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作为种国经济的长期“当家人”，领导、见证了中国股票市场在1990年代的蓬勃发展。

那么，他本人对股市又有何独到见解呢？

本文精选了《朱镕基讲话实录》中部分涉及股市的文字，为各位读者介绍朱总理对股市的看法。

面对1996年股市泡沫

以下内容摘自《朱镕基讲话实录》。

中国的股票市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那时上海的股票市场比香港地区的发达得多。新中国成立后，把它关闭了，成为禁区。

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搞股票？邓小平同志说，可以试。

1990年12月，在上海成立证券交易所，当时我在上海当市长，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实际上是一个最有效的直接融资方式，同时又成为企业效益的一个晴雨表，谁的效益好，谁的股票价格就高。

特别是老百姓手里的钱越来越多，不满足于存在银行里，总是要寻找出路。不搞股票，照样会出现“地下钱庄”、买彩票、赌博，什么都有。

买股票是一个正确的投资方式，有好处。现在外国的股市对社会稳定没有什么影响，通过基金的管理方式，把社会上的游资都吸引过来。

但是，股票也是有风险的，特别是在不成熟阶段。这几年我们发展股票的历程是三起三落，一下子上去，一会儿下来。股民没有风险意识，政府对股票的监管力度也不够。

邓小平同志当初就讲过，股票可以试，不行就关。现在关是关不了啦，城市人口差不多40%都进入股市去了，怎么关呢？

今年（1996年，笔者注）4月份之前，股市比较平稳，4月份开始升温，9月份后暴涨。香港股市排在世界前几位，一天的成交额也就是108亿港元；它的股票流通市值相当于我们现在的10倍。

也就是说，它有4万亿港元，我们的股票流通市值只有4000亿元，但今年12月份我们一天的成交量最高峰达到350亿元，相当于香港的3倍以上。这说明股市投机性很大，一些“垃圾股”，根本没有什么效益，都炒成七八元一股。为什么暴涨？

大家都认为，香港“九七”回归之前，政府绝对不会让股市掉下去；否则，政府的面子不好看。以为买股票就必赚，因此今年9月份后新的股民进入得比较多，几个月的时间增加了800万户，现在有2200万户人了。大概有近40%的城市人口与股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股市牵动人心啊。

股市要是出问题不得了，因为世界股票市场是有规律的，有涨就有跌，暴涨就暴跌。我们也担心在什么时候跌。我们本来是采取不加干预的态度，但这几个月以来，看到这种危险趋势，大户操纵，银行资金违规进入股市，股民们盲目地跟风，新闻媒介推波助澜。

因此，这几个月我们做了一些工作，香港报纸说是下了“十二道金牌”。我们撤掉了两个银行的行长，因为他们拿信贷资金炒股票。

我们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几篇文章，目的就是提醒股民现在股市过热，风险很大，但毫无效果。香港报纸说，股民只看到“九七”香港回归的利好消息，别的不管了，无论怎么警告，他们都无动于衷。这样发展下去不得了。

这时候，我们不能不讲话了，于是发表了一篇《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是让中国证监会同志起草的，实际上是讲了三个道理：

第一，这个股市现在是非理性的。

第二，股票市场是有涨必有落，落的时候，政府不会托市，也托不起这个市。历史经验证明，没有一个人能把股市托起来。

第三，股市风险自负。赚了钱你多得，赔了钱你自赔，政府管不了。

现在股民的风险意识不如新中国成立前，那时的上海股民赔了钱就往黄浦江一跳了事。现在赚了钱的一声不吭；赔了钱的找市政府，砸市政府的玻璃。

现在不警告他，将来出了事怎么办？因此，我们认为《人民日报》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发表正是时候。

当然，我们估计这篇文章一登，股市也可能全面崩溃，一落到底，那也是不好办的事。因此，我们在此之前先建立了一个涨跌停板制度，这是国际惯例，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股票一天上涨或下跌的制度不能超过10%。现在看来，这个制度提前建立是有好处的，要不然这个星期一就是“黑色星期一”，一垮到底了。

当时，没有想到这篇《人民日报》特许评论员文章的作用有这么大。“十二道金牌”股民都不理啊！这篇文章一登出，星期一早上一开盘，股票一下下跌10%。要是没有这个10%的限制，就全部掉到底了，这种情况我们预料到了。

但是我们也没有考虑到，股民很多是新股民，拿的是退休金，保命钱炒股票，这样一下化为灰烬，也不太好。

因此我们决定在星期一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上发表中国证监会发言人的谈话，做了些解释工作。我们发现所有的外国评论都是正面的，还有香港报纸的评论都是正面的，认为中国政府的做法用心良苦，无可厚非，不可责权求备，采取这个措施是必要的。

第一天跌了百分之九点几，第二天又跌了百分之九点几，但第一天的成交额是20亿元，第二天的成交额达到了80亿元，成交额上去了，我们就放心了。既有人抛，又有人接，还有人进来。第三天的情况就更好了，股市反弹了，成交额是180亿元。直到第三天晚上，我才睡着觉。

后几天，股市有升有降。我估计问题不大，有惊无险。今后股市再涨再跌，不能怪我。我已经把股市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赚钱不来找我，赔钱来找我，这有道理么？现在外边又在谣传，政府会托市。

香港《明报》记者写了一篇文章，我看写得很好，题目是《谣言止于智者》。这篇文章说，《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刚说政府不会托市，现在又开始托市？

朱镕基不会笨到这个程度，自已打自己的嘴巴。我宣布不托市，还托什么市？政府不会管，股民自己投资，自已承担风险。我们采取一些措施后，各种信息反映上来，根本没有跳楼、打碎玻璃的事，没有激烈行为出现，说明中国的股民也在成长之中。

对这件事中央政治局讨论过，中央也作过决策，当然要关心人民的利益。这不能叫行政干预。总之，这件事情，我们是做得对的，对今后股市的正常发展是有利的。

和索罗斯对话股市监管

以下内容节选自《朱镕基讲话实录》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

2001年，朱镕基会见索罗斯，问索罗斯金融和股市怎样监管，索罗斯回答到，中国逃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对外封闭，如果对外开放，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因此，应先加强后开放。同时，应该创立机构投资者，而且是不受政府控制的。

这是2001年9月17日，朱镕基同志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乔治·索罗斯时的谈话。索罗斯是美国金融界人士，长期从事国际资本运作，在1973年创立索罗斯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总裁、董事长。

朱镕基：欢迎你出席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会举办的国际论坛会议。你的新书在中国出版，我在此表示祝贺。你寄给我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收到了。我很高兴和你见面。你是从美国飞日本再飞北京的吗?

索罗斯：经过蒙古飞过来的。

朱镕基：袭击事件发生时，你在美国么?

索罗斯：已经离开了。

朱镕基：我对9月11日美国人民遭受的损失感到震惊，表示慰问和哀悼。据我所知，目前已有51位华人丧生。

索罗斯：我很难过。

朱镕基：其中两位是在被劫持的飞机上，其他的都在世贸中心工作。我刚刚看过电视，有一个华人家庭的夫人和孩子，他们在流泪，我也流泪了。你认为这次袭击事件会造成多大影响?

索罗斯：从经济角度看，美国经济中已存在的趋势，如经济步入衰退期、消费者心态谨慎、美联储利率下调、股市下跌等等，都将因这次事件而加速发展，时间会提前、速度会加快。

当然，衰退期也会因而缩短，这是坏消息中的好消息。同时，美国人减少了外出，这等于将需求延滞到将来，有利于财政和货币稳定。

总之，经济下滑趋势会大大加快，但持续时间会缩短。至于此次事件对美国会造成多大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作何反应。美国人当前普遍感到愤怒，但如果美国政府采取的行动伤及阿富汗或者其他国家的平民，将导致恶性循环，希望能够避免。

朱镕基：大多数人原来预计美国经济将于明年复苏，这种预计会不会因袭击事件而改变?

索罗斯：袭击事件前，美国经济已下滑至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下滑主要集中在技术产业，消费者和起关键作用的消费经济基本不受影响。而现在，已有迹象表明，消费开始受到影响，经济下滑进入到第二阶段。

而正是由于此次事件加速了美国经济的下滑趋势，我现在反而更认为，美国经济将于明年复苏。但技术产业由于投资过热，其复苏所需时间更长一些，可能要几年。与目前状况最为相似的是1973年，当时股市繁荣，结构不合理，克服这种状况用了十年时间。

朱镕基：国会已授权布什总统动用400亿美元处理袭击事件，如果发动战争，这笔钱是远远不够的。这就意味着美国几年将出现财政赤字，这对美国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索罗斯：可以刺激美国经济，但对利率尤其是长期利率将产生不利影响。我原来预期美国经济会下滑，因而大量购买国债，但今天我已经开始抛售10年期和30年期的长期政府债券，不过不会卖出6个月的短期债券。

朱镕基：这就是说，美联邦政府会大幅度地降息?

索罗斯：短期利率会下降，而长短期期利率差额会进一步扩大。

朱镕基：我想问的问题都问完了，现在看看你有什么想说的。

索罗斯：我很高兴时隔12年重访中国。自1989年后一直没能再来，中国的变化和进步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89年以前，我对中国有所了解，但现在所知甚少。我想问的是，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朱镕基：你一下子抓住了最难回答的问题。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王梦奎(当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是经济学家，请你说一下。

王梦奎：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城市人口就业问题和金融体制的改革等。

朱镕基：我想在王教授回答的基础上再明确一下。

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产业结构不合理，需要很大的调整。现在传统产业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在许多方面，如钢铁和煤炭，产量居世界第一。但传统产业维持目前的生产能力主要是靠政府努力和基础设施的投入，没有政府推动，这些产业就会开工不足。

消费品工业主要依靠廉价商品销往欧美等地，但欧美对此类商品的限制越来越严，出口越来越难，如不及时调整，以信息化带动科技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将会越来越大。

尤其是中国农业人口占80%，由于粮食过剩，出口又出不去，价格高于国际市场，农民收入得不到提高或增长缓慢，城乡矛盾将加大。

不调整产业结构尤其是提高农业水平，整个国民经济都会遇到困难。当然，这些都是长远的问题，我们还有几年时间可以做工作，目前还不会产生尖锐的矛盾。

目前困难的是，随着美国经济衰退、日本经济停滞，中国的出口将越来越难，而出口对中国来说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去年出口总值达2550亿美元，现在出口增幅大大降低，我担心今年甚至会出现负增长，成为国民经济的负面因素，靠动员内需来解决。

现在人民对政府有信心，愿意消费，消费在增长，所以出口下降不会影响我们原定计划的实现。

第二个问题是国有企业，可以看出，现在的国有企业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近几年，我们在国企股份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国企的海外上市，已经筹集到几百亿美元的资金，国内上市企业每年也可筹集1000 亿至2000亿元人民币，我们在推进股份制也就是所有制改革方面已有很大的改进，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我们已基本克服。

好的一面是中国的投资环境大为改善，近三年来，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每年都保持在400亿美元以上，今年将接近500亿美元，但袭击事件发生后，就难预料了。

现在的问题是股市发展快，但不规范，投机行为多，政府监管不够，对人民币没有信心。如何加强监管和规范化很令我们头痛，这方面愿意听听你的意见。

第三个问题是银行体制改革。我们过去实行的是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最大的问题是不良资产比例过高，最高时曾占到40%。后来我们借鉴美国RTC(处置信托公司)的经验，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将不良资产从银行划出来，以使这些商业银行规范化、实现自主管理，但问题依然很多。

通过改革和加强监管，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今年的不良资产比例下降了3%至5%。我们希望将这些银行变成股份制银行，它们的不良资产虽有相当部分已经划出，但问题依然很多，上市十分困难。

上面谈了很多令我们头痛的问题，不过我们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在建立健全社会保险体系方面，这两年取得的成绩还是可以的，社会保险体系已基本上实现资金收入和支出平衡，当然，还有过去的欠账。

我们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如果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国家将提供补贴。

索罗斯：有没有考虑建立信托基金来管理社会保险基金如养老金等?

朱镕基：有。中央政府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各级政府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有一套独立的体系负责基金的管理，工人向其缴纳养老基金后，由其向全国企业的工人发放养老金。

索罗斯：有没有考虑将其分成几块以强化金融市场，允许企业设立独立的养老金账户，个人也可以在几家管理机构间作选择?

朱镕基：由于我们缺乏有经验和能力的人才，现在的基金主要用于购买政府债券或存入银行吃利息，只允许基金的10%进入股市投资。现在正在考虑如何更好地运用基金。我这里谈的主要是社会保险，不是商业保险。

索罗斯：我想谈几点看法。中国对外态势很好，就出口竞争力、贸易顺差、迅速发展的国内市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而言，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强的经济体。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将不得不开放它的金融市场，这是一次真正的挑战。

我认为，中国应首先发展国内金融市场，为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做铺垫。开放的顺序是很重要的，要分步走，先大力推动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再着手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

其他国家如日本有过类似的经历。日本一度曾是世界上最强的经济体，经济快速增长，目前日本工业虽依然强大，但金融体系一塌糊涂，日本的工业产出多少，金融体系就丢掉多少。

中国应避免重蹈覆辙。中国逃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对外封闭，如果对外开放，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因此，应先加强后开放。

你已谈过坏账问题，我认为首先应发展内部银行体系。中国储蓄率高，应给储户提供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工具供其选择。至于监管人才，中国并不缺乏，我最近见过两位这方面的优秀人才。

但中国的股市和债券市场基本上只有散户，没有机构投资者，而股市和债券市场的稳定很大程度上依靠机构投资者的参与。养老基金等可由机构投资者而非政府机构按商业原则入市运作。

日本的问题是，它的金融机构只听大藏省的，没有学会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进入国际市场后，要同国际银行界打交道，结果输得只剩下了衬衫。

朱镕基：你说得还是客气的，你还没有说输得只剩下了裤衩。

索罗斯：应该创立机构投资者，而且是不受政府控制的。我认为中国有这方面的人才，如留学归国人员及香港、台湾等地华人有这方面的能力，可以在开放前培养中国的金融市场。

最后一点，中国要开放，还要允许信息的自由流动、自由讨论、思想自由——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我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待过较长时间，在这些国家设有基金会，对它们有所了解。

我对中国和苏联作过比较：中国政治是成功的，人民支持政府、乐观、有热情。可能是因为我只去过中国东部，对中国了解不够，观点失之偏颇，不过我觉得目前的环境对中国的政治开放和建设开放社会是有利的，民众的心态是建设性的。

要知道，变化的历程是非线性的，总有一天形势将会变得不那么有利，如果还没能建立起一个开放的体系允许自己表达，就会出现崩溃的严重局面。

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一度发展得很快，雅加达宛如中国的上海，但它的体制中存在着僵化的成分，如政治体制、与没有挂钩的汇率机制等。由于缺乏调节机制，一旦出现问题便导致崩溃和危机。因此，在经济繁荣时应作出一些灵活的安排。

朱镕基：你的观察很深入，观点也很深刻。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在金融市场，中国已实现了经常项目下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但距离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还很远，有许多问题尚待克服。谈到人才，华人中人才是多，但很多已被外企聘用，成为其驻华代表。

索罗斯：可以考虑建立合资企业来发挥这些人才的作用。

朱镕基：我们每年400多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都用于建立合资企业了。中国需要人才激励机制，中国的工资水平低，见到有人工资高就眼红，这种心态不改变，难以吸引国内人才。

索罗斯：据我了解，中国尚未允许外国共同基金来华建立合资企业。通过这次访问，我有意在中国设立一家合资企业吸引年轻人才前来管理。

朱镕基：中国尚未允许外国共同基金来华投资，因为我们自己已有的一些基金都不能令人相信，由于监管能力不足，我们的这些基金在股市上弄虚作假。也许可以考虑你的意见，与外国共同基金合作，可能比自己的基金还要好些。

索罗斯：这样还可以吸引股市上的散户，他们目前在股市上犹如赌博，而通过共同基金的专业管理可以得到更好的回报。金融市场的发展不光是监管的问题，主要还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如投资心态、行为、标准等，应向机制化发展。中国有这方面的人才，可以吸引过来。

朱镕基：从你的谈话里，我学到很多东西，以后有机会再谈。你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告诉我，可以写信给我，也可以找他们(指王梦奎、辛福坦(当时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索罗斯：我还是找他们。我的公司与投资银行不同，如果可以找到中方合作伙伴，我愿意在中国建立合资企业并持少数股份。

朱镕基：欢迎。

索罗斯：大的银行或其他机构都可以从合资企业中获益。

朱镕基：我更看重你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