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3年，中世纪世界规模最大的一场水战，发生在江西的鄱阳湖，史称“鄱阳湖大战”。

对阵的双方，朱元璋以20万兵力，迎战陈友谅的60万大军，最终以少胜多，创造了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此战，朱元璋的胜利对中国历史走向意义重大：不但为接下来统一江南奠定了基础，而且为以后的北伐南征和攻灭元朝、统一全国，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而鄱阳湖大战的发生地——江西，从此纳入朱元璋集团，并成为其核心势力范围，是朱元璋南征北战的战略大后方。按照军师刘基的建议，朱元璋在打败陈友谅之后，采取了“一心两线”的作战策略，“一心”即以江西、湖广等地为根据地和中心，“两线”则是兵分两路，一路向北沿江苏、山东而上，一路向南顺福建、两广而下。

从1351年红巾军起义开始，长江以北地区受频繁的战乱影响，人口锐减，经济凋敝。江西虽然经过鄱阳湖大战，但一战而定，经济条件尚好，为朱元璋南征北战奠定了坚实的后勤保障。后来，北伐虽然从南京出发，但军需却仰仗于江西。明朝进军河南、山西和西南，都以江西为基地。

江西，也是明朝设置的第一个行省。

随着明朝军队的出战和进推，江西开始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对外移民。江西人一方面随军供应军需物资，跟着朱元璋打天下，另一方面为饱受战乱的地区带去了生活必需品，发展成遍布各地的商人。

史学家说，江西商帮应该是明清以来中国的第一个商帮。

江西商帮（贛商），在历史上被称为“江右商帮”。尽管关于“中国十大商帮”仍有不同说法，但江右商帮必定榜上有名，最辉煌的时期，江右商帮与晋商、徽商鼎足而立，是帝国最具影响力的三大商帮之一。

如今的江西，论经济实力，在中国的版图内没有什么存在感。历史上，尤其是唐宋以下，江西却一直是中国人文最发达、经济最繁荣的区域之一，是江南地区的核心组成部分。

安史之乱后，中国的文化和经济重心一并开始南移。最先承接并实现崛起的南方区域，就包括江西。北人南渡，江西是非常重要的一站，而且由于历史上江西战乱较少，人口存量和经济成果得到较好的保存，历史的机遇层层叠加，造就了江西的繁华兴盛。

我们今天熟知的唐宋八大家中，有三个是江西人。江西的人文成就，一直延续到近代。特别是在明朝开国后的前100年间，江西是全国出进士最多的省份。整个明朝276年，江西籍进士总数则位列全国第二。

而文化与经济总是相互成就，类似一枚硬币的两面。在江西人才辈出、文化璀璨的背面，是其经济的高度发展。

今天的景德镇，在唐宋隶属于浮梁县，当时那里出产的瓷器和茶叶已经非常有名。手工业发展，刺激了商业兴起。南宋人汪肩吾说，浮梁之民，“富则为商，巧则为工……士与工商，皆出四方以就利……其货之大者，摘叶为茗，伐楮为纸，坯土为器，自行就荆湖吴越间，为国家利。其余纺织布帛，负贩往来，盖其小者耳”。

到朱元璋建都南京，战后百废待兴，江西人利用本土丰富的物产和手工业制品，开始了以利益为驱动的促进国家经济复兴的行动，俗称“经商”“做生意”。当时，社会上就有“无江（西）不成市”的说法。连一向富饶的江苏，自产的粮食都曾不够本地食用，要从江西调运粮食，“三日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

在明朝四处征战、统一中国的日子里，江西人随着军队遍布全国，并开启了向外移民的新征程。

根据历史学者方志远的研究，1290年（元至元二十七年），江西人口1370万；1391年（明洪武二十四年），江西人口剩下810万。在100年里，锐减500多万人，相当于减少了40%的人口。但从全国范围看，这100年间的人口基本持平，独独江西人口锐减，为什么？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人口外流，大量的江西人流向了湖广、河南、四川和云贵等地。

历史上的“江西填湖广”，主要就发生在明初。据估算，明初江西对湖南的移民，占湖南总人口的1/4左右。在湖北，明初拥入近百万移民，江西籍移民就占了约70万人。

中国历史上的内部移民潮，虽然存在政策引导和强制性问题，背后有无数的苦难和离合，但人地比始终是第一诱因。哪里人多地少，哪里就是人口流出地；哪里地广人稀，哪里就是人口输入地。“江西填湖广”就是一次典型的移民潮，人口从经济发达区域，流向经济落后区域。

这些江西籍移民中，大部分人都是穷苦出身，其中不少人选择了从商。“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的民间俗语，说的就是江西商人。

所以，方志远说，江西商帮的兴起，是流民运动的产物。

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商帮，兴起历程都与政治密切相关：要么像晋商、徽商一样贴近政治，官商联合，获取垄断利益；要么像粤商、闽商一样对抗政治，铤而走险，以走私贸易起家。

江西商帮的经营之道，却另有不同。

尽管是伴随明朝立国的整个过程而兴起，但江西商帮在政治上从未与“红顶商帮”沾边。而且，明朝官场上，江西人是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有“朝士半江西”的说法，然而，江西商帮也绝少传出政商勾兑的传闻。

江西商帮的人数之多、经营领域之多、分布范围之广，在所有传统商帮中首屈一指。对江西人来说，经商如同种地，是脱贫的一种手段。万历《南昌府志》说，南昌“商贾工技之流，视他邑之多，无论秦蜀齐楚闽粤，视若比邻，浮海居夷，流落忘归者十常四五”。崇祯《清江县志》也说，清江县（今樟树市）“俗多商贾，或弃妻子徙步数千里，甚有家于外者，粤吴滇黔，无不至焉，其客楚尤多，穷家子自十岁以上即驱之出，虽老不休”。整个晚明，江西人的经商意识，相当浓厚，有些地方的风气已经接近今天的全民创业氛围。

由于是穷苦人家打拼的一种方式，江西商帮推崇草根创业，小富即安，很少出大富商。他们对政治始终保持距离，虽然善于利用政策，但绝少涉足勾结政治的特权领域，或者对抗政治的灰色领域。总体来说，江西商人是传统中国最安分守法的商人群体——只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做买卖。

明清两朝，有很长的时间实行海禁政策。针对海禁政策，不同地方的人有不同的应对方法：闽、粤等沿海商人以对抗的姿态，崛起为走私海商集团；而江西商人以守法的姿态，利用本省的交通优势，发展到赣商的历史巅峰状态。

明朝朝贡贸易的市舶司仅有宁波、泉州、广州3处，而且3个市舶司分别对应固定的外贸国家。由于所谓的“倭寇之乱”，实际上最为通畅的通商口岸仅有广州。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实行独口通商政策，以广州为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

江西省内以鄱阳湖—赣江为中心，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路，在海运和铁路崛起之前的五六百年间，始终处于交通核心大省的位置。在北京—大运河—长江—赣江—大庾岭（北江）—广州，这条长达3000公里的南北黄金水道上，流经江西境内有1000公里左右，占到了总贸易通道的1/3。

通过水路运输，江西商人一方面将本省景德镇的瓷器、长江三角洲的丝绸、闽浙的茶叶等“外贸三大宗”运往广州供出口；另一方面在帝国内部从事大规模的贸易往来，将本省的大米、木材、纸张、药材、夏布等南调北运。

如今看起来交通相对闭塞的江西，在明清时代的人眼里，全省都是“水上高速公路”。以木材为例，江西抚州、赣南出大木，砍伐后运入赣江，溯流而下，就能一路漂浮到鄱阳湖，经九江，入长江，一路东下转销江南，或入大运河运往华北。

明朝中后期至清代前期，江西商业繁荣，沿着水路形成樟树、景德、吴城、河口四大著名商镇。樟树药商与京帮、川帮，并称全国三大药帮。

江西商帮的影响力持续扩大。除了堪称半个江西主场的湖广，西南也是江西商人活动的主要地区，当时的云贵，人称“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东南沿海的闽、粤两省，江西商人是一支重要力量，尤其是福建武夷茶的加工贸易，几乎清一色的江西人。在北方，河南官员曾经由于江西商帮势力太大，出于地方保护主义，要求朝廷驱逐江西商人。帝都北京，按照明嘉靖时人张瀚的说法，“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江）、（南）直次之，闽粤又次之”。可见，江西商帮是人数最多的。

重读江西商帮的发展史，对比中国十大商帮的其他商帮，很容易发现江西商人独特的气质。在其他商帮通过垄断贸易、特权贸易、违法贸易造就巨商富贾的时候，只有江西人依靠合法合规的小生意，打下了一片天地。

19世纪末，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到中国游历，他后来在书中写到他对江西人的观感：

江西人与邻省的湖南人明显不同，几乎没有军事倾向，在小商业方面有很高的天分和偏爱，掌握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部分小商业。湖南人没有商人，而军事思想十分突出。江西则缺乏军事精神，取而代之的是对计算的兴趣和追求利益的念头发达……

这个观感是准确的，通过与湖南人的对比，更加彰显了江西人的商业头脑和商业模式。有人用“蚂蚁精神”形容江西商人，也很贴切。

因为都是非垄断行业的小本生意，江西商帮几乎没有出过具备全国性影响力的商业领袖。偶尔有一两个商业巨头，也不是在江西人最擅长的商业领域冒出头。比如清初的李宜民、清末民初的周扶九，其实都是大盐商，在徽商擅长的领域驰骋。

明万历时人谢肇淛说，天下商帮，新安（徽州）与江右（江西）是两大帮，“然新安多富，而江右多贫者”。意思是，徽商资本雄厚，多富商大贾，而江西商人都是小本买卖，以贫困起家，资本微薄。

可以说，在前现代，江西商帮已把小商业做到了极致，但也为后来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传统的皇权体制，是自由商业活动的敌人，这决定了所有商帮的宿命都是走向衰亡，只是有的早一些，有的晚一些。

缺乏大资本支撑和垄断特权加持的江西商帮，在时代的碾压下，最早走上了下坡路。

明朝中后期，晋商、徽商等特权商帮强势崛起后，就开始了对江西商帮商业地盘的争夺。后者很快在一些商业领域“缴械投降”，比如在茶叶市场。

江西本地产茶，明代主要由江西商人经销，而到了清初，江西传统产茶区的浮梁茶已由徽商垄断。福建武夷茶最早都是江西商人在主导加工和贸易，到清朝后期，武夷茶已操纵在晋商手里。茶叶这一大宗买卖，此后几乎不见江西商帮的身影。

但最致命的，不是国内商帮的竞争，而是时运的流逝。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千年未有的巨变。对江西商帮最直接的影响，是国内外贸易商道的转换。

原来的一口通商，变成五口通商，对外开放城市口岸此后还陆续增加。江西商帮赖以崛起的南北黄金水道，变成了以长江流域为主体的东西水道。上海则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口岸，南北货运必须取道江西的历史，一去不复返。紧接着赣江水土流失严重，京杭大运河部分河段淤塞，大庾岭商道陷入沉寂，种种不利因素叠加，使江西从全国性的交通枢纽，沦为平平无奇的内陆腹地。

水路优势尽失之后，江西又错失了铁路时代。

清朝最后35年，中国修了近1万公里铁路，奠定了中国铁路交通网络的基本框架。然而，江西在这波铁路兴建潮中，被彻底甩掉了。特别是京汉、粤汉铁路开通后，南北运输主干线“完美”绕开江西，改走两湖，江西在近代的交通格局中彻底被边缘化。尽管后来修建了浙赣线，但仅从赣北穿境而过，整个赣中、赣南远离交通线，过境贸易稀少。

至此，江西成了中国陆运（铁路）和水运（海运）的双重盲区。

近代以来150年，江西从全国前列的经济发达省份，彻底衰落了。与省份的衰落同步进行的，正是江西商帮的消亡。

有时候，你不得不相信区域发展存在一定的气运。气运来了，天时地利人和，各种崛起要素叠加，但气运一消失，也不是一两种利好消失的问题，而是所有的利好都被抽走，所有的厄运都接踵而来。江西就是气运盛衰十分明显的一个省份，唐宋以来气运上升，连战争都极少在江西打，但近代之后，气运衰微，就遭遇了一场致命战争。

持续了十几年的太平天国战争，给了江西，也给了江西商帮重重的一击。

自1853年2月，太平军从武汉沿江东下，占领九江、湖口、彭泽开始，到1865年10月，其余部最后退入广东为止，在接近13年的时间里，太平军多次进出江西。江西成为主要战区之一。

战争双方，轮番对江西进行破坏。清军方面，江忠源为了抵抗太平军，曾在南昌城外实施焦土作战策略，把城外民居烧个精光，连滕王阁都未能幸免。

根据历史学家曹树基的测算，1851年，太平天国战争刚爆发，尚未波及江西，江西人口达到2400多万；1865年，太平天国战争结束，江西人口锐减为1200多万。十余年间，江西人口损失了一半。

在这场战争中，江西不幸从商家必争之地，变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整个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江西商人成为湘军的提款机。湘军在江西的军费募款（实际上是摊派），高达1.3亿两，排在全国前列。

不仅如此，没有特权庇护的江西商人此后屡屡被当成肥猪“宰掉”。国内哪个省有战事，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到江西弄点钱，最高峰时甚至出现了几省同时在江西设局劝捐的局面。时任江西巡抚刘坤一实在看不过眼，多次向朝廷上书，说江西历经太平天国战争，已经全省糜烂，民力难支，浙江、安徽刚来刮过一轮了，陕甘云贵四省又来，“凡属殷实之家，早已精疲力竭，目下可捐之户，殊觉无多”。再这样捐下去，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大约在清末，遭受重重打击的江西商帮，从此寂寂无闻。

1920年，以盐商起家的非典型江西商人、民国初年江南首富周扶九，90岁高龄在上海逝世。出殡的队伍，在南京路上足足走了三个小时，上海人争相拥到现场，以观看这场史上最大规模的葬礼为荣。

而这，在江西人看来，更像是明清江西商帮的一个隐喻，一曲挽歌，或者一节意味悠长的尾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