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五年（1045）初，范仲淹罢参知政事，离开中央，去邠州做了地方官。

“庆暦新政”宣告失败。

这场北宋建国八十余年后启动的改革，主要目的是重塑国家的官僚系统。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曾奉命向宋仁宗“条陈十事”，列举了十条亟需改革的问题，其中八条涉及到对官僚系统的整顿。

第一条叫做“明黜陟”。简单说，就是要废除文官三年升一次官、武官五年升一次官的“论资排辈”旧例。只有做出了“大功大善”的官员，才能得到升迁。

第二条叫做“抑侥幸”。简单说，就是减少官二代、官三代靠着“恩荫制度”，不必参加任何选拔历练就可以直接做官的比例。

公元1213的统计显示，宋代靠着“恩荫出仕”的官二代、官三代们，占到了官僚总数的56.9%（在宋真宗时代，比例可能更高）。

第三条叫做“精贡举”，简单说就是科举考试要公正、要加大选拔难度。

第四条叫做“择官长”，简单说就是建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针对官僚系统的监察、举荐制度。

第五条叫做“均公田”。简单说就是整顿官员名下的“职田”（用作俸禄之用，离职时交回朝廷），多的吐出来，少的补上去。

第六条“厚农桑”、第七条“修武备”（恢复府兵制），与整顿官僚系统关系不大。

第八条“减徭役”，具体的做法是合并行政区域（比如合五县为一县），来减少官吏的总量，进而减少民众负担。

第九条“覃恩信”，严格考察官僚对朝廷恩泽（赦书中及民之事）的执行情况。

第十条“重命令”，严格考察官僚系统对命令（宣敕条贯）的执行情况。

除了第七条，其余九条“皆以诏书画一，次第颁下”，成了“庆暦新政”的改革内容。

在秦制时代，要推动这样一场以整顿官僚系统为核心目的、严重损害现存官僚系统利益的改革，毫无疑问，只能依赖皇权。

宋仁宗本来是愿意支持这场改革的。

官僚系统是秦制帝国的统治基础，但官僚系统的利益，与秦制皇权的利益，并不全然一致。

皇权希望官僚系统“尽职尽责”维系社会稳定和汲取人力物力，官僚系统更在意“自己任内不出事”和“自己任内捞足钱”。

论资排辈、官二代官三代直接上位，这些很符合官僚集团利益的游戏规则，却未必符合秦制皇权的利益。

它们带来了“冗官”（人员严重超编）、“冗费”（财政不堪负荷）和玩忽职守（反正熬够时间就可以升迁，反正有个好爸爸比努力工作重要多了），均不利于秦制国家的“长治久安”。

这些游戏规则，会严重降低秦制国家民众的耐剥削能力。冗官、冗费会提升剥削成本，玩忽职守会降低剥削总量，原本设计好了的“可持续剥削”，就会变成“不可持续剥削”，社会就会出乱子。

改革明显对宋仁宗有利。

但宋仁宗对改革的支持，只维持了短短一年的时间。

他发现，在整顿官僚系统的过程中，范仲淹等以“君子”自居者，公开肯定“朋党”，抱成了一团。

在秦制皇权眼中，官僚系统中的“好人（君子）抱团”，是远比“坏人结党”更有害的东西。

后者为了腐败怠政，言行上往往选择迎合皇权的喜好；前者则相反，为了所谓的“政治理想”，常常会走向要求制约皇权。

对“好人抱团”这件事，宋仁宗毕生存有极高的警惕。

早在宝元（1038~1040）年间，他就曾问过大臣张士遜：“君子小人各有党乎？”

张士遜的回答是都有，不过“公私不同”，好人抱团是为公，小人结党是为私。宋仁宗没有正面评价张士遜的回答。他转而强调“法令必行，邪正有别，則朝纲举矣”——所有的官僚都应该遵守、执行朝廷的法令。

图：宋仁宗

到了庆历四年（1044年）四月，当主持“庆暦新政”的范仲淹，因损害了官僚中的既得利益集团而被指责搞“朋党”时，宋仁宗对着范仲淹，又提出了相同的问题：“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

皇帝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真的在提问，答案早已在他心中——小人自古爱结朋党，君子应该一盘散沙。

皇帝要的，是以提问的方式，让范仲淹体察到他心中的答案，并希望范仲淹按照这个答案，去修正政治上的言与行。

上个月，皇帝刚刚在迩英阁向部分官员出示了一份“御书十三轴”，里面列有“治政要目”35项，其中之一正是“辨朋比”。

但范仲淹的回答，令宋仁宗非常失望。他说：“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唯圣心所察尔。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

大意是：我在边境带部队的时候，好战者会结党，怯战者也会结党。朝廷中也是一样，好人会结党，坏人也会。结党做好事，对国家能有什么害处呢？

但，“于国家何害也”，和“于皇权何害也”，是两码事。

同月，范仲淹的支持者欧阳修，又自划为“朋党”，公开撰文《朋党论》，送到了宋仁宗眼前。文章说，“朋党”是个很正常的东西。

自古以来，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皇帝应该做的，不是禁止“朋党”，而是“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皇帝更加不高兴了。他决定终止改革。

这年六月份，改革的反对者捏造了一个流言，说范仲淹有意废黜宋仁宗，另立新君。

流言很蹩脚，毫无可信度，但宋仁宗已不愿再表达对范仲淹等人的信任——他只信任散沙式的范仲淹，而非与人抱团的范仲淹。

为求自清，范仲淹只好以防秋为名，离开中央，去地方做陕西、河东宣抚使，另一位改革旗手富弼，也离开了中央，去地方做河北宣抚使。

这年九月，靠着恩荫进入体制的官二代陈执中被宋仁宗任命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宰相）。

限制官二代、官三代靠“恩荫”上位，是“庆暦新政”的核心内容。皇帝如此任命宰相，等于变相宣告新政已死。

十一月，又发生了“进奏院事件”。一班官员用卖废纸的公费，举行进奏院赛神会，饮酒作诗，召妓相陪，席间的某些言辞（如“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被有心人记下，成了弹劾的罪状。

宋仁宗并不在意这些酒后狂言，但参会者多有支持改革者，皇帝遂借题发挥，下了一份严厉的诏书，大谈盛世之下，只应有君明臣哲，绝不该存在“朋党”，痛斥了知识分子交游往来、赞贤荐贤的风气，命令相关部门“采察以闻”，对这些行为进行监视汇报。

诏书的指向非常明显。心领神会的范仲淹，随即引咎辞去了参知政事一职。

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好人抱成一团”与“坏人腐败怠政”之间，宋仁宗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