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取得重大成果，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当停战时机日趋成熟时，中、苏、美都愿意坐下来谈判，但朝鲜不愿意，韩国也不愿意(一直不愿意)。后来因谈判条件争执，中国坚持立场时，朝鲜又想尽快停战。

　　在志愿军回国问题上，中、苏、朝三方也有分歧。当然，形势不同、利益不同，有分歧是正常的，怎么解决分歧，是一门艺术。

　　一、以打促谈，是中国的既定政策

　　由于中美两国实力悬殊，中央在1950年10月决策出兵援朝时，就本着“不扩大”原则，期望把战场控制在朝鲜半岛范围内，以防止战火烧到本土。由此确立了“以打促谈、最终通过谈判解决半岛问题”这一军事政治相结合的参战策略。

　　但是，战场上从来就是以实力说话、以胜负说话，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也不可能得到。所以，谈的前提是打，是战而胜之。志愿军入朝后，经过5次战役、7个多月的较量，基本上摸清对方的底牌。战前极度轻视中国军队的美军，领教了志愿军超强的战斗韧劲，开始意识到“取胜无望”。

　　志愿军的英勇奋战，为“谈判解决半岛问题”创造了条件。为此，中国决定边谈边打。

　　1951年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建议朝鲜交战双方谈判停火与休战。25日，中国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美国以总统杜鲁门发表政策演说的形式，同时表态支持马立克的建议。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通过广播，正式提出双方举行停战谈判。7月1日，彭德怀和金日成联合发表声明，赞成与李奇微进行停战谈判的提议。

　　二、中国要停战，朝鲜不愿停战

　　1951年7月10日，双方首次会议在开城来凤庄举行，历时2年的朝鲜停战谈判拉开序幕。中方对谈判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但朝鲜方面对于停战谈判却存有极大的戒心。金日成甚至认为，这是“中国力图达到停战和摆脱援助朝鲜这一负担最明显的表示”。

　　在谈判过程中，朝鲜方面又觉得中国让步过多。1951年7月27日，毛主席致电金日成：“如果美国坚持以现有前线作为分界线的话，中国认为可以向美国人做出让步。”

　　这个时候的前线，有很大一部分在三八线北。这就意味着北朝鲜发动了战争，却要失去三八线以北的一些土地。这样，在政治上就无法交待。金日成对此无法接受，表示了极大的不满，立即回复说：“这种让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意味着对朝鲜严重的政治打击。”

　　当时的苏联驻朝大使注意到：朝鲜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明显地冷淡了，也更加坚定了依靠苏联的方针。此时，中方希望尽早结束战争，而朝鲜方面不愿意接受“过多让步”下的停战。中朝争执不下，是停战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中朝对停战的态度发生逆转

　　然而，中朝双方对谈判停战的态度，不久便走到了各自的反面。

　　1952年下半年，当停战谈判因战俘问题陷入僵局时，中方坚持战俘必须全部遣返的主张，否则就继续打下去。

　　毛主席在给金日成的电报中说：“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引诱性而并非真正让步的方案，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

　　而北朝鲜却希望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金日成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抱怨说：“敌方轰炸给朝鲜的城市和平民带来了极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拒绝接受敌方的条件。”

　　金日成甚至认为中国志愿军的大多数战俘以前都是蒋介石军队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为了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

　　双方陷入巨大的矛盾之中。对中朝双方的分歧，斯大林出于在朝鲜战场继续拖住美国等因素考虑，复电金日成，支持中国的主张，表示：“中国同志在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此时，中国不愿意接受有失尊严的停战条件，北朝鲜则因为每天都在承受巨大损失而希望尽早结束战争。

　　四、斯大林去世是停战的重要原因

　　在停战问题上，作为盟友的中、朝、苏各方，利益取向明显不一致，分歧和矛盾也是巨大：毛主席着眼于东北亚安全、国家尊严以及战场形势等因素，战争继续拖下去对美国不利，对中朝方面有利;金日成考虑的是北朝鲜的实际利益，是要避免眼前的损失;而斯大林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继续战争对苏联有利，所以屡次支持了中国的主张。

　　可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领导层一来陷入内部权力争斗，二来缺乏斯大林那样的战略眼光，其对外政策及战争方针发生了重大改变，对朝鲜停战谈判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加之美国在战俘问题上也做了一些让步。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也同意停战。1953年7月27日，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方、联合国军一方(南朝鲜方面没有签字)，在板门店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及其附件。

　　当时，志愿军已经换装了苏式装备，武器技术水平已经得到很大改善，三八线上的防御工事也日臻完备，战争形势已经明显对中朝联军有利。按彭总的话说：“当时我方战场组织刚告就绪，未充分利用它给敌人以更大打击，似有一些可惜。”

　　可以设想：如果当时斯大林没有去世，抗美援朝战争肯定还会打一段时间，直到战俘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当然，历史无从假设，不说也罢。

　　五、北朝鲜无情打击延安派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及其附件在板门店签字，朝鲜战争停战(只是停战，没有结束)。

　　停战后，为了对抗留驻在朝鲜半岛的美军，数十万志愿军(到1956年仍有25万)继续驻扎在朝鲜。这让金日成和北朝鲜感觉很不自在。战后，由于北朝鲜在重建政策上出现偏差，经济等方面出现了严重问题。

　　这在北朝鲜党内部引发了强烈不满，一些干部引用苏联和中国的经验，批评北朝鲜高层所犯的错误。这使金日成感觉自己的地位受到了挑战。

　　1956年，苏共20大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批判。北朝鲜党内对金日成的批评借机升级。

　　当时朝鲜党内大体有金派、亲苏派(有苏联背景)和延安派(从中国回去的，多数曾是八路军或新四军干部)等派系。对金批评最激烈的，是延安派。

　　为了稳固地位，金日成极力拉拢亲苏派，打压持有异议的党内高级干部，重点对延安派进行“无情打击”。对此，一些延安派高级干部(如贸易相、平壤市委书记、驻苏大使等)纷纷逃往中国。

　　金日成就向中国要人。这引起了毛主席的严重不满，直接指责金日成“搞斯大林的肃反那一套，在干部问题上敌我不分，犯了路线错误，一句反对的话都听不得，谁反对就杀谁，党内充满恐怖情绪”。

　　对此，毛主席还让米高扬陪同彭德怀专程去平壤，要求朝鲜劳动党撤销针对和打击延安派的八月全会决议。对此，金日成提出的条件是“中国把志愿军撤了”。但被毛主席拒绝，并迫使金日成承认了错误。

　　六、金日成想方设法要赶走志愿军

　　这也加深了金日成对中国和志愿军的不满，中朝关系迅速转冷。

　　顺便说一句：朝鲜党内的延安派大多是军事干部出身，性情耿直，不善权术，不大会玩政治，最终在政治斗争中一败涂地。留在朝鲜的延安派，如金斗奉、崔昌益、金雄、朴一禹、方虎山等，在志愿军撤离后都被整得很惨。

　　金日成不满中国“干涉”北朝鲜内部事务，想方设法要摆脱中国的控制，尤其忌惮志愿军长期驻扎。金日成甚至不顾原则，想出歪招，要借助联合国的名义赶走志愿军：1956年11月，北朝鲜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备忘录，提出让联合国出面协助，解决外国在朝鲜的驻军问题。

　　中国回电北朝鲜指出：“联合国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是参战的一方，而且联合国只承认南朝鲜政府，故没有资格出面协调。”

　　毛主席在11月30日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中，对北朝鲜提出严厉指责：金日成要赶走志愿军，他可能要走铁托的道路，更可能走纳吉的道路。

　　补充说明一下：铁托是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总统，以抵制苏联控制而著名。纳吉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政治局委员、总理，1956年推行改革，试图摆脱苏联控制。苏联出兵干涉后，被判处绞刑。

　　当时中苏关系仍处于蜜月期，尤其是赫鲁晓夫因地位不稳，需要得到中国的支持。所以，苏联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也支持中国，认为“志愿军继续驻扎在朝鲜，不论是从朝鲜人民利益，还是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观点看，都是必要的”。

　　七、志愿军使命已经基本完成

　　对此，金日成对志愿军驻扎在北朝鲜，虽耿耿于怀却无可奈何，中朝关系逐步恶化。为了制衡中国，朝鲜领导人开始向莫斯科大献殷勤。金日成当时甚至说：“除了巩固与苏联的联系和友谊，朝鲜没有也不会有其他的政治路线。”

　　到了1957年以后，中苏关系出现一些微妙变化，逐渐出现一些争执。中国为了寻求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对北朝鲜的态度开始转变，主动采取一些改善关系的措施。同时，由于国际形势变化，中国对志愿军驻朝的态度也发生变化。

　　1957年11月，毛主席率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在此期间，毛主席与金日成谈话时，提到志愿军撤离问题，称“鉴于朝鲜的局势已经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可以全部撤出朝鲜了”。

　　金日成听后大喜过望，当即就表示同意和感谢。回国后，金日成立即召开高层会议，并于12月16日致信毛主席，表示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对志愿军回国)一致感到满意”，并认为这“必使今后朝中两党之间之团结友谊愈臻巩固”。

　　双方最后商定：由朝鲜政府首先发表声明，要求外国从朝鲜半岛撤走驻军;中国政府再表示响应和支持，然后开始单方面撤军。

　　但美国根本就不理会北朝鲜的声明。这就是志愿军撤出朝鲜，而美军一直驻扎在南朝鲜的原因。

　　从1958年3月15日开始至10月26日，志愿军分三批全部撤出朝鲜回国。

　　实际上，中国当时撤回志愿军，还有一个重要考量因素是减少军费开支。毕竟30万志愿军长期驻扎在朝鲜，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可以佐证的是：1958年4月，中央以第一批回国的志愿军第19兵团部、工程兵指挥部和后勤2分部等部队为基础，组建了特种工程指挥部，直接开往大西北，建设核试验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