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夸张地讲，是伍连德拯救了哈尔滨，他对这个城市有大恩。”在伍连德纪念馆的开馆仪式上，前哈尔滨市委书记、现黑龙江省委副书记杜宇新曾如此动情地说。

      “传染病没有国界，科学没有国界，伍连德的一生所从事的是宏观的流行病学和微观的微生物学两个极端领域，也只有在人类的大背景中才包容得下。他的精神境界超然于一个局部甚至超然于民族与种族。”《发现伍连德》一书的作者礼露对伍连德发出由衷赞叹。

　　死亡之城

　　1910年12月24日傍晚，一列火车徐徐驶入哈尔滨火车站。31岁的伍连德手持一台贝克显微镜，在寒风中踏下月台。他的助手林家瑞提着一大一小两只藤条箱，里面装满了实验室器械。

伍连德是以“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的身份，踏上这块陌生土地的，此时的哈尔滨，正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

　　有确凿记录的死亡，最早发生在1910年的10月25日。据《东三省疫事报告书》记载，在中俄边境小城满洲里，两名从俄罗斯回来的劳工在下榻的旅店内暴亡。“

　　同院居住的房东、客人等亦染疫身亡”，几个人的症状相同：都是发烧、咳嗽、咳血，很快死亡，死后全身发紫。

　　其实早在10月初，俄罗斯境内大乌拉车站附近的一处华工工棚，已有了类似的异常死亡事件。据《东三省疫事报告》记载，当时“忽有7人暴死”。

　　“俄人知该病之可恐，遂将该棚内华工一律逐出”，而且也把棚屋里的衣服、行李全部烧毁。被逐出的华工中，有2名在10月19日来到满洲里，正是他们引发了一场后来蔓延东三省的瘟疫。

　　从10月25日开始，死亡开始弥漫一个又一个城市。10月29日，察汉敖拉煤窑染疫，11月5日扎赉诺尔染疫……

　　哈尔滨收到的第一个疫情报告的时间是11月7日。两名捕猎旱獭的华工从满洲里来到哈尔滨，住进一家钻井工具商店。不久，这两个人都染病而死，而且还传染了与其同住的另外4人。瘟疫由此在哈尔滨蔓延开来。

　　这几乎是年轻的哈尔滨面临的第一个严峻挑战。

　　追溯起来，哈尔滨的历史，与中东铁路的历史是并行的。“可以说，先诞生了铁路，后诞生了这个城市，这是非常特殊的。”哈尔滨市作协主席、著名作家王阿成对我说。

　　此前的哈尔滨只是一个小渔村，随着中东铁路的开通，外国人也大量涌入，占了人口的51%以上。“那时哈尔滨的街牌、商家的牌匾，都是以俄文为主。”“当时的哈尔滨集中了一批精英，包括文化、商业、音乐、建筑等领域。”阿成说，中国第一个电影院、第一个交响乐团，都诞生于哈尔滨。

　　黑龙江作家迟子建，刚刚完成了以100年前的这场鼠疫为背景的小说《白雪乌鸦》。为了更深入了解当时那一时期的历史，她查阅了大量资料，对于那一时期的哈尔滨，她也有了诸如“当时的哈尔滨每半个月就进口一部西洋电影”的意外发现。

　　以铁路为界，哈尔滨分成“道里”和“道外”两个区域。与道里生活优裕的俄国人、日本人相对应的，是道外以傅家甸为中心的中国人聚居区。他们大都挤在拥挤不堪、污浊肮脏的小屋子里。鼠疫爆发后，傅家甸很快就成为重灾区。

　　“傅家甸的人口居住得非常密集，如果鼠疫不能扑灭，这将成为一座死亡之城。”阿成说。当时居住在傅家甸的大都是来自山东、直隶的劳工，在东北淘了金之后便返乡，他们会把病菌带到全国，所以阿成形容，那时候的哈尔滨“像一个巨大的病菌炸弹”。

　　当时还有一个超出人们经验范围以外的新情况：随着铁路的发展，人群移动的频率和范围大大增加，瘟疫传播的速度也大大加快。疫情发展之势，正如当时东三省总督锡良所形容的那样，“如水泻地，似火燎原”。在奉天，瘟疫甚至引发了人们的挤兑风潮。恐慌也传到了政治中心北京。施肇基后来在回忆录里说，当时哈尔滨每天数百人的死亡报告传来，而且瘟疫还在逐渐南行，“旅华洋人闻之恐慌”。各国人士都不敢与中国人来往，北京东交民巷的外交团区内，“亦限制华人入内”。“当时奥国驻华公使任外交团主席日日促余急谋治疫之策。”

　　其实让清政府更忧虑的，除了瘟疫，还有背后一场看不见的较量。

　　在东北，哈尔滨和奉天是“北满”、“南满”两个铁路枢纽中心城市，不但有较多外人侨民居住，且俄、日铁路附属地与中国市政重叠，检疫、防疫更具主权象征意义。疫情发生后，俄国和日本以清政府防疫不力为由，纷纷向清政府施压，要求共同主管防疫。锡良忧心忡忡地写道：“查疫势传染甚烈，外人尤极注意，办理稍不如法，即恐乘机干预。”“南满铁路属于日方，所以他们向清政府发照会：如果控制不了疫情，他们自己将派医官过来。俄也向清提出在嫩江设立检疫站，这其实不仅仅是防疫的问题，这涉及警务权、行政管理权的问题。”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史教研室的马学博老师分析。

　　也许正是因为情势之复杂，所以当时清廷负责处理东北疫情的，并不是民政部，而是外务部。而外务部的态度是：事关主权，万难也认——要不惜一切代价，控制住这场瘟疫。他们向俄国和日本证明，中国能够独立处理好这场瘟疫。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

　　临危受命

　　在突然接到来北京的电报邀请之前，31岁的伍连德其实只是一位刚刚从南洋到中国两年有余的华侨。

　　1879年3月10日，伍连德出生在马来亚(现马来西亚西部地区)的槟榔屿。其父伍祺学16岁从广州漂洋过海来到当地，在当地开一家金铺。伍祺学与当地华侨女子林彩繁结婚后，生了5子6女。伍连德是第四个孩子。17岁时，他考取了英国女皇奖学金，赴英国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深造。1903年，伍连德成为剑桥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

　　1907年时的伍连德已是马来半岛小有名气的医生。他接到了一封邀请他出任天津陆军医学校副校长的邀请信。信的下方，赫然印着“直隶总督袁世凯”。

　　到中国之前，伍连德对中国的印象主要来自夫人黄淑琼。黄淑琼是著名侨领黄乃裳的长女。黄乃裳后来追随孙中山，是老同盟会会员，曾任福建省省长。黄淑琼从小在中国长大，很希望能回到祖国与亲友重聚。加上她身体虚弱，不太适应南洋炎热的天气，伍连德后来在自传中坦承：“我决定归返祖国，开始我的新生活，这多少和她的情形与意见有关系。”

　　1908年10月，伍连德一家三口离开槟榔屿，经香港到上海。将家眷安置好之后，只身北上。不料，到达北京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亡故，袁世凯已被开缺回乡。伍连德一时茫然无措。

　　后来在英国留学时认识的海军官员程壁光和丁士源的推荐下，他得到了军机大臣铁良的正式任命，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

　　伍连德生长于海外华人家庭，长大后又留学英国，早年缺少学习中文的机会。回国后，深感不懂中文之不便，到天津之后，他聘请教师学习中文。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他能用普通话讲课。

　　随后，他与梁启超、辜鸿铭、严复、胡适等人有了交往，对中国的认识也在逐渐加深。

　　1910年12月18日的一封电报，彻底改变了伍连德刚刚平稳下来的生活轨迹。电报是从北京的外务部发来的，发电人是外务部右丞施肇基。1905年，由端方等带领的清政府宪政考察团曾到访过马来亚槟榔屿，作为随员的施肇基，与伍连德曾有一面之缘。等伍连德急速进京、与施肇基见面后，施肇基告诉他，上次槟榔屿见面之后，伍连德给他的印象极深。所以后来听说袁世凯打算聘用专家改革陆军军医学堂时，他便大力推荐了伍连德——直到此时，伍连德才恍然明白当初接到的那封邀请信的缘由。

　　出生于江苏的施肇基早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就在疫情爆发的几个月前，施肇基刚从吉林西北路兵备道任上卸职，转到外务部。其实对当时的清政府来说，美国丹佛大学医学博士、海军总医官的谢天宝是第一人选。可是谢天宝却以北京到哈尔滨路途遥远为由拒绝。此时，施肇基又一次想起伍连德。而伍连德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并没有提及自己是否有过一番挣扎，只是留下了这样的字眼：“施肇基的估计是：除非中国采取严厉的防疫措施，制止疫情蔓延，否则，俄、日将采取行动，并最终演化成为一个外交事件。”

　　1910年12月19日一早，伍连德返回天津后便直奔陆军军医学堂。他紧急召集毕业班学生，征求自愿和他一起去东北的人。教室里一片沉寂。几分钟后，两名学生站了出来。令伍连德意外的是，站起来的两人都是广东人。

　　走马上任

　　1910年11月初，傅家甸每天还只是一两例染疫之人的报道，至12月中旬每天4～10名，到了12月下旬增至数百人。由于传染人数增加太快，专业检疫人员无法亲自检查每一个病例，得到病患家人的通报后，只有依靠临时雇来且没有防疫经验之人前往甄别，然后将被认为染疫之人移送至隔离营。为了逃避警察检查和强制性消毒，有些病患家庭在夜间将患者尸体抛在街上。第二天早上，警察把这些尸体收集起来，放在一个个薄木棺材里，埋在乱坟岗子。如果患者死在家里，家人则可以在没人过问的情况下，从容运到城外安葬。临时征集来的护士、看护妇、消毒工和埋葬工，虽都被要求穿戴防护服和佩戴口罩，但都置若罔闻，口罩挂在脖子上而不戴，致使不少人也被传染。

　　疫情发生以后，当时从奉天派来两名西医前来处置，但是他们能够调动和支配的人手只有5位与之同来的护士。大多地方行政长官对现代检疫、防疫知识，几乎一无所知。如最初负责傅家甸检疫、防疫的地方官就是一位典型的传统文人。此人拥有举人头衔，操一口带有浓厚吴地口音的官话，既不通英文，也不通俄文，根本无法与俄国人直接交谈。伍连德后来回忆：他抵达后第二天与其见面，早上9点钟赶到县衙门，居然还在客厅等候了半个多小时。伍连德与之交谈后的印象是：“正是这种无知导致了形势的复杂化，并使疫病向更远的南方蔓延。”

　　所幸从奉天来的姚医生和孙医生毕业于盛宣怀创办的天津北洋医学堂，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接受西方现代医学训练的人。北洋医学堂是一个英式医学院，专门从香港、广东和福建以及天津招收会英语的学生，用英语授课，所以伍连德可以用英文同他们深入交流，了解情况。

　　当时东北的各种报纸报道这场大瘟疫时，都称之为“百斯笃”——这是“鼠疫”的日语音译。这场蔓延东三省的瘟疫究竟是不是鼠疫？对伍连德来说，他迫切需要的，是要用科学的方式对这些猜测用实证的方式予以回答。

　　到达哈尔滨的第三天，伍连德得知傅家甸一名与当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死于瘟疫，他决定解剖尸体。

　　当时中国对现代医学完全是一片蒙昧状态。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解剖尸体无疑是对死者的大不敬，不但面临着社会风俗的压力，从法律层面来讲，也是不被允许的。所以伍连德只能秘密进行。

　　这一次的尸体解剖，也是中国第一例有记载的病理解剖。在伍连德等人的推动下，1913年11月22日，北洋政府公布了关于尸体解剖法规的总统文告，随后颁发了详细规则，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官方准许尸体解剖的法律性文件。由此可以想见，伍连德当时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当时也没有实验室，伍连德和助手就在当地总商会借了一个房间，做血液化验。将样本固定后进行组织切片检验。令伍连德兴奋的是，在贝克显微镜下，他清楚地看到了一种椭圆形的疫菌——毫无疑问，流行在傅家甸的正是鼠疫。伍连德立即向北京外务部发去电文，报告此事，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隔离疫区傅家甸；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伍连德发现，这一次发生的疫情显然与以往对鼠疫的认知有很多冲突。初到哈尔滨时，姚医生也向他坦陈了他的观察：傅家甸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他认为这种病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的急性肺部炎症。在伍连德到达哈尔滨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派了一名日本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是北里柴三郎的学生，他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一连解剖了几百只，却没有发现一例带鼠疫菌的。基于种种事例，伍连德大胆提出，在傅家甸流行的鼠疫无需通过动物媒介，而可以通过呼吸之间的飞沫传染，他将此命名为“肺鼠疫”。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成本费仅需当时国币2分半钱。后来，在沈阳召开的国际鼠疫研究会上，各国一致赞成采用这种口罩。至今，医务人员仍在使用这种口罩，并称之“伍氏口罩”。

　　1911年新年元旦的前夜，伍连德当时拜访了很多外国领事馆，向大家讲了他的“肺鼠疫”理论，呼吁群起防治。然而，除了美国领事罗杰·格林之外，几乎没人相信他的话。而伍连德人际传染的“肺鼠疫”理论，也遭到了同行的抵制。1911年新年第一天，伍连德决定去中东铁路医院探访。那里的主治医生是只有28岁的哈夫金(Haffkine)，他毕业于基辅大学，他的叔叔W。哈夫金则是著名的鼠疫专家，曾主持过印度孟买的鼠疫防治工作。

　　伍连德注意到，这里的传染病房并没有设置隔离区，医务人员也没有任何防护性措施，因为哈夫金笃信鼠疫是不可能通过人际之间传播的。哈夫金很热情地接待了伍连德，他随手发给伍连德白服、白帽和胶皮手套，邀请他一道查房。

　　“当时的情形真是一个困境！”伍连德后来回忆此事还感慨万分。如果在查房之前向哈夫金索要口罩的话，伍连德担心此举被看成是懦弱或缺乏职业勇敢的表现；可是难道就这样不加防护地鲁莽地进入病房？

　　病房里8个病人，其中6个中国人，2个俄国人，每人都躺在各自的铁床上。全部的病例记录表明，病人高热和心率过速。所有病人都很虚弱，一些人轻微咳嗽，另一些人明显呼吸窘迫、痉挛和咳嗽，并带有淡粉色的血痰。哈夫金检查了两个病人的前胸和后背，伍连德注意到，他并没有直接面对病人的呼吸。

　　轮到伍连德时，他只做背部听诊，尽量伸直持听诊器的手臂，有意识地仰起头与病人保持一定距离。“如果当时我面对病人前胸而不是背部听诊的话，或许今天我就不会活着讲这个故事了。”

　　伍连德晚年撰写自传时提及这段经历仍心有余悸。

　　当时，哈夫金医生告诉伍连德：他们已注射了他的叔父所制的疫苗，足够安全，不需要其他的预防工具。

　　“哈夫金当然提取了血清制成疫苗，但其疗效很不稳定，当时很多病人注射之后也只能延长存活两三天。”马学博老师介绍说。

　　可在当时，哈夫金对自己叔叔的疫苗坚信不疑，也不相信伍连德的“飞沫传播”理论。直到梅斯尼(Mesny)的死，才改变了这一切。

　　当伍连德要求增派医务人员的电报发出后，北京方面开始向全国的各类医院和医疗机构征集志愿者医生和受过训练的护士到东北。令人欣慰的是，面对如此恶疾，报名支援东北的中外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十分踊跃。

　　第一位前来的志愿者是法国医生梅斯尼。梅斯尼来华多年，曾是一名军队外科医生，时任天津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1908年唐山曾发生一次死亡800人的小规模鼠疫，在梅斯尼的主持下得以控制，因而他也深得信赖。

　　伍连德对梅斯尼的到来十分高兴。他迫不及待地想把发生在哈尔滨的疫情告诉他。但当他介绍完疫情，以及自己肺鼠疫的结论后，他发现这位老朋友的情绪不太对头——伍连德后来才知道，来哈尔滨之前，梅斯尼在奉天拜访了东三省总督锡良。梅斯尼认为伍连德经验不足，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取代他，出任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不料却被锡良婉拒。

　　伍连德回避了与梅斯尼发生正面冲突，他给施肇基发了一封辞职电报。为了能让防疫工作进行下去，情愿把防疫总医官的职位让给梅斯尼。整整38个小时之后，他收到北京的回电：决定召回梅尼斯，仍由他继续担纲三省防疫。

　　可是几天后，伍连德却意外得知梅斯尼生病的消息。1月5日，梅斯尼前往哈尔滨铁路医院，在没有戴口罩的情况下，先后诊断了4名传染者。3天后，在俄国大饭店，梅尼斯头痛、发烧、彻夜不眠。

　　小哈夫金将他转到了俄国人病房，在检查中发现了鼠疫杆菌。小哈夫金为他注入了两支血清，但毫无效果。1月11日，梅斯尼去世，距离他去铁路医院仅仅6天。

　　治疫大战

　　梅斯尼之死，震惊了哈尔滨。俄国人封闭了他住过的大饭店，将他的衣服、用品付之一炬。而对伍连德来说，梅斯尼之死使他的地位也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周围的人不再对他的“肺鼠疫”理论不屑一顾，而之前被很多人认为反应过度的“伍氏口罩”，从此都被牢牢地戴上了。

　　特殊时期的伍连德，正如他后来所形容那样，“扮演了一个庞大组织总司令的角色”，“给医生、警察、军队，甚至地方官吏下命令”。

　　1911年的1月，是疫情最危急的时候，却也是医生增援最多的时候。有了同行们的帮助，伍连德的工作进展顺利了许多。他们几次开会商定了一系列周密的防疫方案，一场与死神的较量开始慢慢展开。

　　在伍连德的指挥下，傅家甸被分为4个区。每区由一名医药大员主持，配有两名助理、4个医学生和为数众多的卫生夫役与警察。救急队内分诊断、消毒、抬埋、站岗等诸多岗位。每天，各区派出40多支搜查队，挨家挨户检查疫情。一旦发现有人感染鼠疫，立即送到防疫医院，他们的房子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

　　为了成功地执行分区防疫计划，从长春专门调来了由1160名士兵组成的步兵团。他们被安置在城外俄国一家空旷的面粉厂里，任务是对疫区内进行交通管制。政府规定，傅家甸内居民出行必须在左臂佩戴证章，根据各区不同证章分为白、红、黄、蓝4种。每个区的居民在左臂上佩戴不同的证章，可以在本区内活动，但要去别的区域，必须申请特别准许证。就连区内的军人们也必须严格遵循这一规章，不许随便走动。严格的警力，使得“任何人偷越封锁线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正在城市外围担任封锁任务的600名警察被撤换，在接受防疫培训后，被分配到防疫局医生直接控制的4个分区和防疫站。伍连德后来评价说，这支队伍后来被证明“有巨大的价值”。

　　按照收治病人的病情，诊病院分为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几种。各病院中均设有医官、庶务、司药生、看护、巡长等职务。既为不同病情的病人提供了治疗，又避免他们之间交叉感染。“‘疑似病房’的提法是伍连德首创的，直到现在我们还在使用。” 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程光胜研究员说。这也足以证明伍连德的能力和远见。

　　傅家甸的防疫措施为整个东北做了一个表率。随后，哈尔滨俄人居住区、奉天、长春、黑龙江全省纷纷仿照傅家甸的模式建立起防疫体系。

　　在后来的奉天国际鼠疫大会上，有人总结：“在新的防疫机制建立之前那个月，死亡人口总数为3413人，在新的防疫机制建立的时候，几乎每天死亡200人，但在30天后，死亡记录为零。”

　　伍连德向中东铁路公司借了一些火车车厢暂作临时隔离营。新年后，粮台一带(今道外八区体育场)铁路线上停靠了60节“瓦罐车”，用做临时隔离营，收容鼠疫患者家属和接触者，以及出现咳嗽等症状的疑似者。医生每日诊察，如果连续7天体温正常，即解除隔离。有些贫民在此一日三餐，还有火炉取暖，温饱无忧，竟然乐不思归。当年的报纸曾以《贫民之爱坐火车》为题报道：“傅家甸防疫局前由铁路公司借去火车数十辆，专为调验与瘟疫可疑之人，每日饭食自然由防疫局供给……”

　　伍连德最终借了120节火车车厢，用做隔离营。在后来的国际鼠疫大会上，他还将此作为最重要的经验：“这是一种最有效的隔离方式，在铁路附近的任何地方，都能很快建立起来。”

　　“在抗生素发明之前，对待鼠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隔离，切断人与人之间传染的链条，鼠疫蔓延的速度和规模自然就会被控制住。”马学博研究员介绍。从17世纪开始，人们就开始采取隔离措施。100年前西班牙曾经用过铁路车厢做临时病房，但是“用120节车厢这么大规模，防疫历史上从没有过”。

　　伍连德后来回忆说：“整整花了一个月，组织逐渐步入正轨。官员们接受了我的观点。”

　　断绝交通

　　当时的哈尔滨，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集散地和交易市场。这里聚集了大批从山东和直隶两省进入东北的劳工。除了普通劳动力外，数以千计的小商贩也随季节变化，向北移动。虽然对这部分流动人口并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数据，但10万人并不是一个被高估的数字。当时正值年关，按照中国人传统观念，他们必须要千方百计回乡过年，这些庞大的人群中，必然包含为数不少的鼠疫感染者。一旦大规模的春节返乡潮开始，瘟疫势必会传播到关内。

　　鼠疫爆发之初，人口流动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当时每天约有1000多名劳工乘火车从北部疫区而来，再转乘中国人管理的铁路继续南下，所以奉天一度成了鼠疫重灾区。当时也有人强烈要求关闭长春到奉天的铁路交通，但未被采纳。

　　1月11日，也就是梅尼斯死去当天，东三省总督锡良给北京军机处发了一份急电。他以“万万火急”的字眼，吁请朝廷禁绝满洲交通：“此次疫症，因东清、南满火车往来蔓延甚速……(应)于火车经过大站添设病院、检疫所，凡乘火车由哈赴长、由长赴奉之商民，节节截留，一体送所检验，过七日后方准放行。”

　　经过交涉，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于1911年1月14日停驶，俄国控制的东清铁路，其二、三等车于1月19日停票，头等车采取检疫办法。东北境内的交通基本停顿下来。山海关是从东北进入关内的必经之路，1月13日清政府还在山海关设立检验所，凡是经此南下的旅客都要在此停留5天予以观察。这些措施是如此严厉、如此彻底，以至于太子太傅、钦差大臣郑孝胥从东北返回时，也毫无例外地在山海关停留5日后才得以返京。

　　也许是出于对疫情蔓延的恐惧，清政府对交通的控制也不断升级。1月15日，陆军部更派军队驻扎山海关，阻止入关客货；1月21日，又下命令“将京津火车一律停止，免致蔓延”。至此，关内外的铁路交通完全断绝。“当时天津卫生局专门制定了查验火车的章程，甚至要求连进贡的贡品也必须检查，这说明清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防疫措施是极其严格的。”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焦润明这样说。

　　可是对当时的管理者来说，对现代医学缺乏常识的普通民众也是防疫的阻力之一。当时的奉天，还发生过这样一个事件：1月14日，最后一列载着苦力的列车离开奉天前往山海关。可是，就在向南奔驰的列车上，却发现两个死于鼠疫的感染者。第二天，载着478名劳工的火车沿着原路回到奉天，被安置在铁路车站附近的客栈里。周围设置警戒以防止他们逃跑。1月23日，100多名劳工举行暴动，从客栈中逃了出去，没有人知道他们跑到了哪里，而一周后奉天的死亡人数突然暴增……据《盛京报》报道，当时奉天隔离所有规定“若有敢图潜脱者当即击毙以杜后患”，大概与此事有关。

　　焚尸

　　一切都布置妥当，但凶险的鼠疫似乎不甘心就此落败，还在显示它最后的余威。最多的一天竟然传来183人的死亡报道。

　　作为与鼠疫作战的总指挥，伍连德知道“对手”的凶险，他必须全力以赴，不能有丝毫掉以轻心之处。很快，他又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隐患。

　　1911年1月的一天，伍连德来到北部的一个坟场。眼前的一幕，又让他惊呆。时值隆冬，地上的积雪有五六寸厚，雪地上一排排棺木和尸体露天停放着，如长蛇阵一般绵延一里有余。

　　鼠疫发生之初，政府为死者提供棺材安葬他们；在街上发现的尸体也由政府出面收集，放在棺木运到坟场。到了后期，当死亡人数越来越多时，尸体也便被直接放在坟场。随着天气渐冷，土地被冻得坚硬，不要说深挖洞，就是想挖一个浅坑，都非常困难。所以这些尸体也都被随意弃之于坟场地面上，已经至少6周有余。伍连德注意到，这些尸体各种姿势都有，有的甚至还保持着坐姿，这大概是因为在垂死之即就被家人扔出来，而他们在极度寒冷的天气里做了最后取暖的努力。

　　当时的伍连德忧心这个坟场会变成一个巨大的鼠疫杆菌的大冰柜。如果有老鼠或其他动物接触到这些尸体，再由动物传染给城里的人，那么一切防疫措施都将化为乌有。

　　“伍连德凭借直觉，感觉鼠病菌在地面下也是可以存活的，但是他当时并没有时间去做实验证明这一点。后来俄罗斯专家果然证明了这一点——在哈尔滨严冬的极低的温度下，肺鼠疫的病菌至少能存活3个月。”马学博说。

　　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处理掉这些尸体，唯一的办法是集中火葬。

　　可是伍连德也知道，这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将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挑战。

　　即便是生长在海外的伍连德，也不敢贸然挑战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他思来想去，最好的办法，唯有上书朝廷，请皇帝下一道圣旨才能平复民间的反对。不过，伍连德也知道，他首先要赢得当地官员和乡绅的支持。这一点也进展得异常顺利——他让那些人跟着他一道坐车去坟场看那可怖的场景，他们便一致同意。于是，当伍连德给清廷上书，请求颁布准许火葬的同时，哈尔滨的官商绅士们也联名向吉林总督(当时哈尔滨属吉林境内)陈情，希望批准火葬。

　　1月30日，他们终于收到外务部发来的电报批准。第二天一大早，伍连德立即行动起来——伍连德后来在万国鼠疫大会上详细介绍了当时的处理方法：他雇用了200名工人，把棺木和尸体以100为单位，分成22堆。先是用炸药爆破，挖了一个20英尺见方、10英尺深、每次能够装500具尸体的大坑。然后，按照每百个尸体10加仑的标准，用消防车在尸体上面浇上煤油。火点起来，尸体迅速猛烈地燃烧起来，2200多具尸体就这样灰飞烟灭了。伍连德后来写道，目睹亲人遗体化为灰烬，两万名傅家甸市民面无表情，“呆呆出神”。对于伍连德如何以专业精神以及敬业之心，指挥这场鼠疫，《远东报》的一则评论也许能最充分地体现：“哈尔滨防疫局总医官伍连德自到哈以来，办理防疫事宜，不辞劳苦，闻日前，在东四家焚烧疫尸，防疫局委员等皆不欲往前监视，伍医官自赴该处点查尸数，亲视焚烧，俟焚化净始行回局。”

　　当时，俄国防疫部门的相关人士也在旁观看了具有历史性的焚尸过程。后来他们也效仿中方的做法，把辖区内染疫尸体，无论是新近死去的还是已经腐烂的，全部火葬。2月间，俄方共焚化了1416具尸体，其中1002具尸体是从坟墓中掘出来的。

　　1月31日这一天，为当时的哈尔滨市民留下了一个最特别的记忆——这一天，是中国传统的大年初一，他们却目睹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火葬。此时，傅家甸已经有1/4的人染鼠疫死亡。

　　适逢春节，防疫部下发传单，号召大家燃放爆竹，冲冲晦气。伍连德也深知，从科学的角度，爆竹里的硫磺同样有消毒的功效，所以他也期望新年爆竹能把笼罩在傅家甸上空的死亡之神驱赶走。

　　说来多少有些神奇，大年初一这一天起，人类与瘟疫角力的天平终于发生了倾斜，这一天，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从183名下降为165名，“此后日渐消减”，而且再也没有回升过。

　　1911年3月1日午夜，当鼠疫死亡人数为零的报告传来时，坐落在哈尔滨傅家甸的防疫总部内一片沸腾。几日后，鉴于鼠疫死亡连续多日为零，防疫委员会宣布解除对傅家甸的隔离。

　　病源

　　当伍连德与助手林家瑞在到达哈尔滨的第二天，当地最高行政长官于驷兴向他介绍情况时便提及，这场瘟疫的最初感染者，均是在满洲里一带草原猎捕旱獭的关内移民，这是伍连德在疫区第一次获得有关旱獭的信息。离开关道衙门乘上马车，他注意到一身俄罗斯人装束的山东马车夫，头上戴的正是一顶旱獭毛皮帽子。

　　20世纪初，在北满和西伯利亚一代活跃着捕捉旱獭的猎人，他们发明了一种工艺，只要对旱獭的皮毛进行适当加工，其成色堪比貂皮。一时间，旱獭皮冒充的假貂皮成为国际市场的新宠，价格连年看涨。1910年，每张旱獭皮的售价比1907年猛涨了6倍多。在巨额利润的吸引下，很多中俄商人纷纷招募华工捕杀旱獭。1910年，仅从满洲里一地出口的旱獭皮就由1907年的70万张，增加到250万张。

　　国际市场的需求，刺激了捕猎旱獭的热潮。当时，正逢山东、直隶两省连年遭灾，大批流民北上闯关东。满洲里草原上捕猎者曾达到1万多人，许多毫无捕猎经验的关内劳工也加入了猎獭队伍。《盛京时报》在追述疫情源头时曾这样描述：“山东直隶两省无业游民相率猎满洲里山中，而山谷流血，原野厌肉，其狼藉实不堪形状。”

　　旱獭，英文名字叫土拨鼠(Marmot)。它其实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动物，对人类和其他动物的袭击保持着高度警惕。自然界动物具有自然形成的防卫本能，旱獭一旦染上鼠疫就会失明、失声、行动迟缓，并被健康的同类逐出巢穴。有经验的猎人都能分辨出染病的旱獭，绝不会轻易将这样的猎物捕获带回。但是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一些流浪的山东苦力，不加选择地捕猎；在东北冰天雪地的原始森林中，捕猎者渴了喝雪水，饿了把旱獭的肉烧煮吃掉。

　　集得20多张獭皮后，猎人们便在简陋的客栈过夜。这些客栈非常简陋，往往几十人个挤在一张大炕上。冬天为了保温，门窗紧闭，这种封闭式温暖、潮湿的环境极易造成鼠疫菌的传播。一旦有人感染，全客栈无人幸免。当他们乘火车返乡，鼠疫就开始在中东铁路沿线星火燎原般蔓延。中东铁路的枢纽哈尔滨首当其冲，东三省两次肺鼠疫大流行都未能幸免，而且沦为疫区中心。

　　“在此之前，人们一直怀疑这场瘟疫是由老鼠传播的；可是在捕获的老鼠身上又并没有发现鼠疫杆菌，也就是说老鼠之间并没有发生鼠间鼠疫，再结合之前于驷兴的情况介绍，伍连德已经开始怀疑旱獭，因为旱獭也是一种啮齿类动物，鼠族的一种。”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史教研室副研究员马学博说。

　　马老师说，1905年左右，在俄罗斯境内也发生过小型鼠疫，当时去调查疫情的俄国细菌学家扎博罗特内(Zabolotny)已经注意到了旱獭与流行病的关系，只是当时没有分离出鼠疫杆菌。“这些信息伍连德肯定都会知晓。3个月的防疫实践更加确证了他的判断，只是当时忙于应对瘟疫，还没有时间进行实地考察和实验室检验。”

　　哈尔滨的鼠疫被控制以后，1911年7月，伍连德与扎博罗特内等人组成的中俄联合考察队，到满洲里与西伯利亚及蒙古交界地一带，实地考察旱獭的情况。“他们在铁路沿线某处发现了旱獭‘大本营’，周围100英里到处是旱獭，他们通过研究获得了非常宝贵的第一手资料。”马学博说，其实从1905年到此次大爆发，由旱獭引起的鼠疫每年都发生，但是因为俄属远东地区人烟稀少，居住分散，加之俄国方面控制严密，才没有酿成大型瘟疫。

　　伍连德根据这次田野考察之后完成的《旱獭(蒙古土拨鼠)与鼠疫关系的调查》，1913发表在著名的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上；1923年6月2日，伍连德带着东三省防疫处专家伯力士、关任民医生，与扎博罗特内等人再次赴中俄边境考察。这一次他们幸运地捕获到了染疫的旱獭以及病疫而死的旱獭，获得珍贵的实验动物及标本。回国后，伍连德在哈尔滨滨江医院实验室进行“旱獭疫菌吸入性实验”。“这个实验结果非常有价值，它证明了旱獭之间可以不经过跳蚤这个中间媒介，而是通过空气传播鼠疫杆菌；反过来也证明，人与人之间也可以直接传播病菌。”也正是因为伍连德在这方面的贡献，1935年他被推举为诺贝尔医学奖候选人，也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人。

　　功成名就

　　哈尔滨鼠疫之后，伍连德又转战长春、沈阳等地，经过努力，到4月底，东北三省各地的鼠疫被全部消灭。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行动。这一年，伴随着各地报馆雨后春笋般的出现，无论关外的《盛京时报》、《满洲日报》、《奉天公报》，还是关内的《北京日报》、《申报》、《大公报》，乃至众多日俄媒体……几百份报刊连篇累牍地报道着满洲鼠疫，以至于郑孝胥也感慨“竟成世界新闻”。伍连德自然一举赢得广泛的赞誉。《远东报》评价：“其能以如此有效者，皆赖伍医士连德之力。”

　　然而，当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时，公允地说，如果没有一个有力的社会支持系统，伍连德的“科学主义”也难以奏效。

　　第一位当然是慧眼识才的施肇基。当伍连德被紧急任命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时，是施肇基连夜准备护照、信件、电报等必需文件。他还与伍连德约定，到现场后互发英文电报保持通讯，电报由他负责翻译后办理。这无疑给了伍连德很大支持。在收到伍连德关于焚烧鼠疫患者尸体的奏请之后，也是施肇基连夜去摄政王府，呈请准奏。伍连德后来在其回顾录中的扉页说，将此书献给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人——一位当时在美国，另一位是他在英国的导师。而这第一位，就是施肇基。而令人感动的是，施肇基在自己的回忆录里热情赞扬伍连德，却对自己的举动只字未提。

　　另一位给予伍连德极力支持的，则是时任东三省总督锡良。在晚清风雨飘摇的残局中，锡良的种种手笔，为他赢得了晚清名臣、“一代能吏”的名声。当资历更老的梅斯尼对伍连德提出质疑时，也是锡良坚定地给予伍连德支持和信任。值得一提的是，奉天的检疫、防疫是由锡良直接负责的。他谢绝了日本多次要求任命日本医生为防疫总负责，聘请与之私交甚好的英国传教士医生司徒阁作为总顾问，全权负责整个城市的检疫、防疫事务。

　　在这场鼠疫大战中，锡良可谓恩威并用。一方面，他奏请“出力人员，照军营异常劳绩褒奖。其病故者，依阵亡例优恤”。他的请求也很快得到清廷的批准。“吉林、黑龙江两省都分别制定了有关防疫捐躯人员的抚恤金，比如医生抚恤银1万两，学生抚恤银5000两等。”焦润明说。另一方面，锡良对一些官员也毫不软弱。吉林西北路道于驷兴、吉林西南路道李澍恩都以“防疫不力”而被革职。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锡良还十分注重信息的透明，发电中东铁路各州县，要求把每天鼠疫在各地的流行情况及时用电报进行汇报，而且“所有关于防疫电报一律免费”。

　　更不该被遗忘的，是那些寂寂无名的医务工作者。当初因为对这场鼠疫强烈的传染性认识不足，当地的医务人员也损失惨重。比如仅长春一地就有166名卫生人员染疫殉职；而在长春隔离所，19名职员全部被感染，18名不幸殉职。

　　这批献出生命的医务工作者，也有一些包括梅斯尼在内的外籍人士。其中有一位是来华不到3周、年仅26岁的苏格兰医生嘉克森。他当时的工作是在奉天到山海关的火车上检查是否有疑似感染者，却不幸自己染病。嘉克森去世后，专程赶到奉天来认领骨灰的亲属将清政府发给的1万元抚恤金全部捐献出来，捐作修建奉天医科大学之用。

　　伍连德后来在自传里也逐一提到他们的名字，对这些同行表示深深的敬意。在后来召开的万国鼠疫大会，也特地休会半天“以表达对那些在抗击鼠疫斗争中献出生命的医生们的敬意”。我们今天在怀念他们时，其实不必特地用某个国家来界定他们，因为在面对疾病时，他们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力量早已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线。值得一提的是，伍连德的长子伍长庚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毕业后，也到中国投入到流行病的防治中，1941年，“在一次亲临监督北平防疫活动中感染肺疫，几个月后逝世”。

　　经此一役的伍连德名声大振。1911年4月3日至28日，“万国鼠疫研究会”在奉天(沈阳)召开，来自英、美、法等11个国家的34位医学代表参加大会，这是近代在中国本土举办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学术会议，清政府出资10万两白银。各国专家对东北抗鼠疫行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梁启超也对伍连德称赞不已：“科学输入垂50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伍连德字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此后的伍连德，在中国医学的现代化进程上面，付出了诸多努力。191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出中国医学委员会，考察中国的医学和公共卫生状况。伍连德提出的在北京建一所现代化医学院和医院的建议被采纳——这便是后来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医院。

　　1918年1月，伍连德提议建立一所大型医院的建议，被政府批准。在为该院筹款过程中，伍连德自己也捐了2500元。同时他全权负责总管筹建：每天乘车，从东堂子胡同的家经过故宫，到医院工地督工。在他主持下建成的北京中央医院成为中国人建立的第一所现代医院，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1924年，受张作霖委托，伍连德在沈阳建成了东北陆军医院，这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设备最好的医院。

　　除了建医院之外，伍连德还是中华医学会的创始人；1951年，当中华医学会总部由上海迁到北京后，伍连德把他在北京东城东堂子胡同55号的楼房捐给了学会。

　　离开哈尔滨之前，伍连德为哈尔滨留下了一份特别的财产。“自1910年哈尔滨大鼠疫之后，中国又爆发了几次鼠疫，不过在此之后大家都学会了应对，从容了很多，也没有酿成大规模瘟疫。不过伍连德觉得，光靠少数医务工作人员不行，还要培养一批医务人员。1926年，伍连德创办了哈尔滨医学专科学校，为当地培养医学人才。这个学校就是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前身。”哈医大校长、中国工程院院长杨宝峰说。伍连德的孙子告诉杨宝峰，当年办医学校时，伍连德并没有多少钱，为此，他还找朋友借钱。别人不解地问：“你的家并不在那里，为什么还要在那儿建？”伍连德很朴实地回答：“想为当地老百姓做点事情。”朋友很感动，为学校捐了钱。

　　抗战爆发后，伍连德在上海的寓所在淞沪之战中被炸毁。不久伍连德离开上海，取道香港回到马来西亚。回到家乡后，伍连德开了一个诊所，过着平静的生活。对于曾经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他只是用淡淡的一句话总结：“我最愿意做的事情，是从阎王爷那里把人救回来。”

　　1959年，伍连德在家乡槟城买下邹新庆路39号I的房子，打算回乡在这里安度晚年。搬迁时他仍亲力亲为地监督着装箱工作，确保心爱的书没有受损。迁到新居后不久，他开始觉得身体不舒服。一天早晨醒来，伍连德自觉很不舒服，便叫家人即刻送他入院，但已经来不及。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带着他的故事，永远告别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