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由于中国的外交工作人员疏忽而导致一场巨大的外交事故的发生，此事件被周恩来认为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特大外交丑闻。

误入以色列使馆

1973年5月7日中午，中国驻希腊大使周伯萍外出归来，在大使馆区看到很多车辆来往，心想是否有什么外交活动，便让翻译回馆查看是否有请帖。

翻译回馆后从值班人员那里得到报告，说当天中午科威特大使馆有国庆招待会，只剩下10多分钟的时间了，周伯萍听到报告后，赶紧驱车前往。

但其实那个翻译在匆忙中并没有看请帖，而那个值班员看到有一张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请帖，大使的名字叫科威克，便误以为是科威特大使馆。

周伯萍当时匆忙中未索看请帖，也未问翻译、司机是否认识路。

事实上，科威特大使馆在我们使馆西北，他们都未去过，也不知道东南方还有一个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上车后，翻译和司机都以为东南方车辆往来很多的地方就是科威特大使馆。我们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进入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

翻译错把“这里”翻成“雅典”

当时周伯萍既没有见过科威特大使，也没有见过以色列大使，以为站在门口迎接的就是科威特大使，下车后就和他握手，向他表示祝贺，并解释迟到原因。匆忙中就连挂在门口的以色列国旗都没有细看。

当时《纽约时报》一名记者在场，问周伯萍到“这里”来是否意味着中国承认以色列。翻译把“这里”译成“雅典”。周伯萍遂把这一很不寻常的问题只当作是他无故寻衅，予以简单顶回。当时虽也觉得记者表情迷惘，但未加理会，与正待离去的别国大使略事寒暄，即与以色列外交代表告别，匆匆返馆。

第2天，《纽约时报》就中国大使到场祝贺以色列国庆发了报道。从罗马尼亚大使那里得知事件真相的周伯萍这才如梦初醒，他知道自己犯了大错：国际“反华势力”定会以此事大做文章，离间中国与政治盟友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为防止事态扩大，周大使向希腊外交部和各阿拉伯国家解释，此事件系工作失误所致，中国外交政策不变，不久外交部要他立即回国。

周恩来定性此事为特大丑闻

回国后，外交部当时仲曦东、乔冠华两位副部长先后与周伯萍谈话，他们都嘱咐周伯萍不要过分紧张，先休息两天，再写检查，谈其他问题。

周伯萍回家后立即写了检讨，报告事件经过，恳请组织上给予严厉处分。17日一早，西欧司司长王栋对他说总理对“雅典事件”很恼火，总理办公室已用外交部名义发出通报，肯定“雅典事件”的性质是“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整个通报措辞严厉。

在国务院此后召开的国务会议上，周恩来更是大发雷霆道：“美国出了水门事件，中国也出了雅典事件，雅典事件主角姓周，真是周门不幸！”

外交部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会议经过讨论，一致认为周伯萍所犯错误的确严重，但考虑到态度正确，认识较好，建议免予处分，让他先参加希腊副首相的接待工作，在国内学习一段时间，继续返希工作。

外交部的报告于19日上报总理。总理立即批示“同意”。总理于21日批发了外交部第二次通报。

毛泽东定性“雅典事件”

5月24日，毛主席看到总理批示同意免予处分的外交部19日报告，以及所附的周伯萍和使馆的检讨，亲笔圈掉了原文中“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一段话，改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并把报告中提到的周伯萍对所犯错误的认识“较好”改为“很好”。这样就把“雅典事件”的错误性质，从根本上改变过来了。

总理见到毛主席这一批示后加批：“请外交部遵照主席批示，估计这次'雅典事件’的性质，并对周伯萍同志的检查，按主席指示给予鼓励。同时要将主席指示在部内进行传达。对外通报也要加以改正。”外交部于26日发出了第三次通报，使“雅典事件”得到了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