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将统一女真各部之际，万历四十三年（1615）中秋节前后，57岁的努尔哈赤突然作出了一个骇人的决定：处死最心爱的嫡长子褚英！

消息一出，女真各部大为震惊。

褚英曾是努尔哈赤指定的接班人。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征战中，褚英一直坚定不移地追随父亲，在多场重大战役中作出过极大的贡献，也是女真各部公认的“巴图鲁”（英雄）。

从“明日之星”到“废太子”，褚英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何会被生父置于死地？

数百年来，这个历史疑案一直困扰着读史之人。

努尔哈赤一生共娶了16个妻子，生了16个儿子。其中，多名妻子都是他成名后为了与各部族政治联姻而迎娶的，唯独第一任妻子詹泰，是努尔哈赤落魄时迎娶的“糟糠之妻”。

褚英，就是努尔哈赤与詹泰所生的第一子。

褚英出生时，他的祖父塔克世、曾祖觉昌安尚在世。作为世袭的建州左卫女真首领，他们一直注意与明朝保持相对和平的关系。但，伴随着建州右卫女真首领王杲公然叛明，觉昌安、塔克世父子也成了明朝官方认定的逆贼。在一次军事行动中，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纵兵屠戮古勒城，两人也被一同误杀。背负国仇家恨，努尔哈赤这才走上了起兵反明的道路。

努尔哈赤起兵时，褚英只有4岁。小小年纪的他，因母亲早逝，只能跟在父亲身后躲避刀光剑影。当时的女真人还不似后来的满人那般开化，他们没有文字传承，历史也仅靠家族内部的口耳相传。所以，适龄儿童褚英没有接受过一天的正规教育。

不过，女真人到底是马背上的民族。跟随父亲格杀征战多年，在尸山血海中成长起来的褚英练就了一身胆气与武艺。据《清太祖实录》记载，褚英17岁第一次带兵出征，就凭借手中一千骑兵夺下了瓦尔喀部安楚拉库路的二十多座营寨，并沿路降服所属全部村庄部民。褚英的武功和战绩，对于事业正处上升期的努尔哈赤而言，实在是老天最大的恩典。

首战归来，褚英就被努尔哈赤当众赐号“洪巴图鲁”（意译精力旺盛的英雄），并晋封为贝勒。

女真是个崇尚英雄的部族，得赐“巴图鲁”称号，在清开国前期，是一种十分庄重且崇高的殊遇。放眼整个女真部落，除了褚英，当时有此英雄称号者，不过努尔哈赤胞弟舒尔哈齐（达尔汉巴图鲁）、“开国五大臣”之一安费扬古（硕翁科罗巴图鲁）等少数几人而已。可见，褚英在努尔哈赤心目当中的地位有多么重要。

随着努尔哈赤所占地盘不断扩大，在战场上屡立新功的褚英，地位亦不断提升。万历三十五年（1607），27岁的褚英出征海西，在乌碣岩战役中勇谋出众，挫败乌拉部。凭此军功，获封“阿尔哈图土门”尊号。“阿尔哈图土门”意为“广略”，即足智多谋，故后人也称褚英为“广略贝勒”。

由于此战主帅舒尔哈齐消极避战，战后，表现出色的褚英得以在叔叔被解除兵权后，继承其所有的诸申、土地，成为后金创立前建州女真内部又一实权人物。那时，除了尚未开化的野人女真及乌拉部外，其余各部基本已经拜伏在努尔哈赤的强权之下。

女真各部统一在即，努尔哈赤的事业蒸蒸日上，面对日渐繁重的政务，他自然需要从子侄辈中挑选合适的助手兼接班人。于是，褚英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及嫡长子的身份，得到父亲的特别青睐，被授命执掌国政。这一年，褚英才29岁。

按理说，接班人是努尔哈赤自己选定的，他应该对褚英十分满意且放心。但，事实并非如此。

据《重译满文老档》记载，努尔哈赤素知“长子自幼心胸褊狭，并无治国宽大之心怀”，尽管如此，他还是想效仿中原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他认为，抛弃长兄，使弟越兄代理国政，不利于兄弟团结。褚英虽然性格不好，但胜在人够勇猛，敢闯敢拼，也许在政务上磨砺一下，便能改掉身上那股子心胸狭隘、桀骜不驯的脾气。

另外，努尔哈赤也考虑到，除了詹泰外，他的其他妻子娘家基本都来自女真以及结盟的蒙古酋长家庭。这些势力本身就像一把双刃剑，关系好的时候可以助自己一臂之力，关系不好则会进行反噬，倘若从中选立太子，风险并不好把控。

一番权衡之后，努尔哈赤或许只能信任褚英。然而，褚英的确是出色的军事人才，却实在没有做政治家的细胞。为使女真各部的行政更加通达，努尔哈赤除让褚英协掌国政外，还封了自己的三个爱子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以及侄子阿敏（舒尔哈齐之子）为四大贝勒，既是统军征战的四大元帅，也是努尔哈赤的四大辅佐。

而褚英自从被任命为执政后，就时不时以“嗣子”自居，根本不给四大贝勒以及努尔哈赤最信任的五大臣面子。只要弟弟们或大臣们稍有不顺其意，他就采取恐吓、威胁的手段逼对方就范，并经常离间兄弟、大臣与努尔哈赤的关系，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重译满文老档》记载，有一次，褚英突然觉得自己平日里对四大贝勒态度不好，担心他们有一天忍无可忍跑到努尔哈赤那里告状，于是他利用自己“嗣子”的身份，将弟弟们通通叫到自己身边。时值隆冬，褚英要弟弟们顶着风雪指天发誓，坚决不向父亲告状。为了让弟弟们乖乖听话，褚英还威胁说：“汗父曾赐予尔等佳帛良马，汗父若死，则不赐赉尔等财帛马匹矣。”又曰：“我一旦即位，就把和我作对的大臣、兄弟统统杀掉。”

对此，四大贝勒和五大臣愤怒不已，他们担心公开表达对褚英的不满容易引起努尔哈赤的猜疑，遂私下密商，罗列褚英为人臣子的罪状，联合向努尔哈赤告状。

起初，努尔哈赤并不相信四大贝勒和五大臣的状词。努尔哈赤清楚褚英的毛病，也想给儿子一个自我辩解与反省的机会，便召褚英到议事堂与众兄弟、大臣当面对质。

然而，当努尔哈赤把指控褚英的罪证拿给他看时，褚英却表现得异常冷静。他全盘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并认为这些行为乃是一名“嗣子”理所应当要做的。褚英的态度显然深深地伤了努尔哈赤的心。

作为一名父亲，努尔哈赤还是劝诫儿子要慎重对待自己的所思所言：“你如果不说明，就是你的过错。父我不能打仗，不能断理国事，不能执政，年纪老了，也不把国家大政移交给你！如果使在我身边长大的儿子们执政，国人听到会说：‘不要汗参与，诸子统辖国人，执掌大政。’考虑到国人的听闻，才让你执政！执政的国主汗、贝勒要宽宏大量，公平地抚养国人。如果使同父的四弟，父任用的五大臣如此不睦，并使之困苦，怎么能让你执政呢？”

言尽于此，史书上竟没有记载褚英遭到训诫后的当场反应。但，从努尔哈赤之后让褚英将“专主的国人、牧群、财货等，和你弟弟们合在一起再平分”的命令来看，褚英被废前，依旧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失当。

倒是努尔哈赤，一直都对褚英抱以宽容。他没有立即将扬言要杀兄屠弟的褚英关起来，而是选择冷处理的方式，先将他搁置一边，令其闭门思过，以观后效。

然而，骤然遭受冷落的褚英，不免误会了老父亲的用心。

闲置褚英时，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与乌拉部之间的战役正打得热火朝天。为免战事拖延，努尔哈赤遂令褚英的同母弟、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代掌褚英兵权，随父出征，另留“四贝勒”皇太极在后方看家，完全不让长子褚英参加建州女真的任何军政要务。这样的安排让褚英难以接受。

于是，努尔哈赤出征在外，褚英就召集诸多僚友前来共商如何阻碍父亲获胜。

褚英带头对天起誓，写下了各种恶毒的咒语，一心求神灵庇佑其谋取父亲、兄弟及随征的五大臣性命，以扫平自己代掌部落国政的一切障碍。看到褚英的言行如此疯狂，他的随从们不禁担心，事情一旦败露，后果不堪设想。待努尔哈赤凯旋后，褚英的几名随从便向努尔哈赤告发了主子的不肖行为。

这回，努尔哈赤是真的怒了。

不管褚英之前与四大贝勒、五大臣之间到底有多少深仇大恨，但祭天施咒的行径，已经赤裸裸地表明了此逆子篡夺汗位的野心。于是，据《重译满文老档》记载，努尔哈赤以“褚英意不自得，焚表告天自诉”，判其诅咒君上之罪，发配高墙幽禁。直到两年多以后，努尔哈赤通过多番观察，觉得褚英仍丝毫不悔前过，深感“若是怜惜一个儿子，将会危及大国、众子及大臣们”，这才决定对嫡长子痛下杀手。

而同样是褚英之死，《清史稿》则用了完全不同的笔法记载此事：“（乙卯）秋闰八月，帝（努尔哈赤）长子褚英卒。先是太祖将授政于褚英，褚英暴伉，众心不附，遂止。褚英怨望，焚表告天，为人所告，自缢死。”

自缢，也就是说褚英是自杀而亡，无关努尔哈赤的命令。

事实上，不仅是褚英死亡的方式有疑问，就连褚英的死因也存疑。

褚英死后，明末学者黄道周在其所著的《建夷考》中称，褚英之死与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之死有关。

舒尔哈齐是一直跟随在努尔哈赤身侧的建州女真军事集团“二号首脑”。在血与火的创业岁月中，舒尔哈齐不仅成为哥哥身边最得力的助手，也成了努尔哈赤势力壮大之后最强的竞争对手。在权力欲望的刺激下，舒尔哈齐开始“拉山头”，并依靠辽东总兵李成梁的支持，分化努尔哈赤的权力。但经过几番较量，舒尔哈齐还是败给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没有手下留情，将弟弟囚禁至死。

黄道周称，在舒尔哈齐与努尔哈赤斗得两败俱伤之时，褚英曾十分同情叔叔。他与舒尔哈齐一样，是个忠于明朝、有伦理纲常思想、懂得手足亲情弥足珍贵的女真人。他劝努尔哈赤放过舒尔哈齐，并试图帮助舒尔哈齐逃脱努尔哈赤的魔掌。然而，努尔哈赤的眼线遍布部落，舒尔哈齐惨死后，褚英受到牵连，最终亦为其父所杀。

问题是，黄道周的说法是否可信？

恐怕这里边道听途说或主观臆想的成分比较大。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黄道周是死硬的抗清义士。明末，李自成的农民军与关外的满洲八旗几乎同时威胁明朝统治。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大学士杨嗣昌曾提议与关外八旗和谈，为平定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争取时间。结果，此议刚摆到朝堂上，黄道周就大骂杨嗣昌没有骨气。这从侧面反映出黄道周对满清方面一直持有不共戴天的态度。而褚英、舒尔哈齐之流虽然是努尔哈赤的至亲，但他们都因反对努尔哈赤而死，对于不了解内情的黄道周而言，他完全可以臆断这正是因为褚英与舒尔哈齐“崇明”，与努尔哈赤产生思想冲突，才遭后者不顾亲情赶尽杀绝。

凑巧的是，在萨尔浒之战中，朝鲜南人学者李民寏随军被后金俘虏。被俘期间，他将押解途中的所见所闻，包括八旗军事训练、战略、战术，以及努尔哈赤君臣言行、性格、品德等统统记录下来，形成了一本《栅中日录》。在该书中，李民寏首次向世人公开努尔哈赤的言行举止：“奴酋为人猜厉威暴，虽其妻子及素亲爱者，少有所忤，即加杀害，是以人莫不畏惧。”可以看出，在李民寏笔下，努尔哈赤就是个顶着汗王身份的冷血屠夫。

李民寏被俘，正是缘于朝鲜王朝出兵支持明朝收拾后金，从立场上而言，黄道周显然相信李民寏所记录的一切。可正如李民寏自己所言，努尔哈赤若是个完全没有情感的屠夫，身为俘虏的他，又怎能保住性命逃出生天呢？

另一方面，黄道周将褚英、舒尔哈齐塑造成“身在金营心在明”的形象，也是现实的需要——这有助于丑化努尔哈赤，激起更多人保家卫国的意识。

所以，黄道周关于褚英之死的记载，乃是基于立场与现实需要的历史书写，而无关历史真实。

那么，褚英究竟为何而死？这或许与“五大臣”的地位快速下滑有着密切的关系。

清史学者刘小萌在《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一书中指出，建州起兵之初，以扈尔汉、费英东、安费扬古、额亦都、何和礼为首的五大臣就结成了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利益共同体——“古出”集团。古出是满语gucu的音译，意为朋友。古出与首领一般不存在前者隶属于后者的奴主关系，而是雇佣关系。

《清史稿》记载：“国初置五大臣以理政听讼，有征伐则帅师以出，盖实兼将帅之重焉。额亦都归太祖最早，巍然元从，战阀亦最多。费英东尤以忠谠著，历朝褒许，称佐命第一。何和礼、安费扬古、扈尔汉后先奔走，共成筚路蓝缕之烈，积三十年，辅成大业，功施烂然。”可见，努尔哈赤的立业称汗，离不开五大臣的艰苦奋斗。而这种奋斗的基础，正是奠定于长期稳定且平等的合作关系之上。

扈尔汉、费英东等古出投靠努尔哈赤时，曾有言在先：“念吾等先众来归，毋视为诸申，望待之如骨肉手足。”因此，努尔哈赤为了让他们更有归属感，除了每回征战获胜后给予他们诸申、土地、牲口等优厚赏赐外，还大力促成彼此之间的姻亲、收养关系。五大臣中，何和礼娶努尔哈赤女东果格格，人称栋鄂额驸；扈尔汉被努尔哈赤收作养子，人称达尔罕虾；费英东则娶了皇长子褚英之女爱新觉罗氏，成了努尔哈赤的孙女婿。这样，五大臣在建功立业的道路上，就不可避免地使自身利益与努尔哈赤的兴衰牢牢捆绑在一起。随着努尔哈赤政治势力的不断扩大，古出名义上是努尔哈赤的朋友，实际上却成了努尔哈赤名下的诸申（女真内部阶层，在贝勒之下、奴仆之上）。

努尔哈赤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在无情地削弱、降低五大臣集团势力的同时，提拔一群自家的亲族、子侄进入权力中心，使汗权的影响得到扩大与延续，这便造成了五大臣与汗王子侄之间最原始的利益冲突。

很不幸，被努尔哈赤寄予厚望的褚英就是这种利益冲突的“牺牲品”。

褚英初出茅庐就被赐号“洪巴图鲁”，五大臣对此难免震惊尤甚。之后，万历三十五年（1607）三月，褚英随费英东、扈尔汉等率兵三千征斐优城，其带兵数量超过全军的一半，似乎也从侧面印证五大臣势力的逐步削减。

作为与努尔哈赤年纪相仿的五大臣，费英东、扈尔汉等人陷入了年纪越大、越被边缘化的困境。而脾气暴躁的褚英执政后，四处扬言要杀了四贝勒、五大臣以巩固自己的权位，这使得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五大臣以求生存的姿态——“若因畏惧执政之主而不告，吾等生存之本意何在矣”——加入了与四大贝勒密谋废黜褚英的行动之中。

不过，五大臣与四大贝勒联手欲置褚英于死地，只是问题的导火索。真正决定褚英生死的人，只能是努尔哈赤。

已故历史学家周远廉指出，北方民族曾长期保留“二元政长制”的传统，这种制度要求在一个部落或部盟里，需要同时存在两个地位、权力基本相等的首领。他们别分两地、各辖属民、各聚兵士，各自为政，以保证在部落或部盟发生重大变故时，其中幸存的部民能择良地东山再起，从而延续部族的生命力与文化。自努尔哈赤起兵伊始，这种古老的传统就被原样保留在建州女真的行政建制中。

在两兄弟的关系尚未恶化的岁月里，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同为公开的建州左卫指挥使。在《满文老档》和《明实录》中，也不乏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同称贝勒、都督的记载。而在服饰、用具上，公开的历史资料亦显示“小酋（舒尔哈齐）穿银环服色，与兄（努尔哈赤）一样矣”。甚至在公开场合中，舒尔哈齐还曾告诫过朝鲜使臣申忠一：“日后尔佥使若有送礼，则不可高下于我兄弟。”

可见，无论在何时，二元制政体强调的，都是权力的制衡与和谐。然而，这种政体的存在，并不利于权力的集中。所以，在努尔哈赤致力于统一女真诸部、建立高度集权的君主制国家的过程中，曾与努尔哈赤地位、待遇皆平等的舒尔哈齐必然会遭到哥哥的打击报复。

但是，舒尔哈齐之死并不会导致“二元制”政体在女真诸部中快速消亡。舒尔哈齐死后，努尔哈赤又将国人各5000户、牧群各800个、银各万两、敕书各80道，分赐给褚英和代善，使二人延续“二元制”政体下的执政地位。再加上先前努尔哈赤曾在公开场合确立了褚英的继承人身份，舒尔哈齐死后，褚英自然也就延续了叔叔的身份地位与不幸命运，在坐上女真诸部“二号人物”的宝座的同时，走到了父亲集权之路的对立面。

褚英死后，这种妨碍汗权聚集的多头政治体制仍未退出历史舞台。或许是不想让杀子、屠弟的血腥故事在自己的晚年重演，努尔哈赤下令改革八旗，由自己与四大贝勒分而掌之。

褚英被杀后第二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后金，改元天命，与明朝并立。后金建立后，原分掌八旗事务的四大贝勒，又得到了参政议政的权力，在努尔哈赤的领导下分掌后金国家实权。

后金天命六年（1621）正月十二日，努尔哈赤召集诸子、侄、孙等，对天地神祇焚香设誓：“今祷上下神祇：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令刑伤，以开杀戮之端。如有残忍之人，不待天诛，遽兴操戈之念，天地岂不知之？若此者，亦当夺其算。昆弟中若有作乱者，明知之而不加害，俱坏（怀）礼义之心，以化导其愚顽。似此者，天地祐之，俾子孙百世延长。所祷者此也。自此之后，伏愿神祇，不咎既往，惟鉴将来。”

然而，这番誓言更像是晚年的努尔哈赤给予自己的一针安慰剂，美妙却不管用。

在历史的长河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褚英之类的人物依然会被做掉，以天诛的名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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