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欧洲中世纪，很多人马上会想到“黑暗”、“愚昧”、“落后”、“迷信”等形容词，在大多数的人印象中，那是一个充斥着暴力和宗教的年代，是一个被教会黑暗势力掌控的时代，相比东方灿烂辉煌的阿拉伯帝国和中华帝国，都堪称彻彻底底的“黑暗”。

　　不过，现代学者的研究，似乎发现欧洲中世纪并没有那么黑暗和不堪，那么，欧洲中世纪的真实模样究竟如何?能否对中世纪做一个公正的评价呢?

　　笔者试着从几个方面回答这个问题。

　　黑暗中世纪说法的来源

　　中世纪这个概念诞生于15世纪，当时正值文艺复兴的高峰期，而中世纪和黑暗挂钩则是拜启蒙时期的学者们所赐，以卢梭伏尔泰为首的“进步”人士对天主教和其相关的一切口诛笔伐，进而要在舆论上打到与其相关的一切。

　　“中世纪”无疑是个最好的靶子，中世纪几乎完全处于教会和皇帝的控制之下，此二者都是天主教徒或者自称是天主教的忠实维护者，几乎所有欧洲人(匈牙利波兰以西)都是天主教徒。

　　据此，启蒙学者们指出，中世纪欧洲处在教会和封建主的双重奴役之下，宗教禁锢人的理性，封建压迫人的肉体，所有人都活在繁重的枷锁和桎梏之下，毫无希望，宛如行尸走肉，是名副其实的黑暗年代。巴黎公社时期的法国左翼运动也破坏了大量标志“中世纪压迫象征”的天主教教堂和修道院，屠杀了许多宗教界人士。

　　紧接着，这些观念影响到了马大爷和他的唯物史观，也就是著名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框架下，欧洲中世纪是封建社会的典型代表，而遭到口诛笔伐，苏俄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唯物史观的宣传，这是他们能够反制沙皇帝制和东正教传统的重要舆论阵地。

　　于是，在苏俄历史教科书中，中世纪的形象不可逆转的发黑发臭，且影响到了中国对中世纪的看法，如今，我们关于欧洲中世纪的印象，正是来源于这种观念。

　　战争造成的短暂黑暗

　　广义上的中世纪是从5世纪西罗马灭亡到15世纪文艺复兴，事实上，真正算的上“黑暗”的时期并没有这么长。

　　只是在5世纪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原罗马帝国西部的经贸网络和城市被纷涌而入的蛮族入侵所摧毁，占领意大利、西班牙、高卢的日耳曼蛮子刚刚摆脱部落体制和原始的生存方式(渔猎放牧等)，对希腊罗马文明世界所赖以生存的方式知之甚少，在短暂的时间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西欧城市的衰败和文化的倒退。

　　公道的说，这些蛮族在入侵前，已和罗马帝国有过长期接触，东西哥特人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建立的王国并没有改变其固有的罗马痕迹，法兰克人对高卢的入侵也未造成当地的文化断层：这从法国人是法兰克人和拉丁化的高卢人共同的后代，法语仍属罗曼语族的一员就可见一斑。

　　最迟到6世纪(西罗马覆灭后1世纪)，法兰克墨洛温王朝基本恢复了原帝国西部的秩序，克洛维一世皈依了天主教，并积极和东罗马联络，获阿塔纳修斯一世赐予执政官职位(彼时基督教大公教会尚未分裂)，可见，这些所谓的“蛮族”并不想破坏罗马文明，而是想使自己也成为这伟大文明的一员。

　　其次，任何地区的大规模战争都会造成文明的衰退。同时期中国差不多处于南北朝时期，也面临着和罗马帝国一样的问题：边境上蠢蠢欲动的蛮族纷纷涌入文明地区，中原等核心地区战乱频仍，老百姓生活悲惨，朝不保夕，甚至出现了供人猎食的军民，如此惨况，如何不算“黑暗”?相比中世纪欧洲，说更黑暗毫不为过。

　　南北朝时期，中国遗失了大量先秦两汉时期的珍贵传统，包括很多礼仪、注疏、以及宫廷音乐。以至于隋唐时期需要大量借鉴西域音乐和乐器来重建整个礼乐体系。

　　残酷的战争，无论在何处都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黑暗”，这点不足为奇，这一点，看看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战争的残酷就足以明白了。

　　欧洲商业城市的复苏和崛起

　　6世纪开始，法兰克王国保护下的西欧逐步恢复了生机，城市的人口在增加，商业也逐渐回到了熟悉的轨道。

　　墨洛温王朝时期的货币制度仍然严格遵循着罗马-拜占庭传统。法兰克铸币厂铸造的金币正面是皇帝的胸像，反面是皇帝胜利的标记(invictus，这一标记源自异教神祇密特拉，原作不可战胜的太阳神密特拉)，这表明地中海的基督教世界仍存在着紧密的商业联系。

　　西欧主要港口仍发挥着和原来一样的重要作用。马赛港是一个充满朝气的商业中心，在那里，你能买到来自埃及的的纸草、香料、来自遥远东方的华丽丝绸和纺织品、来自希腊的葡萄酒和橄榄油，大量的犹太、叙利亚商人定居于马赛。

　　马赛的货物通过福斯、阿尔、土伦、索格、瓦朗斯、维也纳以及阿维尼翁输入西欧腹地，当时索恩河、罗纳河上的货物运输也非常繁忙，这无疑体现了法兰克王朝时期西欧商业体系的完整性并不亚于罗马时代。

　　9世纪开始，由于穆斯林的极度扩张，占领了整个中东、北非和西班牙，一度彻底断绝了西欧城市和地中海东部(原属拜占庭帝国管辖)的商业往来，兼之北欧海盗的不断袭击，在这一期间，西欧城市的崛起势头遭到了沉重打击。

　　商业的萎靡导致商业城市的荒废，此时，天主教的主教城市发挥了自己的作用，civitas(城市)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意为主教管区或主教管辖城市。

　　尽管面临着许多困难，但西欧商业城市并没有停下成长的脚步。随着北欧人的皈依(基督教)，以及阿拉伯帝国的解体，西欧南北端都掀起了一股商业热潮.

　　南部是以威尼斯为首的意大利商业城市的兴旺，北部则是以佛兰德尔为首的波罗的海-北海贸易联盟的崛起。在南部，十字军东征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得到大量私人援助的圣殿骑士团积累了无数财富，做起了跨国银行业务。

　　十字军的武力+意大利人的商业头脑，令威尼斯人、热那亚人、比萨人能够深入红海、大马士革、黑海、甚至巴格达展开贸易，当时的意大利商业城邦发展迅速，商业的需要催生了许多新制度的诞生：第一份海运保险(和现代保险几乎一致)，复式记账法(佛罗伦萨式、威尼斯式以及热那亚式)的发明，等等，既体现了西欧商业的发达，也促进了西欧商业的进一步繁荣。

　　在北方，以佛兰德尔为中心，英格兰和西欧北部的羊毛-纺织品贸易进行的如火如荼，斯堪的纳维亚人也放下了“屠刀”，转行做起了商人。很快，德意志人为主的汉莎同盟兴起于波罗的海之间。

　　仅仅经过1-2个世纪的发展，商业即已渗透入西欧的每个角落，各种交通便利之地入海边、河流交汇处，道路交汇处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了许多新兴的商业城市，平均每20公里就能见到一处这样的商业聚落-城市。威悉河、易北河、莱茵河、罗纳河、塞纳河、维斯杜拉河、埃斯克河因为贸易而连成一片，阿尔卑斯山也无法阻挡商人逐利的脚步，连通整个西欧的贸易网络形成了：

　　英格兰牧民可以将羊毛出售给布鲁日和佛兰德尔的商人(他们会去伦敦的集市收购)，再由后者加工转卖，查理曼大帝就曾送给阿拔斯哈里发一个弗里斯兰羊毛斗篷，他说“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礼物了”。威尼斯人垄断了和东方萨拉森人的贸易，但进口货物通往阿尔卑斯西北的道路则掌握在伦巴第商人手中，他们开辟了数条商道来满足贸易需求。

　　法兰克人对王权的限制

　　早在法兰克王国时期，西欧人就已经开始限制王权，国王在西方的权力从来不像中国皇帝那么大，能够为所欲为。

　　国王和其封臣间的权力义务都通过法律条理规定。对于事先约定的土地、权力赠与，国王也不能不通过程序即行收回，国王也不能滥用权力，随意抢夺属下财产，剥夺臣子性命。

　　以王国中的教会条例而论：法兰克国王在任命自己国土上的主教时，需要尊重前一任主教的遗愿及所在地市民的认可。在主教涉嫌犯罪后，国王也不能单方面剥夺其主教职位，也不能自行判罚其罪。而是需要召集全体主教召开主教大会，并允许被告在大会上会自行辩护，最后由主教大会做出其是否犯罪，是否需要处罚的决定。

　　国王也有专门研究法律的法学顾问，以确保其行动能合乎国家法律的程序。

　　天主教学术和现代大学的诞生

　　天主教会和其神学向来被指责为“愚弄”百姓，钳制思想。

　　但事实上，天主教保留了许多希腊-罗马学术传统，其高级学者无不是精通希腊-罗马哲学的饱学硕儒。神学并非东方语境下的玄学，而是用哲学解释圣经的一种学问。神学院的培训异常严格，合格的毕业生需要学习并掌握古典哲学、逻辑学(中世纪的逻辑发展迅速，特别是对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进一步发展和阐述，意义尤其重大)、修辞学等，且必须能够熟练运用拉丁语。

　　天主教的主要教义(如三位一体等)，也正是在这些发达头脑不停的论证之下形成的(早期教父无一不通希腊哲学)。正因为如此，西方神学即天主教神学(主要为经院哲学)是建立在一种高度理性的基础之上的，13世纪，经院哲学阿奎那和其巨作《神学大全》更是达到了理性的高峰，他试图化解“理性和宗教之间的矛盾，并力证其中完全和谐”。

　　当然，教会当局始终牢牢把控着《圣经》的解释权，这是因为在教会看来，未经过高等教育培训的普通人没有能力理解圣经，若放任他们自行其是，则会造成教义的混乱和迷信的产生(西方语境下的迷信主要指的是一些低级宗教信仰，比如萨满教，民间巫术等，即未经过理性提炼)，这在现在看来无疑是控制思想，但在当时看来却无可厚非，对比中国的独尊儒术和八股文，并无过分之处。

　　此外，教会继承了罗马法的传统，罗马-教会法无疑也是古代唯一的具备高度理性的法律。教会的条例、律令以及法律，也体现出了高度的程序化特征。

　　11世纪，在教会学校的学术背景(好学)，和繁荣的商业共同催化下(实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诞生了第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最早是由一群哲学家、逻辑学家、修辞学家聚在一起评注罗马法，进而形成了大学，最初主要教授法学。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甚至颁布法令：宣布博洛尼亚大学是独立的研究机构，无需受任何权力左右。(在东方，无论是当时的穆斯林世界还是中国，这种学术自由都是无法想象的，甚至根本没有这种概念，这是典型无父无君的禽兽行径，若如此行为的中世纪欧洲被定性为黑暗，其他的又该如何评价？)

　　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适用范围

　　马大爷笔下的社会发展阶段，只适用于他所在和熟悉的欧洲，只有西欧社会才真正做到了快速的在这些社会中不断发展。他对东方国家的评价是：迟缓且没有任何进步的老大帝国。因此，若以这个理论去比较同期的东西方，得出的结果必然不会是正确的。

　　略举一例：西周灭亡后，秦汉直到清朝，中国仍保留有大量的奴隶(难道西周灭亡了，之前的奴隶就全部原地解放了?生产关系马上从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了?这在基本的事实逻辑上就是说不通的)。阿拉伯穆斯林世界里，贩卖和使用奴隶更是冠绝全地，从哈里发的宫廷到苏丹的军队，几乎全是奴隶。现代北非那许多信仰伊斯兰的黑人，基本都是阿拉伯人当年的奴役买卖对象。

　　无论从哪个标准来说，奴隶制不仅未在东方真正根绝(同期根据基督教教义，奴隶制度基本在西欧根绝，但也有残余)，且一直发展“兴旺”，若不是西方殖民者介入强行废除，当会一直“繁荣”至今(如今以沙特王爷为代表的阿拉伯土豪仍有在黑市上买卖奴隶的“好”习惯)。

　　中国古代自秦到清的模式，如今更多的被称为“大一统帝制(秦制国家)”，甚至有些学者(日本学者)称之为“国家奴隶主义”(大量无偿的劳役徭役，随意征收的税收等，大多数人只是“国家”的奴隶)。和西方的社会发展阶段大相径庭。

　　小结

　　中世纪欧洲确曾经历过一段黑暗的时光，但主要是拜战争所导致的社会巨变所赐。战争会破坏原有的秩序，对商业文明的破坏力尤其大。这也是每个文明都经历过的“黑暗”时代，中国历史上，战乱一样会导致“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这种情况不可能不导致文明的衰退。

　　很快，欧洲从混乱中走出，日耳曼的自由传统(日耳曼人最爱自由)，和罗马-教会法的程序理性，让王权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大宪章绝不是英国人一拍脑袋的结果，而是长期熏陶的结果);

　　商业的兴盛，打破了封建制度下静止的土地-农民生产关系，形成了一支具有独立政治力量的商人阶级，并和原来的城市公民阶级一起，共同夯实了西欧的公民意识和契约精神，打牢了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制度基础;

　　教会中始终不断的学术传统，以及对逻辑、修辞、哲学不间断的兴趣，最终形成了现代学术的开端，并一直延续至今。

　　当然，西欧在发展过程中，也有过许多问题，如黑死病的爆发和传播、封建割据对商业的阻碍、卫生医疗习惯的落后等，但在当时的整个环境中，并不显得特别“黑暗”。

　　总体而言，启蒙学者口中“黑暗”的中世纪主要是欧洲历史纵向比较，而不是和其他文明进行横向比较的结果：和无比辉煌的古希腊-罗马、群星璀璨的文艺复兴相比，中世纪无疑显得有点黯淡，这种黯淡被他们鄙视为“黑暗”，又因为宗教等原因而无限夸大，乃至彻底否定其正面作用。

　　但若进行横向同时间比较，那基本都是“中世纪”一般黑暗。

　　只需要基本的逻辑就可以知道：文艺复兴之花绝不可能在贫瘠的土地上诞生，而中世纪的西欧，则毫无疑问是最肥沃、养料最充足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