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甲午战败，严复的悲愤刺心切骨。

战场上牺牲的北洋海军将士，有他年少时在福州船政学堂的同学，也有他在北洋水师学堂培养的学生。

战后，他大声疾呼，短时间内发表了《论事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与《辟韩》等一系列文章，抨击腐朽的清廷。

他痛斥思想落后的朝臣：“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 ”

他揭露洋务运动的弊端：“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他认为中国向西方学习数十年后仍不堪一击，是因为没有从根本上学习当时西方的先进文化与精神。

为此，严复凭借其特殊的西学背景，翻译了大量西方学术著作，犹如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在黑暗中点亮文明的篝火，成为中国“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今日，是严复逝世103周年。历史匆匆而逝，但针对他的争议仍未平息。

近代有句话，“晚清风流出侯官”。地处东南一隅的福建侯官县，在近代涌现出了不少知名人物，如林则徐、沈葆桢、林纾、刘步蟾、萨镇冰、方声洞、林觉民等。

严复本名严宗光，出生于侯官的一户“儒医”家庭，父祖皆在乡间行医，算是小康之家。

1866年，严复13岁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疫带走了其父严振先的生命。一家人的生计只能靠母亲做女红来维持，家境日益窘迫。

恰好此时，一则招生公告吸引了少年严复的目光。

洋务派左宗棠创办的福州马尾船厂附设船政学堂，开始招收学生，并规定：凡是录取的学生，伙食费全免，另外每月给银四两，补贴家庭费用；三个月考试一次，成绩列一等者，可领赏银十两；五年毕业后，可由政府分配一份差使。

尽管到福州船政学堂求学并非科举正途，但对于家境贫寒的严复而言，该校福利足够丰厚，且毕业后还能得到一份混饭吃的工作，实在是救命稻草。

于是，年少丧父的严复为了谋生，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船政学堂，就此跨入时代的洪流。

少年严复读书极为刻苦。他与同学合住一屋，每夜楼下演戏，别的同学都出去看热闹，严复却蒙起被子睡大觉。等到深夜戏散后，万籁俱寂，他才独自起来挑灯苦读。 

在福州船政学堂的五年间，严复遇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学，他们后来都成为清朝水师的骨干。 

这其中，有黄海海战中誓与军舰共存亡的邓世昌，威海卫海战时殉国的刘步蟾，甲午战争中被朝廷斩首的方伯谦，以及日后统领清末、民国海军的萨镇冰。 

严复眼见自己的同学们胸怀报国之志，奔赴大海，却都壮志难酬，甚至以身殉国。

这或许是甲午战后，严复格外悲愤的原因之一。

严复本来也有机会成为一名海军。

从船政学堂毕业后，他被选派去欧洲留学。其他同学都登上英舰实习，进行海军训练，他却特立独行，跑去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英语和近代科学，干起了文职。

严复极富远见，他没有执着于学习英国海军的船坚炮利，而是借此机会，深入接触西方社会。

他到当地的法庭，听知名律师做辩护；到街上，甚至是下水道，考察西欧先进的城市建设；在图书馆，他学习当时最先进的思想，读亚当·斯密、孟德斯鸠、边沁、达尔文、赫胥黎与斯宾塞等人的著作。

透过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繁荣表面，严复开始找寻推动其发展的内在动力。

当时，比严复年长36岁的晚清外交官、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对严复极为赞赏。

每次郭嵩焘与英国官员会谈，都会叫上严复一同前往，夸他英语说得溜，能力“胜于译员”。在法国巴黎，严复还跟着郭嵩焘参观了正在举办的万国博览会。

郭嵩焘与严复的关系可谓亦师亦友。这位洋务派的开明长者写信给朋友，颇为自谦地说：“有出使兹邦，惟严君能胜其任。如某者，不识西文，不知世界大事，何足以当此。”

严复与郭嵩焘都超越了洋务运动的藩篱，但对晚清朝廷来说，他们的思想太超前了 。

郭嵩焘出使欧洲时，撰写《使西纪程》一书，介绍西方国家制度，遭到国内顽固派的痛骂。 

在考察西方以议会民主和自由选举为特征的民主政治，以及接触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后，郭嵩焘更是认识到“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得”，对中国秦汉以来两千年余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提出批评。

这在暮气沉沉的晚清士林中，更是显得“大逆不道”。 

回国后，郭嵩焘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失意地度过了余生，他的主张没有得到朝廷支持。

1891年，郭嵩焘逝世，严复感念在海外留学时与他的忘年交，送上一副挽联，为这位先驱者鸣不平：

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氋氃，激赏深惭羊叔子；

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 

然而，严复大半生的际遇，也如郭嵩焘晚年一般愤懑难平。

1879年，严复从英国学成归国，正赶上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创建另一所海军学校——北洋水师学堂。他开始担任总教习（教务长），任教长达二十年。

出自其门下的牛人，有后来的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著名翻译家伍光建等。不过，严复对弟子要求较为苛刻，他说：“复管理十余年北洋学堂，质实言之，其中弟子无得意者。” 

本来海军是严复的专业，而他融通中西学术，正好可施展抱负，但在该学堂任职期间，严复深感“公事一切，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

他这个总教习不过是徒有虚名，根本没有实权。他与上司李鸿章有明显的分歧。 

李鸿章奉行的是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那一套主张，只愿学西方技艺之长，建船厂，造军舰。结果证明，这些装备升级的水师经不起实战的考验。 

严复对此颇有微词，经常跟人说：“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老悖牛耳！”

这种唱衰大清的激愤言论，自然难以被洋务派官僚李鸿章接受，二人的关系越来越差。

在直隶的官场中，严复也深深了解到其间的腐败情形，在给弟弟的信中失望地写道：“自从来到天津，诸事都不顺利，也没得到什么好处。现在做官都要学会溜须拍马，与人交游，还要有钱应酬。你哥我一个都不会，也难怪仕途不顺。”

怀才不遇的他只好跟家人说，再过两三年，等学堂大功告成，我就请求领导许我还乡，虽然在老家只有粗茶淡饭，但也比在他乡漂泊快乐” 

生活中，严复是个不拘小节的豪放派，有人认同、赏识他，但更多人却对他嗤之以鼻。

每次严复说几句抨击现实的话，都会受到莫名其妙的诋毁，有人还跟上司打小报告。以至于后来戊戌变法时，光绪皇帝第一次见到严复，开口第一句不是请教其改革举措，而是问严复，你最近又被人举报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官场黑暗，世态炎凉，让严复黯然神伤。

年近不惑的严复只好去考科举，想靠博取功名，改变人微言轻的现状。然而，这位格林威治的高材生显然与八股文无缘，考了N次都名落孙山，与落后僵化的官僚机构格格不入。直到宣统年间，清廷才给成名后的严复赐进士出身，象征性地结束了他的尴尬旅程。

正当严复感到郁闷时，甲午战争成为击垮他幻想的最后一记重拳——洋务派训练多年的北洋水师，在此战中全军覆没。 

严复也许还会想起当年在船政学堂学习，与同学们乘坐“扬威”舰，跟随舰长游历东南亚与日本。船到长崎、横滨等地时，围观者万人空巷，那时学子年少，风华正茂。

转眼间，当初与清朝同时发展海军的日本，给了北洋水师当头棒喝，严复的同学们也在海浪中化作一缕缕英魂。 

甲午战争后，知识分子寻求新的救国之路，严复常年积累的思想终于爆发。

甲午战争后，直到1898年维新运动失败，严复最主要的工作是创办《国闻报》，与南方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唱和，为维新变法宣传造势，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改造中国。

《国闻报》不仅模仿《泰晤士报》，汇编各国新闻，还刊载了严复本人的大量译著，介绍西方思想文化。 

在赫胥黎《天演论》（《进化论和伦理学》）的译本中，严复根据自己对原文的理解，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句总结达尔文主义，阐明自然、社会、国家的演化规律，为闭关自守的封建士大夫与彷徨的国人敲响警钟。

这句话成为当时最响亮的口号，鼓舞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中国人奋起抗争。 

翻译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法意》）时，严复想起当年与郭嵩焘游历欧洲，曾亲眼目睹法庭上的审判，感受法治社会的先进性，得出结论：“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

严复由此认定，只有合理的法律制度，才是保障社会秩序和国家强大的基础。

书中的三权分立学说，深刻影响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

除此之外，密尔的《群己权界论》（《论自由》）、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社会学研究》）、亚达·斯密的《原富》、甄克思的《社会通诠》等著作，都经由严复的译本传入中国。

严复在译书时擅长使用古雅文体，是为了招徕那些在封建迷梦中酣睡的士大夫，犹如在难以下咽的苦药上涂了一层糖衣，使得那些对西洋文化有所反感的人也能读下来。 

一时间，康德、卢梭、孟德斯鸠、斯宾塞、达尔文等西方名人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

民权、平等、自由、进化论等新词，随着严复的译著娓娓道来，成了爱国志士的口头禅。

很多人方才知道，西方除了洋枪洋炮之外，还有各式各样的哲学思想可以学习。 

在官场沉寂20年的严复，至此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政论家与翻译家，也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史的地位。 

在此期间，严复提出了他的“三民主义”——开民智、兴民德、鼓民力。

他将翻译工作的标准总结为著名的三条原则——“信达雅”。“信”，就是忠实于原文。“达”，即通顺、通达，把原文的内容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使读者能够充分理解其原意。“雅”，一说是指翻译的文采，需简明优雅。

他的译著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胡适回忆道，他在上海澄衷学堂就读时，《天演论》风行全国，学生都热衷于读此书，口中经常念叨着“物竞”“淘汰”等术语。他有两个同学，一个叫“孙竞存”，一个叫“杨天择”，而他本人的字“适之”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

鲁迅年少时也听说过《天演论》，到城南花了500文买下来，翻开一看，开头便道：“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前，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

鲁迅才知道，“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这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出来了。”

戊戌变法之后，严复虽未遭到捕杀，但被打入“另册”，官场是混不下去了。 

1900年，庚子国难，京津一带大乱，严复为求自保而南下，离开了他任职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北洋水师学堂。 

尽管此后几年，严复在学部、币制局、海军部等新开的部门四处兼职，参与了清末立宪运动，但他也知道，清廷所谓的“预备立宪”，只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

严复依旧厌恶与官员们的礼节往来，他在与夫人的信中说：“（近来）无日不是应酬，脑满肠肥，极为讨厌。”

 他也直截了当地对家人说：“立宪变法，做面子骗人而已。”

1905年，孙中山与严复有过一次会面。 

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曾撰文承认，革命志士也受到严氏“物竞天择之理”的影响。孙中山与严复见面，自然要聊起关于中国前途的问题。 

历经戊戌变法失败的严复认为，当时中国民智未开，即便有改革也难以解决问题，为今之计，只有从教育上着手，经过多年的努力，或许会逐渐出现转机。

此时的严复倾向于“教育救国论”，重视思想启蒙，而孙中山注重政治革命。孙中山对严复说，等到河水清澈，人的寿命有几何？您是思想家，我是实干派。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严复迷上了占卜算卦。

严复生于晚清，虽然因传播西学而闻名于世，但骨子里仍然信奉“中学”，尤其是对《易经》情有独钟，每遇重大事情，都用周易八卦占卜吉凶。这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特点，他们为救国引进西方思想，却坚守一颗中国心。 

从严复日记可知，辛亥年是他算卦最多的一年。巧的是，他在年初一次“占开铺”时，居然算中了清朝的命运，“时至秋天，金尽木衰，诸凶见矣”。

这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严复昔日在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黎元洪被推举为湖北都督。

次年，清朝走向末路，封建帝制终结。

辛亥之后的严复，成了很多人眼中的矛盾体。 

他名列“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支持袁世凯，似乎从引领时代潮流的启蒙学者转变为守旧派，一度被盛传为帝制“祸首”，遭到国人诟病。 

严复本人对这段经历讳莫如深。1912年应该是他与袁世凯互动频繁的一年，但如今关于他这一年的日记存在空缺，不知是严复未写，还是日记的保存者做过处理。

袁世凯逝世后，严复也反思过自己当时的行为，自叹：“当断不断，虚与委蛇，名登黑榜，有愧古贤。”但他仍以一首《哭项城归梓》，表达自己对友人去世的感伤。

从严复的著作可知，他晚年依然坚持“主权在民”等西方思想，之所以趋于保守，陷入新法与旧制的矛盾心态，可能与他再次游历欧洲诸国有关。

辛亥革命前几年，严复出国游历，时隔三十年重返欧陆。但这一次，严复发现，自己魂牵梦绕的“伊甸园”并非想象中那么美好，当时欧洲工潮此起彼伏，列强勾心斗角。 

1914年，一战爆发后，严复身在中国，密切关注欧洲战事，甚至了解1917年发生在俄国的革命。

列强相互残杀，西方世界的繁华世界被战争的滚滚硝烟掩盖。

为此，严复感慨道：“欧罗巴之战，仅三年矣，种民肝脑涂地，身葬海鱼以亿兆计，而犹未已。横暴残酷，于古未闻。” 

严复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列强“尚武爱国，各奋其私”的后果。他不得不重新评估西方国家的示范作用，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在未来世界的价值。 

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复古守旧，但也有学者指出，其实不过是他“谋求沟通中西文化的再一次努力”。

晚年的严复并没有成为历史的旁观者，他坚守“教育救国论”，凭一己之力保住了北大。 

1912年5月4日，严复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原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校长。 

民国初年，百废待兴。财政部连工资都凑不齐，只好通令京内外各衙门，“凡薪水在60元以下者，照旧支给，其在60元以上者，一律暂支60元。”教育部也以“国体变更之后，社会各界对该校均表示不满”为由，一度下达停办北京大学的命令。

严复大为愤慨，向袁世凯和教育部据理力争，确保北大教职员工薪水全额发放，并利用个人关系向外国银行贷款7万元，作为北大的办学经费。他在北大任期虽只有5个月，但对这座学府的存续，功不可没。 

尽管晚年在政治上趋于保守，但这位维新派人物，并未主张无条件地承继传统文化。

后来，陈独秀领衔的新文化运动兴起，传播西方的民主、科学，对守旧派发起冲击。严复对此的态度是“听之任之”。更别说，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鲁迅等人，年少时都受过严复的影响，从某些方面来说，他们也是在继承严复的未竟事业。

严复的好友辜鸿铭等人跟陈独秀互怼时，严复不以为然；听说同乡友人林纾要下场与倡导新文学的年轻人较量，严复说：“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 

严复就是这样一位矛盾的人物，他是思想启蒙者，也是传统士大夫，他率先将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逻辑学等西方思想引进中国，后期却被当成了守旧派，还沉迷于占卜八卦之学。 

他批判八股文，自己四度参加科举，不幸都没考上。

他批评鸦片贸易，自己在北洋水师学堂当差时，为了解闷，染上烟瘾。

他大力提倡女子教育，对学生吕碧城、外甥女何纫兰等进步女性多有提携，自己却实践多妻制、反对婚姻自由。

严复一生有二妻一妾，在去福州船政学堂读书前就已娶妻王氏。

严复为求学四处奔波，与王氏长期异地恋。王氏是福州乡下人，不识字，与严复没有直接的书信往来，却默默地操持家务，成为严复的贤内助，后来在天津病逝，年仅39岁。

严复在与弟弟的书信中回忆王氏生前贤惠，回看自己形骸，十风九雨，不禁放声长号，难掩内心悲痛。

发妻王氏去世后，严复迎娶喜欢读《天演论》的南京“才女”朱明丽，并有一妾江莺娘。

妻妾之间经常爆发矛盾，吵得不可开交。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严复，竟然难以应付家中妇人。

有一次，严复给家里寄了一份西洋参。朱明丽抱怨严复偏心，只寄西洋参给江莺娘的孩子，而不给她的孩子。严复只好写信给夫人，说明西洋参是海军提督萨镇冰送的，由莺娘带回家里，他并无偏袒之意。

后来，江莺娘因长期抑郁，精神病发。严复请西医给她诊治无效，反复安慰她也无果，还发生了多次争吵，只好以分居收场。

一战结束后，严复离开京津，回到家乡养病，就此告别政治生涯。

1921年10年27日，在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份，严复离开了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

他临终前写下遗言，其中有对仕途失意的辛酸，但更多是心平气和的人生哲理。他说：

须知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

须勤于所业，知光阴时日机会不复更来。

须勤思，而加条理。

须学问，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

是年底，严复与其早逝的发妻王氏合葬于福州老家鳌头山之阳。他的好友、前清大员陈宝琛为其作墓志铭，墓碑上刻着“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

这位传播西学的启蒙者，最后还是被人披上了传统的旧装。

但对于严复本人来说，更贴切的评价也许是王氏去世时，他在墓前亲手撰写的四字横屏：“惟适之安。”

这是他暮年随遇而安的境况写照，也隐含了他那句整整影响一代人的警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传统与新潮的矛盾背后，站立着一个终生追求救国之道的士人。历史匆匆而逝，他仍以一双深情之眼凝视着这片土地，这片天空。

参考文献：

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

皮后锋：《严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李新宇：《带一门学问回中国：盗火者严复》，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黄克武：《惟适之安 : 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马勇：《觉醒与沉沦》，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欧阳哲生：《严复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