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前后历时八年，但我们要知道，这八年并不只是官军与叛军作战的历史。

这八年间，充斥着朝廷内部的无数权力争斗，才导致了原本可以早早平定的帝国叛乱竟然迁延了整整八年。

之前的文章已经详细讲了皇权顶层李氏父子的权斗，今天接着讲忠臣名将的际遇与遭遇，以及他们作为权力棋子的命运。

是的，很难相信，但这就是正史。

如果仅从叛乱与平叛的角度切入，安史之乱可以简单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起兵，叛军相继攻陷洛阳、长安，到至德二载（757）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

第二阶段，至德二载九月、十月，唐肃宗任郭子仪、李光弼率军，并借十万回纥骑兵，连续收复长安、洛阳，安庆绪退守邺城；乾元元年（758）九月，朝廷九节度兵围邺城，历经半年而无功；乾元二年（759）三月，史思明率兵支援安庆绪，九节度溃败，史思明随后杀安庆绪，自称帝，同年秋，进占洛阳。

第三阶段，上元二年（761），李光弼、仆固怀恩反攻洛阳，遭遇邙山大败，但史思明被其子史朝义所杀，史朝义自立；唐朝再借兵回纥，收复洛阳，但因事先约定“土地归唐，子女金帛归回纥”，导致洛阳被洗劫一空；宝应元年（762），史朝义逃回河北，此时唐朝对叛军采取招降分化政策，史朝义部将田承嗣、李怀仙等纷纷降唐，史朝义走投无路，次年春被迫自缢而死，安史之乱落幕。

大体而言，第一阶段中，叛军处攻势，唐军处守势；第二、三阶段中，叛军处守势，唐军处攻势，虽然中间有反复。对于唐朝而言，守的时候有忠臣，攻的时候有猛将，这是朝廷能够扛住叛军并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原因。

张巡便是在第一阶段中守城的杰出代表。

作为盛唐进士出身的文官，张巡原本拥有美好的前程。史书称其“读书不过三复，终身不忘，为文章不立稿”，妥妥的盛世“学霸”。步入仕途后，张巡历任太子通事舍人、清河县令等官，皆以政绩卓越、清正廉洁著称。所以在仕途伊始，张巡的亲友们都认为，他极有可能因治城兴邦而名垂青史。

可张巡为人志气极高，不拘小节，向来厌恶与庸俗粗鄙之人为伍，故而他的仕途始终没有进展。眼及于此，有好心人曾奉劝他投靠权相杨国忠，为自己谋仕途。张巡断然拒绝，说：“是方为国怪祥，朝宦不可为也。”一个官员需要攀附权贵才能升迁，这正是国家不正常的表现。

如此，没能顺利进京述职的张巡，才被分配到“土多豪猾”的真源县（今河南鹿邑）当县令。

真源地处中原，“盛产”土豪劣绅。张巡到任时，当地甚至还流传着“南金口，明府手”的谚语，说的是当地势力最大的“地头蛇”华南金倚仗在衙门任职的关系，欺压百姓，作威作福。张巡头一次升堂，就让人把华南金逮来，当着全县百姓的面，将其绳之以法，明正典刑。随后，他又颁布了一系列惠民利民的政策。凭着一颗公心做事，在真源县任职数载，张巡便成为当地历史上治绩最好的“名宦”之一。

正当张巡准备大展拳脚之际，安史之乱爆发了。由于中原数十年未历战事，叛军顷刻辄至，不仅朝廷来不及调动军队抵御，各地官吏更是闻风而降。谯郡（今安徽亳州）太守杨万石还未见到叛军的影子，便主动投降了安禄山。

真源县受谯郡管辖，叛主后的杨万石第一件事就要拉手底下的官员入伙。张巡作为当地颇有政声的官员，自然是杨万石的首要劝降对象。但杨万石低估了张巡的节操。面对杨万石的卖主行为，张巡怒不可遏，愤而起兵，率领本县吏民数千人，毅然举起反抗安禄山叛军的义旗。

吊诡的是，决绝的张巡却没能等来同僚们的积极反应。当时在真源县附近，雍丘（今河南杞县）县令令狐潮正准备投降。当地百姓对他们的长官主降嗤之以鼻，趁令狐潮出城迎接叛军，这群百姓直接将城门锁死，誓与雍丘共存亡。但是，雍丘县群龙无首，雍丘百姓也不能组织起有力抗击，所以，城中有识之士派人邀请张巡为他们守城。

天宝十五载（756）二月，张巡带兵接管了雍丘县，与之一同前来的，还有单父（今山东单县）县尉贾贲所部一千余人。为了提振士气，他们先拿令狐潮的家属祭旗，旋即加紧修筑防御工事。而令狐潮在叛军的支持下实力大增，张巡、贾贲到任雍丘仅一个月，令狐潮便伙同叛军大将李怀仙、杨朝宗等率四万大军来攻，并声称要踏平雍丘，活捉张巡。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贾贲不愿做“缩头乌龟”，凭一股忠勇之气出城御敌，不幸全军覆没。贾贲之死令雍丘、真源守军一阵恐慌，但张巡并未自乱阵脚。他分析，令狐潮曾主政过雍丘，必知城防弱点，而敌军精锐，必有轻我之心，要想凭借真源、雍丘两县有限的兵力取得胜利，必须化被动为主动。

张巡决定发动一次奇袭。

他亲自挑选一千名精锐，分成五队，每队两百人。这些人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尽量冲散叛军的阵脚，无需顾及杀敌多少，更不用抢夺辎重粮食，只需要让敌军看清楚我子弟兵的威猛，逼其后撤即可。这次奇袭无疑是奏效的。趁着叛军埋锅造饭的时机，真源、雍丘子弟兵杀至，敌军顷刻间阵脚大乱。数万大军根本顾不上吃饭，也来不及抵抗，便伴随一股莫名的颓势溃退战场。

此后，张巡与令狐潮间又爆发了大小三百余战。令狐潮屡战屡败，其手下叛军锐气尽失，不得不主动后撤。

尽管张巡凭借区区数千士兵扛住了令狐潮数万大军的冲击，但伴随着东都洛阳的陷落，封常青、高仙芝等宿将为唐玄宗冤杀，唐、燕对峙的形势注定进一步恶化。

就在张巡、贾贲入驻雍丘前夕，安禄山的大军已拿下陈留郡（今河南开封）。这里是唐朝河南节度使的驻地，也是唐玄宗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于内陆设置的第一个藩镇，意义重大。按照最初的设计，河南节度使可统辖陈留、睢阳、谯等十三郡诸军事。这意味着，河南节度使一旦缺位，不仅张巡在雍丘、真源一带的抗击得不到补助，唐帝国在河南最重要的军事基础也将土崩瓦解。

更为严峻的是，自秦汉以来，漕运关东（函谷关以东）便成为长安物资供给的重要模式。隋唐时代的漕运，多取“东南之粟”，也就是所谓的江淮租赋，这些钱粮在和平时代通常需要自江都（今江苏扬州）运出，经长江、淮河、黄河等水路直抵洛阳，再由洛阳地区安排人手，“以车或驮陆运至陕”。可以说，“赋取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为此，自隋炀帝以下的多位君主不惜顶着亡国的风险，开挖大运河，以保障江淮漕运畅通。

连通隋唐大运河的通济渠，正好穿过雍丘、宁陵（今河南宁陵）、睢阳（今河南商丘）等地，直下江淮。这就意味着守好雍、宁、睢三线，便能有效阻止安禄山叛军染指江南。

江淮的重要性，安禄山当然晓得。为了断绝唐朝中央的财政收入和粮饷，陈留郡陷落之日起，他就令手下大将李廷望为河南节度使，俾守陈留，同时派出杨朝宗、崔乾佑等沿途收拢大军，形成东略势头，剿灭抵抗势力，以期在未来某个时间段，兵临江南，彻底扭转乾坤。

作为杨朝宗、李廷望的手下，令狐潮被新上司“寄予厚望”。他自知打不过张巡，便带着士兵屯驻雍丘之北，并在那儿盖了座“杞州城”日夜防范，切断张巡义军的粮草支援。

张巡虽然是个文官，但军事思想十分超前。见令狐潮暂时放松了对雍丘、真源的攻势，他便在城中大胆练兵。他的练兵方式与传统将领不同，他从不要求各营主将无条件服从自己，反而允许他们最大限度发挥指挥员的创造性。无论哪一级别的将领，在张巡眼中，都有权根据现状自行调整作战方案，临机处断一切突发事件。

对于张巡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练兵方式，唐军内部难免产生质疑之声。对此，张巡解释道：“今胡人务驰突，云合鸟散，变态百出，故吾止使兵识将意，将识士情，上下相习，人自为战尔。”化整为零，灵活多变，或许正是张巡抵抗叛军这么久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秘诀。

不过，令狐潮发动的消耗战，着实是张巡镇守雍丘以来遭遇的最大挑战。

雍丘地小人寡，城内物资储备极其有限。作战日久，唐军的箭矢早就十袋九空，为此，擅长夜袭的张巡又想到了一计奇招。他命人扎制一批稻草人，为它们穿上夜行服，由士兵用绳索套牢，从城墙上放出城外，制造夜袭叛军的假象。

守夜的叛军远远看到唐军出城“偷袭”，于是无数冷箭嗖嗖作响，而张巡等守城官兵则在城上静等稻草人载箭而归。就这样，几天下来，唐军成功得箭数十万支。后来，有个叫罗贯中的文人读到张巡“稻草人借箭”的经典战例，遂改编进《三国演义》中，成了诸葛亮神机妙算的事迹之一。

当然，借箭并不是张巡的唯一目的。两军对峙日久，双方的消耗都极大。叛军后方除了将军械物资运抵前线外，也会定期为令狐潮等人运粮。张巡得知这一消息，当即决定采取声东击西之计——他自己率小股部队夜袭，佯攻令狐潮，引对方出营，之后再由亲信率领大部队偷袭叛军的粮草辎重。等令狐潮发现自己上当受骗后，满载而归的张巡将计就计，派出五百人的敢死队伪装成稻草人模样，突袭敌营。这下把令狐潮彻底整不会了，史载“潮军大乱，焚垒而遁，追奔十余里”。

虽然张巡如此可怕，但令狐潮知道，两军打消耗战，精髓全在一个“熬”字，只要坚持下去，没有打不赢的仗。与张巡相比，令狐潮的优势恰恰就是兵多将广、后援有力。

眼见令狐潮围而不走，张巡便主动提出弃城，希望对方给自己及身后的将士们留条活路。考虑到一时半会打不赢张巡，令狐潮便秉着相安无事的心理，命自己的军队后撤三十里，打算等张巡跑路后，自己再接管雍丘，也不失为大功一件。怎料，令狐潮大军一撤出“杞州城”，张巡就派人拆了敌军的城楼，“撤屋发木而还为备”，扛着木头又回雍丘准备下一轮军事战斗了。

就这样，张巡前后坚守雍丘长达一年，令狐潮始终拿他没办法。

在张巡的感染下，其手下也涌现出一大批悍不畏死的护唐猛将。其中，人送外号“木头将军”的雷万春，最是令人叹服。

一次，令狐潮率军来攻雍丘，雷万春正在城头督战。令狐潮命令手下士兵万箭齐发，雷万春来不及躲闪，面门上狠狠地挨了六箭，但他岿然不动，搞得令狐潮满腹狐疑，以为张巡又安排了个木头人来骗他。叫来探子一打听，才知道那不是木头人，是守将雷万春。令狐潮大惊，在城下对张巡喊道：“向见雷将军，方知足下军令矣，然其如天道何！”

张巡高声回答：“君未识人伦，焉知天道？”你这种乱臣贼子，不配谈论天道。

然而，无论张巡在雍丘如何努力布局，依然不得不面对唐军大部队兵败如山倒的大势。

天宝十五载（756）六月，潼关、长安接连失守，叛军长驱直入，唐玄宗仓皇西逃，天下军事格局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叛军大量涌入河洛、关中，鲁郡（今山东兖州）、东平（今山东东平西北）、济阴（今山东定陶西南）相继失守，原奉命驻守颍川（今河南许昌）的山南节度使鲁炅，也因叛军的围攻而退守南阳（今河南邓州），雍丘一下子成了四面受敌的孤城。

为了不影响屏维江淮的战略，张巡决定退出雍丘，撤往宁陵固守。让他倍感欣慰的是，在茫然无助的河南，居然还有一位文官与自己英雄所见略同。这就是睢阳太守许远。

许远认为，大敌当前，宁陵虽然只是睢阳郡下的一个县，但睢阳主城与宁陵相距不过四十里。一旦宁陵失守，自己镇守的睢阳势必保不住，所以他不能坐视宁陵陷落。

张巡、许远的兵马合于宁陵一处，自然逃不过叛军杨朝宗、令狐潮等人的眼线。趁许、张二军阵脚未稳，叛军发动突袭，与宁陵守军激战了整整一个昼夜，却收获了另一场败仗。张、许两军杀敌万人，“流尸塞汴而下，贼收兵夜遁”。

此时，唐玄宗颁布了一道《命三王制》，令三王辅佐太子李亨平定天下。随后，唐玄宗的远房堂弟、嗣虢王李巨被任命为新的河南节度使，负责总领包括张巡、许远的睢阳、宁陵兵在内的河南十三郡军事，以及岭南节度使何履光、黔中节度使赵国珍、南阳节度使鲁炅的三镇大部队。李巨“善骑射，有谋略”，一上任就帮南阳节度使鲁炅解了围。鉴于张巡在真源、雍丘、宁陵一带抗击叛军的突出表现，这位王爷也口衔天宪，晋封张巡为河南节度副使，给予他更大的权力。

但，战争之所耗，从来只在钱粮。张巡不忍看将士们饿着肚子打仗，便借着给将士们请功的由头，让李巨再调拨点粮饷。而李巨完全曲解了张巡的意思，仅派人送去了三十张折冲都尉与果毅都尉的委任状，对于打仗所需的钱、粮一分不给，气得张巡破口大骂：“宗社尚危，围陵孤外，渠可吝赏与赀？”

事实上，这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李巨的虚伪与吝啬。

如果将历史的视野扩大，唐玄宗《命三王制》的发布造成了太子与三王互相钳制的权力矛盾。为了尽快登基，太子李亨自然不支持唐玄宗的宗室共守江山策略。而唐玄宗西逃不到两个月，李亨便在杜鸿渐等一批大臣的拥戴下称帝，这也导致玄、肃二宗在抗击安史之乱上出现意见分歧的时机提前了。

恰在此时，原北海太守贺兰进明赶到灵武向唐肃宗李亨述职。唐肃宗便交待宰相房琯，让贺兰进明以御史大夫的身份，出任南海太守兼岭南节度使。结果，这位此前长年在唐玄宗身边伺候的房宰相，宣旨时给贺兰进明的职位稍稍动了手脚。

偏偏贺兰进明是个极有政治头脑的官员，在面见唐肃宗拜谢时“反咬”了房琯一口，说：“晋用王衍为三公，祖尚浮虚，致中原板荡。今房琯专为迂阔大言以立虚名，所引用皆浮华之党，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

贺兰进明不仅在唐肃宗面前获得了表忠的机会，更趁机离间了唐肃宗对房琯的信任。这样做的结果，便是让其很快得到了一份新工作：河南节度使。

而贺兰进明的走马上任，也意味着在张巡担任河南节度副使的那段时间里，他的头顶上出现了两个地位、权力皆相等的上司，他们各自为新、老皇帝代言，彼此做着互相拆台的勾当。

贺兰进明的到来，也并非对河南战局毫无益处。至少在他被任命为河南节度使期间，灵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马使许叔冀已奉命率麾下精锐奔彭城、谯郡防御。可是，这些人皆不管张巡、许远的死活。因为他们发现，以此二人为代表的英雄们，只将注意力放在平叛事务上，不管玄、肃二帝有多大的矛盾，二人从不站队支持。

眼见唐军已经做好了反攻的准备，叛军更是急于拿下江淮之地。于是，在安庆绪弑父夺权后，叛军派出大将尹子奇统兵13万，绕过宁陵，直扑睢阳。安庆绪之所以如此部署，正是看中了张巡、许远的孤立无援以及睢阳的地理优势。与雍丘、宁陵相比，睢阳城不仅控江淮之便，更是唐朝宋州治所，东连嗣虢王李巨的彭城驻地，“形胜联络，足以保障东南，襟喉关陕”。

当张巡、许远发现尹子奇的真实目的后，他们只能像此前保卫宁陵那样，快速合兵睢阳，誓死抵抗。

这时，经历多次大战，张巡、许远的部队加起来剩下不足七千人。而尹子奇组织起来的13万部队，除了叛军中最精锐的幽州兵外，还有同罗、突厥、奚等部族精锐。无论从人数还是装备上看，二者实力悬殊。

睢阳保卫战注定是一场恶战！

面对近乎二十倍于己的敌人，张巡却毫不畏惧。史载，两军接战，“（张）巡励士固守，日中二十战，气不衰”。与镇守雍丘、宁陵时类似，他将打持久战的思想，融入睢阳保卫战中，不时趁着敌人防备空虚，搞搞突袭，赚赚装备。

从“擒贼先擒王”的角度出发，张巡也想在阵前射杀尹子奇，于是心生一计。他令人在城楼上以秸秆为箭，射击叛军将领，捡到秸秆箭的叛军将领大喜过望，以为睢阳箭矢用尽，急忙跑去报告尹子奇。就这样，尹子奇的位置暴露了，随即被张巡的麾下大将南霁云射穿左眼，败下阵来。

看着张巡如有神助般保住了睢阳，许远说：“远懦，不习兵，公智勇兼济，远请为公守，请公为远战。”从此二人达成默契，许远仅负责后勤，而张巡全盘主管军事。

大约半年后，尹子奇卷土重来。这时，张巡他们出现了粮食短缺问题。

此前，李巨为对抗贺兰进明，“尽将部曲而行”，致使其麾下部队粮食消耗过快，于是操蛋的一幕出现了——李巨竟然以河南节度使的名义向张巡征粮。睢阳原为抗敌准备的存粮，就这样被上级调走了一半。

张巡守卫睢阳期间，战事密集程度远超从前，就像他在给唐肃宗的奏报中所写的那样：“臣被围四十七日，凡一千八百余战”，这个数字即便不十分精确，但依旧能看出守城士兵体力消耗之大，粮食自然也吃得快。为了保证睢阳能继续坚守下去，张巡只好吩咐南霁云去找贺兰进明搬救兵；同时在城中施行粮食定量分配制度，规定一线将士每人每天最多可食用一合米（一升为十合），吃不饱就只能拿木皮、纸张、茶叶煮了吃。

南霁云随即出城，一路疾驰至贺兰进明驻扎的临淮（今江苏泗洪东南），向其禀报睢阳的惨况。没想到，贺兰进明却丝毫没有大局意识，他告诉南霁云，睢阳迟早陷落，将军有大把前途，何必守在那里送死？

南霁云愤怒不已，拔出佩刀自断中指，并放言：待叛军平定后，必杀贺兰进明。

另一边，叛军得知睢阳城内缺粮、士卒大饥后，便架云梯，以钩车、木马攻城。即便在如此困境下，张巡依然扛住了尹子奇的攻势。强攻不下的尹子奇，这时突然想起了置“杞州城”围雍丘的经验，当即决定“穿壕立栅以守”，跟张巡玩起了消耗战。

形势对张巡越来越不利。

迟迟得不到补给的睢阳士兵，有的渐渐饿死。活着的将士也大多气若游丝，完全没了往日的战斗力。张巡只好指挥将士“罗雀掘鼠，煮铠弩以食”。但随着粮食越来越紧张，张巡不得已做出了一个惊天的举动。

史载，他将自己的爱妾带出来，对将士们说：“诸君经年乏食，而忠义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众，宁惜一妾而坐视士饥？”说完，当众杀了这个小妾，给睢阳将士充当军粮。对此，守城将士声泪俱下，不忍食之。张巡“强令食之”，这群可怜的将士才照办。

有了张巡杀妾的先例，许远也将自家的僮仆拉到军前，杀了供士卒充饥。

再后来，看着守城将士为睢阳日夜奋战，许多百姓自发加入了“供粮”行列，史载，“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余才四百人”。古代战争，围城、屠城并不少见，但像睢阳之战这样，百姓奉献自我、为守城将士充军粮的，十分罕见。

既然战况如此惨烈，张巡为何至死不降不撤？

其实，在生与死的折磨中，睢阳城内也曾出现过一种突围东奔的声音。但张巡的观点是：“睢阳，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且我众饥羸，走必不达。”

这句话有两层意思：首先，他认为，放弃了睢阳，江淮必定不保，而江淮不保，天下更加岌岌可危，到时会死更多人。其次，退一万步而言，若放弃睢阳，以将士病饿羸弱的状态强行突围，势必会造成更大的伤亡。城外尹子奇大军虎视眈眈，我军出城无险可守，其结局也必然是死亡。既然终究要一死，何不尽忠到底，做个响当当的英雄呢？

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

至德二载（757）十月，尹子奇再度集结大军攻城。此时的睢阳城，内无兵可战，外无兵来援。

对于这样的结局，张巡似乎早已坦然接受。在睢阳城即将陷落之际，他跪在地上，朝西方磕了三个响头，大呼道：“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无以报陛下，死当为厉鬼以杀贼！”

城陷，张巡、许远、雷万春、南霁云等三十六将皆被俘虏。

直面张巡，尹子奇多少有点胆颤。他问张巡，听闻你每次迎战都咬牙切齿，以致牙齿全都咬断了，何以至此？

张巡答道：“吾欲气吞逆贼，但力不遂耳。”

尹子奇不信，用刀撬开张巡的嘴，发现真的只剩下三四颗完整的牙齿。

尹子奇不禁为张巡的人格魅力所感染，想对其劝降，但张巡始终对叛军破口大骂。最终，劝降不成的尹子奇勃然大怒，将其杀害。与张巡一同赴难的，还有雷万春、南霁云等诸位守城英雄。而许远，因为是睢阳太守，尹子奇不敢擅自杀之，将其交给安庆绪处置。但很快，在安庆绪下令撤出洛阳前，许远也因不屈而壮烈殉国。

可悲的是，就在睢阳城破三天后，张巡生前望穿秋水的援军终于来了。

原来，在张巡死守睢阳期间，唐肃宗为了进一步统筹东南诸道兵力，派出身边的宰相张镐替代贺兰进明。张镐是位识大体、“廓落有大志”的官员，听闻张巡告急多时，他曾第一时间命濠州刺史闾丘晓率部增援。奈何，闾丘晓“素愎戾”，对才华高于自己的张巡、许远以及先前死于其手的诗人王昌龄皆嫉妒不已。他接到命令后，故意拖延时间，致使张巡失救、睢阳失守。

尽管张镐后来杖杀闾丘晓为张巡报了仇，唐肃宗也听从李翰等人的建议给予睢阳守城将士应有的表彰，但彼时天下的舆论却似乎还不愿正视张巡等人的付出。唐朝人为张巡带头吃人之事，一度陷入了历史文明的困境中。

随着长安、洛阳的收复，至德二载（757）十二月，安史之乱暂告一段落，唐肃宗特命嘉奖有功之臣。大唐吏部明确了将士们的功劳后，又加班加点开列出一长串为国捐躯的烈士名单：颜杲卿、张介然、许远、南霁云、雷万春、袁履谦……对于这些应该表彰的忠烈，唐肃宗及在朝的文武百官均无争议。唯独对名单上凸显的一个名字，众人却意见不一。此人正是不久前因死守睢阳而遇害的御史中丞张巡。

正如《新唐书》记载，当时人或谓：“（张）巡始守睢阳，众六万，既粮尽，不持满按队出再生之路，与夫食人，宁若全人？”部分官员认为，张巡在守睢阳期间造成“人相食”的悲惨局面，实乃历史的罪人。而另一部分官员，如张澹、李纾、董南史、张建封、李翰等则认为张巡功劳莫大，“天下不亡，其功也”。

作为张巡生前的挚友，翰林学士李翰称，张巡食人实属无奈，皆因睢阳“救不至而食尽，食既尽而及人，乖其素志”。更何况，张巡还有“守一城，捍天下”之功，不应被埋没。

最终，基于张巡立功的表现，唐肃宗追赠其为扬州大都督、邓国公，并授其子官职。

诚然，带头吃人，无论出于何种高尚的目的，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都是无法容忍的野蛮行径，可张巡之罪，不也是当时睢阳城全体军民的共同选择吗？正如明朝人李贽在《史纲评要》中所言：“（张巡）不依古法，人自为战，虽古大将不能过也。人知必死，莫有叛者，号令如此严明，足矣。何必如吴、白辈下毒手乎？勿以成败论英雄可也。”

张巡被杀五百年后，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写了这样一句：“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紧接着张睢阳的，是颜常山——颜真卿的堂兄颜杲卿。这又是一个满门忠烈的故事。

安史之乱爆发时，颜杲卿担任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其堂弟颜真卿任平原（今山东德州）太守。颜真卿到任后，已经预知安禄山准备谋反，于是一边派部将李平驰奏朝廷，一边严令全城将士厉兵秣马，并招抚豪强大族，共商抵御叛军的计谋。叛乱爆发后，颜真卿派遣使者告诉颜杲卿，共同商议组织义军，分兵牵制叛军，阻断其归路，以减缓叛军西进的步伐。

于是，颜氏兄弟二人互为掎角之势，坚决抗击叛军。附近十七郡受感召而响应，颜真卿被推为盟主，合兵20万，有效地牵制了叛军西进的进程。当时，安禄山正率军西行，听闻河北有变，立即命史思明、尹子奇回师攻打。天宝十五载（756）正月，面对史思明的围攻，颜杲卿拼死防守常山郡，终因寡不敌众，求救未果而被俘，常山郡陷落。

颜杲卿被押送到洛阳见安禄山。

安禄山训斥道，你是我一手提拔为代理常山太守的，为什么要背叛我？

颜杲卿答，颜氏家族世代为唐朝大臣，信守忠义，即使得你奏请署官，难道就应该跟着你反叛朝廷吗？

被激怒的安禄山命人将颜杲卿绑在桥柱上，从脚上开始肢解。整个过程中，颜杲卿忍着剧痛，却仍骂不绝口。于是，行刑者钩断了他的舌头，看你还能骂吗？

最终，颜杲卿在含糊不清的骂声中遇害。他的儿子颜季明以及部下袁履谦等人也在此前后遇害。

另一边，随着常山郡的陷落和颜杲卿的罹难，原先起义的各郡又纷纷被叛军占领，只剩下平原郡、博平郡、清河郡等还在防守。此前，为了争取更多抗击安禄山叛军的力量，颜真卿不惜将自己年仅10岁的独子，送去给平卢将领刘正臣当人质，以坚定后者起义的决心。但此刻，人心惶惶，难以振奋起来，颜真卿只能于至德元载（756）十月放弃了平原郡，渡过黄河，到凤翔拜见唐肃宗李亨。李亨任命他为宪部尚书，后又调任御史大夫。

在这场抵抗叛军的起义中，颜家死于国难者三十余人。直到乾元元年（758），颜真卿才派侄子颜泉明前去收殓亲人遗骸，归葬家乡，结果仅寻到堂兄颜杲卿的一只脚，以及侄子颜季明的头骨。

同年九月初三日，50岁的颜真卿端坐书案前，尽力平复自己的心情，开始为侄子颜季明写祭文。

在这篇流传后世的《祭侄文稿》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颜真卿的情绪波动。字距和行距一点点变化，中间又有多次涂改，以及不时出现的枯笔，让人相信颜真卿此时又想起了侄子殉难时的惨况。“父陷子死，巢倾卵覆”，这是整篇祭文中最让颜真卿痛心的几个字，他用了最深的笔墨，仍无法一次写好，只好再次涂改。写到最后，痛苦的回忆几乎击垮了他。涕泗纵横，椎心泣血。

因为抗击安禄山叛军，颜真卿一夜成名，但并不意味着他下半生仕途顺遂。相反，他的耿直清廉与世格格不入，所以一生横遭六忌，谪迁五次。

从杨国忠、李辅国、元载、杨炎到卢杞，每一任权相都对他恨之入骨。皇帝在战乱平息的时候，也不喜欢他这样的忠臣。

唐朝军队收复长安后，唐肃宗李亨急于回京。颜真卿上表说，且慢，皇上应该筑坛于旷野，东向哭三日，然后才能回宫。此举是为了以仪式感来让皇帝吸取内乱的历史教训，但这提议显然让李亨很难堪。回京不久，李亨在大封功臣的同时，把颜真卿贬得远远的。

此后，颜真卿的仕途起落，基本上都是类似事件的反复重演。表面上，是直言耿介、不爱站队的颜真卿与当朝历任权相合不来，因而遭到后者的构陷而仕途蹉跎；实际上，在皇权无远弗届的地方，最终能让颜真卿起起落落的那个人，从来不会亲自出面。

只有当战乱再起之时，忠臣才会被重新惦记。

这已经是唐德宗李适即位的第四年，建中四年（783），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宰相卢杞建议说，颜真卿声望卓著，让他带着谕旨到李希烈军中宣抚，一定能不战而平息叛乱。

当时颜真卿已75岁高龄，朝廷中人听到这个馊主意均大惊失色，对卢杞欲假公济私置颜真卿于死地的小算盘心知肚明。在此之前，卢杞专权蛮横，想把颜真卿从朝廷赶出去，颜真卿知道后曾找卢杞质问：“我常年被人排挤，现在年老体弱，要靠你庇护。当年你父亲被叛军所害，首级送到平原郡，我不敢用衣服去擦拭他脸上的血，是用舌头舔干净的。如今，你竟然容不下我了吗？”史载卢杞听后惭愧下拜，但内心更恨颜真卿。现在，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名正言顺报复颜真卿的机会。

但就是这样一个明摆着搞人身报复的建议，唐德宗竟然同意了。

原因如我前面所说，和平年代皇帝不会容忍一个四朝老臣在自己身边指指点点。颜真卿一生坚守正义，最终被皇帝推入火坑也在意料之中。

唐德宗同意将颜真卿送往李希烈军中，恰恰击中了颜真卿的“软肋”——若是别人，明知此行凶多吉少，必定会以各种理由推脱不去，但他是忠臣，一生以忠义节烈自励，就算是死，也会慷慨前行。

抵达李希烈军中后，李希烈对颜真卿进行各种威逼利诱，许以宰相之位，要其支持自己的造反大业，结果被颜真卿破口大骂。一年后，李希烈命人将颜真卿缢杀。

又过了两年，李希烈死了，颜真卿的遗体被运回长安。唐德宗发现，死去的颜真卿对自己更有价值。史载，唐德宗悲痛不已，废朝五日，并亲颁诏文，追念颜真卿的一生，说他“才优匡国，忠至灭身，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拘胁累岁，死而不挠，稽其盛节，实谓犹生”。极尽一切溢美之辞，去赞赏一个死去的忠臣。

颜真卿得到最高谥号：文忠。

唐德宗其实并不在乎一个老臣的横死，他带有表演性质的悲痛，以及授予逝者的所有哀荣，通通都是做给活着的人看的：你们都来做忠臣吧，朝廷不会亏待你们的。

如果说安史之乱是一场牌局，那么，朝廷打到最后其实只剩一张底牌——郭子仪、李光弼的朔方军。

当哥舒翰的河西、陇右主力在灵宝之战中溃亡后，朝廷可以依赖四方出战的，便只有朔方军了。但也因为朔方军从一开始就不被信任，导致从郭子仪开始其历任主帅均被猜疑，难得善终。

当然，朝廷眼下最要紧的是将朔方军当作中央军队四处驱使，由郭子仪、李光弼在河东、河北开辟出一片战场。

放眼整个安史之乱，那些中兴名将，除了郭子仪，基本都是蕃将出身。李光弼也是蕃将出身。他的父亲李楷洛是一名入朝蕃将，于武周久视元年（700）以契丹酋帅的身份，率所部700骑向武则天投降。有意思的是，李楷洛一族入朝时，自报家门为汉将李陵之后。

汉武帝时，名将李广之孙李陵率领一支军队跟着外戚李广利去打匈奴，结果，李陵在半路上遇到匈奴单于的主力。势单力薄的李陵战斗到最后一刻，才无奈向匈奴投降。之后，汉武帝以为李陵有罪，将李陵在长安的家人族诛。李陵从此孤身留在大漠之中，自汉至唐，几百年间，草原上已经换了好几拨霸主，谁也说不准，李陵是否还有后代生活于此。对此，学者马驰认为，由于不可考，李楷洛“自谓李陵为其远祖，并不足信”，当时李唐自称根在陇西，所以有些内附的少数民族假托出自同宗的李陵之后，这表明了蕃人对主体民族和统治集团的攀附心理，体现出唐朝强大的内聚力。

李楷洛归顺唐朝后，可谓召之即来、来之能战，跟着唐军打了不少仗。在此期间，他的四个儿子先后出生了，李光弼是其第四子。

自古以来，军人皆以马革裹尸为荣耀。李楷洛66岁那年，吐蕃派兵入寇河源（今青海西宁），唐朝命老当益壮的李楷洛率领一支精骑作为奇兵参战。史载，在李楷洛的奇袭下，“惊寇四溃，重围自解”。然而，李楷洛也病逝于班师途中。这一年是天宝元年（742），35岁的李光弼失去了他的父亲，却在不久后遇到其军旅生涯的贵人王忠嗣。

李光弼虽然是契丹人，但从小生长于京兆万年县。他的母亲是一个出身官僚家庭的才女，被誉为“才淑冠族”，相当了得。故此，李光弼从小受汉文化的熏陶，除了跟父亲学习契丹人擅长的骑射外，便是读《汉书》《左氏春秋》。李楷洛去世后，李光弼像汉人一样为父亲守丧，丁忧期间坚持禁欲，一次都没有进过妻子的居室，史家认为这是超乎常人的表现，专门记载下来。可见，这是一个汉化程度较高的蕃将之家。

从年少从戎起，李光弼便为唐朝效忠。到朔方节度使王忠嗣麾下后，李光弼得到上司的高度评价，并作为其爱将，参与讨伐后突厥残部的战争，积累了不少边功。王忠嗣下狱后，又过了几年，昭武九姓出身的安思顺得到李林甫推荐，成为朔方节度使。安思顺知道李光弼是个人才，想要跟李光弼结为亲家，并上书朝廷，请求提拔李光弼为朔方节度副使。但李光弼不仅拒绝这桩婚事，还辞掉了军职。当时休假养病的老同事哥舒翰得知此事，帮李光弼上奏唐玄宗，使其得以回到长安。

从这件事情来看，李光弼是一个有原则的人。老上司王忠嗣被李林甫诬告而贬死，新上司安思顺是李林甫举荐的人，李光弼出于道义，当然不会同意跟他们站队，只好称疾辞官，远离是非。

回京后，李光弼整天宅在家，好一阵子杜绝人事，直到安史之乱爆发才重返朔方军。

在郭子仪的推荐下，李光弼复出后不久便被拜为河东节度使。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人事安排。

尽管郭、李并称为中兴名将，但二人在朔方任职时却形同陌路。安思顺当节度使时，郭、李在军中“虽同盘饮食，常睇相视，不交一言”。这依然与王忠嗣案有关。李光弼是王忠嗣一手提拔的下属，所以对调任过来的新上司安思顺不会有什么好感，而郭子仪与安思顺的关系非同一般，郭、李二人属于不同派系，当然不会有太多交集。

另外，郭子仪和李光弼的治军之法也截然不同。李光弼为人雷厉风行，军规甚严，“军中指顾，诸将不敢仰视”，手下将士对他更多是敬重，而不是敬爱。郭子仪却以“事上诚，御下恕”闻名，对上能讨领导的欢心，对下也能宽以待人，所以部下都对他感恩戴德。

相比之下，郭子仪更懂人情世故，而李光弼不太注重人际关系。后来，同样是统领朔方军，诸将却“承子仪之宽，惧光弼之令”。二人的不同结局，似乎在冥冥之中早已注定。

总之，为了平定安史之乱，郭子仪和李光弼尽释前嫌，并肩作战。

唐肃宗李亨即位后，郭子仪和李光弼赶赴灵武面圣，之后组织军队东征，抗击安史叛军。到了至德二载（757），除了收复两京（长安、洛阳）外，唐军还攻下了河南、河东的大量失地。

乾元元年（758），为了进剿弑父自立的安庆绪，唐肃宗任命李光弼、郭子仪等九镇节度使出征，双方在邺城进行了长达半年的攻防战。这一次，唐肃宗为了避免将帅权力过重，没有任命元帅，导致各路唐军群龙无首，号令不一。同时，唐肃宗还任命不懂军事的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对诸将形成掣肘。

当李光弼提出分割叛军并牵制其主力的战略方案时，鱼朝恩表示否决。于是，本该一鼓作气剿灭安庆绪的唐军陷入“城久不下”“上下解体”的尴尬局面，被安庆绪耗得筋疲力尽，史思明派来支援安庆绪的军队乘机对唐军发起了进攻。最终，占据兵力优势的唐军竟然遭遇大溃败，只有李光弼和王思礼两名将领“整勒部伍，全军以归”。事后，鱼朝恩将邺城之败的责任推给郭子仪，导致后者被暂时免除兵权，李光弼只能收拾残兵，独自支撑起危局。

乾元二年（759），杀安庆绪自立的史思明分兵四路渡过黄河，会师于汴州（今河南开封），随后乘胜西进。面对史思明大举进犯，李光弼与东京留守韦陟意见相左。

韦陟还是按照三年前的老套路，主张退守潼关，据险以待之。

李光弼说：“这符合兵家常势，但非用奇之策。”他接着说，两军实力相当，如果白白让给对方500里地，那么他们会更加嚣张，不如移军河阳（在河南孟州西）与史思明军决战，胜即擒之，败则自守，表里相应，使贼兵不敢西侵，这就叫“猿臂之势”。

听完李光弼和韦陟的争论后，有人表示反对，说洛阳是帝宅，你李光弼凭什么不守？

李光弼反驳道：“如果留在洛阳，周边的汜水、崿岭、龙门都要布防，能守住吗？”

于是，在李光弼的指挥下，全军带着军械、粮草退往河阳，等待史思明20万大军到来。李光弼军事生涯中的经典战役——河阳之战即将拉开序幕。

九月，史思明攻入洛阳，但这里早已是一座空城，一无所获，要再下一城，只能攻打河阳。见史思明来到河阳城下，李光弼在城上对其大声喊话：“我家三代人无葬地，我必以死报国，你是逆贼，我是王臣，势不两立，我若不死于你手，你必死于我手！”

作战时，李光弼把短刀藏于靴子中，以一如往常的严肃口吻对手下诸将说：“战争，是危险的事。我朝的三公重臣，不可死于贼手，万一形势不利，诸君战死于阵前，我自刎于此，不会令诸君独死！”在李光弼决死之志的激励下，唐军将士气势如虹，尤其是李光弼麾下的蕃将，在这场战役中表现亮眼。

一开战，史思明派骁将刘龙仙为先锋，到城下骂战，只见刘龙仙一脚踩着马鬃，对李光弼肆意谩骂。第一战关乎全军士气，李光弼亦十分重视，于是问部下有谁可以出战？

铁勒族出身的朔方节度副使仆固怀恩请战，但李光弼考虑到仆固怀恩是一员大将，不适合干这种粗活，就没有答应。

接着，左右推荐裨将白孝德前往。白孝德是安西胡人出身、龟兹王室之后，“骁悍有胆力”，善使双矛。

李光弼问白孝德，你需要带多少兵马？

白孝德说：“请挺身取之。”表示要单身出战。

李光弼十分欣赏他的勇气，但还是坚持问他需要多少兵马。

白孝德只得说，愿选五十精骑作为后援，再请军中擂鼓助阵。

白孝德出城后，还未到刘龙仙阵前，仆固怀恩就向李光弼祝贺：“可以克敌了！”李光弼表示不解，仆固怀恩接着说：“我看到白孝德揽辔的安闲之状，就知道他稳了。”

果不其然，刘龙仙见白孝德一人前来，根本想不到对方是来交战的，等到白孝德来到十步远的地方时，刘龙仙才做迎战准备。白孝德发话，说我只是代表李侍中（指李光弼）来致辞的，没有其他目的。当刘龙仙放下警惕时，白孝德突然怒目而视，说：“贼将认识我吗？”

刘龙仙正纳闷，白孝德接着喝道：“我，白孝德也！”他可能是想让刘龙仙知道自己是被谁杀的。

刘龙仙此时只能用怒吼来掩饰慌乱，说：“你是什么猪狗！”

在城上鼓声的助威下，白孝德挥舞手中双矛上前，后续的50名骑兵此时也拍马赶到。大意的刘龙仙还没来得及拉弓拔箭，就急忙往附近的河堤奔逃。白孝德追上后，砍下其首级而还，唐军士气大振。

本是一介偏将的白孝德，从此一战成名，后来一直做到了地方节度使和朝中重臣。

和此前的多场战役一样，蕃将在河阳之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守河阳三城时，昭武九姓出身的李抱玉出奇制胜，功居第一；羊马城拒敌时，羌族出身的荔非元礼率领敢死队出战，“奋击破之”；守河阳北城的吐蕃人论惟贞是贞观年间吐蕃大相禄（论）东赞的后裔，追随李光弼多年……

李光弼本人也表现出了一流的军事能力，除了弃洛阳而守河阳、形成“猿臂之势”的战略决策，还在作战中斗智斗勇，屡次以奇策破敌。当时，史思明有良马千余匹，每日在城外河南岸洗马。李光弼专门到营中挑选500匹母马，集中在河北岸。等叛军的马来到岸边，李光弼的母马在北岸嘶鸣，吸引叛军的良马渡河。结果，叛军的良马被李光弼的部下一一抓获。这就是有名的“美马计”。

经过数次交锋，河阳之战以李光弼大获全胜告终。史思明撤军时，被吓得“心悸气素，烟火不举者三日”。此役之后，官军大振，李光弼转守为攻，接连收复失地，直到次年的邙山之战，才因为受宦官势力和仆固怀恩干预，遭遇大败。

邙山之战中，朝廷派宦官鱼朝恩来到李光弼军中。鱼朝恩知道皇帝急于求胜，不顾李光弼“贼锋尚锐，未可轻进”的建议，反复催促李光弼出战，还拉拢与李光弼不和的仆固怀恩一起反对李光弼的决策。结果，唐军在平原开阔地带和擅长野战的叛军相遇，大败而走。邙山之败后，朝廷轻信宦官的妄言，将罪责全部归于李光弼。由此，李光弼与朝廷的隔阂日渐加深。

宝应元年（762），刚即位的唐代宗以儿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新任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为副元帅，对弑父自立的史朝义发起最后的总攻。李光弼派兵从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北上，与仆固怀恩等军会合。史朝义溃败后，仅带数百骑逃走，最终众叛亲离，自缢而死，长达8年的安史之乱宣告结束。

按照平定安史之乱的战绩，李光弼“战功推为中兴第一”，封临淮王，赐以铁券，绘像于凌烟阁。然而，危机也悄然而至。

由于宦官的中伤以及朝廷对朔方将领的不信任，使得战功赫赫的李光弼始终处于危疑之地。当吐蕃入寇京畿、唐代宗逃往陕州之时，李光弼惧怕程元振、鱼朝恩的加害，选择了拥兵徐州，不肯勤王。吐蕃兵退后，李光弼不顾唐代宗的旨意，拒不就任东都留守。他以为这样可以保住自己的性命，却逐渐失去了威望，就连原先追随他的诸将也在私下议论。没有人知道，这样一位拥兵自重的大将，是不是要做第二个安禄山。

李光弼遭到来自朝中和身边的无端猜疑，抑郁成疾，广德二年（764）病逝于徐州，享年57岁。部将护送其灵柩回到京师。

尽管朝廷为李光弼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但李光弼晚年的境遇还是让一些地方大将产生了警觉。更何况，李光弼不是唯一处境艰难的平叛功臣。在他之前，被称为“来嚼铁”的名将来瑱因为遭到宦官谗言陷害，死于贬官途中；在他之后，一家有46人死于国难的仆固怀恩也遭到猜忌，只能铤而走险，起兵叛乱，被昔日的战友郭子仪平定。

对此，历史学家范文澜认为，唐朝“对顺从朝命的功臣，按照功绩和威望的程度，给予轻重不等的猜忌……功臣们因此对朝廷有所顾虑，不肯轻易脱离兵权和防地”。如此一来，各地藩镇更加图谋割据。

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诸多忠臣与功臣中，郭子仪可算是唯一获得善终的。这倒不是因为皇帝对他格外开恩，而是因为郭子仪本人具备极高的情商，忍辱负重，甚至不惜自污，才得以在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中幸存下来。

史书说，安史之乱后，天下安危，系于郭子仪一身达二十年。当其时，郭子仪“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实际上，成名后的郭子仪过得惊心动魄，时不时就被推到人生的悬崖边。

安史之乱爆发时，郭子仪已经年届六十。但作为朔方军的统帅，他一手平叛内乱，一手抵御外侵，表现出极强的号召力和极高的军事天赋。唐肃宗曾经对他感激涕零地说：“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然而，功高震主，从来是为官为将的一大禁忌。当唐肃宗说出这句话的时候，郭子仪的功名与危机，就像硬币的两面，同时显现。

至德二载（757），两京收复在望，唐肃宗已经开始头疼。让他头疼的，不是如何尽快平定安史之乱，而是如何安排朔方军的两名主将郭子仪和李光弼。他招来李泌，私下询问：郭子仪、李光弼已为宰相，若克两京，平四海，则无官以赏之，奈何？

李泌给他提出的对策是，不要用官位奖励功臣，这样将导致将帅权重、功高难制；等天下太平后，要用土地和爵位赏赐功臣，这样他们会为自己和子孙而珍惜既得利益，不敢乱来。

这个建议，唐肃宗没有听进去。他反其道而行，在天下尚未太平之时，就开始防范那些为大唐续命的有功之臣：既然将帅权重难制，就不让他们权重；既然功臣功高难赏，就不让他们立下高功。

安史之乱打了八年，实际上与唐肃宗纵横捭阖搞帝王之术，有很大的关系。对他而言，打赢战争什么最重要？当然不是树立战将的权威，而是巩固皇帝自己的权威。所以他一面利用战将克敌，一面又随时钳制他们的战功与权力。

邺城之战失利后，没有统帅之权的郭子仪却被迫负起统帅之责，遭到解职，闲置于京师。整整三年多，整个帝国战火纷飞，他却只能在长安看落日。即便朝廷对他有任用，也是用完就招回来，继续看你的夕阳。

史书说，郭子仪被褫夺军职，是遭鱼朝恩妒忌，故而谗言构陷。但是，谗言竟然能发挥作用，说明皇帝相信嘛；而皇帝之所以相信，是因为他需要相信，或者巴不得相信。历史上那些挑拨君臣关系的所谓谗言，说白了都是主子借小人之口说出来的心声。

上文说了，平定安史之乱，战功最大的并非郭子仪，而是李光弼。这是因为，邺城之战后，郭子仪基本就靠边站了，有心杀贼，而无力上前线，自然无法累积更大的战功。但也因此，郭子仪性命无虞，而高居第一战将的李光弼，生命堪忧。

唐肃宗在位末期，郭子仪一度被重新起用。但他的命运，仍像厕纸一样，用完就扔。唐代宗即位后，宦官程元振“忌嫉宿将，以子仪功高难制”，再进谗言，唆使代宗再次罢免郭子仪军职，让他“充肃宗山陵使”，去修老皇帝的陵墓。

到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进逼长安之时，唐代宗没办法，找不到合适的将领，只好招郭子仪御敌。郭子仪二话不说，带兵出城。

对了，他此时手下部队仅剩二十余骑。这规模，跟现在一个大型小区的保安队差不多。

在对付统兵将帅这方面，唐代宗比唐肃宗走得更远。唐肃宗防范将帅权重，将他们调来调去，但还得给他们留后路，以备战事需要之时，好让他们再为大唐卖命。到唐代宗这里，安史叛军被收拾了，俨然“天下太平”，于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么说吧，唐肃宗要他们的权，唐代宗要他们的命。

唐代宗即位后的两年内，为大唐续命的功臣一个个“适时”地死去：来瑱先遭兵谋，后被赐死；仆固怀恩遭猜忌，被逼举起反旗，很快病死；李光弼则在遭受猜忌后，忧惧而死……唯有郭子仪，好好活了下来。

因为他手里没兵权，只剩“二十余骑”，皇帝没拿他当回事。此时的郭子仪，不但保住一条老命，还为唐代宗所倚重，焕发第二春。

对于玩弄权术的皇帝而言，用人养人，从来都是杀一拨，留一拨。当中兴的将帅都被诛除之后，总得有人出来收拾和镇住局面。郭子仪是不二人选，他被留下来委以重任，一是无兵权，二是有能力。

有个时间节点，很值得玩味：唐代宗将女儿升平公主，下嫁给郭子仪之子郭暧，是在永泰元年（765）。这一年，在安史之乱中崛起的功臣战将，已经被收拾得七七八八了。很明显，郭暧与升平公主的婚姻，政治性非常强，是在唐皇室对郭子仪不得不倚重，又要加以防范的情况下促成的。这起政治婚姻，外人只看到郭家的风光，却看不到老郭内心的焦虑。

唐代宗在强力打击、肉体消灭其他功臣的同时，唯独对郭子仪委以重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皇帝虽然无法真正信任郭子仪，但郭子仪的做事方式，至少看起来让人觉得可以信任。不管何时何地，只要皇帝有调令，他马上放下所有的事，立刻进京。当他遭到皇帝身边的宠臣构陷之时，不管自己在干嘛，哪怕对敌作战进入关键时刻，他都会连夜赶到皇帝身边，当面表忠心。

而且，郭子仪表忠心从不搞形式主义，一来就按住自己的命门往死里掐——主动要求朝廷解除自己的兵权。

从至德二载（757），声名满天下之后，他就不断地要求辞掉、让出自己的部分或全部官职。广德二年（764），仆固怀恩被逼反，勾结吐蕃、回纥军南下，唐代宗给郭子仪封了一堆官职，要他率兵抵御。郭子仪说，招抚使这个职位，是抵御叛军的需要，我不敢辞让；但太尉一职，我绝不能接受。他于是上表恳请辞去太尉一职，向皇帝表明心迹说，我早就想像范蠡一样过逍遥自在的日子，但因为“寇仇在近，家国未安，臣子之心，不敢宁处”，才勉为其难担当重任。实际上，我对权位，毫不眷恋。

唐代宗很感动，但没有允准他的请求。郭子仪不放弃，再次上表辞让。这下，唐代宗终于同意了。

郭子仪成功瓦解仆固怀恩与吐蕃、回纥联军，解除长安威胁后，唐代宗为了褒奖他的战功，下诏任命他为尚书令。尚书令这个头衔不得了，唐太宗李世民曾任过此职，以后这个头衔就绝少授人。这可把郭子仪吓坏了。他苦苦哀求，不肯就任。唐代宗则催促他尽快就任，说朝廷已经为他准备了盛大的就职仪式。

郭子仪打死都不上任，唐代宗没办法，收回成命，然后命令鱼朝恩传诏，赏赐给郭子仪六名美人、八名侍从，以及一批车服、帷帐、珍玩之具。这次，郭子仪愉快地接受了。

哪些可以要，哪些不能要，郭子仪心知肚明，拿捏得很清楚。权位是一种诱惑，不管皇帝是否真心实意要让渡出去，郭子仪始终只认准一条红线：这是皇帝对我的试探，是在“引蛇出洞”。

在这对君臣的深度交手中，唐代宗也不总是扮演被动试探的角色，有时候，他会主动去撩拨郭子仪，故意刺激他，看他的反应。

大历十年（775），郭子仪拟任命一名属官，报请审批，朝廷迟迟不批复。他的部下很不高兴，吐槽说，以令公这么高的勋德，任命一个小官都受到百般掣肘，真不知道朝中宰相懂不懂做人？

实际上，所有人都知道，最终决定批不批的是皇帝唐代宗。只是不敢直接说皇帝，所以拿宰相出来说事儿。

郭子仪一听，立马站出来公开解释说，你们都错了！

怎么个错法？郭子仪说，军阀们各霸一方，凡有所请，皇帝没办法，只好应承；我的请求未被批准，说明皇帝没把我当军阀，是信任我。你们应该祝贺我才是！

这个思路清奇的解释，为郭子仪赢得了满座喝彩。估计也很快传到唐代宗耳朵里，他对郭子仪又有了几分放心。

无论是《旧唐书》《新唐书》，还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对郭子仪的为臣、为将、为人之道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他“再造王室，勋高一代”，“大雅君子，社稷纯臣”。然而，史家只需要一个足够标榜千秋的人臣典范，他们并不关心这个榜样内心所承受的压力，以及功高盖世之后高处不胜寒的焦灼。“社稷纯臣”，一个“纯”字，折射出郭子仪周遭险境重重。一个朝廷重臣，尽管屡遭暗算、构陷以及试探，他只能表现得很傻白甜，很“纯洁”，像一张白纸一样，效忠皇权，有死无二。

大历年间，郭子仪在灵州大破吐蕃军。就在此时，他父亲在长安的坟墓，却被人掘了。

祖坟被掘，放在哪个年代，都是对人最大的侮辱。

长安政坛哄传，这是素来与郭子仪不和的宦官鱼朝恩指使的。郭子仪本人对此肯定也心知肚明。

他从前线入朝觐见唐代宗时，满朝文武忧惧异常，怕他因愤恨而发动兵变。但在金殿之上，他只是老泪纵横，跪拜在地，向皇帝报告说，臣常年统兵在外，不能约束士兵，军中必有不少挖掘别人祖坟的事情发生，因此上天才如此谴罚于我，并非哪个私人与臣有仇隙！

无论遭受再大的打击和羞辱，他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让皇帝放心最重要。

身为皇帝都忌惮的重臣，郭子仪“牺牲”的东西还有很多，比如私密空间。他的宅子是皇帝赏赐的，面积相当大，占了长安亲仁里四分之一。但郭子仪没有围蔽起来建私家别墅，而是打通开放，无论贩夫走卒，都能出入其间。连郭家女眷对镜梳妆，外人都能透过窗子看得一清二楚。

他的儿子们不愿意了，纷纷抱怨说，父亲贵为国家重臣，怎么一点儿也不尊重自己？让贵贱之人出入于家眷卧室之内，成何体统？古代贤臣如伊尹、霍光，也未曾如此吧？

无奈，郭子仪只好做儿子们的思想工作。他说，我们家有皇帝赏赐的良马五百匹，仆役上千人，如果高门深院，禁止闲人出入，别人说我们图谋逆反，我们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实际上，朝堂中忌惮或嫉妒郭子仪的人一抓一把，他们只是伺机潜伏着，拼命地寻找郭子仪的错误。建中初年，唐德宗规定十月禁止杀生，但是郭子仪的家人却杀了头羊。有心人就注意了，立马上奏，打小报告。

如前所述，皇帝给他加官进爵，郭子仪基本都一再拒绝，但是皇帝给他美女钱财，郭子仪往往谢恩笑纳。他在私生活上变得极为奢糜，举办一场宴会就耗钱三四十万，会见客人也要姬妾环伺在旁。这就是史家所说的，郭子仪“侈穷人欲”。

在郭子仪的预想中，这些参加宴会的人一定会第一时间回去禀报皇帝，老郭同志耽于享受，胸无大志，越老越窝囊了。

嗯，看到老郭一副窝窝囊囊，流连于温柔之乡的样子，皇帝放心了。

看到皇帝放心，老郭才能安心。

故事的最后，唐德宗即位，表面上尊郭子仪为“尚父”，给予至高荣誉，暗地里却将郭子仪的权力分解掉，授命多人分任。这样，年逾八十的郭子仪就只成为帝国的一个象征。新皇帝再也不怕这个曾经位高权重的臣子，有什么深藏的不轨之心。在帝国模范官员的宣传中，不具备威胁能力的郭子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得到信任。他对唐王室的“死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突出地进行宣传。

郭子仪曾对皇帝表忠心：“跋涉艰阻，出没死生，所仗惟天，以至今日。”那时候的唐代宗或许还将信将疑，如今的唐德宗已经可以深信不疑了。

建中二年（781），在郭子仪85岁去世的时候，唐德宗为他罢朝五日，身后备极哀荣。他生于武则天时代，死于唐德宗时代，前后熬过七任皇帝。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多年，与皇帝们持续不断的无声之战，此时一起被埋葬了。从此，一个功高不震主、君臣无嫌隙的郭子仪，被写进了历史。

这，就是正史。我们看到的历史。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请顺手点个在看以示鼓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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