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很多牵涉到欧洲中古历史的影视剧和游戏当中，总会出现一个神秘的组织叫“行会”。在中国古代也有行业组织，不过和对西方历史产生非常深远影响的欧洲行业相比，中国古代的行会只不过是徒有其表罢了，这是后话。

　　言归正传，欧洲行会的存在让商人和手工业者能够一直在欧洲封建时期保有一定的权利，这也是后来资本主义能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到了19世纪，虽然一些已经完成资本主义转型的国家对这行会制度猛烈抨击，甚至用各种法律限制取缔行会，但行会的很多传统也还是留存了下来，别的不说，现在阴谋论者眼中最邪恶的组织共济会，其实它最早就是一个石匠们组织的行会。当然啦，关于行会的历史展开讲那就太复杂了，今天就简单讲讲它的来龙去脉。

　　说起来，这行会产生的逻辑并不复杂。商业终究还是需要人群之间的利益交换，这样的交换就不可避免有矛盾，需要有权威的组织去协调，比如同业之间的竞争啦，交易过程中的担保啦，商人和政府怎么打交道，等等等等。即使在一直重农抑商的古代中国，商业也从没有消失，那么刚才讲的这些需求就总得要一个解决方法。隋唐时期大城的市集上往往一条街都是同类商铺，故称为“行”，这也是现在“行业”这个词的来历。

　　宋朝时商业比之隋唐更加发达，各行各业也有了自己的组织，或称为行，或称为团，等等，比如《东京梦华录》当中记载的开封就有西花团，城北鱼行，炭桥药市等等繁荣一时的行会组织。这些行会内部有领导，维持会内秩序，并负责出面对外交涉，尤其是对待官府。当时官府向商人的摊派，无论是税赋还是徭役都很重，如果有行会出面，可以安排会员轮流负担并给予补偿，甚至可以向官府据理力争。宋神宗熙宁年间，开封府肉行行首提出“乞出免行役钱，更不以肉供诸处”，也就是希望肉行向官府缴纳现钱，而不是直接供应肉品。这一请求得到了官府的批准，也有效减轻了屠宰业的负担。

　　当然，中国古代的行会组织再发达，归根到底它也不是民间自发形成的自治组织，这些组织存在的根本目的其实是为了满足官府的需求，所以说，与其说这些是行会，不如说是官府方便予取予夺的私人金库。但在欧洲情况可就不一样了。

　　欧洲的行会早在罗马希腊时期就已经产生，在罗马统治下的高卢和西班牙，到处都是同行业的匠人自发形成的组织。到了中世纪，商人和市民阶层在欧洲异常活跃，已经成了独立于国王封建领主骑士和教会之外的一股力量。而商人和市民阶层行使自己权利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组织各种行会。

　　一开始商人和手工匠人的行会是分开的，商人行会能够决定本地市场价格，确保本地商人优先的利益，并且对本地商品的进出口拥有决定权，而手工匠人的行会对于产品的品质，以及学徒的各种规矩都会有严格的限制。一般来说，学徒是要跟着师傅认真学七年手艺。而学徒需要保证在学徒期内忠于师傅、承担家务、不得偷盗、不得泄密、不得随意结婚，等等等等。

　　总而言之，这时候的行会制度本质上是个等级分明严重排外的封闭性组织，对外拥有就业的绝对垄断，对内实行严格的监督管理。直到现在，早起行会最大的特点之一，“确保本地优先”，还能在很多欧洲商品，尤其是农产品中看得到。比如法国的葡萄酒，必须得是某某产地，用经过认证的办法酿造出来的酒才能被打上什么样的标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行会的发展给欧洲带来了几个重要的影响，首先就是工匠的学徒制。站在现今的眼光看，这学徒制有非常多不公平的地方，充满了师傅对徒弟的剥削，但在当时这样的学徒制积极的一面大于消极的一面。

　　对于整个行业来说，有各种带学徒的规矩，那么就能保证这行业的经验能传下来，没什么“失传的祖上绝学”。所以各行各业的发展能够越来越好，而不是一直啃着祖上老本慢慢消亡殆尽。而对于学徒工来说，这其中不少人出身贫寒，他们并不能通过别的办法获得社会上升通道，比如参军打仗或者上学读书等等等等，通过给师傅当学徒，他们至少能学会安身立命的本事，在这个基础上摆脱自己过去的贫苦阶层。

　　咱们知道的不少在课本上出现的大人物，小时候也都当过这样的学徒，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达芬奇，他原来就是个私生子，十五岁的时候去当学徒全面学习绘画和雕塑，虽然咱们小学课本上讲的他师傅让他一遍一遍画鸡蛋的故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但他在学徒期的确展示了自己在美术和相关领域的天赋，从此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再比如改进蒸汽机开启工业革命的詹姆斯·瓦特，他从小没受过什么像样的学校教育，自然不可能满腹经纶学富五车，在他十七岁的时候母亲去世，父亲造船作坊的事业也一落千丈，迫于无奈瓦特去伦敦的一家仪表修理作坊当了一年的学徒，虽然他后来想回格拉斯哥开自己的修理店时，当地的行会说他没满七年学徒期不准自立门户，但这一年的学徒生涯教会了瓦特很多，这也成了他日后重要发明的基础。

　　比学徒制度更重要的就是行会对欧洲社会的影响力。咱们刚才提到商业行会和工匠行会一开始是分开的，后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两者逐渐合二为一成为工商业行会。而在工商业集中的市镇，工商业行会逐渐发展成了自由市，它不听命于教皇和主教，也不听命于任何封建领主，甚至还有自己的武装卫队。

　　这自由市之间还能组成更大的同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汉萨商业同盟(详见：倒反天罡!为啥神罗皇帝任由汉萨同盟资本做大做强?| 循迹晓讲)。它在鼎盛期控制了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工商贸易，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欧洲北部的政局。这样工商业者对政治持续几百年的影响，就是通过庞大的行会来实现的。

　　欧洲这种发达的行会制度也能保证工商业者的权利得以实现，财富也不会被无端地剥夺，而这些正是资本主义能够诞生的先决条件。讲到这里，过去咱们历史课本上总是在说明朝末年江南有资本主义萌芽，仿佛只要工商业发达资本主义的诞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殊不知没有行会这样一个为工商业争权利的组织，工商业和市民阶级也不可能跟世俗宗教权力平起平坐，所谓的资本主义也就无从谈起了。

　　时间进入19世纪，随着机器大生产的普及，过去那些能工巧匠费时费力才能做好的东西可能只需要简单培训的工人就能批量生产，而市民阶级演变而来的中产阶级也早就获得了稳固的政治权力，此时行会制度和其衍生的学徒制度弊端慢慢显现，废除行会的呼声也逐渐高涨。比如《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就公开呼吁希望国王每年对行会重重的罚款，而《拿破仑法典》当中也明确提出禁止任何形式的行会联盟。当然，行会逐渐淡出历史舞台靠的不是法律，而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 图为英国19世纪末的“工艺美术运动”的产物 图由三喵先生拍摄提供

　　即使如此，行会的影响也还是持续至今，比如说这共济会最早就是个石匠的行会，因为这行会内部黑话特别多，就会让一些人认为他们有不可告人的阴谋。再比如说19世纪后期在英美兴起的“工艺美术”运动，其组织核心就是艺术家和工匠组织的相关行会。如今我们看到的许多充满艺术气息的室内设计，都可以追溯至此。而二十世纪以后技术突飞猛进，各个行业的标准都由行业协会制定，比如汽车的标准，手机接口的大小，等等等等。可以说中世纪的欧洲行会虽然淡出历史舞台，但它的后代对我们今天生活的影响力从未消失。

　　纵观中外的历史，行会的产生乃是一种自然的过程，有商人有工匠，就自然会有行会。而这行会在欧洲和古代中国不同的地位，这从一个侧面也展现了两个社会最终不同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