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朱大同的争议，至今都没有停止过。

　　图中这位即将被行刑的人，叫朱大同，安徽萧县人。1949年5月11日，距离上海战役发起，还有一个星期，距离上海解放，还有半个月，这一天，也是他生命的终点。

　　背后的亡命牌上，写的是“令枪决通敌叛国犯朱大同”，也就是汉奸的另一种叫法。

　　匆忙撤离上海之际，国民党还不忘清理“汉奸队伍”，其中的隐情实在是耐人寻味。

　　朱大同，真的是汉奸吗?关于他的身份争议，为何又会持续半个多世纪?

　　朱大同，安徽萧县王寨李楼乡朱庄村人，1907年出生，1928年入党。

　　时间线很关键，1928年，是我党所面临的“白色恐怖”时期，说是生死存亡之际，也不为过。

　　我对“反革命政变”后的这两年入党的人，始终抱有一种无比崇高的敬意。他们，要远比1949年那些通电全国、改换信仰的人，要更加的光明磊落和伟大。

　　有些人手上沾满了烈士的献血，最后关头，说几句好话，就可以冠冕堂皇的坐上大会堂的椅子，而更多的人，干了一辈子革命，未必能见到最后的光明。

　　1928年，朱大同以教师的身份，回到张庄寨小学任教，并秘密在当地发展党组织，1931年，担任徐州特委巡视员兼萧县县委书记。

　　1932年8月，在王明等人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下，萧县和永城被划成一个游击区，朱大同担任暴动大队大队长，负责组织和领导张庄寨暴动。

　　失败以后，朱大同等人从洪河集突围，准备前往永城县配合当地县委再次发动武装暴动。

　　途中队伍被打散，三人牺牲，两人被捕，朱大同的身份也因此暴漏，只好秘密转移到江苏连云港。

　　张庄寨并不太出名，但今天的张庄寨镇下辖的张老庄，在战史上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它是杜聿明最终被俘虏的地方，淮海战役的终点站。

　　1934年，消失一年多的朱大同重新回到了江苏萧县，这一次，他的身份是中统徐州特务室视察员，两年以后任徐州特务室主任兼行动队长。

　　1936年，朱大同向中统递交了一份很有含金量的“投名状”，枣庄市一家叫同香堂中药铺的掌柜被抓。

　　这位掌柜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共苏鲁边区书记郭子化。

　　更微妙的是，当1931年朱大同担任萧县县委书记的时候，隔壁永城县的区委书记，正是郭子化。在1932年8月的那次武装暴动中，朱大同就是在带队前往永城县、准备配合当地发动暴动的途中被打散的。

　　郭子化后来历任苏鲁皖豫边区特委书记、华东局委员，支前委员会主任、华东局秘书长、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1975年去世。

　　没错，郭子化并没有因此牺牲。

　　有了这份投名状以及各种并未明确计入史册的功劳，1939年，朱大同升任徐州特务室主任兼行动队长。

　　一年后他再上一步，被任命为国民党萧县县长兼国民党萧县党部代理书记长。

　　这个时间点，已经进入全面抗日阶段。

　　整个萧县地区，存在三个地方政权，一个是公开的日伪政府，另外两个隐蔽政权，一个是国民政府敌后萧县政府，一个是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这个关系微妙，有共同抗日，也有友军摩擦，公开层面的消息，朱大同担任的萧县政府，给我党根据地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但更让朱大同洗不清的是，1941年，他被日伪俘虏了。

　　根据某个当事人的回忆，朱大同在带队外出活动时，遭遇日伪军的唯独，最后在萧县的黄口到杨楼一带被俘。

　　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较玄了，不久，日军在报纸上发布了一份声明，说国民党萧山县长表示“愿意和日军合作，一起开展反共行动”。

　　在当时的公开消息中，朱大同成了“汉奸”。

　　县长成了汉奸，那么接下来的罪名也就合乎常理了，杀害抗日军民，残害当地百姓等。

　　在我查找资料的时候，这样的说法充斥整个互联网，想要找找出处，却一个没有。

　　抗战胜利以后，由于朱大同在“反共”问题上的突出表现，他并没有因“汉奸”这个罪名被清算，而是继续留在萧县，执行反攻政策，然后在解放战争后期，此人又逃往江南，摇身一变，加入了“孙文主义革命同盟”。

　　只不过，这个“孙文主义革命同盟”，虽然属于国民党阵营，但它是反蒋反内战的。

　　更重要的是，“孙盟”在1948年直接选择了接受我党领导，并且在1949你那3月24日，策划 了国军97师师长王晏清等起义。

　　正是因为这件事，，“孙盟”被毛人凤盯上，1949年4月，“孙盟”主要成员方志农、王文宗、陈惕庐、张达生、朱大同五人被捕。

　　1949年5月11日，上述五人在上海闸北宋公园，被国民党上海警察局枪决。

　　以上，是朱大同留在历史上的公开信息，1928年入党，1934年加入中统，1940年加入日伪政府成为汉奸，1946年回归国民党，1948年加入“孙盟”，1949年以“通敌叛国罪”被杀。

　　反差这么大的四个身份，民国史上很难找出第二个，偏偏他在每一份工作上，做的都很“用心”很“成功”。

　　最可疑的是，既然朱大同“挖出”了郭子化，那么郭子化又是如何脱身的呢?

　　然而，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就在他被杀半年以后，195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其为烈士，授一等红星勋章。

　　理由不详!

　　1981年，朱大同再次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由于很多信息并未公开，所以一方面是朱大同的烈士身份毋庸置疑，另一方面关于他履历上的罪名，似乎铁证如山。

　　1999年，河南电影制品厂离退休干部处印刷了一份书籍，名叫《深切的缅怀(纪念朱大同烈士殉难50周年)》，书中引用朱大同生前同事、友人、警卫员的讲述，帮助我们解答了当年的诸多疑云。

　　根据朱大同当年的警卫员侯兴胜讲述，1941年，朱大同带队外出，被军队包围，除了一部分突围出去，朱大同和剩下的人被包围在一个大红薯窖中，其中还有几个刚加入的学生兵。

　　于是朱大同跟大家安排好说辞，独自出去跟日军交涉，声称地窖中的都是农民和学生。

　　事后朱大同被捕，先是被关押在徐州，后来被软禁在萧县。

　　侯兴胜则因为一身农民打扮，被作为民夫送往萧县县城的澡堂子，在那里烧水和清洗澡堂子。

　　接下来的故事就充满了谍战色彩：

　　“经过很多周折，我打听到了朱大同被软禁的地方，并且和他取得了联系。”

　　“他告诉我，别忘了自己是个中国人，并且让我设法逃出去。”

　　“日子久了，我了解到经常给澡堂子送柴禾的，是城外十几里的老宅子村人，因我听说朱大同在那个村有亲戚，于是设法让送柴人帮我联系到了他亲戚家”

　　(注：这个地方今天还有，属于安徽省宿州市萧县龙城镇老宅子，地图可查，实际上朱大同的亲戚在城外黄口镇的郝瓦房村，地图可查)。

　　“我和朱大同商量好出逃计划，并和送柴人一起出城，通过朱大同的亲戚，联系到了城外的游击队，告诉了他们逃跑计划，并且弄到了一支短枪和一颗手榴弹，然后返回城里静待时机。”

　　“送柴人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可惜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

　　八月十五日，趁着日军过中秋节，侯兴胜接应朱大同逃出监房，来到城墙下，朱大同踩着侯兴胜的肩膀爬上城墙，准备用绳子将侯兴胜吊上去的时候，城内枪声大作，紧接着步兵摩托兵出动，侯兴胜决定留下掩护，朱大同翻墙逃脱。

　　不过日军只是出城追逃，并未留意到侯兴胜。

　　几天以后，侯兴胜跟随送柴人出城，到了他们约定的见面地点——31集团军副总司令、鲁苏边区游击总指挥王仲廉部!

　　在这里，他终于见到了朱大同，才知道当晚后来发生的情况：

　　朱大同翻墙以后，跳入护城河，随后逃到郝瓦房村亲戚家，最后通过游击队接应，辗转抵达王仲廉部。

　　朱大同逃脱以后，日军为了遮掩事实，同时为了离间朱大同和抗日力量的关系，登报发表了那份朱大同投敌声明，于是才有了朱大同被俘以后，成为汉奸的公开消息。

　　实际上，根据《深切的缅怀(纪念朱大同烈士殉难50周年)》的记载，朱大同此后依然活跃在抗日战场，1942年，朱大同任苏北挺进第七纵队司令，在敌后跟日军交战44次，击毙日伪军574名，俘虏伪军136人，共击、击伤、俘虏鬼子汉奸710人。

　　第七纵队由原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三旅改变而来，属于国军阵营，隶属于苏鲁战区。

　　苏鲁战区，既有国军，也有新四军。

　　双方不仅抗日反扫荡，彼此间的摩擦也非常频繁，甚至出现双方在打鬼子的路上相互攻击的事情，因此很难启齿畅聊。

　　大家现在去搜“挺进第七纵队”的历史，一半是抗日，一半是摩擦。

　　而朱大同作为经常跟新四军发生摩擦的国军的将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公开消息中，只能被保密。

　　因为，如果朱大同是我党安排在国军中的卧底，那么这段经历很难解释，就像电影《风筝》中的郑耀先一样，即便已经确认身份，也不能公开报道。

　　郭子化最终以“被蒙蔽”为由被释放，很有可能也是来自朱大同的暗中帮助，电影中郑耀先没有救下的药铺掌柜陆汉卿，在现实中拥有了另一个圆满的结局。

　　朱大同担任第七纵队司令的时间并不长，1943年，他被调任安徽宿县县长，兼清乡队大队长，1944年进入王仲廉亲手创办的国立第二十一中学任校长(今太和中学)。

　　所以也就好理解，为何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朱大同并没有被作为汉奸清算，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做过汉奸，不仅如此，做校长的这段经历，也让他成功离开前线，以一名公开的国民党身份，进入“孙盟”从事第二战线的策反工作。

　　只有到了1949年4月，朱大同的真实卧底身份，才被毛人凤等发觉，而5月11日的那次处决所背负的“汉奸”罪名，也不过是国党为了掩饰自己颜面，借用的一个借口罢了。

　　2003年，上海地方志办公室在《上海地方志》中闸北区志烈士名录中披露，“朱大同牺牲时的单位职务为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江苏支盟委员、中共地下工作者”!

　　入党时间为1928年。

　　怕死才做汉奸，一个微笑赴死的人，怎么可能是汉奸?朱大同虽然不能辩解，但他在就义之前的笑，就是最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