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西方为何普遍认为日本是“正义”的？

甲午战争，日本人叫做"日清战争"。在他们看来的“甲午战争”，和我们中国人所理解“甲午战争”是截然不同的。

其中主要有三个区别：他们认为甲午战争是"文明之战"、"解放之 战"、"救亡之战"。

也就是，“文明之战"即是一种先进文化战胜落后文化的胜利。

"解放之战"则出自一个国人很熟悉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救亡之战"则是日本认为中国自明代以来就沦陷了，满清是夷狄，日本人是来解放中国、光复中原的。日本还认为在西方白种人的侵略下，黄种人应该团结起来。中日同根同种，必须携手才能对付西方，这就是"救亡之战"。

“甲午战争”爆发前，清日两国的最高领导人都宣布了宣战诏书。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当中主要讲：朝鲜是我们的藩属，现在有内乱，它请大清出兵平息内乱，这是大清和朝鲜内部的事情，与别国无关，日本不应出兵。

但日本明治天皇的宣战诏书却称：朝鲜是一个独立国家，现在大清侵犯了朝鲜的独立，所以我出兵帮助朝鲜巩固独立；其次，对大清宣战是为了保护朝鲜改革开放的成果；第三，不断强调东亚和平、世界和平。

今天看来日本的诏书很扯淡，很虚伪，当然，日本也知道自己的诏书很虚伪。但日本的宣战诏书不是给自己看的，也不是给大清看的，是给世界看的。

结果就是很有效，最终也的确影响了当时的世界舆论。

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后，大清开始在朝驻军，还划出清国租界，中朝进入了一种复杂的历史关系。传统的宗藩关系加上现代的外交框架格局，由于中朝之间的关系设定缺乏明确的制度化的设计，很模糊，所以被日本钻了空子。

日本对朝鲜进行战略包围时，秘密聘请了一个美国专家作为国家宣传战的总指挥，这个人就是美国《纽约论坛报》的记者豪斯。

豪斯很熟悉西方媒体的运作方式，在他有计划的包装下，西方媒体对"大清与日本分别代表着'野蛮'与“文明'"的认识，形成了一种潮流与共识。

此外，当时日本拼命拉拢朝鲜，希望朝鲜摆脱大清的控制，与自己同盟。因为在历史上，在满清八旗入关，问鼎中原后。日本和朝鲜都认为，中华大地已经沦陷于夷狄之手，尤其是朝鲜，一直使用崇祯的年号，直到朝鲜建立《大韩帝国》后才废除。

这个，我称为“中华意识”，所以当年中山先生也是打着“恢复中华”的口号对抗清廷的。

"中华意识"之外，另外一种心理，我总结为"中原意识"。

在中国周边的中华文化圈子里普遍认为，不管做得多好，都要入主中原才算功德圆满。

所以日本人也想，满人占得中原，我为何占不得？我比你还更接近"中华"。日本人认为满人是夷狄。所以，“甲午战争”中的很多日本家书里，父亲给在前线当兵的儿子写信时，往往都写 "我神州"、"我中华"，他们对儿子寄予了极大的期望，觉得这是保卫中华、保卫神州。

当时为了宣扬这种思想，日本派出了大量间谍。

日本著名记者岸田吟香在上海和汉口开设了"乐善堂"，这既是药房，也是出版社。最早有关西方的政治、哲学、伦理等方面的书籍，几乎都是乐善堂翻译印刷成中文，并在中国以极便宜的价格售卖，以便普通人都能消费得起。

所以，《乐善堂》也就是“甲午战争”之前日本间谍的总部。

由于当时日本政府非常穷，根本没钱为间谍们提供任何经费，所有的经费几乎全是岸田吟香赞助的。

这个日本间谍群，平均年龄只有19岁，甲午战争前平均在中国都待了三年左右。

这些日本间谍中，有一个非常著名，叫宗方小太郎，是一个学者型的间谍，后来的《汉报》就是他办的。

他给日本人规划了整个甲午战争时期的宣传基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日本在大连登陆后，到处张贴他起草的告示，题目就是《开诚忠告十八省豪杰》，大意就是中国沦陷很久了，我们来解放你们；满清政权这么腐败，大家起来一起干翻它！

这种宣传非常有效果。

1894年10月，日军进入东北的九连城，据他们的战地记者记载，当地居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些都是宣传之功。而在日本接收台湾的时候，当地百姓竟然称日本人为"大明国大元帅"！直接把日本人当做大明军队了。

甲午战争发动之前，日本本国的媒体开放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在对外关系上，媒体甚至比政府更极端、更激进，认为政府应该对大清和朝鲜动武。

政府犹豫不决时，媒体就不断地抨击政府，甚至鼓动弹劾。

激进的媒体，是导致日本国策由稳健转向激进的重要推动力。当时日本一家报纸《国民新闻》，就很尖锐地提出，如果政府屈服于大清的话，则国民将趋于"反动"，乃至大大的"反动"。

所以，有些人说什么"日本人民是被天皇裹胁"的，我个人觉得是不对的，实际上日本打中国是真的民心所向，不然老百姓也不会主动把家里锅碗瓢盆拿出来造炮弹，女的更不会卖身赚钱捐当军饷。

除了公关大清的百姓 ，公关自家百姓，日本还开始公关西方国家。

日本驻国外的所有外交官，都精通当地语言，也许口语不行，但写作能力大多好到可在报刊发表的程度。

而大清国派驻海外的外交官们，绝大多数不认识 ABC，在沟通中存在非常多的问题。甚至在外交手段方面，大清的表现方式也相当老旧。别人都讲《国际法》，他还在研究《孙子兵法》。

所以，日本在战争中，外交官们做了很多新闻策划，比如日本会邀请西方记者随军，让西方媒体看日军怎么优待俘虏，如何照顾战地的百姓等，通过欧美记者传播到全世界。

但当时的大清不仅不允许随军采访，甚至还有两个西方记者因为错走到中方阵线，而被砍了头，搞出很多风波。

所以，“甲午战争”中的西方报道，对大清极为不利。

此外，当时大清自己的媒体表现也很差，大量伪造新闻。

比如当时大清的不少报刊上说"牙山大胜"，大清军队在朝鲜牙山取得重大胜利，还有什么“叶军门水陆连捷”、“威海卫大战得胜”之类的。

这其实是假新闻。结果路透社没核实，直接转发，结果不只是自己沦为行内的丑闻，大清的公众信用也受到极大挫伤。

假新闻多了，对大清的形象也造成伤害，后来当"旅顺大屠杀"报道出来时，很多外国人首先是不相信的，因为之前你大清报道的假东西太多了，都觉得你大清又瞎说了。

李鸿章在“甲午战后”访问欧美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就说：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只讲部分事实。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日本外交官自己还写东西，像美国公使栗野慎一郎，专门组织在美的日本外交人员和学者积极写稿，解释日本为什么这么干、日本代表了文明进步、中国威胁论等等，试图影响美国舆论，效果很明显。

而甲午战争期间所有的《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大报，我找了下，居然没看到一篇中国官方或者个人主动提供给美国公众阅读的资料。

所以，在这样的宣传之下，日本反倒是成为了正义的一方。

尤其是甲午战争期间出现了两次大的公关事件，一是"高升号事件"，一是"旅顺大屠杀"，日本都成功进行了危机公关，扭转了局势。

"高升号"是战前大清政府往朝鲜增兵时，从英国怡和洋行租借的一艘商船，挂的是英国国旗，甚至不少船员是英国人。结果，日本直接击毁了"高升号"，导致当时中国最精锐的一支陆军部队在大海上全军覆没。

这个事件发生后，李鸿章认为日本就此得罪英国，大清将获得一个非常大的同盟者。

英国当时确实和大清有密切的往来，英国也是大清最大的贸易伙伴，占到大清进出口额的70%以上。

"'高升号”事件后英国舆论一片哗然，军方也要求政府对日进行军事报复。日本政府非常恐慌，首相伊藤博文得到消息后，把海军部的人叫来痛骂了一顿。但也马上启动了紧急公关。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下令《外交部法制局》做好应对，这个《法制局》是一个专门研究国际法的机构，大清政府的序列里可没有这个局。

在随后英国政府举行的两次海事听证会上，日本《法制局》灵活运用国际法，结果占尽上风。

同时，日本政府命令驻英德公使青木周藏做好公关应对。一是装傻，绝不公布这条船是英国船；二是明确向英国表态，如果查清楚责任在日本海军，日本绝对承担所有的责任，态度"非常好"；

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堂堂的日本内阁开会讨论如何行贿。日本外交部指示驻英公使青木，向路透社等英国媒体前后行贿1600英镑左右，相当于现在320万人民币。

就这样日本经过大量公关，还搞定英国多名国际法专家，在《泰晤士报》上刊文，为日本极力辩护。

可以说在英国作出最后结论前，日本的媒体攻势已全面展开。

当年11月，英国法院最后裁定，"'高升号”事件中日本没有过错，大清政府要赔偿英国“怡和洋行”和英国人民所有的损失。

到今天，"'高升号'事件还是西方《国际法》耻辱的经典案例。

第二次危机是"旅顺大屠杀"。

日军于1894年攻陷旅顺，对城内进行了4天3夜的抢劫、屠杀和强奸，死难者约2万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

这个消息被一个美国记者克里曼在《纽约世界报》上报道了出来。现在看到的很多细节都是他当年记录下来的。

结果就是，日本政府紧急采取对策。首先指责记者的报道是失实的。其次请美国驻日本的公使到中国去现场调查。

日本的媒体也开始动员一批西方传媒的从业者，说这个屠杀即便真的发生了，也是对大清军队残害日本战俘的一种报复。

当时日本的传媒也大力将自己描绘成仁义之师，同时宣传清军如何残暴，日军所处决的不是俘虏或平民而是罪犯。

最后美国公使在提交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认为记者的报道虽然真实，但是"态度过于极端"。

为了挽回公众形象，日本还演了两出"样板戏"：一是在占领威海卫后，给清国的战俘们提供医疗服务，然后释放了他们，全程都在所有随军记者的见证之下。

二是把自杀身亡的北洋舰队司令官丁汝昌的灵柩礼送回去。

这两点都非常有效，被英国《国际法》专家当作日本走入"文明国家"的标志之一。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胜利，大清失败，但清日两国并没有马上进入到仇恨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

在日本的主动引导下，中日甚至开始进入了长达十年的"蜜月期"。

为什么会进入“蜜月期”？因为在1897年11月，日本参谋次长邀请大清政府派遣军事代表团去观摩日军的演习。

到1899年，慈禧太后又派刘学洵访问日本，要与日本皇室建立热线联系，探讨《中日结盟》的可能性。

因为“甲午战后”，全球有一个舆论趋势：以德国皇帝和俄国沙皇为代表的欧洲国家，提出了"黄祸论"。

他们认为，一个已经西化的日本，率领正在崛起的中国，将会产生比成吉思汗更为可怕的影响。为此，德国皇帝还请人作画《黄祸图》，题写标语："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

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西方列强商量出兵镇压，这时候主要的列强除了俄国之外，都没有足够的军队在这里。

于是，英国人提出来请日本派兵，日本人则回应不出兵。

为什么日本不选择出兵？因为他们意识到不能继续刺激西方"黄祸论"，应该选择韬光养晦。

可惜，在德国、俄国多次相邀之后，日本才象征性的，派出了原来驻扎在广岛的师团。

进入北京城后，很多史料都记载，八国军队当中，日本军队的军纪相对是最为严明的。日本军队进入北京后，还准备了一件最好的"武器"——几万面写着"大日本国顺民"的日本旗，给家家户户发，北京城、包括别的国家的占领区，一夜之间都挂满了小太阳旗，又做了一次成功的公关。

在《日俄战争》临战前，日本得到情报， 俄国的媒体策略就是发动欧洲的"黄祸论"，日本就派人到欧洲建立了"媒体战"进攻基地。

派去的人叫末松谦澄，他就是"高升号"事件中日本《外交部法制局》的局长，精通英语和德语。

日本政府派他到欧洲作为媒体战的总指挥，并表态将倾全国之力支持他，当时的内阁会议上详细到讨论什么媒体喜欢什么东西，这个编辑喜欢什么，要给他们送多少钱等等。

末松谦澄的任务，一是确保盟友英国完全明白日本的战略意图。

英俄不是死敌吗？所以，日本的说法就是：

一：我们日本阻挡俄国南下。

二：我们要阻止 "黄祸论"再次发生。

三：我们要保持中国的中立，不能因为中国的亲日而刺激西方国家的"黄祸论"。

四：在西方宣传，日本对中国改革的介入及参与，有利于远东的和平与发展。

这当然是胡扯，但他们知道西方喜欢听什么东西。经过这样的精心准备，日俄战争中，俄国果然没有得到期待中的欧洲"白种兄弟"的支持，在日本人成功引导下，舆论走向了对他们有利的一面。

甲午战争中日本人为什么能够打败中国？除去战场上的争夺，日本很大程度就得益于宣传战、媒体战，在国家战略上把媒体宣传当做投枪、匕首来用。

相形之下，当时清政府则太过保守落后，不仅输在了枪杆子上，也输在了笔杆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