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久前，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都发表了对著名记者戴晴的专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议论。在专访中，戴晴主要讲述的是她在纽约的博登书屋出版的那本书《邓小平在1989》。 

在六四30周年的2019年，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就出版过戴晴这本《邓小平在1989》。和5年前的新世纪版相比，博登版的《邓小平在1989》有三个不同： 

1、博登版在正文前加进了吴国光教授写的序。 

2、在正文后附录了作者的一篇文章“绵里藏针——邓小平的政治性格”。 

3、在正文部分，博登版把新世纪版里一些没写出姓名的人的姓名写出来了。例如新世纪版第161页，新世纪版写的是：“这里引一段当事人回忆——叙述人某某某和他的女友”，博登版则写出这位当事人的姓名苑天舒（第143页），等等。另外，由于是5年后再版，著者在她的“写在前面”中，把六四30周年改成35周年，把著者年龄增长“从48岁长到了78岁”，改成了“从48岁长到了83岁”。此外，博登版有些地方的字句略有改动，但意思没变。 

在10年前，2014年的6月4日，六四25周年，戴晴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备忘六四”。这篇“备忘六四”可视为《邓小平在1989》的提要。 

讲1989的书已经很多了。戴晴这本讲1989的书，如戴晴自己所说，不再以学运为主线。不再如35年来大多数评述：专制vs民主，当局vs学生——非黑即白。

戴晴这本书，正如书名《邓小平在1989》，是从邓小平的视角讲1989。这是一个特殊的视角，非常重要的视角。 

（二） 

在书的开篇，戴晴讲到，4月15日，她陪伴台湾《天下》杂志总策划殷允芃(Diane Yin)，拜望负责对台工作的官员汪锋。汪锋说：“小平同志最近考虑，把‘四个坚持’从《宪法》里拿出，放进《党章》。” 

就是这段记叙引起轩然大波。不少人质疑，邓小平真的说过把“四个坚持”从宪法里拿出吗？在六四35周年之际，戴晴放出这个大料，用意何在？ 

其实，戴晴这段记叙在10年前的“备忘六四”里就讲过了。奇怪的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怎么那么多人、而且还是最关心六四的人，当时没注意到？ 

戴晴的这段记叙是否可靠？汪锋是讲过邓小平说要把“四个坚持”从宪法里拿出吗？我和殷允芃有一面之交。我是在1989年年底去台湾访问时认识她的。去年我通过社交媒体给她发去资讯，问她记不记得汪锋讲过那番话。她回复说记不得了。另外，邓小平如果讲过把“四个坚持”从宪法里拿出这句话，赵紫阳理当知道，但是我查阅了赵紫阳的回忆文字，没见赵紫阳提到邓小平讲过这句话。 

不过戴晴讲到：“以上所述现场，并非孤证。‘四个坚持’（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起草者胡乔木，早在这之前一、两个月，就已经摸到‘小平同志的意思’，且在他那个层次上传悄悄话：‘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迟早要从《宪法》上拿下来’”。胡乔木这番话，出自鲍彤先生在2008年的一次采访。 

还有一些旁证。李洪林在他的《中国思想运动史（1949-1989）》写到：“1988年9月12日，在中共高层的一次会议上，话题转到有人说中共领导人‘在海外有存款’的问题上。薄一波说：‘对那些胡说八道、造谣诽谤、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人要硬一点。’这时邓小平说话了。他认为，造谣诽谤要纳入法律解决的范围，依法处理。但是对不同政见，不能这样。他说：‘有些人有不同政见，这是允许的，比如他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毛主席，那是他的政见，不纳入法律解决的范围。如把这个纳入法律解决的范围，太复杂，整个社会空气都要变了。’”（380-381页）另外，戴晴在《邓小平在1989》一书中引用了赵紫阳在《赵紫阳披露中南海内幕》里的一段话。赵紫阳说：“关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八九年‘六四’前我曾经探过邓小平的底，当时邓小平的意见是：一、允许党内存在不同的派别；二、可以开放报禁，允许发表对领导人的批评意见，但是批评一定要合法；三、绝不能搞‘三权分立’。这就是邓小平的底线。”（第117页） 

根据上述资讯，我们可以认为，在六四之前，邓小平确实有意实行政治改革，首先是实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回到当时的政治大气候，邓小平有这种想法也不奇怪。1987年，台湾的蒋经国解除了报禁党禁；1988年，苏联的戈巴契夫废除了书报检查制度，苏联出现了言论自由和社会舆论多元化。 

但事实是，中国后来却发生了六四。在短短的五十天内，邓小平就从有意推动政治改革，转变成下令屠杀和平抗议的民众。不过这种180度的大转弯也不是没有类似的先例的。例如1957年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号召人民群众给共产党提意见，本来也不是打定主意放长线钓大鱼、引蛇出洞，但是其结果却是变成了反右。例如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本来是要反左的，结果却变成了反右，变成了更左。戴晴这本《邓小平在1989》的价值，就在于它勾画出邓小平转变的脉络。 

（三） 

按照戴晴的记叙，邓小平本来是有意实行某种政治改革的，可是八九民运一起来，邓的态度就变了。 

4月15日，胡耀邦离世。戴晴写到：“胡的死，实属意外。民间的动荡，势所难免。”我们知道，胡耀邦是在两年前被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几个老人在所谓生活会上逼下台的，因此，民间对胡的悼念，必然带出对那几个老人的不满。在中央党校和北京大学三角地出现了“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的大字报。一场学潮随之而起。联想到1976年周恩来去世，民间自发悼念周恩来，表达对毛泽东的不满。邓小平难免不感到，这场以悼胡为名的学潮是对著自己来的。这多少可以解释，为什么本来打算为自由化开绿灯的邓小平，在八九民运一开始就站到了自由化的对立面。又由于赵紫阳和李鹏对学潮的态度不一样，邓也可能对赵有了不满。 

4月22日，在官方悼念大会结束后，赵紫阳当著李鹏、杨尚昆等人的面，对邓小平提出了处理学潮的三条原则性建议，强调要疏导、要对话，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邓认可，在场其他人也未表异议。但是到了第二天赵紫阳出访朝鲜之后，形势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李鹏先是召开常委会听北京市汇报，然后又向邓小平汇报，接著就是推出426社论，把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 

事后有不少人批评说赵紫阳当初就不该出国访问。如果赵一直在北京，就不会有426社论了。鲍彤在接受戴晴采访时说，赵先前是问过邓的：现在国内事情这么多，可不可以不去朝鲜访问？邓说要去，并许诺去了以后回来你当军委主席。邓还对赵许诺下届总书记还要你搞。鲍彤认为，邓向赵许诺当两届总书记、当军委主席，明显是用话稳住，让赵安心外访，以便自己在北京布局。戴晴不认为邓在搞阴谋布局。戴晴认为在那时邓还是真心想把军权交给赵的，是到了5月才变了主意。 

接下来一个大问题是，赵紫阳5月4日在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发表讲话，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赵紫阳这番话和426社论以及邓小平425讲话都大不相同。他这番话是在什么背景下讲出来的？事先和邓小平有无沟通，是否得到邓的首肯？根据赵紫阳的回忆，他在回国后第二天即5月1日就召开了常委碰头会。在会上他提出：不管原因何在，必须冷静地承认一个严峻的事实，那就是广大人民，尤其是学生、知识份子、民主党派同我们的认识（即426社论），有很远的距离。赵紫阳说，反党反社会主义搞动乱的只是极少数人，希望把426社论的调子降下来。 

据1989年6月香港的《南华早报》和《明报》透露，赵紫阳4月30日从朝鲜回来后，在发表五四亚银讲话前曾经见到邓小平。邓对赵说：“你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稳定局面，...如果局势稳住了，你可以执行你的方案，如果它可行的话，不必管我曾说过的话。”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罗德明（Lowell Dittmer）和芝加哥大学教授邹谠在他们的论文中都引用过这个资讯。我也引用过。不过我后来查阅赵紫阳的回忆，赵自己并没有讲过。 

按照戴晴的记叙，赵紫阳回到北京后就想见邓小平。但邓家大秘王瑞林说，邓最近身体很不好，很担心到时候见不了戈巴契夫，那问题就大了。所以现在什么事都不要报给他，以免分心。戴晴写到：邓身体不好有旁证，邓朴方曾对人说此前邓大病了一场。谁都不提令邓小平“文吓”失败的427大游行。但医学界早已注意到：一个人精神极度沮丧，是会直接影响身体的。有毛泽东1971年林彪事件后和1976年四五运动后两场大病为证。 

戴晴引用赵紫阳的《改革历程》。赵紫阳不能面见邓小平，他就把他的想法告诉阎明复，请他通过杨尚昆和邓周围的人转告邓。赵紫阳写到：“5月3日，我到了杨尚昆家里。杨告诉我，他已向王瑞林及邓的子女谈过，他们认为现在修改426社论有困难，可以淡化，不要再提它，慢慢转这个弯子。他们还说，如果现在找邓谈，邓再一次肯定，那就更难了。你们在前线，慢慢去转这个弯子。”“就在这一天，阎明复到我家告诉我说：王瑞林和邓的子女都表示，对学潮问题，由中央负责同志根据情况处理好了。如果现在找邓，万一邓不同意，反而更难办。” 

赵紫阳是在得到王瑞林和邓家子女的资讯后发表他的亚银讲话的。这看上去很奇怪。因为王瑞林和邓家子女传达的并不是邓小平本人的意思，甚至也不是他们揣摩出来的邓小平的意思，他们传达的只是他们自己的意思，那为什么赵紫阳就像得到邓小平本人首肯一般，放心的照自己的想法去说去做了呢？这就是宫廷政治的微妙，也反映出邓小平的困窘与尴尬。 

（四）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戴晴解释说，她这本《邓小平在1989》与官方和民间叙事不同。戴晴认为，“六四”的根源是中共上层从“政争”（陈云要计划经济，邓小平要开放市场）到“权争”（谁说了算或一线指挥的人是谁的人），最后发展成“权斗”（你死我活）。戴晴认为赵紫阳的遭遇就是“六四”时期的上层恶斗的例子。这种“上层的恶斗”导致中国的现代化转型遭遇巨大挫折。 

戴晴的这种解释很难让人信服。因为我们在六四看到的上层斗争主要是邓小平和赵紫阳的斗争，而不是邓小平和陈云一派（包括李鹏、姚依林等）的斗争；另外，八九、六四这场上层斗争，也不是围绕要计划经济还是要开放市场，而是围绕要自由民主还是要一党专政。再有，戴晴说，广场激进民运及其领袖是这场恶斗的口实、棋子！这也很难让人接受。民运分明是独立的，是主动的，怎么能说成是棋子呢？ 

戴晴断言六四的根源是上层的权争，学生是棋子。这种说法很难让人接受。戴晴在讲到胡耀邦离世引发各种力量的复杂反应时，写下一句话。她说：“邓无论如何没有料到的是，卫道那帮子，简直从一开始，就想到利用激进革命而达到自己目标：赵紫阳，这回还弄不下去么？！”（第39页）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那么戴晴实际上要表达的意思是，广场激进民运及其领袖，至少是在客观上，帮助了中共上层中保守派别，成了他们的棋子。在八九期间，以赵紫阳为首的开明派一度主导局势，不止一次做出退让，但民运方面总有一些激进领袖不懂妥协拒绝正面回应上层开明派。戴晴以邓小平的视角写到：五常委书面讲话，按你紫阳的办法，已经退让到底了把？怎么样？理都不理你！ 

六四后，一些学生领袖反思，为当年没有正面呼应赵紫阳的五常委书面讲话而感到十分遗憾。不少学生领袖承认，如果当年能把和中共开明派对话的机会抓住，实现与中共开明派的合作，八九民运一定会有完全不同的结局。 

著名的国际非暴力政治学专家基 恩·夏普（Gene Sharp）曾经对1989年中国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做过认真的考察与研究，他总结出的一个教训是，如果学生通过谈判获得可持续的政治空间后撤出，政治局里的温和派后来被证明已经准备考虑给予那种空间，学生就可以声称取得了胜利并将这一资讯传 遍全国。一位年轻的非暴力行动专家、塞尔维亚学者波波维奇（Srdja Popovic）也对中国的八九民运做过研究。他指出，中国八九民运失败的原因就是，学生太过理想主义，没有利用当局的退让 而及时地宣告阶段性胜利。 

（五） 

戴晴这本《邓小平在1989》，是迄今为止，从邓小平的视角、从中共上层斗争的视角，记叙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最好的一本书。戴晴说这本书是“未定稿”，倒也不全是自谦，因为还有许多当年的一手资料被封存于中共黑箱之中。对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记录与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