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每一个试图整合欧亚大陆的大国来说，乌克兰、阿塞拜疆、土耳其和伊朗是至关重要的地缘政治支点。而美国的目标是保证其他大国远离它们。”

30年前，美国国际关系专家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提到的这几个国家，如今都已经成为国际新闻中的常客。

乌克兰在战火中挣扎了两年；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纷争不断；土耳其和伊朗则卷入了巴以冲突。

其中，伊朗凭借其综合实力和关键位置，成为了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头痛的对手。

但实际上，伊朗巴列维王朝在1970年代还是美国在波斯湾最忠诚的盟友之一。而美国失去伊朗，正是发生在布热津斯基担任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时期。

与尼克松和基辛格这一对“半路出家”的政坛搭档相比，卡特总统和布热津斯基之间的关系至少在表面上要融洽得多。

卡特在宣布参加1976年总统大选时，就宣称自己是布热津斯基的“热心学生”。在卡特担任总统期间，布热津斯基的权力从政策制定逐渐扩展到实际作战指挥，甚至开始越来越多地扮演总统特使的角色。

然而，权势熏天且头脑异常清醒的布热津斯基为什么仍然没能阻止伊朗与美国反目？卡特总统又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让我们重新审视，这一导致美国的衰败进程至少加速了20年的历史事件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1.抉择

1971年1月12日，47岁的吉米·卡特宣誓就任乔治亚州第76任州长。在就职演说中，卡特宣布乔治亚州“种族歧视的时代已经结束”。

这样一句简单的话震惊了在场所有人。因为这位新当选的州长不久前还在选举中大骂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并极力讨好白人选民。

谁也没有想到，卡特在当选第一天就与那些已经将选票投给他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切割了。

乔治亚州在当时是白人种族主义的大本营之一。臭名昭著的三K党正是在这里发源。一位主张“平权”的政客不可能当选乔治亚州的州长。

卡特在第一次竞选时就因为对黑人的态度太过温和，连党内初选都没有通过。失败后的卡特回到了家族农场，思考自己下一次竞选计划。

卡特小时候有几个十分要好的黑人玩伴，因此他从内心里支持“黑人民权运动”。但是，乔治亚州的情况又决定了如果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便无法在政坛出头。

于是，卡特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放弃自己的价值观还是服从现实的要求？

最终，卡特的选择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一位新当选的州长在上任第一天就宣布与自己的重要支持者切割，这无疑是一种政治自杀行为。

因此，卡特决定在仅有的任期中把民权问题当作重中之重。他发起了反对校车施行种族隔离，加快学校融合的运动，增加了州政府黑人雇员的数量，并且在州议会大厦添加了三位著名乔治亚黑人的肖像，为促进乔治亚州的民权事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这一段经历对于我们理解卡特的个性和行事风格非常重要。

卡特一生对道德感有一种很深的执着。他尽管愿意为达成目的做出暂时的妥协，但是最终主导他行为和判断的还是内心的道德律令。

如果是作为朋友、同事或者邻居，卡特都将是一位非常好的选择。

不过，道德感很多时候是不讲逻辑的，更多是文化熏陶和个人直觉的一种混合物。因此，在处理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决策时，凭借道德感行事很容易带来困惑和混乱。

这一特点，将在卡特日后作为美国总统处理伊朗问题过程中反复出现，最终影响了事件的走向。

布热津斯基的性格则与卡特完全相反。他同基辛格类似，都是只看重最基础的事实和逻辑的“冷酷的现实主义者”。

就在卡特在乔治亚州推动黑人民权运动时，布热津斯基在美国国际关系领域早已名声显赫。

1973年7月，他与第三代洛克菲勒家族成员大卫·洛克菲勒一起组建了一个非政府组织（NGO），著名的三边委员会。

这个组织的目的是促进日本、西欧和北美之间达成更紧密的经济和政治合作，共同应对国际挑战。三边委员会至今仍然存在，而且拥有超过400名成员，包括了政、商、媒体和学术界的领军人物。

委员会刚刚成立时，布热津斯基就担任了主任职务。那时，他在美国政界的名声要比身为州长的吉米·卡特响亮得多。

委员会成立第二年，布热津斯基介绍吉米·卡特成为了委员会的正式成员。从这个意义上讲，卡特后来称自己是布热津斯基的学生，并不过分。

此后，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的命运开始交织在一起。

很快，他们将迎来一场足以影响美国国运的风暴。布热津斯基冷酷的现实主义逻辑与卡特内心执着的道德热情碰撞在一起，则让这场风暴的走向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2.风暴

1976年的总统大选是美国历史上最戏剧性的大选之一。

时任共和党总统福特特赦了由于“水门事件”下台的尼克松，因此人们怀疑他们之间存在不正当交易。

民主党普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在总统选举中击败共和党。结果，这一年的民主党内初选竞争异常激烈，共有17名民主党人竞选提名。

由于卡特明目张胆的“背刺”行为得罪了乔治亚州的白人选民，他在本地的政治事业遭遇了很大困难。

更加糟糕的是，在乔治亚州以外的地方，卡特是一位籍籍无名的政客。绝大多数选举专家认为，卡特赢得民主党提名的机会非常小。

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让卡特宣布参加总统竞选的决定，充满了孤注一掷的悲壮。

那一年，他的竞争对手经常用“吉米是谁”来嘲讽卡特。作为回应，卡特干脆把“我叫吉米·卡特，我正在竞选总统”作为了自己的竞选口号。

事实证明，这一策略是成功的。

由于美国刚刚经历了“水门丑闻”的冲击，卡特虔诚的基督徒身份，以及在竞选过程中显露出的真诚、谦逊等气质吸引了很多选民。

再加上由于参选人过多，那些本来在民主党内颇有威望的候选人反而被分散了选票。于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了：一度被认为最没有希望的吉米·卡特反而当选了。

不过，这位对道德极为敏感的人在白宫的日子并不好过。

他不愿意遵守华盛顿政客之间的潜规则，拒绝给那些支持他的人给予政治回报，甚至因此刻意不接议员们的电话，乃至于破口大骂。

议员们当然不会配合这样一位总统，否决了许多总统提出的法案。卡特在他的整个任期内跟议员们的关系都非常糟糕，在国内方面的政绩乏善可陈。

不过，传统上，美国总统在外交事务方面有更大的话语权。为了顾及国际影响，议员们也较少在国际事务上为难总统。这给了卡特发挥执政风格的空间。

卡特在外交事务上对布热津斯基非常信任，甚至还委托他给自己撰写了就职演说的部分内容。1976年，布热津斯基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

这个职位隶属于总统行政办公室。与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不同，严格来说，国家安全顾问属于为总统提供政策建议的私人幕僚，不属于政府官员，也不需要经过参议院批准。

他的实际权力大小完全取决于跟总统的私人关系。

在卡特的支持下，布热津斯基大胆地改组了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确保他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拥有重要发言权。

并且，布热津斯基是一个极端的精英主义者，非常看重通过私人关系进行隐秘的外交活动。例如，他与时任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一直保持着非同寻常的紧密关系。

然而，布热津斯基不断膨胀的权力和霸道的行事风格引起了国务卿赛勒斯·万斯的严重不满。官方意义上，国务卿才是美国政府主导对外政策的最高官员，如今却成了一个负责执行的边缘角色。

作为总统的卡特本来应该设法平衡两人的角色，以及调节两人的紧张关系。

但是，卡特对权力的逻辑并不敏感。在他看来，两人都是国家的政治精英，不应该受到个人得失的影响。

在公开场合，布热津斯基和万斯的确不会表现出不和。但是，这种紧张的关系不断发酵，切实地影响到了部门之间的协调和沟通。两人在外交政策方向上的分歧也越来越大。

1978年11月，一封来自伊朗的电报彻底将卡特政府的内部矛盾点燃了。

3.混乱

一个人，即使这个人是美国总统，能对历史进程造成多大影响？历史唯物主义难道不是教导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存在客观规律，广大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然而，宏观的历史走向也必须通过具体的人和组织来实现。那些处于关键位置的历史人物的决策，有可能在一定范围内让历史沿着必然的进程加速发展，也有可能导致减速，甚至暂时性的倒退。这便是历史的偶然性部分，也是我们研究具体历史事件的意义。

总统吉米·卡特，便是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时最关键的历史参与者之一。

1978年11月，时任美国驻伊朗大使威廉·沙利文向白宫发送了一封电报，评估了伊朗当时的紧迫形势。

电报认为，伊朗到了社会变革的边缘，巴列维国王已经注定无法维持自己的统治。美国应该考虑撤回对王室的支持，帮助伊朗组建一个由亲西方军官、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和温和派神职人员组成的新政府，以维持美国在伊朗的利益。

国务卿万斯赞成沙利文大使的意见，认为美国应该帮助伊朗进行改革；布热津斯基则认为放弃一个与美国交好的政权，去组建新的政府存在风险，建议动用武力镇压抗议，全力维护伊朗的君主统治。

此时，卡特总统的态度便成了关键。尽管他非常信任布热津斯基，但是这一次，卡特陷入了犹豫不决之中。

这跟伊朗革命领袖霍梅尼的宣传策略有很大关系。在流亡期间，霍梅尼曾经被迫移居法国巴黎。在这个舆论中心，霍梅尼迅速吸引了记者的注意，成为西方家喻户晓的名字。

霍梅尼被塑造为一个不追求权力，而是寻求将他的人民从“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形象。西方不仅对这样的形象非常熟悉，而且充满了好感，因为上一个类似的人物是圣雄甘地。

一时间，霍梅尼在西方世界成为了反对君主统治，支持民主化改革，符合西方主流价值观的进步人物。

而卡特总统又非常看重价值观。这成为他没有第一时间支持布热津斯基的重要原因。

由于总统没有下定最终的行动方针，布热津斯基和万斯开始分别用各自的渠道向巴列维国王传达美国的立场。

这导致伊朗当局非常迷惑，无法判断美国的态度，在如何处理国内的抗议游行上优柔寡断。接着，街头的局势开始失控。

1978年12月，抗议人群达到了200万，并迅速增加到900万。一个月后，巴列维国王逃离伊朗，再也没有回来。

实际上，此时伊朗保皇党的势力仍然非常强大，而且掌握着军方力量，此时的美国仍然有机会继续控制伊朗。

根据解密的美国外交电报，卡特总统的确曾经派特使，北约副司令罗伯特·休瑟将军来到伊朗执行秘密任务。

但是，休瑟的任务内容非常模糊，既没有明确表示支持保皇派，也没有积极地支持革命派。

这说明，卡特此时仍然对如何处理伊朗问题犹豫不决。

结果是伊朗两派都感到了不安：保皇派认为美国不再支持自己而充满沮丧；革命派则担心美国可能与保皇派达成了密谋。

更大的危机发生在1979年10月，巴列维国王赴美就医。一部分革命派担心美国帮助巴列维国王复辟，发起了抗议示威。

11月4日，示威人群包围了美国大使馆，并将使馆内的66名美国人扣为人质。

针对如何解决人质危机，白宫内部又发生了分歧。布热津斯基认为应该采用军事手段，强行解救人质；国务卿万斯则坚持使用外交手段，不愿激怒新成立的伊朗政府。

卡特总统先是宣布承诺不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和平解决争端。但是，不久后，他又听从了布热津斯基的建议，批准了特别军事行动“鹰爪计划”解救人质。

最终，任务失败，八名美国军人死亡，两架飞机被摧毁。国务卿万斯因此愤而辞职。

伊朗也在卡特总统的犹疑不定和反复横跳中彻底走向了美国的对立面。

实际上，无论是沿着布热津斯基的强硬路线，还是遵循万斯的温和路线，只要明确沿着一条道路坚持到底，美伊关系都很可能不会如此糟糕。

伊朗人质危机的失败使卡特的国内支持率遭到了严重打击，也让他成为美国历史上少有的未能成功连任的总统之一。

接下来，以压倒性优势击败卡特的罗纳德·里根会接掌白宫。他将掀起一场经济革命，把美国同时引向天堂和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