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尔尼卡小而紧凑，像个妙龄女子，成了德国飞机的刺激物。

　　——乔治·斯蒂尔

　　一、秃鹰眼里的格尔尼卡

　　1937年4月26日，星期一，上午，德国秃鹰军团参谋长沃尔夫拉姆·冯·里希特霍芬中校在作战日记中写道：“早晨六点与(西班牙)国民军同事胡安·比贡电话商定，由第88飞行中队前往格尔尼卡和马基纳十字路口西边的两个村庄，以阻止赤色分子撤退。如果我们要给敌人的人员和物资以沉重打击，就必须摧毁格尔尼卡。”

　　一个巴斯克小镇的命运由此注定，格尔尼卡将因被摧毁而暴得大名。

　　像许多人畜无害的小地方一样，如果不是触霉头经历一些糟糕的事情，“格尔尼卡”会是世界上99%的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名字。没人会知道，比斯开湾西班牙一侧有一条乌尔迪拜河注入，河口往内陆去不远有一个青翠的山谷，山谷里有一个7000人口的小镇。关于巴斯克地区，人们更熟悉的是格尔尼卡西南30公里的毕尔巴鄂。那是西班牙北部第一大港，比斯开省的省会，著名的铁矿石之都——毕尔巴鄂铸造的利剑是莎翁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的重要道具。

　　小有小的好处，有一种不闻世事的悠然自洽。从1366年建镇以来，格尔尼卡没受到过兵锋战火的侵袭。欧洲最古老的居民兼最虔诚的天主教徒，将安享的岁月静好归因于主的恩赐。但主有分心的时候，“只对天主与历史负责”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决心趁天主不留神，改变一下历史的节奏。他发动了叛乱，西班牙内战爆发。于是，格尔尼卡被推到了一个她无力承担自己命运的位置。

　　截至1937年4月初，内战的形势是这样的：国民军切断了巴斯克地区与西班牙共和国的联络，包括毕尔巴鄂、格尔尼卡在内的一小撮领土成了孤悬于比斯开湾畔的自由绿洲，最近的战线位于格尔尼卡以东24公里。然而，埃米利奥·莫拉将军麾下的国民军在地面推进中难言顺利，多山的地势不利于部队展开。况且，巴斯克地区也不像马德里，有“第五纵队”作为将军的内应。所以，需要一些历史增量来确保小镇的灾难如期上演。

　　外援是现成的，里希特霍芬中校率领的秃鹰军团早就进抵巴斯克前线。其中，轰炸机部署在距格尔尼卡180公里的布尔戈斯，战斗机则部署在距格尔尼卡50公里的维多利亚。题外话，莫拉将军40天后将因飞机失事殒命于维多利亚。不扯那么远，还是说里希特霍芬，他才是格尔尼卡成名故事的第一推动力。作为第三帝国的军人，里希特霍芬打心眼里瞧不起那些多血质的拉丁同僚。无论是国民军里的西班牙步兵，还是秃鹰军团里的意大利机组，都跟心思缜密的里希特霍芬对不齐颗粒度，他的口头禅是“难道这就是我们的盟友”。里希特霍芬有足够的底气去挑剔他人，在二度入伍辅佐胡戈·施佩勒重整德国空军前，他已经获得了柏林工业大学的博士学位。当然，他更深厚的背景源自他的家族。里希特霍芬，一个在近代德国军史上让人脱帽致敬的姓氏。站在家族荣耀之巅的，是里希特霍芬的堂兄、一战德国空军王牌中的王牌、绰号“红男爵”的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红男爵”创造了一战的空中猎杀纪录：80架。

　　比之“红男爵”，里希特霍芬在一战中的个人缠斗战绩乏善可陈，8架，仅及空中英雄的十分之一。他的才华更多体现在战术层面，即掌握制空权并利用空中优势对敌人战线进行纵深打击，以扰乱对手军心民心，瓦解对手抵抗意志。里希特霍芬是用飞机引擎的轰鸣声制造恐慌的大师，依他自己的话说，“在战役取胜的因素中，士气比武器更重要。反复不断的集中空袭，对敌人的士气影响最大。”此等才华要待二战全面爆发方能充分施展，西班牙内战算得上是绝佳的演兵场。没错，西班牙内战普遍被视作二战的序曲和前奏。意识形态的站队已经完成，许多二战的武器、装备和战术也进行了测试。

　　里希特霍芬怎么会瞄上格尔尼卡?《泰晤士报》南非裔记者乔治·斯蒂尔事后给出了解释：“格尔尼卡小而紧凑，像个妙龄女子，成了德国飞机的刺激物。”不过，侵犯格尔尼卡是一个逐步摸索的过程。在轰炸格尔尼卡之前，秃鹰军团先后拿杜兰戈和埃瓦尔练手，两个小镇都在格尔尼卡附近，都是万把人的体量。军工小镇埃瓦尔是4月25日挨的炸，比格尔尼卡早一天。对埃瓦尔的轰炸，秃鹰军团首次使用了燃烧弹，镇上一座轻武器配件仓库被毁。

　　埃瓦尔的遭遇给格尔尼卡提了个醒。4月25日履新的格尔尼卡镇长弗朗西斯科·拉兹卡诺，颁布了任上的第一道行政命令，紧急取消了次日的小镇集市和地区手球联赛，并封锁了通往该镇的主要道路。大难临头的小镇，在灾难前一天迎来了丧门星体质的行政长官。玄学大师该琢磨一下两者的因果关系。好在巴斯克人除了天主啥都不信，包括拉兹卡诺颁布的命令。4月26日早晨，差不多是里希特霍芬与胡安·比贡电话商议搞点事的时辰，十里八乡的赶集人同往常一样汇向了洛斯弗埃罗斯广场。他们赶着牛车，走古老的小道，绕过了镇政府布卡的路口。很快，集市上就聚起了跟小镇常住人口数几乎相同的客流。小贩摆开了售卖蔬果的摊位，牛马啃食着树根四周的草皮，公园里的咖啡桌已经支了起来，广场一旁的饭馆内人们在抓紧时间垫吧几口……嗯，真是满屏的烟火气，很适合轰炸机做出些业绩。

　　格尔尼卡聊胜于无的防空火力，也给足了秃鹰军团机会。小镇满打满算三门小口径高射炮，每门炮配备的炮弹均不到一个基数。孱弱的防空网要照护的军事目标包括：一座火车站、一座运河上的桥梁、一座位于镇东工业区的兵工厂、设在圣克拉拉修道院的野战医院和1200名从前线撤下来休整的巴斯克民兵。问题是里希特霍芬的志向并不在或并不仅在此，他更感兴趣的恐怕是熙熙攘攘的集市，对平民下手才是他的初衷。这基于一种看似荒诞不经实则在情在理的考虑，即通过对非军事目标的无差别轰炸，让平民百姓对还在坚持抵抗的军事人员产生怨恨。缜密的思路背后是豪横的人道主义诉求：坚持抵抗也许会换来和平，而放弃抵抗肯定能换来和平，都是为了和平，何苦还要白白赔掉无辜的生命?毕竟，生命比自由宝贵嘛。

　　OK，大纲已经敲定，剩下的就是按剧本演了。

　　4月26日下午4点左右，一架道尼尔17轰炸机从布尔戈斯方向飞来。这架飞机机身细长，瘦得胜似思想的锋芒。它有个更贴切的绰号，叫“飞行铅笔”。“飞行铅笔”掠过小镇火车站上空，随手丢下六枚炸弹，命中火车站附近的一座矿业研究所和几处民宅。防空警报大作，人群乱作一团、四散奔逃，钻进了匆忙修筑的防空洞，进不了防空洞的则挤进了火车站、教堂和沿街商铺。可制造了混乱的“飞行铅笔”显然无心恋战，丢完炸弹便如一位散步的哲人，径直飞往比斯开湾。20分钟后，“飞行铅笔”离去的方向又飞来了三架萨沃亚-马尔凯蒂79轰炸机。机组是让里希特霍芬皱眉头的意大利人，自由散漫加疏于战训的属性被他们展现得淋漓尽致。三架轰炸机携带的36枚炸弹被他们一口气全部扔光，目标是运河上的桥梁。结果桥梁安然无恙，运河水面如镜，几所农舍遭了殃，轰炸机愉快地返航。对于意大利军人来说，能例行公事已经算是敬业了。第三、第四和第五波次的空袭，大约每隔半小时来一次，都是三三两两，都是漫不经心、敷衍了事的姿态，让地面上的人们怀疑，秃鹰军团今天只是撩拨一下小镇。

　　乐观是一种未经吊打的单纯，忘了里希特霍芬作战日记是怎么写的?中校的目标是摧毁格尔尼卡，必须的。上硬菜的时间是晚上六点半，西班牙人下午茶的当口，三个中队的容克52轰炸机莅临格尔尼卡。这是德国派往西班牙的载弹量最大的轰炸机型，有两个弹舱，能装近两吨炸弹。梅塞施密特BF109战斗机和菲亚特CR32战斗机，从维多利亚赶来为轰炸机提供护航，一个由59架飞机组成的庞大机群俯瞰着格尔尼卡，小而紧凑的格尔尼卡。这一回，秃鹰军团下了重手。容克52轰炸机三架一排，正面攻击宽度150米，像翻地犁般对小镇进行作业。飞机弹舱倾泻而下的镁铝燃烧弹爆炸后，如同在小镇铺开了一块块燃烧的地毯。地毯很快连成一片，蔚为大观。后来人们逐步了解，上述作业方式叫“地毯式轰炸”。凡事都有个熟悉的过程，秃鹰军团轰炸格尔尼卡就是起点，开了先河。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轰炸格尔尼卡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平民的大轰炸。大轰炸中，还有一些点睛的细节。原本为轰炸机护航的战斗机发现，小镇的防空火力完全可以忽略不计。那三门口径小得可怜的高射炮，让“护航”一词显得做作而浮夸。战斗机遂脱离机群，追逐、扫射从广场上仓皇撤离的人群和牲口。尤其是梅塞施密特BF109战斗机，因其杰出的机动性，做出的俯冲和拉升动作丝滑流畅，机枪在地上划出一道道带有弧度的弹痕，弹痕上的人和牛羊猛然刹车，扑倒在地。啧啧，真是很解压的游戏。

　　游戏一直持续到晚上七点半，走出地窖和掩体的幸存者记得，那一刻圣玛丽亚教堂的警钟停止了鸣响。漫天烟尘中，曾经的格尔尼卡不复存在。目力所及，圣玛丽亚教堂是镇上唯一幸存的教堂。在前后三个多小时的轰炸中，秃鹰军团共投下了250公斤的炸弹39枚、50公斤的炸弹260枚、1公斤的炸弹5472枚。小镇共有721栋房屋被彻底摧毁，占建筑物总量的71%，此外有7%的房屋严重受损，22%的房屋轻微受损。至于人员伤亡，巴斯克自治政府公布了数据：1654人死亡，889人受伤。那些白天还在集市上讨价还价、喝酒吃肉、谈空说有的冤种们，他们的世界熄灭于1937年4月26日的晚上。

　　四天后，里希特霍芬由陆路进入格尔尼卡，大屠杀的始作俑者视察了案发现场。冷酷和理性的尽头是诗意，在残垣断壁面前，他莫名感叹了一句：“神圣的橡树倒还在。”橡树是巴斯克民族自由的图腾，而巴斯克文化的摇篮——格尔尼卡已被摧毁。善意理解，他是通过杀人来警示人们要珍惜生命。好比说有人砍伐树木，制造纸浆，印刷报纸，来教育人们要爱护森林。逻辑严丝合缝，完美的闭环，像一只精工打造的手镯。

　　二、写下来的格尔尼卡

　　《泰晤士报》记者乔治·斯蒂尔得知格尔尼卡被空袭，是4月26日晚上9点半，西班牙人的晚餐时间。他恰好也在吃晚饭，在租住的毕尔巴鄂托龙特吉酒店餐厅。跟斯蒂尔一起用餐的是两位同行，路透社记者克里斯托弗·霍尔姆和《每日快报》记者诺埃尔·蒙克斯，他们都是英伦媒体派驻西班牙的战地记者。蒙克斯正绘声绘色地讲述着下午的惊魂一幕，他在去马基纳的路上遭遇德国飞机扫射，险些丢了性命。第二道菜罐头牛肉还没上，一位毕尔巴鄂的税务官员气喘吁吁闯进了餐厅。他歇斯底里地哭叫着：“格尔尼卡完了!”记者朋友们立即放下刀叉，匆匆搭上一辆巴斯克自治政府的汽车，直奔格尔尼卡。

　　一路之上，斯蒂尔已经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迎面驶来的都是运送伤员的救护车，导致毕尔巴鄂至格尔尼卡的公路拥堵不堪。救护车上的人，最后将被纳入自治政府公布的数据，“受伤的889人”或“死亡的1654人”。汽车离格尔尼卡还有15公里，就能看到云层反射的熊熊火焰。

　　斯蒂尔来过格尔尼卡多次，但这一次小镇让他觉得陌生，一种因过度炙烤而呈现的末日气象。大多数的建筑物在轰炸中坍塌，镁铝燃烧弹引发的大火还在持续燃烧。可笑的是，正是燃烧的建筑勾勒了小镇旧日的轮廓。在面目全非的警察局门前，记者们认出一位老熟人，自治政府内政部长蒙松在给消防队分配任务。问题是堆满瓦砾的街面，令救火车寸步难行。约瑟芬医院和圣克拉拉修道院的建筑成了一堆堆发着光的灰烬，住在约瑟芬医院的42名病人全部死亡。邻近老巴斯克议会大楼的一处防空洞整体坍塌，50位躲避空袭的居民全部埋在下面。巴斯克民兵正在搬运清理着烧焦的残骸，眼里噙满了泪水。街边的床垫上躺着受伤或者已经死去的人，妇女和儿童在一旁抽泣，露出惊恐万状的表情。斯蒂尔在个人回忆录里有一句生动的形容，那表情“犹如面见了撒旦”。整个“撒旦之夜”，斯蒂尔穿梭在一片叫“格尔尼卡”的火场中。

　　次日凌晨，火势尚未得到有效控制，浓烟仍呛得令人窒息，一缕惨淡的阳光照进废墟。斯蒂尔挤在一辆救护车上赶回毕尔巴鄂，参加巴斯克自治政府主席何塞·安东尼奥·阿吉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下午，斯蒂尔将新闻稿发回伦敦。《泰晤士报》为自己的战地记者预留了版面和编校人员，稿件于4月28日见报。

　　斯蒂尔的报道，标题为《格尔尼卡的悲剧：被空袭摧毁的小镇》(以下简称《格尔尼卡的悲剧》)。这篇文章捅破了天，无论影响力还是传播力，都远超斯蒂尔在西班牙内战中所写的其他文章，也远超他在第二次意埃战争中所写的文章。因为秃鹰军团的轰炸，一位战地记者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里希特霍芬是斯蒂尔的贵人。因为斯蒂尔的报道，格尔尼卡寂寂无名的日子宣告终结，小镇走出了巴斯克地区，也走出了西班牙。

　　《格尔尼卡的悲剧》篇幅并不长，不到1300个单词，分三个小标题：教堂的警钟、死亡的节奏和巴斯克人的呼声。一如《泰晤士报》在版面上所提示的，报道来自目击者的陈述，是斯蒂尔在一个被空袭摧毁的小镇的所见所闻。在用打字机码下第一单词“格尔尼卡”时，他已能估摸出自己文章的重量，这是一份对世界的告知书：“就执行的方式和所造成的破坏而言，对格尔尼卡的轰炸在军事史上是无与伦比的。格尔尼卡并不是一个军事目标，在战线后方。轰炸中，镇东头的阿斯特拉兵工厂和离镇子很远的两个巴斯克民兵兵营都完好无损。轰炸的目标，似乎就是为了让平民的士气低落和巴斯克文化的摇篮毁灭。每一个事实都在支撑着上述判断，事情从头至尾都是如此。”

　　稍具常识的人，不难从斯蒂尔的文字里读出本次轰炸的性质，不是军事行动，是对平民的屠杀。定义再精确一些，是狩猎。狩猎过程，且看斯蒂尔的描述：“整个小镇7000名常住居民和3000名难民，被慢慢地、有系统地打成了碎片。袭击者使用的战术，可能会引起军事专业人员的浓厚兴趣。在方圆八公里范围内，他们的轰炸机先是向建筑物和掩体投掷重型炸弹和燃烧弹，把里面的人逼出来。接着，战斗机对逃出来的人们进行‘点名’。小镇周边所有的村庄都遭到了与小镇同样强度的轰炸，在通向格尔尼卡的穆吉卡，人们被机枪持续扫射了15分钟，旷野上横七竖八趴着被射杀的平民。由于巴斯克人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应付飞机，他们所能采取的唯一的防空措施，就是在神父的带领下跪地祈祷。在摇摇欲坠的防空洞内，不论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此时此刻都成天主忠实的信徒。”

　　其实，临时对天主念叨几句收效甚微，起码不会使施暴者心生怜悯。受伤的巴斯克人，亟须对外传递一些更现实也更权威的声音。作为记者，斯蒂尔深谙此理。在报道的最后一部分，他援引了巴斯克自治政府主席阿吉雷的声明。巴斯克人有权对自己遭遇的一切表达愤怒——

　　为叛军服务的德国空军轰炸了格尔尼卡，摧毁了这个被所有巴斯克人尊崇的历史城镇，他们试图伤害我们最敏感的爱国情感。我们几个世纪以来所捍卫的自由和民主，不容侵犯。在暴行面前，我们所有巴斯克人必须作出反应，以暴制暴。如果情况需要，我们的人民会以前所未有的顽强和英雄主义作答。如果我们鼓起勇气，以力量和决心迎战侵略者，我们就永远不可能被击败。对此，我坚信不疑。

　　好的新闻，是那种可以成为历史的新闻。毫无疑问，斯蒂尔的报道是一篇好新闻，他的文字已然成为历史定论。更难能可贵的是，斯蒂尔的报道颠覆了传播学的一般规律，这个令人沮丧的规律是“在真相穿上裤子之前，谎言已经跑了半个世界”。悲剧发生三天后，莫拉的国民军部队占领了小镇。一场具有佛朗哥特色的舆论造假随之进行，将军豢养的记者们搜肠刮肚炮制了平行世界的另一则消息：是火灾，由赤色分子纵火所致。殊不知，《格尔尼卡的悲剧》早就摆上了欧美各大城市的报摊。撒谎者因不明真相而自认为遥遥领先，世界却看清了谁光着屁股。呵呵，有人不但作弊还抄错了答案。

　　三、画出来的格尔尼卡

　　1937年4月29日，国民军占领格尔尼卡的同一天，法国《人道报》转载了斯蒂尔的《格尔尼卡的悲剧》。巴勃罗·毕加索看到了这篇报道——就在格尔尼卡等待一位艺术家将她所蒙受的苦难转化为一幅杰作的时候，他看到了报道。格尔尼卡的命运，从文字信息到视觉描绘，有了某种怪异的呼应。记者那句“夜晚，农舍在山间燃烧，像是一支支小蜡烛”，让画家彻底破了防，好有画面感的文字。文字营造的画面，为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的名言作了注脚。总统先生说过，政治是一门艺术，人民是它的调色板。

　　该画家用调色板干些什么了。事实上，在更早的时候画家就被布置了任务。1937年1月初，一个共和政府的文化代表团拜访了旅居巴黎的毕加索，团员包括毕加索的老朋友、巴塞罗那建筑师何塞·路易斯·塞特，共和政府美术总监、蒙太奇摄影师乔塞普·雷纳，共和政府外宣负责人胡安·拉雷亚等。代表团请求毕加索为巴黎世博会的西班牙馆创作一幅重量级作品，以表达佛朗哥叛乱对民主政体的威胁以及人民对国民军的厌恶。毕加索未置可否，他有些纠结。画家骨子里非常排斥命题作文，他过去的作品也很少涉足政治。

　　与此同时，西班牙内战中传来的消息却在不断摇晃着画家的创作原则。先是毕加索挂名馆长的普拉多美术馆遭炮击，戈雅的两幅最杰出作品——《1808年5月2日的起义》和《1808年5月3日的枪杀》在转运途中被损毁;接着毕加索的故乡马拉加被叛军占领，魂牵梦萦的童年街区被夷为平地;再往后，是更多的轰炸、燃烧、废墟和残骸……画室的门真能挡住战争的烽火吗?画家内心的拉锯逐步分出了胜负，他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佛朗哥所代表的政治势力不仅是自由的敌人，也是诗人的杀手、艺术的屠夫，他们是一切人类文明的强拆队。

　　秃鹰军团作为最先进也是最暴虐的强拆工具，会让人的内心瞬间被攥紧。很多年后，垂垂暮年的画家对一位相熟的记者谈及空袭给人造成的恐惧：“死亡随时会从天堂降临到这么多匆匆忙忙生活着的人身上。”里希特霍芬制空权理论想要达成的实战效果，毕加索替他说清楚了。对施暴者进一步的诘难，画家没有诉诸语言，他用画笔提问：你们怎么忍心对格尔尼卡下手?她可是一个不设防的、妙龄女子般的小地方!

　　毕加索动工的时间是1937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如此有仪式感的日子，可以用蒙太奇来呈现：一百多万人的游行队伍走在从巴黎广场到巴士底狱的路上，大街小巷被挤得水泄不通;头一年9月因拍摄《倒下的士兵》而声名鹊起的罗伯特·卡帕，正用他的相机在嘈杂的人群中搜索目标，他受《晚报》委托来拍摄劳动节的游行活动;卡帕镜头锁定的是一位戴着墨镜的大胡子老人，老人的肩头坐着一个三四岁的男孩，男孩头戴贝雷帽，学着周边的人握拳做出团结的手势。卡帕的这幅照片将于次日刊发在《晚报》的版面上，成为永恒。巴黎的报摊上却没有任何一份当天的报纸，这是法国历史上第一次报业停摆。围绕格尔尼卡大轰炸，共和派和国民军针锋相对展开的舆论战突然偃旗息鼓，真相和谎言都在劳动节闭上了嘴。

　　劳动节的奥古斯丁大街，毕加索斜刺着从游行队伍里穿行而过，还是标志性的海魂衫和背带裤。我们的男主人公走进了街对面排屋的7号，从旋转楼梯登上顶楼，是一间名叫“谷仓”的阁楼。阁楼门口贴着一张主人手书的纸条：访客止步。这间阁楼是毕加索新近使用的画室，即将孕育一幅旷世作品的子宫。此处说起来是有些来历的，1831年，巴尔扎克曾以奥古斯丁大街7号为背景创作了短篇小说《不为人知的杰作》。小说主角、落魄画师尼古拉·普桑像极了年轻时的毕加索。为此，毕加索还为再版的小说配过插图。阁楼在成为毕加索画室前，是巴黎世博会西班牙馆的储藏室。年初，共和政府文化代表团拜访毕加索后不久，共和政府外宣负责人胡安·拉雷亚将阁楼钥匙交给了画家。

　　根据拉雷亚本人的说法，他才是最早把格尔尼卡的消息捅给毕加索的人。4月27日，格尔尼卡遭轰炸次日，拉雷亚从朋友那儿听闻此事，他立刻打的赶到了花神咖啡馆。花神咖啡馆开在奥古斯丁大街7号的辅楼，是毕加索最爱消磨时间的地方。拉雷亚面见毕加索时的火急火燎，跟那位毕尔巴鄂税务官员闯进斯蒂尔吃饭餐厅的样子有一拼。更绝的是，两人的开场白也完全一致：“格尔尼卡完了!”画家让拉雷亚具体说说格尔尼卡的情况，拉雷亚打了个庸俗的比方：像一头公牛在瓷器店里狂奔。

　　上述说法未经核实，可有一点得到了毕加索本人的确认，是拉雷亚为他的作品拟定了标题：就画格尔尼卡，就叫《格尔尼卡》。

　　劳动节当日，毕加索用铅笔在一张蓝色速写纸上画出了《格尔尼卡》的第一幅草图。从5月1日至6月4日，他总共画了近60幅草图，有整体的、框架性的，也有局部的、分镜头式的。草图都标注了序号和日期，朵拉·马尔用照相机记录了毕加索创作的过程。在过去一两年里，画家的私生活比调色板还要丰富，比毛线团还要混乱。与《亚威农少女》同龄的左翼小可爱朵拉·马尔，则从乱作一团的毛线里脱颖而出，成为他创作《格尔尼卡》时的情妇。小可爱拍摄的一系列照片出了集子，叫《<格尔尼卡>演变的报告》。这让毕加索在阁楼画室里的劳作，有了真人秀的意味。比较有趣，阁楼画室门口贴着“访客止步”，不过《格尔尼卡》的创作过程却对世人公开。

　　编号的草图和马尔拍摄的照片，跟踪了《格尔尼卡》的每一个进展，从捏在手里的蓝色速写纸到挂在阁楼横梁下面长7.76米、高3.49米的画布。如果将所有草图排成一部幻灯片，人们会发现，最初几幅草图上的元素都能在最终的成品上找到影子，譬如痛苦嘶鸣的马和无动于衷的公牛，死去的婴儿和仰天嚎哭的母亲，倒下的战士和他断臂握着的匕首，以及从窗口探身而出的持灯女人。

　　毕加索像孩子一样审视并放任着自己笔下生灵的命运，带着几分天真和无辜。画面隐隐发出一声声叹息，需要用眼睛去聆听。画画的孩子又似在玩一场拼图游戏，将局部草图上的元素颠来倒去，添加、删减、修改和调适，安排进一种貌似凌乱实则严整统一的秩序。奠定画面秩序感的，是第一幅草图即确立的画面中央金字塔式的结构。金字塔的灵感，源于戈雅的《战争的蹂躏》和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格尔尼卡》里几乎每一个局部处理，都可以在或知名或无名的前世作品中找到原型。在历时五周的创作中，毕加索奢侈地调用了人类视觉的诸多精华。

　　6月初的某一天，毕加索带着他的画来到了世博会西班牙馆。他先在水泥地上摊开了画，接着放上了绷画布的框架，然后将画贴在了展厅的墙上。毕加索的老朋友何塞·路易斯·塞特回忆说，他的神情犹如一位脚夫到集市上卸下了自己运送的山货。《格尔尼卡》完工了，格尔尼卡开始了与世界的对话。

　　《格尔尼卡》，是艺术创作中象征手法运用的教科书。它诞生于西班牙内战，又超越了内战。在二战尚未全面爆发的时候，便预示了二战乃至一切战争的结局。在《格尔尼卡》的画面上，你看不到格尔尼卡一丝一毫具象的东西，却看到了一片苦难与死亡的海洋。单纯的黑、白、灰三色，将恐怖与悲伤的气氛拉满。画面上所有形象都显得夸张、扭曲和变形，顶端的那盏灯，与其说照亮了什么，不如说是昭示了人的兽性被激活所酿成的破坏力，这是永不可赦的罪与罚。毕加索借着自己的画笔，为全人类的命运唱了一曲哀歌，也为囚禁于命运的人类表达了一种诉求，那是对和平的呼唤。《格尔尼卡》是抗议地球上所有战争的永恒纪念碑。一段杜撰的对话，却颇为真实地反映了毕加索对格尔尼卡大轰炸的立场——

　　世博会期间，一位德国驻法武官到西班牙馆参观。他打量着《格尔尼卡》，问一旁的毕加索：“这是你的杰作?”毕加索答道：“不不不，这是你们的杰作。”

　　两件杰作都叫“格尔尼卡”，两件杰作的创造者从未妥协。终其一生，毕加索都没允许《格尔尼卡》在西班牙展出，因为他至死都没看到民主重归西班牙。好在，佛朗哥至死也没看到《格尔尼卡》重归西班牙，因为他的在场就意味着民主的缺席。解套的时间是1981年9月9日，《格尔尼卡》被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从墙上取下，踏上回乡之旅。此时，毕加索已经去世8年，佛朗哥已经去世6年，而距格尔尼卡的毁灭和《格尔尼卡》的诞生已经过去44年。

　　参考书目：

　　1、《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01：从战争到战争》，温斯顿·丘吉尔著，方唐译，青岛出版社2015年4月版

　　2、《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英]伯内特·博洛滕著，戴大洪译，新星出版社2019年9月版

　　3、《毕加索传》，[英]约翰·理查德森著，阳露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版

　　4、《毕加索与<格尔尼卡>》，程阳阳著，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6月版

　　5、《格尔尼卡：毕加索的愤怒与人类战争反思》，[英]詹姆斯·艾德礼著，吴亚敏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20年5月版

　　6、《地狱与良伴：西班牙内战及其造就的世界》，[美]理查德·罗兹著，李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