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南文化重镇，四川向来文物众多。古墓、石阙、摩崖以及寺庙雕像壁画比比皆是，加上其勾连西南诸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位置，民俗民族文化更是多姿多彩。今天，当人们游玩成都杜甫草堂时，可顺路漫步成都唯一五星级公园浣花溪公园，沿着极具文艺气息的诗歌大道、新诗小径，以及昔日织造女工浣洗蜀锦的浣花溪一路行走，便抵达凝聚蜀地历史与文化之地——占地面积58670平方米，主体建筑面积32026平方米，拥有14个展厅，规模为原馆4倍的新川博。

汉画像砖中的松弛生活

四川汉代崖墓众多，出土画像石棺占全国90%以上，分布地域广，时间连续性强，艺术形式多变，足以撑起一座单独“汉代陶石艺术”展厅，用诸多汉代画像砖、（石棺）画像石及陶俑便可为后人活灵活现地展现出两汉四川风土人情。

最值得说的，就是展厅中的两汉陶俑都充满松弛与欢乐。进入展厅，人们最直观的感受便是俳优俑数量出奇得多，除被调入国博的天回山东汉击鼓说唱俑之外，川博还收集到各种形状各异的立式、蹲式俳优，表情滑稽，手舞足蹈，用尽全力想逗观者破颜莞尔。显然，若非两汉追求俳优娱乐的风气在四川蔚然成风，当地人又怎会特地烧制如此多好笑的陶俳优俑让欢笑常伴千年？在俳优之外，川博还收集许多其他题材的两汉陶人俑，题材有庖厨、抚琴、舞蹈、劳作乃至哺乳、持镜提鞋等等。甚至还有一尊出土于天回山，正瘫坐于床榻上、充满松弛感观看节目的观赏俑。不管是陶俑在做何事，人人表情都如俳优俑一般开怀，甚至就连一些细狗、猪羊等家畜也喜气洋洋，让观者一看便会心一笑，深刻体会到千年前川人平凡生活中的幸福与喜悦。

除此之外，这一展厅中还有很多其他值得观赏的文物，譬如院藏郫都区新胜乡发现的“宴乐百戏”（1974）石棺，此石棺四面均有画像，前后双档为神话题材，为双阙和伏羲、女娲，左右分别为宴乐、乐舞、杂技及曼衍、角抵、水嬉，追求玄幻神仙世界同时又注重现实生活。此外，还有一来自新胜乡龙虎戏壁石棺盖，图中蛟龙猛虎活泼矫健不在话下。引人瞩目的是龙虎上方刻有牛郎织女，似为中国出土文物中最早的牛郎织女图。

不过，若单论鬼神祥瑞、历史传说及宴饮游戏主体画像石（砖），全国多有出土，同河南、山东及江苏徐州等地博物馆藏品相比，川博似乎并不出挑。真正让四川画像石（砖）独树一帜的，乃是此地画像石（砖）极为广泛的取材主题，不仅有他处少见的体育、学习主题，更有涉及生产生活之画像，为后人留下一部最全面不过的两汉生活百科图。

在院藏四川彭州义和征集的画像砖中，人们可以看到“手搏”，也就是徒手格斗场景。画面中两人仿佛身处旷野，相对侧身亮拳摆出架势，而头上惊鸟掠过，宛如武侠片中定格画面；另一组同样征集自彭州的“升鼎”，则是两人以绳杆举鼎，展示自己过人体力的场景。

古蜀人可不是只会追求体育的赳赳武夫，院藏德阳柏隆乡出土的“讲学传经”画像砖则展现出汉代四川人热爱学习的风气。自太守文翁建石室郡学之后，四川不仅培育出诸多著名文人，还儒风大盛，尊老爱老成为社会主流。古籍曾提到汉代老人“年始七十者，（官府）授之以王（玉）杖，哺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真实情况如何？且看川博“养老图”画像砖：画面正面为一座粮仓，仓房左侧的戴冠长服者主事者指挥仆役，正为右侧一鸠杖老者发放粮食，为后人直观再现汉代官方养老场景。

事实上，川博所藏画像砖（石）中，人们不仅能看到古代蜀人鲜车怒马跨桥而行（“车马过桥”“骖车过桥”），也能看到酒肆少女当垆的市井场景，更能看到薅秧耕作，二牛耕地的农作，还有用高架滑轮进行井盐生产的详细描绘（“制盐”），甚至有描绘汉代街市平面图的“街市画像砖”，上至神话传说、下至社会生活，内容无所不包。

四川画像砖题材之广泛，实属海内罕见，究其根源或许同四川人民自古以来乐观的天性有关。他们热爱生活，因此才会热衷于发掘世俗劳动之美，将其搬上画像砖砖石，仿佛是为古川人乐观做注脚。

此外，还有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的观音菩萨头像，头梳高髻，头戴宝冠，面部丰满，鼻翼丰满，正是典型唐代菩萨造像风格。而柳叶眉、丹凤眼同嘴角搭配可变幻出各种表情，或莞尔，或端庄，似莞尔拈花微笑又仿佛颦蹙怜悯众生，可谓佛教造像中的精品。

“石涧敲冰”七弦琴更是难得，此琴长122.7厘米，宽 17.5厘米，为头宽尾狭神农式，琴面略呈弧形，外侧嵌圆形螺钿十三徽，琴面张弦七根（后人配置），底部有二音槽，大者为“龙池”，小者名“凤沼”。龙池下腹部刻有篆书“玉泉”方印一枚，底面首部阴刻行草“石涧敲冰”四字，据故宫博物院专家考证为昔日耶律楚材所藏。

不仅是承平时期各种物品各具特色，由于四川地处大后方，在乱世尤其能保存中原文化。此厅中的三国蜀汉五铢向后世直观展现了什么叫作“业复五铢钱”；而后蜀残石经《诗经》《尚书》《易经》，则向今人展示出战乱之际蜀人保存传统文化的努力；前蜀永陵（王建）出土的玉大带、哀册、谥宝，为后人复原唐五代帝王生前身后排场提供了最可靠的证据。来自王建墓的藏品中还有一尊小型镀银铜猪，通长11厘米，高仅3.4厘米，由左右两半焊接而成，猪头前伸，一对大大的眼睛炯炯有神，前蹄曲肘向前匍匐，后蹄着地用力蹬踏，微翘短尾，作欢快奔跑状。猪身肌肉丰满，周身刻有细毛花纹，显得膘肥体壮，为五代时期金属工艺中的精品之一。天下大乱之际四川还能保持如此高的工艺水准，也能从侧面印证蜀地为乱世乐土之特性。

文化交流融合的见证

既然说到四川博物院，大家的第一时间想到的恐怕都是三星堆的青铜器了。不过，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除了三星堆文物外，那些富有特色的青铜器。

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彭州市濛阳镇竹瓦街出土大约有40余件窖藏青铜器，其中精品首推象首耳兽面纹铜罍和羊首耳涡纹铜罍。

象首兽面罍通高70厘米，口径21.8厘米，罍盖为四鸟形突棱，罍身饰夔龙，夔鼻恰为突棱，肩部双耳为一对立体象首，双耳象鼻特征明显，通体刻画云雷纹、匐牛纹、夔纹，图案样式繁复而又主题突出，布局对称，即便放在中原地区也是难得列罍精品。

另一羊首罍通高68厘米，口径24厘米，有着覆豆形罍盖，四面立棱，棱中有四合选旋涡纹，肩部有立体盘角羊首双耳，造型简洁明快，做工精良，可谓川博镇馆宝藏之一。

当后人于蜀地见到如此精良、形制纹案又带有浓郁商周风格的列罍时，自会猜想这莫不是受中原影响？此说并非臆想。考究竹瓦街窖藏青铜器铜质和色泽，人们大致可肯定为巴蜀本土所铸，但其中有两件青铜觯却分别铭有“覃父癸”“牧正父已”，而该字样也出现在陕西宝鸡竹园沟的晚商铜爵和陇县韦家庄的晚商铜尊之上，几乎可以确证该批青铜器要么就是延请北地工匠所铸，要么就是古蜀人直接翻模，总之都是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产物。

不仅是通过古蜀道接受北地影响，厅内陈列的1980出土于成都新都区马家乡的战国“邵之食鼎”则体现了南方楚文化的影响。此鼎铸造极为精良自不必说，关键盖内还有用春秋战国楚地流行文字书写的“邵之食鼎”四字。“邵”，很可能就是楚国宗室“昭”。

这些青铜器足以证明，蜀地自上古以来便同黄河与长江流域诸文明有着密切联系，深受两地文明影响。那么，巴蜀文化是否完全就是照搬黄河、长江文化？馆中另一些青铜器则给出否定答案。

1972年郫县（今成都郫都区）出土了一件战国虎纹铜戈，此戈援长17.8厘米，内长7.5厘米，胡长8厘米，在援、内相接处铸有浮雕怪鸟头形虎头纹，可能为某巴人氏族图腾；而在胡两面均铸造有一椎髻跽地，腰佩悬刀武士，形象酷似后人在《蜀王本纪》所所言“椎髻左衽”的古蜀人。更让人惊讶的是戈脊处有一行被称为“巴蜀图语”符号纹饰，与中原甲骨文、金文均不相同，而且此种符号系统也见于院藏成都羊子山出土的战国青铜器，很可能是古蜀国发展出的某种文字雏形。

既有巴人图腾又有蜀人形象，同时还有类文字符号，此戈宛如巴蜀文化独特性象征，暗示先秦巴蜀在汲取黄河、长江流域文化的同时，内部也逐渐开始产生属于自己的文字，开始形成一种源自长江、黄河流域，同时又有鲜明本地色彩的中华文化分支，体现此点的还有馆藏的战国嵌错宴乐攻战纹铜壶。该青铜壶于1965年发现于成都百花潭中学10号战国墓，壶通高40厘米，口径13.4厘米，通体用金属嵌错出四层图案，从上至下第一层为习射庖厨图和采桑歌舞图；第二层为宴乐武舞图和弋射图；第三层为步战仰攻图和水路攻战图，第四层为狩猎图。图中人物有三星堆金杖和祭天玉璋画风，而复杂的图案组合更为蜀地独有，偏偏又全集中出现于壶这种典型中原青铜器形之上，可谓多方融合。

周末将至，各位朋友们可以放下一周的忙碌，去到四川博物院，探索更多四川人从古就有的“松弛”密码。

参考文献:

四川博物院官方网站

四川博物院《岁月留痕——四川博物院建馆七十年纪念文集》

《四川博物院文物精品集》

《四川博物院》等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4年10月下，原标题为《四川博物院，呈现巴蜀先民的多彩生活》，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