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俄罗斯联邦远东地区的最大城市海参崴，为了筹备2012年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俄罗斯展开了道路铺设工程。

在此过程中，工人们在施工中偶然发现了一个万人坑，并从中挖掘出200多具尸骨。

经进一步探查，他们在获得许可的挖掘区域中又发现了495具带有弹孔的头骨，其中大多数属于年龄在25至35岁之间的男性。

据 俄罗斯媒体报道，这些不幸遇难者很可能是当年“清洗百万街区”事件中的中国公民受害者。

1936年4月17日，苏联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清理中国人在海参崴聚居的“百万街”。

这个行动的背后是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政策的影响。

当时，苏联正处于斯大林时期，对外面临着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力与威胁。

在国内，为了巩固政权和维护国家安全，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清除被认为可能对社会主义制度构成潜在危险的群体。

1937年6月23日，苏联发布00447号命令，对边疆地区的“不可靠分子”进行大规模迁移和驱逐。

这一举措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紧张局势，导致许多无辜的华人居民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

他们不仅失去了财产和生计来源，还遭受了身心上的极大创伤。

1937年12月22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委员叶若夫下达绝密命令：“所有中国人，不论其所属国籍，凡有挑衅行为或恐怖意图者，立即予以逮捕。

”命令要求将中国居民赶出街区，没收属于中国公民的所有财产。

这一决定引发了大规模的逮捕行动。

从1937年12月底至1938年3月底，苏联针对远东地区的华人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逮捕。

此外，还有数次小规模的抓捕行动。

由于在滨海州的中国人人数最多，所以那里的逮捕规模最大。

而海参崴就是滨海州的首府。

在这次大规模的逮捕行动中，共有5816名中国居民被认为有罪并被判处死刑。

然而，实际执行死刑的人数为3123人。

这些数字令人触目惊心，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混乱和无序状态。

负责抓捕行动的远东边疆区内务管理局局长柳什科夫在1938年6月13日经满洲叛逃到日本。

他揭露，当时在整个远东地区有11000余名中国人被逮捕，另有8000余名中国人被驱逐。

华人被迫迁徙后，海参崴的百万街变成了一座无人问津的荒城，商店的招牌被拆除，仿佛华人从未在此生活过。

1989年11月14日，苏联发表了《关于承认对各民族进行强制迁移的迫害行为为非法和犯罪并保障这些民族权利》的声明，明确指出：“对任何民族进行强制迁移是极其严重的罪行”。

当时的中国东北一直流传着一首歌谣：

过了海参崴，

便把话来改，

大的巴利稍，

小的卜勒甩。

“巴利稍”是俄语“大”的音译，而“卜勒甩”则是俄语“小”的音译。

这些词语在汉语中可能显得陌生，但在俄罗斯文化中却非常常见。

它们代表着大小、长短等概念，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当这些词汇被用在特定的语境中时，它们的含义就变得丰富起来。

比如，“巴利稍”可以表示一个物体或者人的大小程度，而“卜勒甩”则可以用来描述某种事物的微小之处。

这些词汇在不同的场合下有着不同的含义和应用方式，体现了语言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过了海参崴，就要说俄语了。

这句话表达了一种地域文化的差异和交流的重要性。

它告诉我们，在不同的地区和文化背景下，人们使用的词汇和表达方式也会有所不同。

因此，了解并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暗示着海参崴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海参崴自古以来便是中国不可割舍的领土，其地位在清朝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9月7日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得以明确确认。

这一条约首次在国际法的框架下使用了“中国”一词，将海参崴划归中国版图，体现了中俄之间对边界问题的正式界定。可以说，这是一切中俄领土关系的基础，一切脱离甚至颠覆这一条约的行为，都是非法的。

然而，历史的风云变幻，到了咸丰八年（1858年）4月16日，随着《瑷珲条约》的签订，清政府不得不割让黑龙江以北约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同时，包括海参崴在内的乌苏里江以东近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被置于中俄共管之下。

《瑷珲条约》的后续确认则在两年后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中完成。然而这个条约，从头到尾，都是非法的。任何对这种非法条约的承认，也不具备永远的法律效力，因为没有人有资格代表子孙放弃祖宗的遗产！

俄国随后将海参崴更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征服东方”，以此彰显其向东扩张的野心。然而，每一个有良知，有历史记忆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东北人，永远只会把用那片土地本来的名字称呼她“海参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