遭到革职。随后，由童槐补位，接任山东臬司。

由信任之人接手徐文诰案，程国仁放心多了，便趁机卖乖，上奏朝廷说自己是从前审转此案的其中一员，“自应照例回避”。

于是，这案子就落到了童槐手中。

这一切发生的同时，程国仁还派人将徐文诰看押了起来。对此，徐文诰大感不妙，不仅之前为他翻案的温承惠被革职，而且，审过此案的钱俊、胡祖福现在都升官了，还没上任，都住在省城，说不定也盯着这案子。

明明抓到主犯了，案子却迟迟不结，口供多次反复，怕不是程国仁在行回护之事。徐文诰越想越害怕。

嘉庆二十四年九月，徐文诰逃出山东。他马不停蹄地赶往京城步军统领衙门，进行第二次京控。程国仁知道后，马上派人去追，但没有追上。

这一回，由步军统领上奏冤情，嘉庆知道后，忍无可忍，直接派了刑部侍郎文孚等人带徐文诰返回山东，要求将此案全盘重审。

程国仁措手不及，根本没时间重做徐文诰案的文书，只能被迫根据温承惠之前拟好的奏稿，熬了两个昼夜，略加删减，尽量避重就轻，以童槐的名字具稿上奏。

奏折发出去后仅仅三天，文孚等人就到达济南，随后，提审一堂就将徐文诰释放，王大壮等盗犯按律斩首。

同年十一月，徐文诰案终于结案。

前后历时将近五年！

7

冤案反转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对审案官员的一系列问责。

不过，整个问责过程亦充满魔幻性，始终高高举起，轻轻落下。

前泰安知县汪汝弼，存在诱导事主串嘱顶凶的行为，并误导该案后续审理方向，被革职，发配乌鲁木齐。这是此案被问责官员中受罚最重的一个。

候补知县周承宽、济南知府胡祖福，两人被认定为草率定案，予以革职。

前署济南知府钱俊、候补知州李冈，两人被降级调用。

至于后期想要扭转一切的程国仁，他从重新接手此案开始，就给自己留了一手。早在嘉庆二十四年五月，他自行上奏参自己一本，禀明此前任臬司时审转有误，请旨交刑部严加议处。所以最后，程国仁只是降级留任。对此，程国仁上奏谢恩，嘉庆回复：“诸事认真，力除疲玩。勉之。”

而童槐则成为本案的最大赢家，被认为秉公办理，官加一级。童槐亦上奏谢恩，嘉庆回复：“知道了。”

回看案件本身，一起普通命案，竟然被办成了魔幻奇案。若非徐文诰是一个巨富，家底深厚，还不一定能撑到沉冤得雪的那一天。

但此案过后，徐家也回不到从前了。为了打官司、疏通关系，徐家消耗了大量的财富，彻底败落。当地传说，徐家有一个房间专门用来存钱的，经历这场官司后，房间已被掏空了。

用一个巨富的全部家财，加上两次告御状，才能保住一条命。这就是当事人活命的代价。但试问，有多少人付得起如此高昂的代价？

所以，在这起“特例”的背后，还藏着多少冤魂，死于官员的自保乌纱，死于官官相护的网络？历史始终无声无息，我们永远无从得知。

一念及此，再看看嘉庆御批的“知道了”三个字：他知道的有多少，不知道的又有多少？我们知道的有多少，不知道的又有多少？

细思恐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