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有一篇叫《清朝的垃圾时间》写的蛮不错的。

所以，我也来聊聊我认为的清朝垃圾时间，也就是清朝最后的十年。

那个文章里有一段说，让清朝政府继续存在下去，稳步地有秩序地进行改革，中国的现代化将会来得更快些，受到的损害也会更小些；革命只会对社会造成破坏，辛亥革命不仅不必要，而且带来军阀割据下的动荡和混乱，把事情搞砸了。

那真实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其实，早在上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前后，对这个问题就有过激烈的争论。

争论的一方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另一方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

前面所说的基本论点当时就以稍有不同的形式提出来了。

争论的结果怎么样？当时留学日本的林伯渠后来回忆道：“民主共和的思想，以排山倒海之势，终于压倒了君主立宪论。”

事实表明，当时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对这个曾经煊赫一时的清朝政府早已经不再有丝毫眷恋之情。

这不能怪大家无情。

因为最初，许多人的的确确的，把希望寄托在清朝政府身上，期待它能够进行真正的改革，救亡图存。

可是，事实是冷酷的：这个政府已经腐烂到极点。

于是，人们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和失望后，再也无法对它抱任何期待了。而国家的一切权力又都集中在朝廷手里，不推翻它，中国是没有希望的。

当时的爱国者为了对这个异常尖锐的问题作出抉择，经历过多少激烈的思想斗争？

孙中山、黄兴到其他革命派人物，最初何尝不曾想通过温和的改革来拯救中国。但是，这些善良的愿望都被无情的事实碰得粉碎，而迫在眉睫的危机又不容许人们从容不迫地继续坐视下去。这才驱使他们下定狠心，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

不妨重新考察一下清朝统治集团最后十年的实际情况，看看它有没有可能稳步地有秩序地进行改革，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这里说的“最后十年”是约数，是指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那十来年的历史。

清朝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戊戌变法失败后，它的最高权力完全握在慈禧太后一人之手。她是个只醉心个人权力的人，这时已年老多病，又经过甲午战争、八国联军进攻的打击，待辛丑订约后，她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平稳地度过余生。

所以，正当国难深重之际，最高统治者况且如此，又能指望整个政府有多大作为？

1908年，光绪和慈禧在两天内相继死去。

慈禧一死，在清朝内部没有一个人能填补这个空白，能够拿大主意，代替她原有的作用。这就使本已日趋绝境的清朝政府更是全乱了套，更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

这时，清室各少年亲贵争出揽权，统治集团不仅越来越自我孤立，内部更闹得乌烟瘴气。

少年亲贵是一群不懂世事的纨绔子弟，于是朝政越来越糟。清朝统治集团呈现出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末日景象，难以挽救了。

至于满朝文武以至封疆大吏，除袁世凯、张之洞、岑春煊等少数人外，已看不到多少有所作为的人。

对已经腐烂到如此程度，只在苟延残喘的清朝统治集团，你还指望它能轰轰烈烈做出一番大事业，稳步地有秩序地推进改革，使中国的现代化来得更好些？

历史从来是复杂而多面的。

为了作出正确的判断，需要有整体性的眼光，恰当地分析它的各个侧面在全局中所占的地位，抓住主线，分清主次。

清朝统治集团最后十年，中国面对的最突出、最紧迫、最令人焦灼万分的矛盾，就是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

这不是通常的平静的时刻。中国会不会亡，成为压在人们心头最沉重的问题。再没有其他任何问题能够同它相比了。

面对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谁能够实行真正的改革，奋起救亡图存，谁就能得到民众的支持以至拥护。

其实，从预备立宪一开场就可以看到，清朝政府一方面是力图以准备改革的姿态，来稳定已严重动荡不安的局面；

另一方面，在改革大旗幕后充满著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权力争夺战。整个清朝统治集团，包括各级官员，已经腐败，大局已坏，对他们的改革成绩实在不能作过高的估计。

孙中山在1904年写道：“满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

孙中山的观察是深刻的，看法是中肯的。

武昌起义是遍及中国的全面危机的产物。局势发展之快速，规模之广泛，声势之猛烈，是惊人的。

短短一个多月内，便得到全国将近三分之二省份的响应，长江以南各省已全部宣告独立。它是民众长期郁积的对祖国前途焦虑和对清朝政府强烈不满的大爆发。

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覆灭了。这个统治集团已经腐烂得无药可救。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当历史走到这一步时，它的覆灭是必然的，谁也挽救不了。