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中的雍正帝，死得比任何一位清代同行都惨。

相传，雍正十三年（1735）的某夜，一个叫吕四娘的女刺客为报家仇，乔装打扮潜入了紫禁城。

趁着雍正不备，这位女侠一剑封喉，并割下了皇帝的脑袋。大仇得报后，吕四娘带上皇帝首级，施展轻功飘然离去，从此在江湖中销声匿迹。

堂堂大清皇帝，却在戒备森严的皇宫里遇刺身亡，身首异处。这是大清朝立国以来的奇耻大辱。儿子弘历（乾隆帝）只能命人用黄金仿制了一个假头，勉强给父亲凑了个“全尸”，无头雍正才得以体面下葬。

作为雍正王朝的收官轶事之一，“吕四娘刺杀雍正帝”充满了武侠小说里的快意恩仇。不过，诸如此类的记述，多出自于《满清外史》《清宫遗闻》等野史著述之中，本就不足为信。

奈何，杀人偿命的剧情设定，向来为国人所喜闻乐见。这让饱受争议的雍正帝，在死因方面又多了几分神秘感。

艺术源于生活，“吕四娘刺杀雍正帝”的剧情并非空穴来风，这还要从一起文字狱说起。

雍正年间，湖南书生曾静屡试不第，无奈当起了教书先生。和历史上不少落榜生一样，曾静怨气很大，逐渐发酵成了造反。

雍正六年（1728）九月，曾静派学生张熙远赴西安，截住了川陕总督岳钟琪的车轿，秘密递上一封信。岳钟琪查阅来信后，不禁吓出一身冷汗——原来，这老小子是有的放矢，意图搞策反。

曾静挑人的眼光很独到。当时的岳钟琪不光手握重兵，节制川陕，据说还是岳飞的后人。曾静一伙人想搞革命，显然是看中了他的身份与兵权，臆想着借南宋抗金名将后裔的大旗（清初自称“后金”），来个振臂一呼而天下应。

不过，曾静这回算是看走眼了。捧着烫手山芋的岳钟琪求生欲极强，转头就把这事汇报给了雍正。经查，曾静原来是读了明末遗民吕留良的著述，被书中“华夷之别”等反清主张所影响，这才起了造反的念头。

这一查，拔出萝卜带出泥，竟然还有意外收获。于是，雍正下令清算吕氏一族，族人、门生或处斩，或流放。即便吕留良已经去世多年，仍不免被开棺戮尸。

出于最朴素的情感，民间对吕家的惨状表示同情，一个“吕氏孤儿”形象逐渐形成，进而踏上复仇之路。这才有了吕四娘刺杀雍正帝的民间传说。

在清廷官方文献与近侍的回忆里，雍正之死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作为皇帝的生活日记，《雍正朝起居注册》是这样描述的：

“八月二十一日，上不豫，仍办事如常。二十二日，上不豫。子宝亲王、和亲王终日守在身旁。戌时皇上病情加重，急忙在寝宫发布遗诏给诸王、内大臣及大学士。龙驭上宾于二十三日子时。由大学士宣读朱笔谕旨，着宝亲王继位。”

在这份记录中，没有女刺客，也没有无头尸，只有一个突然发病、三日暴亡的皇帝。但，正因为是暴毙，才导致真相扑朔迷离。

关于雍正死因，有种说法是“过劳死”。

康熙去世后，留给雍正的并非太平盛世，而是一个烂摊子。官僚腐败，国库亏空，制度崩坏，边疆还有准噶尔作乱……雍正一上台，就面临着王朝随时可能爆雷的风险。为了革除康熙晚年留下的朝局积弊，雍正对症下药，制定了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摊丁入亩、火耗归公等一系列改革举措。

与此同时，为方便沟通地方，雍正还给予了更多低级别官员直接上奏皇帝的权利。于是，皇帝案前的奏牍、密折大幅增加。雍正曾对大臣们说：“各省文武官员之奏折，一日之间，尝至二三十件，或多至五六十件，皆朕亲自阅览批发，从无滞留。”

雍正对奏折的批复，可不是寥寥数语就完事，而是“每折或手批数十言，或数百言，且有多至千言者”。工作量之大，可见一斑。

为了确保新政顺利推行，雍正经常开启加班模式。清史学家孟森评价雍正说：“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雍正）者。至其英明勤奋，实为人所难及。”堪称帝王界的劳模。

在近乎全年无休的状态下，工作狂雍正最终力挽狂澜，将清王朝拉回了正轨，并为之重新打造了一套新的财政与行政系统。此时，雍正才稍微松了口气，对大臣说：“近年以来，天下庶政渐次就理，下情稍觉洞达，臣工之奏折较前减少，而朕躬精力亦不如前，批答之事始从简便。”

高负荷的工作状态，虽然让天下逐渐大治，却也让年过半百的雍正身体透支，状态大不如前。在现代医学看来，过劳极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从而危及生命。这为雍正的暴毙埋下了根子。

此外，丹药中毒，则被认为是雍正暴亡的另一种可能。

和明世宗嘉靖一样，这位清世宗同样崇道、喜欢嗑药。雍正曾给全国封疆大吏下过一道密旨，要他们替自己寻觅良医名道。雍正素来以严酷出名，但在求医寻道这件事上，却展现了少有的宽容，他告诉大臣们：“便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让地方大员们放宽心，尽量去找就行了。

在召集到一批道士之后，雍正便组织他们在宫苑中炼制丹药，诺大的圆明园，一度变成了皇家制药厂。在“药厂”出品里，有一种叫“既济丹”的丹药，雍正不仅自己服用，还经常赏赐给信赖的几个大臣，君臣一齐嗑药。

但传统丹药里富含铅、汞、硫、砷等有毒成分，对人体伤害甚大。长期服用道家丹药，究竟对雍正的身体造成了什么影响，现代人无从得知，只能根据过往帝王服食丹药致命的记载推测其或许也死于丹药中毒。

无论是过劳，还是中毒，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在雍正十三年（1735），雍正皇帝的的确确是死了。

雍正暴毙之后，清廷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安葬这位皇帝。

清初，顺治皇帝在河北遵化开辟了清东陵，并长眠于此。康熙驾崩后，按《周礼》“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葬于顺治孝陵东南侧，形成了清代“子随父葬”的传统。按照这一惯例，雍正应当响应昭穆制度，在顺治孝陵的西侧建陵。然而，事实却是，雍正陵寝放弃了清东陵，转而向西，到数百里外的河北易县落了户。

关于远离父祖、到易县“另起炉灶”这件事，其实是雍正反复思虑后的结果。

早在雍正五年（1727），雍正就开始为自己筹划预建寿陵。一开始，雍正派自己最为信赖的十三弟、怡亲王允祥带人到清东陵卜陵。卜陵团队本想按昭穆葬法，在顺治孝陵周边找一块吉壤，奈何目标区域无好穴。得知此事后，雍正下令放宽条件限制——可以扩大范围，在清东陵周边再找找。

经过实地踏勘，卜陵团队相中了清东陵以东、遵化城北的九凤朝阳山。雍正大喜过望，差点半场开香槟。

然而，实地勘测复核后，九凤朝阳山的缺陷暴露了。堪舆精英们认为此地风水“规模虽大，形局未全”。更严重的是，施工人员也发现“穴中之土带砂石”，强行施工会有渗水塌方的风险。对于有着完美主义倾向的雍正而言，这些新发现已经意味着九凤朝阳山选址成了废案。

经此一事，雍正继续放宽范围限制，新陵址只要在京师周边即可。条件放宽之后，卜陵队伍终于相中了一处风水宝地——河北易县永宁山。他们称赞此地“实乾坤聚秀之区，为阴阳和会之所，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类似于九凤朝阳山的缺陷，一个都没有。雍正派人复核之后，也认为此地“山脉水法，条理详明，洵为上吉之壤”。

尽管已经寻得风水宝地，但雍正犹豫了，迟迟不肯表态。个中原因无他，唯有一个顾虑——“（易县永宁山）但于孝陵、景陵相去数百里，朕心不忍。”意思是，自己的新陵址离父祖所在的清东陵太远了，这会显得自己很不孝。

雍正这么一说，无疑是把难题直接抛给了群臣。

大臣们很清楚，皇帝就是缺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来说服自己。于是，众人纷纷举例，称“夏禹在浙江之会稽，而自启以下在山西之夏县，少康又在河南之太康，其间相去奚止千里”。众臣又拿关中汉、唐帝陵来佐证，称“其间相去远者四、五百里，近者二、三百里”。

这么一对比，易县到遵化这几百里路还算远吗？

最后，大臣们劝慰皇帝：“易州及遵化州地界与京师密迩，同居畿辅，并列神州，其地实未为遥远。”又称永宁山“地脉之呈瑞，关乎天运之发祥，历数干百里蟠结之福区，开亿万斯年之厚泽”，埋在那里，对清朝延续大有裨益。

至此，雍正终于下定决心，死后就长眠在这永宁山下。

雍正八年（1730），泰陵于永宁山下的天平峪开工兴建。

不过，未及工程完工，雍正便在执政的第十三个年头里突然驾崩，只得停灵暂厝。直到乾隆二年（1737），雍正才和孝敬宪皇后乌拉那拉氏、敦肃皇贵妃年氏一并葬入泰陵地宫。

雍正泰陵的修建，也标志着清朝在关内的第二个皇家公墓群——清西陵开始形成。

雍正到河北易县开辟清西陵，却给继位者留下了一个难题。

等到乾隆为自己卜陵选址时，问题就出现了：如果沿用“子随父葬”的规矩，自己跟子孙后代们死后都躺进清西陵去陪伴雍正，那么远在遵化的清东陵必然被冷落。

最终，乾隆采用了一个折中之法——昭穆次序，隔代安葬。也就是把“子随父葬”改成了“爷孙相伴”。

就这样，乾隆陵寝去了清东陵，而留在清西陵的，便是为雍正之孙——嘉庆皇帝。

嘉庆是乾隆的第十五子。有十四个哥哥排在前头,本来继位的概率就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奈何自己的兄弟们要么短命夭折，要么风评太差。乾隆只能矮个子里拔高个，选中了没有什么明显缺点的嘉庆。

作为清代皇帝里的小透明，嘉庆的存在感实在不高。一方面是因父亲乾隆的权势光芒太耀眼，另一方面是嘉庆的确也没什么可以称道的政绩作为。

乾隆六十年（1795），为了兑现诺言，致敬康熙，乾隆宣布禅位给儿子嘉庆。然而，太上皇退位不放权，依旧将皇权牢牢把持在自己手里，这就把新皇帝嘉庆完全架空了。直到嘉庆四年（1799），乾隆去世，嘉庆皇帝才算熬出了头，有了实权。

按照历史惯性，早期被压制的君主一旦咸鱼翻身，大多会有一番作为。比如汉武帝在祖母窦太后去世后，便放开手脚，干出了一番宏图伟业。然而，嘉庆并没有汉武帝那般雄才大略。他执掌权柄后，所做唯一值得称道的事，仅仅是惩治前朝遗留的贪官和珅。

嘉庆对和珅的厌恶，早在当皇子时就已经产生。当时的和珅以善于逢迎而官运亨通，原本连乡试都考不过，却仅用六年时间就从宫廷侍卫变成了军机大臣，堪称升迁奇迹。后来，嘉庆被秘密立为皇储。提前得知消息的和珅又故技重施，献上一把玉如意以讨好嘉庆，并暗示自己有拥立之功，这让嘉庆打心底里厌恶此人。

太上皇乾隆停灵期间，嘉庆皇帝就开始对和珅发难。

他先是假意命和珅守灵，然后私下找人发起了弹劾。在一番师出有名的清算后，和珅被一撸到底，于狱中自尽。和珅倒台后，嘉庆对其抄家，查抄出了巨额财富。这笔钱属实来得及时——在乾隆朝出现严重的财政赤字后，雪中送炭般地给嘉庆朝回了一次血，以至于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

惩治完和珅，嘉庆又变回了原来平庸的样子。可即便是做个守成之君，嘉庆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

“康乾盛世”结束后，社会积累的矛盾在嘉庆一朝集中爆发。嘉庆元年（1796），湖北宜都官员在搜捕白莲教逃犯时大搞株连，许多无辜百姓受难。最终，官逼民反，受迫害的白莲教徒和百姓一同起事，掀起了波及鄂、豫、川、陕等地的白莲教起义。面对声势浩大的叛乱，嘉庆皇帝显得有些手足无措，连续六次变更前线主帅，犯了用人不专、临阵换将的忌讳，导致白莲教起义如滚雪球一般，越闹越大。

嘉庆九年（1804），在耗费白银超过二亿两、投入大量兵力之后，历时九年的白莲教起义才得以平定。

经过这次民变，嘉庆得出了一个结论——清朝腐败的吏治，是官逼民反的祸源。尽管嘉庆有心解决乾隆晚年遗留的种种社会问题，但受制于自己的能力和积重难返的社会现实，他已经无法像爷爷雍正那样力挽狂澜。

清王朝最大的悲剧在于，在最需要锐意进取、具有魄力的非常之人主政时，偏偏安排了平凡之辈上台。这也意味着逆风翻盘的可能性不复存在，局势不可逆转。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61岁的嘉庆皇帝在前往承德避暑山庄途中偶感风寒，病情逐渐加重，于烟波致爽殿驾崩，后葬于昌陵。

嘉庆昌陵位于清西陵界内、雍正泰陵西侧，相距仅两里。昌陵所在地原是乾隆留给自己的陵址，但在立下“隔代安葬”的规矩后，乾隆将其赐给了嘉庆。嘉庆四年（1796），昌陵动土，在“外仿雍正泰陵，内仿乾隆裕陵”的设计要求下，历时四年完工。

道光元年（1821），嘉庆棺椁葬入昌陵地宫。和早已葬入的孝淑睿皇后喜塔腊氏，聚首长眠。

越过嘉庆朝这座分水岭后，清朝在下坡路上越走越快。 

和父亲一样，道光也是才具平平之人，没能让清王朝及时刹住车，以至于整个国家颓势愈发严重。仅仅一场鸦片战争，清王朝就被洋人撕下了遮羞布。不仅国门被枪炮轰开，还要割地赔款。这一败，道光心态都崩了，跑到太庙跪了一天一夜，求祖宗原谅。

打了败仗，割地赔款，道光自然是有愧于先祖。然而，在处理自己的身后事时，道光又展现了双标的一面——不怎么把祖宗的话当回事。

乾隆在世时，曾给后人定下了一条规矩——“遵化、易州两处山川灵秀宽广，其中吉地甚多，我子孙务须恪遵前训，永垂法守，断不必另择他处，有妨民业”。往后的嗣皇帝，死后要么去清东陵，要么去清西陵，其他地方一概不准去。

道光即位后不久，就为自己准备寿陵。按照乾隆立下的规矩，道光本该前往遵化清东陵择地建陵，但他却有自己的坚持——自己死后要葬在京城西南的王佐村，哪怕陵寝简朴一些也都无妨。

道光帝旻宁的执拗不为别的，仅仅是因为此地埋葬着他的白月光——孝穆皇后钮祜禄氏。

嘉庆元年（1796），当时还是皇子的绵宁（继位后改名旻宁）迎娶了户部尚书布彦达赉的女儿钮祜禄氏为妻。虽然是包办婚姻，但两人却是互相看对眼了，成了天作之合。只是造化弄人，成婚十三年后，钮祜禄氏就因病香消玉殒。嘉庆对这个儿媳的早逝也感到很惋惜，特意命人在王佐村择地修建陵寝进行安葬。

多年后，成为皇帝的旻宁仍难忘旧爱，在为自己的寿陵选址时摆出一副“死了都要爱”的姿态，坚持要与钮祜禄氏葬在一起。这可把大臣们给整无语了——老祖宗定下的规矩可不能随意更改。

眼见皇帝视祖训如无物，大臣立马对王佐村进行各种“批判”，罗列了一大堆风水缺陷和施工困难等客观上的不足，并建议皇帝更换新址建陵之后，再将孝穆皇后移棺合葬即可。

话说到这个份上，道光只好知难而退，回归祖训，在清东陵地界内相中了宝华峪，开始建陵。若非大臣们的坚持，道光恐怕会继雍正之后，再给大清弄出一个“清南陵”。

宝华峪寿陵进展很顺利。经过六年的施工，陵寝工程于道光七年（1827）秋全面竣工。同年，孝穆皇后由王佐村陵园迁入宝华峪寿陵地宫，道光的一桩心事看似完美解决了。可是，在第二年的一次祭祖之行后，道光帝打破了对清东陵宝华峪的期待。

道光八年（1828），道光宣布将于九月到遵化祭祖，顺带祭奠亡妻。得知皇帝将要大驾光临，清东陵的官员们不敢懈怠，赶紧进行大扫除。在此过程中，官员们发现了问题——地宫墙面竟然出现了水迹。

接到奏报后，道光赶紧派人重启地宫封门入内检查，不料，情况比想象中更严重——积水已经漫上棺床，孝穆皇后的梓宫都被积水浸湿了两寸。

看到亡妻几近被水浸泡，亲自下到地宫检查的道光破口大骂修陵官员“丧尽天良”，并降旨将所有参与督造陵寝的官员进行严惩。

有官员建议，帝陵修一修也许还能用。对此，道光嗤之以鼻：“尚云设法修理者，是何肺腑之言，可笑之至！”

自从听了大臣的劝，于此地建陵，却惨遇积水泡棺。每每想到此处，道光就窝了一肚子的火气。无论如何，这次他都不愿再听劝了——放弃宝华峪，另择福地重新建陵。

宝华峪地宫渗水一事给道光的触动很大，以至于他对整个清东陵的地理印象都很差。热河都统松筠事后曾建议皇帝把新的陵址换到顺治孝陵之右、乾隆裕陵东北一带。但道光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朕自有主见。”

道光对于长眠清东陵，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

他又发起了新一轮卜陵。堪舆人马一拨接着一拨，不停地在为皇帝的万年吉壤奔波。结果却是，每次努力踏勘得到的方案，呈报皇帝之后，都没有回应。显然，它们都不合道光的意。

这块地不行，那块地也不行。谁也搞不清楚，皇帝将来要葬在哪里。

直到道光十一年（1831）二月，随着一支堪舆队伍呈上清西陵界内的一处吉壤选址，道光脸上终于露出了喜悦之色。当月，趁着拜谒清西陵之机，道光亲自查看这块地后，更是大喜过望，直接下诏：

“禧恩等于西陵红桩界内选勘万年吉地，朕本日亲临阅看形势，甚合朕意，著名为龙泉峪。将来建立规模，因地制宜，一切俱从俭约，以副朕之素志。著派尚书穆彰阿、侍郎敬徵、宝兴、阿尔邦阿敬谨办理，于今岁诹吉开工。钦此。”

道光为何对清西陵龙泉峪情有独钟？难不成真是因为风水极佳？

答案不完全如此。道光事后作诗解释，在诗的注释中坦言：

“予因宝华峪办理不善，规制又拂朕意，不能不改图吉址，特命禧恩等遍行相度，再历春秋，始得兹地……皇考仁宗（嘉庆）睿皇帝、皇妣孝淑睿皇后奉安昌陵……兹龙泉峪在昌陵之西，相去八里许。五云在望，一脉相承，子臣依恋之忱，庶符夙愿也。”

原来，道光皇帝怀念双亲，想葬在父母身边。

既然早有此意，为何不提前言明，而白白浪费人力？答案是，祖制不允许子随父葬，道光更不想重现当年“建陵王佐村”被群臣投反对票的经历。

于是，道光故意折腾近两年。参与卜陵的大臣们个个身心俱疲，再也不敢、也不愿提反对意见，道光终于能无所顾忌，把自己的身后事给定下来了。

新陵址选定并开工后，清东陵的宝华峪陵寝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于道光十二年（1832）开始拆除。部分建材被运到清西陵龙泉峪，供新陵工程使用。

道光十五年（1835）八月，耗时四年的龙泉峪陵寝大体完工，改称“慕陵”。

作为大清最“抠门”皇帝的陵寝，慕陵配置被道光“砍”得七零八落：以往清代帝陵标配的神功圣德碑、石像生、方城明楼、二柱门，全部取消，慕陵大殿（隆恩殿）也从重檐降为单檐。细微降标之处，更是不胜枚举。

然而，道光慕陵的建设，于节俭之中，又不乏奢侈浪费。慕陵大殿虽然外形降标，但全屋采用昂贵的金丝楠木打造。陵寝工程两度大拆大建，无异于花了两座陵寝的预算，却只建成了一座帝陵。

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皇帝在割地赔款的耻辱中驾崩，葬入了这座“高价低配”的慕陵。与先前迁葬的三位皇后，一同长眠在了清西陵。

而当道光将陵寝西迁至河北易县清西陵，乾隆定下的祖制也就形同虚设了。

如果说道光只是初尝“道咸衰世”的苦酒，那么，光绪就相当于接连续杯。

尽管顶着个“同光中兴”的帽子，但随着甲午战争和庚子国变的发生，清朝所谓的“自强”改革被现实接连打了脸。作为一国之君，光绪承受着历代清帝都未尝经历过的耻辱——丧更多的权，割更多的地，赔更多的款。他虽然只是个政治傀儡，但皇帝的头衔决定了他必须背锅。

而这一切，本不该由他来承担。只因在那一年，他稀里糊涂地被抱进了皇宫，“逆天改命”。

同治十三年（1874），同治帝暴毙，未留子嗣，皇位继承成了个难题。慈禧为了能继续当太后垂帘听政，于是赶鸭子上架，硬是把同治的堂弟载湉定为了储君。当这个人事决定开始执行时，年仅三、四岁的小载湉在进宫的轿子里一直哭闹，直到累趴睡着。

载湉的继位虽然身不由己，但他变身为光绪皇帝一事已成定局，人生只能按照皇帝的方向，按部就班地前行。这其中，也包括提前为自己筹备陵寝。

在慈禧的主持下，光绪在继位的第十三个年头（1887）到河北易县祭祖，顺带卜陵寻找吉壤。堪舆人员觉得清西陵界内的“九龙峪”风水不错，就报给了皇帝和太后，于是九龙峪成了光绪陵寝的备选地址之一。

偏偏在此之后，皇帝与太后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甚至逐渐形成了“帝党”和“后党”之争。甲午战争过后，居安思危的光绪尝试变法图强，终于硬气了一把，直接把话挑明：“太后若仍不给以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

对于光绪发出的“挑战”，慈禧仅用一招“戊戌政变”就将根基薄弱的光绪彻底打趴，并且当着皇帝的面痛斥：“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

抗争失败的后果也很严重，光绪被软禁，成了囚徒天子。

得罪慈禧之后，修陵一事自然也是不了了之。这一搁置，就是将近二十年。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皇帝驾崩，陵寝位置都还没确定。

这一年，摄政王载沣以宣统皇帝的名义，紧急命溥伦、陈璧带上堪舆人员到清东和清西两大陵区为光绪皇帝卜选吉地。兜兜转转之后，当年的九龙峪最终被定为光绪的葬地。

宣统元年（1909），光绪崇陵正式兴工建造，但陵如其主，建造过程一波三折。

由于崇陵工程匆忙上马，前期工作没有做到位，以至于施工期间问题不断。动工没多久，承修大臣载洵就跟朝廷打报告称“刨深之处，渐露巨石多处，凿打颇觉费力……多有砂石积水”，意思是说，工区下方没有一块好地，土质条件很差。

对此，摄政王载沣也很无奈，表示“即著承修大臣妥筹善法，以期巩固而昭敬慎”，让载洵自己想办法解决，临时换地是不可能的。

当崇陵修到一半时，又一件尴尬的事情发生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随着甲方业主资金链断裂，光绪崇陵一度陷入了停工状态。直到清皇室签下和平退位的协议，作为交换，民国政府开出了《优待清室八条》，明确表示“德宗（光绪）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并派国务总理赵秉钧接手这个烂尾工程。

变换“投资方”后，光绪崇陵总算得以复工。1914年，工程竣工，光绪和隆裕皇后一并葬入。

抗战期间，光绪崇陵惨遭盗墓贼挖掘。这伙贼人手段高明，在不借助炸药的情况下，绕过金刚墙，打开了地宫多道石门，对光绪陵寝展开偷盗。针对光绪崇陵已被破坏的现实，国家文物部门于1980年对崇陵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并对光绪遗骸重新收殓安葬。

光绪崇陵的打开实属乱世中的不幸，但也给后人研究清史提供了便利。在对光绪遗体的检测中，研究人员发现其头发、尸骨中含有的砒霜成分明显高于随葬的衣物。2008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根据多个权威单位联合检测的成果，发布了《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认定光绪皇帝并非因病亡故，而是死于砒霜中毒。

尽管结论仍有争议，但这让光绪本就坎坷的命运，又平添了几分悲凉。

光绪崇陵成了清代帝王陵寝的绝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光绪就是入葬清西陵的最后一位皇帝。在崇陵西北数百米开外的华龙陵园，末代皇帝溥仪正长眠于此。

和光绪一样，作为皇室旁支的溥仪，幼年时同样是身不由己，稀里糊涂地被人扶上了皇帝位，成了所谓的宣统皇帝。

辛亥革命爆发后，即位三载、年仅六岁的溥仪被迫退位。作为交换条件，民国政府允许他继续居住在皇宫内。到了1924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寓居天津张园。之后的日子里，溥仪和日本人互相利用，做了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随着日本战败，失去靠山的溥仪在出逃日本的途中又被苏联红军俘获。后来，溥仪被移交新中国政府，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服刑，接受了近十年的劳动改造。

1959年，新中国实行特赦，溥仪获得了自由身。出狱后，他以共和国公民的身份，先后在中科院植物园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并与护士李淑贤结婚，组建新家庭，开启了一段新生活。

1967年，溥仪因病去世，遗体实行火化。新中国政府以死者为大，给了这位末代皇帝应有的尊重，将其骨灰安置于北京八宝山公墓。

不出意外的话,这位末代皇帝以后将长眠于此。然而，一个香港商人的到来，让溥仪墓址出现了变数。

1994年，张世义来到河北易县投资，在崇陵西北部开辟了一处公墓。由于陵园带有商业性质，自然需要吸引更多客户到来，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利用名人效应。于是，张世义找到溥仪的遗孀李淑贤，希望能将溥仪迁葬至自己新开辟的华龙陵园。尽管这其中夹带着利用“末代皇帝”打广告的意图，但一想到华龙陵园毗邻清皇室所在的清西陵，李淑贤还是同意了迁葬，让亡夫就近陪伴先祖。

1995年，溥仪的骨灰盒从八宝山公墓迁出，葬入了华龙陵园。后来，曾经的皇后婉容（死后尸体下落不明，以相片替代）和祥贵人谭玉龄的骨灰，也先后迁葬于此，陪葬于溥仪墓两侧。至此，清朝最后一个帝后妃组合，也算是在名义上葬入了清西陵。

半部清史里的跌宕起伏，夹杂着时代风云，最终统统归寂于此。

参考文献：

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

《清实录》，中华书局，1985

于善浦：《清代帝后的归宿》，紫禁城出版社，2006

孟凡人：《宋代至清代帝陵形制布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阎崇年：《清朝十二帝》，故宫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