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著名小说家刘鹗在《老残游记》中曾对两位官员大加鞭挞，言及：“清官若自以为是、危害比贪污严重”。

其中一人，便是山西巡抚毓贤。

毓贤是内务府汉军正黄旗人，光绪五年，靠花钱买官进入仕途，这在当时并不罕见，还有个好听的名称叫做“捐纳”，是清廷主要财政来源之一。

光绪十五年，毓贤出任山东曹州知府。

清末的曹州地域广大，今日的菏泽全部、聊城南部，河南省濮阳市的范县都属于曹州府管辖。作为中国武术之乡，曹州自古民风彪悍，孙膑、彭越、徐世绩、单雄信、黄巢、宋江皆出于此，素有“雄峙烈郡”的美誉。

其时山东吏治腐败，民生荒芜，加之洋人入侵，可谓水深火热，曹州原本是各色会道门的聚集地，此时更是顺势而起，一时各种民间组织，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但毓贤却是个心狠手辣的主，满人出身的他对各种汉人组织天然有戒备之心，加之天平天国平定不久，民间蠢蠢欲动者不在少数，为了安定民心，驯服百姓，毓贤在山东大肆杀戮，创造了一个月杀500人的记录，杀的曹州风声鹤唳，听见毓贤之名，如同鬼魅临门，连大气都不敢出。轰动一时的曹州教案，上峰的旨意还未下来，毓贤就把案子破了，人也杀光了。

因为杀敌有功，光绪二十四年，毓贤升任山东布政使，次年二月转授山东巡抚，大权在握的毓贤，更是杀伐气盛，据史书统计，毓贤在山东任上，共计处死五千余人，可谓双手沾满山东人的血。

毓贤虽是花钱买官，却也饱读圣贤之书，对洋人那一套十分不感冒，而他在山东任上日久，也十分了解冲突的原因，所以在镇压百姓同时，对洋人也是恶声恶气，为了遏制咄咄逼人的洋大人，毓贤提出了九字方针：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

民心可用，是统治者的老套路，其时国人饱受外族欺凌，不用毓贤挑拨，已经是含恨待。

当时山东是会道门的大本营，会道门这种民间组织历来是统治者的大敌，太平年月，风调雨顺，各色组织找不到生根发芽的土壤，只能潜伏地下，静待时日，一旦有风吹草动，他们立马揭竿而起，进而进逼皇城，改朝换代。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元朝末年的白莲教大起义就是前车之鉴，毓贤满人出身，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在无法杀光的情况下，招安就成了保江山的不二法门。

但招安何其容易，宋江受招安，那是因为水泊梁山组织严密，上令下达，只要首领愿意接受招安，其他小鱼小虾掀不起风浪，而义和团遍地开花，既无严密组织，又无统一口号，就连所拜的神仙，也是五花八门，什么太上老君，黎山老母，孙悟空，樊梨花，只要古书演义上能找到的，都是神仙。

不得已，毓贤只能招多少，是多少，实在招不来，就干掉，红极一时的义和团大师兄朱红灯和精神领袖本明和尚就因为不听话，被毓贤砍了脑袋。

毓贤的做法，引发了列强的不满，1899年美国公使康格向清朝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要求撤换毓贤，总理衙门顶不住洋大人，在征得慈禧同意后，免去了毓贤山东巡抚一职，接替他的是对洋人毕恭毕敬的袁世凯。

袁世凯就乖多了，刚一到任，就对义和团疯狂打压，以至义和团不得不跑到河北山西去发展，袁世凯的做法也引发了政敌不满，一同赴任山东的二哥袁世敦就因此被弹劾免官。

而回到北京的毓贤他不仅没有受冷落，还受到慈禧太后的接见，并亲书“福”字赐予他，以资鼓励。

免官不久，毓贤就东山再起，出任山西巡抚。

山西靠近北京，是京畿重地，慈禧把毓贤派到这里，目的不言而喻。而得到慈禧首肯的毓贤，在山西大开杀戒。他把全省40多名洋教士及家属，或骗或捕，都集中到他的巡抚衙门，然后剥掉上衣，一个个用刀砍死，并亲手斩杀天主教山西北境教区正主教艾士杰（被害者中包括12名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意大利籍主教、修士和修女，34名英国浸信会传教士，其中有11名幼童）。

毓贤在山西究竟杀了多少洋人，无法统计，有记载的就超过一百人，受到株连的中国教民更是多达万人。

毓贤的做法，引发了在华洋人的惊恐，此前虽屡有洋人遇害，但多为民间矛盾引发的仇杀，只要处分及时，总能不了了之，但毓贤以一省巡抚的身份，带头杀人，完全超出了洋人底线，可以说，辛丑事变，部分因他而起。

因为杀人太多，辛丑事变后，洋人把毓贤定为“祸首”，点名要求处死，而自知惹了大祸的慈禧太后为了自保，先是把毓贤革职充军新疆，后又在兰州追上，就地处死。

毓贤虽被处死，围绕他的争议却未因此消失，彼时朝廷上下，尤其是洋务派多对他有所不满，李鸿章更是死前大骂“毓贤误国”。

这样的一个人有此下场可谓是死有余辜。但正因为他有“清官”的名分，所以死前在兰州民间激起一片同情的浪潮。近人柴萼在《梵天庐丛录》说，当时很多人张贴告示，主动组织起来向朝廷请命，请求赦免毓贤死刑。据说，兰州民间还有人在他死后为其修建了祠堂，后被清政府下令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