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85岁高龄的邓小平接见第二野战军战史编写者时，回忆淮海战役说：“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由五个人组成，其中三个人为常委，我当书记。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口交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主持决定的。”

　　这时候，总前委“五个人”中的四个——陈毅、谭震林、粟裕、刘伯承以及当时的最高统帅毛泽东早已先后作古。于是，邓小平的说法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成为官方正史的定论。

　　诸多熟谙军史的研究者与在世的知情人十分惊讶，表示不好理解。也有人认为，人到垂暮之年，记忆衰退，回忆时出现差池情有可原。

　　其实，这个说法并非回忆者心血来潮，而是数十年一以贯之的观点。

　　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中共中央八大召开，邓小平与林彪先后进入中共中央常委，前者似乎便不满足于政委亦即“文官”的出身，以“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自许，有与军中公认的名将、长期担任野战军军事主官——司令员的林彪比肩之念（粟裕因官衔低，地位浅，自然不在考虑之内），言行便时有表露。

　　林彪是平津战役货真价实、经得起检验的总前委书记，统率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野战军作战，是名副其实指挥过两大野战军打仗的统帅。邓小平也是淮海战役的总前委书记，尽管战役打响好几天，还没有总前委这一机构，全局的战役筹划、指挥更不见经传，他担任政委的中原野战军也仅在华野的支援下，参加了第二阶段的战役，但他名义上曾是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的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确堪与林彪比肩。

　　这个看名不看实的说法，居于高位时尚无人敢诟病，最多只有腹诽；一旦冰山倒塌，不服者自然挺身而出。

　　1967年3月19日，邓小平被打倒，许多人便公开站出来，指出其说法的不实。杨成武即是其中的一个。

　　他在全军军以上干部会上点名道姓地说：“邓小平认为自已有两大功劳，一是他认为淮海战役有了不起的功劳。这个问题要戳穿，谁都知道，淮海战役从头到尾，整个的都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在前线工作的有刘伯承同志等许多人，有广大群众的努力，怎么能说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呢？他自认为‘你从东北打到海南岛，我从南京打到成都’，‘你有辽沈战役，我有淮海战役’，自以为了不起，他把大家的功劳都归到他的帐上。他在《毛泽东选集》里面，特别注了一条，他是淮海战役总前委的书记。这就是说，他是第一个，其他的人都不算帐。”

　　这是当着全军高级将领说的，其中不少是当年淮海战役的参与者，譬如粟裕等人，杨成武如非把柄在手，自然不会如此理直气壮地加以责难。

　　同时，杨成武能获悉邓小平“我有淮海战役”的说法，可见邓小平说话的场合不止一个；杨成武也并非中原野战军或华东野战军的将领，能如此酣畅淋漓责难，也可见淮海战役指挥体系的实情，军中高级将领知者不少。

　　由此，可以断定邓小平并非晚年才认为“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这个念头在其脑海中由来已久，挥之不去而已。

　　1977年，邓小平复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随着加强军队领导权，与当时“乳臭未干”的最高统帅以及众多深受毛泽东影响的军头较量、震慑的需要，“我有淮海”的说法再次登台。历史教科书与《毛泽东选集》的注释，“总前委书记”重新成为强调的重点。

　　这虽然是政治，却违背了历史的真实，事实上抬高了偏师中原野战军，抹杀了主力华东野战军的作用，是对数十万华野将士的不尊重，引起尚健在的华野高级将领的不满意（后来的电影《淮海战役》，诸多华野将士不满又是一例）。

　　粟裕有个说法：“我觉得这不仅是个人问题，它关系到正确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正确总结华东解放战争的历史。”他说的是华东整个战史，自然也包括了淮海战役。

　　1978年7月，后来成为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的石征先与傅继俊等人，为撰写《淮海战役史》一书，专程采访粟裕时，一向低调的粟裕忽然说了句：“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在石征先惊讶的时候，粟裕向石征先谈了几个小时的淮海战役来龙去脉。

　　随后，粟裕意犹未尽，亲自给当年的华野副政委、济南战役后一同筹划淮海战役的谭震林打电话，请他和夫人葛慧敏接见石征先。

　　谭震林和葛慧敏夫妇接电话后，满口应承，很高兴地接待了石征先等人。石征先后来回忆说：谭震林比粟裕更能畅所欲言，“对我政策更宽，登门不用预约，有问必答。”

　　石征先回到徐州后，谭震林和夫人不久也来到这里，听说他得了病，还特意从北京带来名医焦树德给他治病。

　　这一次，谭震林专门在淮海战役纪念馆作了报告，他只允许石征先一人在他旁边作记录（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里，至今可见谭震林与石征先等人的合影）。

　　也就在这次讲话中，针对逐渐成为主流观点的“我有淮海”，谭震林十分气愤地说了八个字：“贪天之功，无耻之尤。”

　　显然，谭震林与粟裕一样，并非为个人争某种战功，而是在为自己当年统率的野战军争取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