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月17日，在社会各界代表的注视下，上海浦东陆家嘴的一座焚烧炉燃起团团浓烟，随后烧了三天三夜。

伴随着刺鼻的气味，每箱价格6200元的鸦片共1207箱，由大总统徐世昌颁令就地焚毁。

这次焚土事件，尽管不甚环保，却被视为民国禁烟运动的一个标志，更被看作中国“鸦片合法贸易史的可资纪念的最后一页”，似乎在表明北洋政府反对鸦片贸易的决心。

但讽刺的是，在民国时期几乎贯穿始终的禁烟运动，就如同烟瘾者陷入戒烟的困境一样苍黄反复，欲拒还迎。

鸦片的流毒，始终难解。

而不同于彼时虎门销烟时烟毒来自国外，此时鸦片之害，更多来自国内。

晚清时，鸦片有“洋药”和“土药”之分。“洋药”是从国外进口的鸦片，而“土药”则是国产鸦片。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多次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大量的战争赔款和军饷令清朝财政雪上加霜，苦不堪言。

为缓解财政压力，清政府想到一个妙计，先是利用鸦片贸易合法化对洋药征收重税，赚取丰厚税收。在1858年的《天津条约》中，清廷规定“洋药准其入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

洋药进入中国后逢关纳税，遇卡收厘，清政府赚得盆满钵满。1908年，清政府当年总税收约2.92亿，其中鸦片税收高达3302万两，占财政收入的11.3%。

与此同时，为捞取更多油水，清朝从国外引进技术，鼓励民间实现鸦片自产、自销、自卖，在全国各地广泛种植提炼鸦片的原植物——罂粟。

罂粟虽美，其患无穷。可在暴利的驱使之下，农民争种罂粟，而将稻谷等农作物弃之不顾。

到19世纪末，罂粟花开满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山西、陕西、甘肃、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和云贵川三省最盛。

其中，贵州本来农业不发达，有所谓“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一说，可这里偏偏适合栽培罂粟，所产鸦片大量输出外省。

光绪年间，甚至因罂粟疯长，农业生产衰退，导致“谷米日贵，粒食日艰，无论凶荒之岁也，即年岁顺成，米价曾不少落，几乎农田所出有不敷海内民食之患”。

1877年至1878年，华北地区爆发的“丁戊奇荒”，是一场罕见的特大灾荒，造成1000多万人饿死，2000多万人逃荒。山西巡抚曾国荃上奏称，灾区“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祲奇灾，古所未见”。

这一悲剧的起因，除了持续多时的旱灾，就是因广泛种植鸦片，粮食播种面积锐减。当时，山西全省530万亩耕地中，土质最好的60万亩地都用来种植鸦片，自然导致全省粮食大规模减产。

老百姓连吃饭都成问题，还是愿意种罂粟，这是为何？自然是因为利润高啊。

据统计，清末民初的贵州省，同一块土地种植罂粟的利润是种小麦的4-6倍，而在云南，罂粟一季的收入几乎等同于地价的1/4。如此，贫苦农民自然为之心动，乃至忘记了饥荒灾害。

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

自清末到民国，吸食鸦片者与日俱增。烟馆遍地，举国狂吸，男女老少不乏瘾士，不吸鸦片都跟不上潮流。

有些地区吸食鸦片的人占总人口50%以上，婴儿出生后就在烟雾缭绕中成长，随后又从父母手中接过烟枪。

以烟膏待客更是成为日常习惯。媒婆介绍对象，也以每日吸几钱鸦片为标准，吸得越多，意味着家中财产越多。富贵人家的婚礼甚至以能摆出多少张烟榻来作为排场，就算因吸鸦片而瘦骨嶙峋，他也是全村最靓的仔。

吸食者包含各个阶层。作为罂粟种植地之一的甘肃，地处偏僻，商业凋敝，有时街市上连几家卖食货的商店都没有，公开贩卖鸦片的倒是不少，且“一角钱可以买好几口烟土，真物美价廉”。

时人报道说，甘肃虽贫穷，然所积存的鸦片可供全省用15-20年。可以说，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鸦片。

鸦片如此猖獗，迟早要完，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看不下去了。

1912年3月，孙中山颁布禁烟令，打响民国禁烟的第一炮。

在给伦敦各大报馆的公开信中，孙中山写道：“鸦片为中国之巨害，其杀吾国民，甚于干戈疠疫饥馑之。吾今既建设共和政体，切望扫除此毒，告成全功。”

革命党人谨遵孙中山的禁烟思想，不惜用严刑峻法来根治鸦片顽疾，甚至对不听劝的烟贩处以极刑，仅湖南一省“枪毙烟犯之案，不下十数起”。

有的省份出动军队推行禁烟运动，如浙江由第6师11旅旅长张载洋出任全省禁烟督办，派兵到各地巡逻，一旦发现有人触犯烟禁，一律以军法处置。

而陕西的张凤罔则制作了四个铜铡，陈列在府门之外，用来震慑鸦片贩子。

《申报》的编辑很幽默，模仿《红楼梦》中的《好了歌》写了几句打油诗：“世人都道革命好，惟有烟鬼苦死了，东躲西藏无处逃，一经查出命没了。”

孙中山下野后，尽管政见不同，但就任大总统的袁世凯也是一个坚定的禁烟人士。1913年，北洋政府就召开全国禁烟会议，由各省派代表参加，商议禁烟事宜，会后成立了全国禁烟联合会。

对“瘾君子”，袁世凯决不轻饶。

有一次，北洋军中的一个士兵到民间烟馆吸食鸦片，被人发现了。袁世凯火速将其逮捕，要处于死刑。

军中的弟兄们急了，于是纠集了五百多号人，全部宣称自己有鸦片瘾，并进行罢工抗议，请求面见袁世凯。

袁世凯二话不说，将那个抽鸦片的士兵处死，并且表示，其余公开抗议的“瘾君子”，来一个我杀一个，吓得这五百多人作鸟兽散。

北洋时期，多数省份禁烟取得了一定成效，湖南、安徽、山东、直隶和广西等十来个省份先后实施禁种罂粟。

远在西南边陲的云南省一向种烟最盛，都督唐继尧迫于中央的压力，也制定了禁绝烟苗条例和巡视铲烟规则，责令部下劝导农民不要种植罂粟，一旦发现烟苗立即铲除。如果地方官发现有人种罂粟，可将种户枪毙，烟地没收充公。

唐继尧的禁烟取得了一定成效，到1917年中英双方禁烟代表到云南查勘时，云南多地已经基本实现禁种。

为害无穷的罂粟花，难道就此绝迹？

种植罂粟的人，不仅手执烟枪，还有真枪实弹。

袁世凯死后，国内政局动乱，大小军阀屡开战端，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不得不依赖利润丰厚的鸦片。

到1925年，除了吉林、山西两省仍在实行禁烟，其余省份鸦片再度泛滥，各省鸦片烟税一度占军费总支出的40%-80%。

1919年后，有些省份规定，如果没有按当地政府规划种植罂粟，需按亩收税交“白地款”“空地税”13元。还有一些省份要求不种罂粟的农民缴纳“懒捐”，或交同等的烟税。

鸦片甚至可以作为交易媒介，一般借贷以鸦片作为标准，工人也可不取工资，而取鸦片。

中国西南的云南、四川、西康和贵州鸦片种植日益繁盛，达到世界第一的产烟规模。每年收烟时节，会有这样一个奇妙的现象，各省的白银都自东向西南流动，西南的烟土则自西向南流动。

云土是国产鸦片中的上品，色香味俱全。曾在云南禁种鸦片的唐继尧，为了军费开支而再开烟禁，逼种鸦片。1923年，云南罂粟种植面积达到70万亩，两年后，云南的鸦片税收达到300万元，占其财政收入30%。

云南隔壁的贵州，也对鸦片情有独钟。

1922年，袁祖铭主政贵州，直接将征收烟税的筹饷局搬到总司令部，提出“以烟盐为纲”的财政计划，将烟税提高了一倍，通关税每担纳120元。

当年贵州的鸦片税就收了800万元，鸦片销往外省后价格甚至可翻十倍。袁祖铭每次派军队运烟去汉口，回头就载了一船军火回来，由此实力大增。

唐继尧酸了，对袁祖铭的鸦片生意很是眼红，于是在1923年发动滇黔之战，率军攻入贵州。打了一场西南版的“鸦片战争”。

凭借优势兵力，滇军将袁祖铭的黔军一直赶到了四川境内，承包了这片诱人的罂粟田。

袁祖铭不甘心，于是和由周西成率领的另一支黔军结盟，两人结成亲家，合力攻打滇军。

1925年，周西成、袁祖铭率领黔军反攻，将滇军逐出贵州，重新夺回自己的罂粟田。

次年，由周西成出任贵州省长，他公开宣称“有土必种，无烟不富”，“只准吸烟，不准嫖赌”，贵州的生意红红火火，数钱数到手抽筋。

后来，金三角地区的毒枭通过毒品贸易建立地方武装，估计没少向中国军阀取经。

据有关资料统计，1929至1933年间，中国的罂粟种植面积约8000万亩，每年生产鸦片6000万公斤，约120万海关担，其中陕西、甘肃、云南和四川为四大鸦片产区。

当时，中国所产的鸦片总量约占全球鸦片总量六分之五，为其他各国鸦片产量的5倍。

种植鸦片的人来头不小，贩运鸦片的人也不简单。

帮会的发展与鸦片密不可分，无论是西南的哥老会，还是长江下游的青帮，都需要鸦片的高额利润滋养。随着农村经济衰败，20世纪20年代，大批无业游民涌入帮会，帮会势力日益壮大。据1927年国民政府农民部估计，全国的游民兵匪人数高达2000万人。

上海，这个近代中国黑帮势力最集中最庞大的地方，也是远东最大的贩毒中心。

20世纪初，潮州烟商成立的公平公司曾是全上海烟土行业的翘楚，而潮州烟商的领袖是郑四太爷和郭子彬。

郑四太爷是民国著名电影人、上海明星电影制片公司老板郑正秋的祖父。此人创办的郑洽记是上海最大的土行之一，靠贩卖鸦片给英国人致富，成了上海潮州帮的老大。

不少潮州烟商通过郑四太爷的关系，与海外进行鸦片贸易，或以批发、零售的方式在上海英租界、华界和浦东等地区进行销售，或把鸦片运至长江流域各省贩卖。每一个潮州烟商都有自己的运销路线，有人专走安徽线，有人专走镇江线，合作无间。

厨子出身的郭子彬，走的是亲民路线。郭子彬最早在上海开办郭鸿泰烟土店，亲自站柜台拉客，在烟民中颇有威望。

郭的柜台上每天都会蹲着一只白猫，很多顾客就以白猫为记，并与其他烟民相约，买鸦片就到柜台上蹲着白猫的郭鸿泰烟土店。郭子彬的生意也就日渐红火起来。

潮州烟商在上海滩一度叱咤风云，鸦片远销英国、法国、日本等地。

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潮州烟商在与日本、伊朗等国的贸易中屡次吃亏，又卷入军阀混战，很快就盛极而衰。

在潮州烟商逐渐衰落时，上海租界又出现了一个垄断鸦片贩运的“三鑫公司”，创始人是赫赫有名的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

起初，三鑫公司是青帮为了平息鸦片频频被窃被劫的乱象所创办，主要业务是向鸦片商提供保险，包运、包销，其中保险费用高达货物总值的10%。

然而，公司开办后，迅速垄断了整个上海滩的烟土运销，规定凡在此地销售的烟土都必须贴上公司的印花，否则不准出售，成了包销鸦片的超大型土行，进一步促进上海鸦片业的繁荣。

据1923年8月《字林西报》披露，该公司一年盈利可达3000万元，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央财政一年收入的十分之一。

三鑫公司一统上海鸦片业后，得到上海军警界、租界当局的大力支持，由其参与贩运的鸦片，沿途军警大开绿灯，不敢检查。

通过与军政界人士勾结，三鑫公司对手下徒众和鸦片贩子极力保护。

有一次，上海警备司令戴戟的手下逮捕了制造毒品的“白面大王”陈坤元。陈坤元是青帮成员，由杜月笙罩着，戴戟不敢声张，打算秘密押回司令部。

杜月笙得知此事，立刻派出打手携枪劫狱，将陈坤元救了出来。这事儿就跟没发生过似的。

后来国民政府禁烟，杜月笙又摇身一变，成了上海市禁烟委员会的三常委之一。三鑫公司继续把持着上海，乃至整个江南地区的鸦片业。

此地成为全国鸦片业贩卖、运输的大本营，鼎盛时仅低级烟馆就有两万处之多。

面对鸦片的泛滥，民国历届政府都采取对策，比如开头所述，1919年北洋政府在上海火烧鸦片一事。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遵从孙中山的禁烟遗训，设置了“禁烟委员会”，由张之江担任主席，他一度被民众称赞为“第二个林则徐”。

1928年11月，在全国第三次禁烟会议上，蒋介石亲自到会发表训词：“禁烟一事，事关国家社会及民族生存，禁烟委员会务须雷厉风行，破除情面，实地去做。应先从中央着手，如在政府内有任何人敢于以身试法、吃烟运烟者，中央必铁面无私，严厉处置，绝无宽待。”

尴尬的是，仅仅半个月后，就发生了“江安轮鸦片走私案”。

1928年11月22日凌晨，上海市警方侦查得知南京开往上海的江安轮上藏有大批鸦片，于是派警察前去搜查。万万没想到，这批鸦片却有上海警备司令部的军队参与护送，无法阻止。

警察和军队狭路相逢，自然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双方起争执后，军队反而将警察抓起来关进了警备司令部，随后数量巨大的鸦片被运往租界。

事件发生后，国内外报纸迅速进行报道，各界人士要求严查此案，认为“此案可作为中国政府、国民禁烟诚意和能力之试验”。

蒋介石遂致电张之江，命他将所有人犯押送到南京审查。

张之江到上海后，才发现此案背后水太深，走私者的后台竟然是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宋子文。

尽管张之江在掌握案件事实后，也曾公开对记者说：“此案虽不能最后定论，但从调查结果来看，本人感到公安局方面理由似占上风。”可最后的处理结果却和这一事实截然相反。

不久之后，张之江就以辞职脱身，“第二个林则徐”实在没有林则徐那么硬气。

上海市公安局长戴石浮则被停职，理由竟然是“公安局局长戴石浮未察究竟，以军方武装运土等语登报，有损革命军人之声誉”。

1929年，此案由上海地方法院审理后，鸦片全部销毁，再从江安轮上找了三个船员作为替罪羊，判刑最重的是“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其余人全部释放。

一桩大案就此了结，幕后的主使却未伤及一根毫毛，可说是啪啪地打禁烟委员会的脸。

1935年，在新生活运动的展开下，蒋介石又推出了“两年禁毒，六年禁烟”的计划。

据内政部统计，此后两年间，全国查获烟毒案件9万多起，判处死刑2378人，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即便当地官员有心禁烟，也会受到各方势力的层层阻碍。

安徽省交通枢纽临淮关的警察局局长揭觉安，就是一个热血好青年，上任之后一心想搞好治安和禁烟。

安徽省主席刘镇华却对他苦口婆心地说：“你这次到临淮关上任，那里有个杜墨林，是临淮一带的安清帮头子，……你对此人要特别注意。”

杜墨林也是当地有名的鸦片贩子。

揭觉安到任后，就带着一帮警察到杜公馆拜访杜墨林，表面上很客气，实际上是向他提出警告。之后，揭觉安下令封闭当地烟馆，严禁吸食、贩卖鸦片，违者重罚，情节严重者枪毙。

淮河两岸为之震动，胆子小的烟民、烟贩们见到警察都夹着尾巴逃走。只有杜墨林的小弟们一如既往的嚣张，继续公开贩卖鸦片，被警察抓获后，他们就说这是杜墨林的货，以此相要挟。

揭觉安知道，要禁绝烟毒，就必须除掉杜墨林这一心腹大患。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揭觉安策划了一次民国版的“破冰行动”，率部闯进杜公馆，将杜墨林当场击毙。

不久，揭觉安到省会述职，向刘镇华汇报此事，自以为立了大功。不曾想，刘镇华得知后叹道：“这下篓子捅大了！”随后，他劝揭觉安赶紧辞职，离开临淮关。

果然如其所言，揭觉安一回到临淮关，就被杜墨林的老婆派人打死了。此后，临淮关鸦片之患不减反增。

在政府的高压政策下，禁烟怎么还如此困难？也许蒋介石也很纳闷。直到1939年，他兼任四川省主席，并亲自主持四川禁烟督办公署，才真正感受到禁烟工作的艰难。

四川，正是当时国内鸦片的重要生产地。

1940年，在国民政府“六年禁烟计划”的最后一年。

宜宾县城为“烟已完全禁绝”而举行庆祝大会，县长发表讲话，并在会场焚烧了2000多两鸦片，会后又在北门外枪毙了两名烟贩。事后，这名县长因推行禁烟有功，成功升职。

但是，事情的真相是，在庆祝大会的当天，距离会场不过几十米的烟馆里，瘾君子依旧在吞云吐雾，而县长的那片发言稿是他的秘书写的，这名秘书是县里众所周知的大烟贩。

蒋介石之所以禁烟失败，无非是因为真正的鸦片巨头无法绳之以法，而且早已和官员相互勾结。

四川巨富曾俊臣就是靠鸦片发家的“鸦片大王”，并坐拥四川11家银行和几十家公司，在川、鄂、滇、黔各省呼风唤雨。

四川禁烟运动中，不少小烟贩身败名裂，幕后大佬曾俊臣却毫发无损，鸦片生意依旧做得风生水起，和重庆警备司令贺国光等国民政府要员称兄道弟。

后来，曾担任四川禁烟督办公署科长的李骅，在自传中也只能无奈地写道：“川康烟毒不能绝迹的原因，当然有种种因素，而有所顾忌也是当时中央一片为安定地方的苦心。”

这似乎又成了无解之题。

参考文献：

1.苏智良：《中国毒品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版

2.（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3.朱庆葆，刘霆：《黑色的瘟疫：插图本中国毒品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版

4.苏智良：《上海禁毒史》，三联书店，2009年版

5.王宏斌：《民国初年禁烟运动述论》，《民国档案》，1996年01期

6.李晓巧：《虎头蛇尾的民国禁烟运动》，《文史天地》，2019年03期

7.穆世均：《临淮禁烟的失败》，《文史资料选辑》（凤阳），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